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1年1月10日，2010CCTV经济年度人物论坛北京站(第三场)召开。上图为嘉宾在录制节目。

　　以下为全部实录：

　　主持人 陈伟鸿：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各位来到蓝色经典天之蓝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节目现场，这里是《问道2010》，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伟鸿，欢迎各位来宾的光临。

　　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四位2010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人，这四位候选人处的行业完全不相同，一位是农业方面的专家，一位是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位是IT领域的专家，还有一位是经济学的专家。当这四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是我们期待的，在各位出场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下请到现场的两位经济观察员，一位是《经济参考报》的总编辑杜跃进先生，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华夏时报》的总编辑水皮先生，欢迎您。

　　好了，马上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第一位即将出场的嘉宾。

　　(播放短片)

　　陈伟鸿：刚才短片当中各位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刘永好，其实刘永好先生已经是2006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当选人，这些年来，他的很多工作、思考都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我想先问一下在场的两位观察员，这么多年下来，你们觉得刘永好身上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吗？

　　水皮：我2006年也是目睹他当选经济人物，要说现在的变化，和过去比也是有，头发比过去长了一点。

　　陈伟鸿：头发比过去长的一点。杜先生，你感到他有什么变化吗？

　　杜跃进：我感到他是一个企业家，更多走向承担社会责任。

　　陈伟鸿：可能他心中有更多情感一一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用掌声请出刘永好先生，掌声欢迎他。欢迎刘总，来，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您，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2010年对您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我们希望您能够带到现场一个纪念物，这个纪念物可能和您对这一年的回望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可不可以展现一下？

　　刘永好：在开年的时候，我再次到映秀去了，我到映秀地震中心找了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地下100多米喷上来的，叫地震石，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实际上有一个故事，“5·12”地震以后，全国人民给了相当多的爱和帮助。要过年了，我就在想，四川人把年饭看得非常重要，年三十从全国各地再远都得回家去，这个时候拿映秀来讲，一万多人死去了大概八千多人，还剩四千多人，很多人没有亲属了，没有父母了，没有儿女了，这个时候是最伤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个时候去，所以年三十的时候我就去了，我带着全家，带着我们公司的高管一起去了。

　　陈伟鸿：那年你们的年是和映秀的百姓一起过的。

　　刘永好：对，我们发了一些红包，同时发了火腿、香肠，一块吃年饭。

　　陈伟鸿：礼物是很大包，多大包，给我们比一下，拿到应修去，每家每户可以分到多大的包？

　　刘永好：大概有几户开着手扶拖拉机来拉的。结果那天特别巧，恰好温家宝总理去了，他到好几家去看，有腊肉、香肠，就问哪来的，别人告诉他刘永好送的，说刘永好在哪里，书记就说刘永好就在旁边。

　　陈伟鸿：此刻就在我们镇上。

　　刘永好：对，温总理讲把永好请过来，他们就把我找到，找到，来的时候，总理他们准备要走了，这时候总理的车队停下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永好，灾民感谢你，政府也感谢你。我当时非常的激动。我下决心，这三年，每年年三十都会到映秀去，所以说第一年去了，第二年去了，今年是第三年，映秀整个建设建好了，我们会在这办一个宴会，在大街上办一个宴会吃年饭。同时我跟政府达成协议，整个映秀四千多人的就业，三年之内我们全包了，同时我们要把映秀修建设成一个旅游的高地，经济发展的高地，把旅游搞起来，从一个所谓的死城变成经济的活城、高城，同时我们提出要保护应修羌族文化的建筑和文物，同时把它办成我们国家抗震精神的爱心教育的基地，大概这四个任务，我们签订了四十年的协议，第一期我们将会投资两千万来打造这个项目，我也引进了其他一些朋友，我的在丽江做旅游的一米阳光的刘老三，他做旅游做得特别好，他做总经理，他联系一个团队，我们全力以赴支持，希望把映秀震后建设的更加好。

　　陈伟鸿：您刚才特别提到今年会举办一个宴会，希望把四千百姓聚集到映秀，选定日子了吗？

　　刘永好：腊月二十八。

　　陈伟鸿：如果现场各位想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可以吗？

　　刘永好：可以。

　　陈伟鸿：大家愿意加入到这个宴会给映秀加油吗？

　　观众：愿意。

　　陈伟鸿：谢谢，这个掌声也是给您的掌声。接下来看看出场的第二位嘉宾是谁，他又会带来什么纪念物，请看。

　　(播放短片)

