由《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主办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于2011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主办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于2011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贺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根据这次投资年会的主题和联系人对我提出的建议，我想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收入分配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观点。

　　首先，我谈谈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小康社会的区别。

　　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基本小康，或者说是达到了总体小康的水平。但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农村中大约有1、2亿人口尚不到温饱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有一个温饱，那是一个低水平的，而且是很不全面的，发展也是很不均衡的一个小康水平。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十六大的时候就适时的提出了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各项指标要求更高了。特别重要的是，发展要均衡。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应该发展均衡，收入分配应该比较均衡。而不是被所谓“被平均”这样达到某一个水平，要达到真正的均衡。要在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之下达到全面小康的阶段，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这是我对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一个认识。因此，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按照全面小康的要求，绝大多数的人，全国绝大多数的地区都达到真正的小康。

　　其次，我想谈谈，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不久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的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关于“攻坚”这个含义，前不久我在沈阳谈了我的看法，我今天想谈谈关键时期。

　　我认为这个含义是非常深刻的，不是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攻坚时期，它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一共是20年，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半。那么在这10年当中，应当说我们国家在建设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GDP总量今年，或者说是去年跃居世界第二位，超过了日本。因此，最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们，把中国忽悠到天上去了。得

　　但是，自己应该知道自己究竟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和困难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就是，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这种发展趋势说得严重一点，正在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基本的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就看“十二五”这个五年当中怎么发展。如果还像前十年那样，让我们的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让我们的个人之间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就那麻烦了。所以，这五年能不能扭转这个发展趋势，是非常关键的五年。如果扭转不了，那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问题就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这就是我们说关键时期、攻坚时期的真实意义所在。是我谈的第二点。

　　最后，我想谈谈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和调整的思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从城乡差距来看，我们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已经扩大到了3.3：1。世界上城乡差异的一般水平是2：1左右，那么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一般情况。

　　再从经济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我们已经超过了0.5，大家知道0.4是一个警戒线，这是属于收入分配的差距悬殊的表现。我们按照2004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来看，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系数0.47，印度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它的经济系数是0.37，我们是0.47，美国的经济系数是0.41，当然世界银行的数字不能绝对的相信它，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公布这样一个数字，只好参考，但是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004年公布的那么多国家的经济系数，唯有巴西比我们高，其他都比我们低。再从最高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与最低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这两个收入之比来看，这两个收入之比中国是10.7倍，也就是最高的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收入的20%的人的平均收入，两项相比是10.7倍。

　　而美国，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记住，它是8.4。俄罗斯，我们认为也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出来，值得研究的一个国家，它的比例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全世界这两个比例最低的，是3.4倍，我们超过了10倍，这不能熟视无睹，不能不重视！

　　再从行业收入的差距来看，我们最高的行业与最低收入的行业相差15倍，我们国务院系统改革过程中就是这么一个数。国企的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二者之比相差128倍，这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很难理解的。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坚决对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进行调整。那么怎么调整呢？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我认为：

　　第一，要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渐调整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重，调整这个比重必须是要实现科学的最低工资制度。如果说一个企业家要在中国办企业，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都不能给职工，那就不能在中国办企业，这也是各国的共同的做法。

　　80年代初，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所在那个州小时工资低于6美元，就可以去法院告老板，一告一个准，中国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不但最低工资制度实行不了，我们还欠职工的工资，甚至要我们的总理去帮着他们讨工资，这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要规范公务员、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制度，并且严格的按个人所得税进行征缴。我们公务员的工资这次改革迈出了一步，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同是公务员，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工资会差那么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是副部级的干部，国有企业的高管，为什么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我们有一个国企的高管跟我比较熟，我们在一起开玩笑，他说我们是跟国际接轨。我也不客气，我说你是高管，你跟国际接轨，但是你的职工跟国际接轨了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要规划。

　　第三，要加大财政税收这个杠杆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引到资金和人才向需要发展或者欠发达的地方流动，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最后，我要讲的，最近我向媒体谈了不少我个人的观点，归结起来说这些观点不是主流的观点，是非主流的观点。之所以是非主流的，我想可能是我经济理论上，一是，挑战凯恩斯的理论，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二是挑战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说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我认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人家说要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流动性泛滥，我说不可能；人家说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好，我说不能盲目，有可能出现经济滞胀；人家说应该是宽财政、紧货币，我说应该是紧财政、宽货币。

　　总而言之，我的许多观点跟主流的观点有点儿不大一样。因此，不能保证它是正确的，仅供各位参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