　　陈伟鸿：现在我们用掌声来请出今天第二位嘉宾孙丕恕先生，掌声欢迎他。

　　您好，孙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一直在想，您会带着什么样的一份纪念品来到我们现场呢？因为从短片里看，您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拆弹专家，所以是不是应该带着某个纪念品来到我们现场？

　　孙丕恕：是这样，我是带着纪念品。

　　陈伟鸿：不会是服务器吧？

　　孙丕恕：不是，在我身上。

　　陈伟鸿：大伙儿猜猜看，是什么纪念品？

　　杜跃进：手表。

　　陈伟鸿：水皮先生呢，不用猜了，答案都出来了。为什么猜手表？

　　杜跃进：我想他身上唯一的跟时间，跟他的服务器靠近的东西就是这个。

　　陈伟鸿：我原来以为是眼镜，你要通过这个眼镜来更看清楚你自己的路和别人的路。如果说是手表的话，是不是给大家展现一下你的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手表。

　　孙丕恕：这个手表实际上一直佩戴在我身边，一直戴在我手上，表带换过多次了，电池也换过很多次了。

　　陈伟鸿：有多少年历史了？

　　孙丕恕：从1993年开始我就戴着这块表。从我的成长历程中，1993年我们开发完成了中国第一台服务器的产品，做了一个纪念的手表，一方面有纪念意义，我们当时打破了国外在服务器行业的垄断，就是现在用的互联网的云计算垄断，同时也在激励我，当时我们提出说，不但自己要做服务器，还能做出高端服务器。手表就像说，只要它还有动力，它就会不停地跑，所以激励着我不停地往前跑，看到我们IT行业很多企业都转行、倒下的时候，我们自己，我这个企业，包括我本人，还能继续前进，怎么能把服务器这个产业能做大、做强，能跟国外抗争，并且能不断地向价值链的上游进行攀登。所以每次这个表戴在手上，一直看时间，知道走在哪里了。第二，看到它就有一种兴奋感、自豪感。因为这里面就是说，因为自己曾经打破过国外的这种垄断。第三个，还有一个责任，怎么使我国信息技术变成自主可靠，所以三个责任。

　　陈伟鸿：听起来这个手表不是一个普通的手表，几乎是一个魔法手法，很多没戴这个手法的企业他们都倒下了，什么时候您这个手表是不是可以借给更多的企业，让他们也来感染一下您的这份责任感，您的这份向前的动力，可以吗？

　　孙丕恕：可以。

　　陈伟鸿：可以，但是戴在不同人身上，可能作用不一样。

　　陈伟鸿：还是不想给别人戴，那这个纪念品您留着，请入座。我们两位候选人都已经出场了，正像我节目一开始所说，他们各自的行业实在是相去甚远。刘永好先生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很多思考，孙先生在IT领域，这个现在全球可能最时尚、最尖端的行业，有很多追求，两位坐在这，你们可以从他们的外表上看到不同的气质或者不同的追求吗，看看两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水皮：刘永好的发型做的很好，孙总多了副眼镜，文人气质比较重。

　　陈伟鸿：是，刚才他们其实讲述的是和自己的2010年有关的一些记忆，在这样一些记忆当中，您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有没有您感到好奇的地方？

　　水皮：我觉得浪潮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个企业，可以说是“剩斗士”，就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早年间就起来的IT企业，现在斗志还不减。

　　陈伟鸿：斗志非常昂扬。

　　水皮：在这点上跟刘永好好有一拼，刚才刘永好讲话的中气十足，跟四年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陈伟鸿：我们让两位当事人自己评价一下，谁的斗志更加旺盛？

　　孙丕恕：我还要向刘总学习。他比我大，斗志还比我强。

　　陈伟鸿：他的斗志比您强，如果十分是满分，孙先生，您觉得刘总事业上的斗志是几分？

　　孙丕恕：他应该是11分。

　　陈伟鸿：你自己是几分？

　　刘永好：他自己一定给自己10分。

　　陈伟鸿：万一他斗志更强，说自己12分。

　　孙丕恕：那年我们一块去美国，在路上有交流，虽然行当不同，他是做农业的，农业产业化的，是带头人，我们是做IT的，为农业信息化提供服务的。

　　陈伟鸿：那时候你们的美国之行中，你会想到，有一天你们俩人会以这样的身份坐在一起，坐的更近？

　　孙丕恕：当时我们在美国，比这个还近，还喝酒呢。

　　陈伟鸿：刘总，现在孙总是把至高荣誉戴在您身份，以超出满分来表扬您的斗志，你觉得你的斗志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强？

　　刘永好：我坚持一个理念，快半步，走的太快了不行，容易倒下，摔跟头，太慢了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快半步是不错的选择。近三十年来，我都坚持快半步的思路，在农业领域，在我们帮助农民在提高收益，在扩大规模，在方方面面取得发展，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不过我们浪潮也做的非常好，计算机谁都知道，是高科技，是尖端，我们国家在很多的企业以前都做，但现在倒下去了。浪潮仍然坚持，这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孙丕恕：谢谢，谢谢。

　　陈伟鸿：表扬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孙先生在节目之后，应该把您的手表借刘总戴一下，感受一下特殊的力量。杜先生对他们俩人有没有好奇之处？

　　杜跃进：我感到他们的共同之处，上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两个都会抢你的话头，因为他们一上来谈起自己的事业滔滔不绝，有很多话、很多话要说，这点实际上是背后体现了他们事业做到今天的精神。

　　陈伟鸿：刘总的很多话里面，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句话？

　　杜跃进：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我感觉到他的一个转变，由一个过去主要讲效率的企业家转变到一个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企业家，他讲到他到映秀去，要举办长街宴，要慰问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刚才我们在后台还讲到，他要让那里所有的人都就业，而且要让他们的生活达到县城的水平，未来还要达到成都市的水平。

　　陈伟鸿：这个听上去，你衡量一下，这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吗？

　　杜跃进：我觉得用经济的办法，用市场的办法，是可以做到的。

　　陈伟鸿：刘总有没有担心这个目标太过于美好，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让所有人在映秀都像你说的，有工作可做，有美好的生活可过？

　　刘永好：我觉得完全有可能，首先是有全国人民精神的支持，还有全国人民物质的支持，现在房子建的特别好，条件，旅游的条件，环境都挺好。还有，这个地方是全国人民在相当长时间里面、惦记着的、想着的、关心着的、爱着的，曾经做过奉献的，帮助过的，大家非常愿意去看看，现在究竟怎么了，地震怎么了，现在究竟怎么了。所以我觉得把它办成一个旅游的小镇，这青山绿水，这个地方叫做藏羌风貌，这里有太多的故事，还有地震博物馆，我们准备把叫做丽江的这些旅游的要素把它引进来，所以我把我的学生刘老三也带来了，他在丽江做的特别好，我相信把丽江的文化，旅游的理念结合起来，我觉得做好完全有可能。

　　水皮：我还是比较佩服他这个勇气的，因为像震区，尽管硬件的设施跟上来了，但是因为人气不足，很可能当地居民会陷入第二次贫困。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你会不会担心别人会问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发国难财呢？因为你毕竟是引入了商业经营的这种模式。

　　刘永好：映秀镇跟汶川县委县政府为这个事研究了很久。大概两年以前，地震后没多久，我到映秀去的时候，县委书记就跟我讲，永好，今后的旅游，这的发展，就是经济，震后建设希望你多做贡献，当时我一直掂量行不行，经过这两年的发展，经过我们的研究，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这个地方人也比较少，要发财是不那么容易的。我们准备先投两千万，可能要亏好几年，不过亏不要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凝聚大家，要树立信心，我相信三年以后，一定不会亏。当然，假设能够盈利，能够赚钱，让我们老百姓的口袋满一些，让他们的生活水准能够达到县城，甚至省城的水平，我觉得不是更好吗？我们跟政府，跟村民有西医协议，我们在40年的时间内，希望把映秀能够打造成一个跟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有精神依托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园，我们有信心。

　　陈伟鸿：尽管有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了刘总坚定的一份信心。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即将出场的第三位嘉宾，他到底是谁呢？

　　(播放短片)

　　陈伟鸿：好，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我们的第三位嘉宾汪建先生，掌声欢迎他。

　　汪先生你好，来，很多人从短片当中知道，来，我们在这跟大家聊一会儿。

　　短片当中大家看到了您的年纪，说年过半百，但看起来还是精神矍铄，一点都不像年过半百，是不是得益于您的登山、您的挑战极限，秘诀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最适合您来回答，您是做基因研究的？

　　汪建：心情很好，一直心情很好，登山挑战极限肯定是加速衰老。

　　陈伟鸿：心情很好是保证年轻的一个秘诀是吗？

　　汪建：对。

　　陈伟鸿：但是登山对您来说不仅仅是事业爱好，我知道在事业推进过程中，同样有登山的这种感觉。十年前您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国际人类基金组计划，从十年前，到十年后的今天，在这个领域，您的攀登感觉是什么，能告诉各位吗？

　　汪建：我是代表中国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几个创始人之一。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希望，从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能不能跟它进行同步的发展，最后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跨越和引领性。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从参与到同步，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引领发展。

　　陈伟鸿：我们要用掌声来祝贺一下。

　　十年前的梦想在这一刻都已经实现了，但为什么在您的脸上依旧是这么淡定又淡定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喜出望外呢？

　　汪建：那个是一个科学研究，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仅仅在科学上有些贡献，在技术上有些突破，但是还没有到人民大众中去，我想说，科技不为人民服务，科技不为民服务，不如回家卖红薯。

　　陈伟鸿：任重而道远。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纪念品，可以承载您对这个年份的特殊记忆？

　　汪建：这一年，我们去年实现了科学上的比较大的突破，我带来一个杂志来了，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科学论文编成一个集，既有它的系统性，也有它的比较宽广的覆盖性。还有一个，它的数量也很多，用单一一个机构来发表的论文，在文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论文，做一个评价的话，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记录。

　　陈伟鸿：全球第一的记录？

　　汪建：中国第一。全球在我们的领域，可能去年也算是比较好的，更希望这些科学技术能够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这是我们最大的梦想，去年开始有了突破了。

　　陈伟鸿：我们希望这个突破在2011年能够有更好的呈现，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技术开花结果，更大范围里来造福人类，我们请您入座，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认识的是今天的第四位来宾，这位候选人在过去的这一年非常的忙碌，国内国外、学术领域、国际会议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听到他智慧的声音，他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

　　(播放短片)

　　陈伟鸿：好掌声欢迎李稻葵先生，有请。

　　欢迎您李教授。

　　李稻葵：伟鸿你好。

　　陈伟鸿：你好，你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在年度人物的特别现场见到您，之前我们会在很多论坛上，甚至在课堂里听过他的课。今天出场我不知道给两位观察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们能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你们心目当中的李稻葵和你们面前的李稻葵。来，角度已经转向杜总了。

　　杜跃进：我听到李稻葵老师讲课，今天看到李稻葵老师比较疲惫，可能是在两个战场作战，作战的非常辛苦。

　　陈伟鸿：穿梭在国内国外两个战场上。

　　杜跃进：但我今天还是想问一问李稻葵老师，借这个机会问一些问题。

　　陈伟鸿：咱们这个问题等待会儿坐下来。

　　好，这是第一印象，水皮先生，来，从您这个角度观察一下。

　　水皮：今天挺酷，领带非常跳，就有点像李稻葵兄现在在经济学家人群中的角色一样，比较跳。

　　陈伟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的观点非常新锐，观点非常有力，但是你总会用你的儒雅的外表来迷惑一下你的对手，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知道你会出拳如此之重是吗？

　　李稻葵：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观点激烈交锋的时代，在观点激烈交锋的时候，我想一个学者他的风格应该是理性的，应该是儒雅的，用理性的、儒雅的声音，来回答一些对方的猜疑，可能他的不见得是正确的观点，在国际场合尤其重要。

　　陈伟鸿：2010年，李稻葵先生穿梭在自己认同的两个战场，国内战场和国外战场，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纪念品，可以来记载这特别的2010年？

　　李稻葵：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包，这个包你看非常的精致，左一层，右一层，非常的结实，质量非常好，中国制造，十几美元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每次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性经济论坛，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这么一个包，中国制造。这个包的背后让我看到了一双双长了茧的，远离家乡的农民工的辛苦，看到了一个一个的我们农民工姐妹的辛苦。但是这个包里面是什么呢？咱们打开看一看。这个包里面是会议的日程，会议的议程，随便翻一翻会议的日程，几乎所有的话题跟中国都相关，几乎所有的话题，中国都是被指责的对象，但是再看一看，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声音，太少了，这就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尴尬。我们制造了产品，可是我们没有制造思想，思想在落后，不制造思想，就跟我们以前常讲的经济落后会挨打一样，不制造思想会被骂，被骂的感觉非常不好，理不直，气不壮，腰杆子不硬，中国经济怎么能往前走呢？所以我的感觉，我们的学者，今天我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该是要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辛辛苦苦劳作的农民工的姐妹们，替他们出去讲好话，把话讲清楚，不能一边辛苦我们生产了产品，另一边却挨骂，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媒体界、学者必须共同努力的，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历史责任。所以这个产品，这个礼物代表了这么一个意思。

　　第三层意思，实际上你再仔细看一看，还有可以挖掘之处，题目，这个上面的名字叫“世界经济论坛”，这个论坛是发达国家发起的讨论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的重要论坛，是他们的平台，我们中国缺什么？不仅仅是思想，可能最缺最缺的是平台。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报纸、互联网最最需要做的就是在国际上创造我们发声音的平台，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崛起的最高境界，生产产品是经济基础，这个是最高级别，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在未来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一定要做好。

　　陈伟鸿：谢谢您，来，谢谢，请您带着这样一份礼物入座。

　　这个珍贵的包就被拿下去了，希望李稻葵先生的这样的声音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十年之后，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拿着同样的包，但是在那一刻，从里到外都是中国制造，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希望你的努力能够实现，谢谢。

　　第三位嘉宾和第四位嘉宾，他们在国际的舞台上，希望为中国赢得一席之地，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当这两位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听听两位观察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

　　水皮：我就想问汪院长，有没有人说你长的像一个明星？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我名字说错了，叫杜新宇的，刚才伟鸿说，你讲话为什么那么淡定，他的语气、模样跟杜雨露非常非常像。

　　陈伟鸿：是他的弟弟吗？

　　水皮：杜雨露经常扮演的就是我领导干部，领导者的角色。

　　陈伟鸿：所以你觉得今天的汪总也特别有领导着的感觉吧？

　　水皮：他特别有这个范儿，因为我关心的是什么，登珠峰的人不少，我有好几个朋友登过珠峰，有很多人反应不太好，下来身体有反映，我不知道你的脑子转的快还是要停下来思考？

　　汪建：停一下，珠峰只有一个，不可能老登。第二，登下来，脑子肯定转慢了，更固定了，更执着了。我很感谢美国的《science》杂志，把我的一篇科学论文登在《science》杂志上，弥补了我们国家50年没有杂志登在《science》上。

　　水皮：那么多登珠峰的，都没有说把一篇论文再登到那个杂志上，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亮眼。

　　汪建：所以没准可以吉尼斯一把。

　　陈伟鸿：所以下回您上珠峰去的时候，再一次上珠峰去的时候，一定像今天这样，把自己的论文集在珠峰上展示一下。

　　汪建：给谁看？

　　陈伟鸿：给我们看，给我们登不上珠峰的人，我们可以看你的照片。杜先生有什么问题想问？

　　杜跃进：我觉得汪先生打破了我脑子里印象里的科学家的概念，有点青春，有点另类，也很直率，当然头发白一点，实际上他看起来还是很青春的，进来的带的还是很阳光的青春的帽子。

　　陈伟鸿：如果再稍稍年轻一点，他基本上把你列如新新人类了。

　　杜跃进：但他毕竟在从事前沿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研究。

　　陈伟鸿：是，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杜跃进：现在在我们日常跑道中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现在大家经常会提到转基因食品，比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油料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问一下汪先生，这个问题的提出究竟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量，或者一种宗教或者伦理方面的观念性的考量，还是真的出于对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事情的不确定性的考量引起这么一种争论。

　　陈伟鸿：请用科普的语言来解答这个非常正面的问题。

　　汪建：我先从正面的，从科普的角度谈我的看法，转基因的名词用的恰当，大家都不会有意见。比如从袁隆平先生开始的杂交水稻，不就是互相转吗？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进化发展过程中，从猴子变成人，再往前追，我们身上有跟细菌共同的基因，我们身上带有跟植物一样的基因，也带有很多虫类的昆虫的基因，也带有很多动物的基因。所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吸取其他物种的基因，来生成进化上最高的。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中国的食品链上，茭白，咱们湖南人叫它茭白，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叫，这个茭白炒肉吃，很好吃，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真菌感染基因，转基因转进去以后导致的这种结构，而在其他地方，茭白都没有这种自然的基因导进去以后，它就形成不了那种大的结构，它就不能成为餐桌上的一个菜。

　　另外说，在转基因，比如现在在用同一个物种的不同的芽种之间转来转去，没有争议。但现在拿细菌的基因转到植物或者动物身上，会是什么样子。我从科学角度想，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个人认为既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宗教思想的渗透，导致了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在科技界，从来没有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给人民群众科普和回答这样的挑战。而反对转基因的人，他是有组织的，他们是有思想，是有图谋的。而做转基因的科学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科普问题，不需要回答。所以在民众之间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但是我讲，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把这个名词给它更加清楚的定义，科学家也有义务给出一个科学的回答，我想这样的疑惑或者是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就会逐步逐步去除掉。

　　总体来说，利用物种之间的优秀基因，来培养新的品种，是一个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潮流，这是主旋律。

　　陈伟鸿：谢谢汪先生给大家普及的和基因相关的一些，和转基因相关的一些知识。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李稻葵先生的身上，在这一年，两位观察员对李教授有什么样的好奇之处来提出。

　　水皮：我不是好奇之处，我要请教一下稻葵，因为你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国内独立的经济学家进入这个委员会的不多，我们整个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怎么确切的一个解读，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宽松，真的是宽松吧，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到了比从紧的时候还要高的程度，18.5%以上，但你要说它从紧，实际上货币投放量在去年的背景下还是投放了7.95万亿。所以我们该怎么正确理解货币政策，究竟是紧还是松，你这个货币委员会的委员，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陈伟鸿：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探寻权威答案的，除了刚才转基因的权威答案之外，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关于货币政策的权威解读。

　　李稻葵：对，水皮先生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你点出了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之处，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能简单的以松和紧来理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国际上承认的货币，都是以非常宽松的政策取向来进行发行的，所以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是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最突出的一个特征，这种大的背景情况下，我们的政策确实是非常谨慎的，也需要谨慎，同时也比较复杂。一方面，需要有比较高的准备金率，来把我们流入到中国境内的过剩的、过多的资金，能够留住，短期内不要让它闯祸，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资金进来的时候，它可能抬高我们的物价和资产价格，等它走的时候，走的时候不打招呼，可能瞬间就走了，走的时候会带来重大的灾难。所以今天这么高的准备金率，从数字上看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但是从现实上看，流动性确实又是相当的充足，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国际上的大量的宽松的，以宽松政策为导向的这些货币政策所发出来的，到处泛滥的流动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政策应该有一种基本的一个精神取向，我指的精神取向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主要的央行都喝醉酒了，都在狂发货币，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们不能跟他这么干，我想我们这些近邻，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可能它的政策收的不够紧，我愿意私下跟你打赌，五年之内，这些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必然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子的大规模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我们所有的市场的参与者，眼光放远一点，要关注我们经济的长期的、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能用传统的，也不能用短期的眼光，看今天的政策。

　　陈伟鸿：我们的另外一位观察员也在跃跃欲试，早有准备。

　　杜跃进：今天的主题是《问道2010》，可能这个问题问李稻葵老师最切合这个主题，我就想套用一个《华尔街日报》过去发行的一个话，他对他们的记者曾经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怎么样做报道，宏观经济形势怎么样，经济形势与你有何相干，然后你应该如何应对，所以我就想借着这个模式问一下李稻葵老师，站在中国今天普通民众的角度，宏观经济形势怎么样，这个形势与我们的民生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稻葵：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我自己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一定时间了，20多年了，在我看来，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需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历史的感觉，要把今天跟过去进行比较，今天跟过去比较，应该说非常客观的讲，我是非常坦率的讲，今天的整体的经济的形势，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历史上少有的健康的情况。你想想看，80年代，我们有物价上涨，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90年代，我们有工人下岗、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有我们的国有银行技术当时已经破产的压力，今天的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尽管我们的物价上涨非常快，但是并没有到两位数，尽管我们的就业有压力，但是并没有到一千多万人下岗的压力，尽管现在的金融体系不能说最健全、最健康、最有效的，但是比起90年代初，我们的大量国有银行技术上破产而言，那是好得多了，所以我想整体上讲，今天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国际的眼光，也应该把中国的情况跟国外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远很远的，所以绝对不能因为今天取得一点点的成绩就有任何的骄傲自满，还需要奠定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平稳的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应该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再谈个人的理财、个人的就业、个人的职业取向，那就比较容易了。

　　水皮：我想请您预测一下今年的经济形势和在今年的经济形势下，跟民生的关系怎么样，百姓应该怎么应对？

　　李稻葵：2011年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是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比较平稳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元年，今年增长的速度，我个人的预测，应该能够达到9.5%，尽管没有2010年的10%以上那么快，但是9.5%一点不慢了。

　　今年的整体的物价水，在我看来应该能够保持在4%左右，甚至于以下。因为整体上讲，中国经济的基本的格局是内需不足，是总供给大于需求。在这个大背景下，价格除非发生重大意外，没有理由出现迅速的、快速的这么一个上涨。今年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宏观上讲应该是不错的，但这么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应该什么呢？抓紧机遇，年轻人加强学习，增加你的本事，经济结构在调整，我们的经济需要更多的，有国际化技能的，更加能够适合于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技能，同时对于我们的家庭，我也呼吁，坚持长期投资理念。我知道我们很多的记者们，很多的投资者们，关心短期股市的波动，我的建议，坚持长期投资，今天的股市的价格，从各种各样的指标来讲，历史的比较，横向的比较都不高，这个时候是长期投资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加强学习，增加本事，坚持长期投资，这样子你的心态就会比较平稳，这样你就能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你个人的事业、个人的财富才能不断上涨。

　　陈伟鸿：看来李稻葵先生是给了很多普通百姓一个应对秘籍，让大家在2011年的经济形势发展当中可以寻求更好的一些收益。我想在我们四位候选人的身上，大家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一些气质，比如说专注，比如说执着，而他们的专注、执着、努力是延续在2011年的每一天中，究竟365个日日夜夜里，哪一天是最难忘的呢，我们这一刻也要请他们写下自己最难忘的一天。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四位嘉宾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人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某一天是自己最难忘的，有人是反复思量了很久，终于艰难地选择了一天。汪先生甚至还参考了一下旁边李稻葵先生的难忘的日子，虽然在此刻是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李先生现在还在写，好了，我们先从已经写完的刘永好先生开始，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题板，让我们看到365天中的哪一天让您印象最深，来，请亮板，2010年的12月28日，刚刚过去的几天，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

　　刘永好：这一天我跟我们集团的一些高管到乐山，到井研县，十分偏僻的一个山区，一个小村庄里面去了。很高兴，在这看到了一个农民，一个30岁左右的女同志，她是在城里面上大学，成都，毕业以后在成都打工，在一个制鞋厂里面，经过了八年的努力，做到了叫做人事主管的位置，也赚了大概八万块钱，这时候她想到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非常好，而现在的农村在养猪畜牧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经过认真的研究，她跟她的丈夫商量，决定不在城里面干了，回农村创业。于是乎，她在今年的7月份到了她的井研老家，参与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并且在农村金融担保公司的支持下，办起了一千头猪的养猪厂，这个养猪厂大概有个篮球长那么大，一千米左右，养了一千头猪，经过半年的努力，她卖了，赚了八万块钱，她现在正在准备，明年要养两千头猪，并且成为养猪合作社的一个最积极的、最重要的成员。并且她通过叫做农村电子商务网来研究商品的价值，同时跟我们的技术服务公司和我们的养殖担保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协议，就是说走了一条农民、农企、农户联合走一条现代化农业的这条路子。

　　在今年春节两会期间，我提出了，我们“三农”问题要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要把简单的、单个的个体的农户 ，变为农业的龙头企业，农业问题的解决就有希望了，这时候我就提出了变“三农”为“五农”，通常讲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把它变成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企问题、农社问题的解决。现在农民的文字叫雄幼，在他身上，从井研县，从乐山市，我们在新希望的实践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景。过去这一年我们已经有上百万户农民经过这种模式，建立了养猪、养鸡、养鱼、养鸭的产业链模式，这是一种新的产业链模式，这是一种能够保证食品安全的模式，因为这个产业链里面，我们的产品都可以追溯的。我们在农村实施的，在乐山实施的是什么呢？叫“六方合作、八统一”模式。所谓六方合作就是农民、农企、农社和政府，和金融担保公司，和我们的养殖服务公司的统一，“六方合作”。“八统一”就是种源统一、技术统一、原料供给统一、收购销售统一、市场统一等等八个统一。“六方合作、八统一”的模式是全国农村新格局下开创出的新模式，但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模式。但是总的一条，正在走上一条现代化的、规模化的、产业链化的组织起来的农业产业发展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我们国家已经从沿海到中部，到西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村新的希望。

　　所以说在今年我向政府的相关的领导提出了，我们是不是搞一个叫“中国现代农村振兴规划”，那么支持、鼓励这种新的格局，来发展农业产业，这就是我。而在这一天，12月28日这一天，我到农村去，看到我的这种思路下，我的一个成功实践的案例，所以我非常高兴。

　　陈伟鸿：就像是曾经播下的一个种子，在这一天你看到它破土而出，发芽了，这种喜悦的感情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描绘到的农村产业化的路径，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不同，两位怎么看？

　　水皮：看到成功苗头的个案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说了很多年农业产业化，但是我们发现即便在农产品大规模炒作的2010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出现与此同步的一个增长。我倒是觉得刘永好的实践恐怕是一个值得我们推广的一个实践，但是可能还会有个过程。

　　我这里想问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做农业产业化的，应该算农业专家，在农产品大规模被炒作的那个时候，像你这样的企业，你究竟是乐观其成，还是身受其害，我就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

　　陈伟鸿：你是高兴呢，还是郁闷呢，什么样的心情？

　　刘永好：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郁闷。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猪肉、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都增加收益，我们企业也发展，我高兴。但是在有些时候，我很郁闷。有一年，“两会”期间，我到人民大会堂，还在路上，几十个记者把我包围了，说刘先生，你是养猪的，猪肉价格那么高，我们CPI上涨那么快，你说你们这些养猪的有责任吗？我就讲，我觉得不公平，我们养猪的，有时候价格很高，我们赚钱，但是多时候，我们养猪的是亏损的。

　　从2009年的9月份到2010年的6月份，全部养猪的全亏损，全中国没有一例赚钱，因为全中国猪价太低太低，不但养猪亏，养鸡亏、养牛亏、养鸭亏。下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了，这时候拉高了CPI，我觉得这不太公平。所以有一个统计，国家统计局在计算权重的时候，把肉、蛋、奶的权重不要放的太高了，要不然农民朋友受不了。

　　陈伟鸿：争取写您进今年的提案内容当中去。杜先生有没有问题想问？

　　杜跃进：我想问一下，我们自从农村改革承包制以后，把农村的生产力很大程度的释放出来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一个格局就是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格局，这个格局可能在现阶段，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基础不了，还不能改变，所以刘永好先生和他领导的新希望集团在这方面搞了一个叫公司加农户这么一种组织形式，加合作经济组织。

　　陈伟鸿：现在已经开展为“六方合作，八方统一”了。

　　杜跃进：在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连接点。但现在接着我前面提到过的一个食品安全的话题来说，确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些传说，当然是未经核实的传说，比如我们的猪肉里面是不是抗生素太多了，因为农家单个养殖的时候，条件比较差，猪容易生病，他们就大量打抗生素。所以当你们的公司和农户合作，就是散养在各个农户，最后由公司来集中收购，然后比如说屠宰，最后上市等等，怎么样能保证这样的食品的安全，保证这个质量？

　　陈伟鸿：你这个问题相当于当年在大会堂门口对刘总围追堵截的记者的问题。

　　杜跃进：他们问价格，我问质量。

　　刘永好：我觉得现在中国农村正在进行一个深刻的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由于联产承包责任的原因，我们以前养猪是两亿户养猪，每家养三头、五头、八头、十头，50%是自给，有一半再销售，这是小农经济。但现在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中国的沿海、内地，到西部，现在规模养殖逐步兴起，并且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而在这个格局下，怎么样引导这种规模的、现代的、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生产体系，怎么样提高农民收益的同时，保证肉、蛋、奶的安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了，我们组织起来，通过“六方合作，八统一”的模式，通过农民朋友规模的养殖的模式，通过建立技术服务和检测体系的模式，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有一点，当全国两亿多农民都养猪，养几头猪的时候，当某几个农民养了猪，加了什么问题，怎么检测，监管部分根本没办法，发现不了，就算发现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这是以前的现状。但现在出现了根本的改观，因为都是联合企业的体系，都是合作社，都是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假设要检查你是很容易的，检查你出了一个问题，整个企业都倒大霉，而这时候企业越大，他的担子就越重，而且它联系广大的农民，在这种格局下，他不会随意乱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拿例子来讲，新希望去年销售了1200万吨饲料，是中国的第一位，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的肉蛋奶，我们没有检测出三聚氢氨，跟我们联系的农民朋友的牛奶、猪肉、饲料都没出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规模大了，你必须承担责任，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引导农民朋友走食品可追踪的产业生产体系，就能一定程度保证食品安全，我觉得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个转型。这个转型一方面使得农民朋友联合起来做大规模，提高收益，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农民朋友解放了，到城里打工，变成新市民，另一方面，通过规模的，有组织的，有监控的，有体系的生产体系，保证了视频安全，同时，由于规模提高，使得我们的生产成本降低，使得城市又能够吃上相对低廉的、多样的肉蛋奶产品，我觉得这就是变革，而这种变革正在全国悄然兴起，我们新希望希望成为这样转型的带头者，我们有几百家的龙头企业正在朝这个方向奋斗，当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朋友参与到这个当中来，我觉得这是心火燎原，既是挑战，更是机会。

　　陈伟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刘总很坚定的希望带领更多的农民走在农业转型的道路上，也希望新希望更早出现在农民朋友的面前，刚才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因为对刘永好先生而言，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所以他特别把他带到了现场，接下来看看孙总写下的是什么日子，来，请您展现一下，2010年7月28日，看来28日是个好日子，两个人不约而同选择。

　　孙丕恕：这一天是我们的高端服务器调试成功。现在大家都在谈云计算，它的本质是从云计算里面有两个核心的应用，一个是说做基础的设施，就是基础的云计算的架构，比如用电，就是说像电网一样，用户那边分成两层，一层是发电的，给电网供电的，一个是用电的。实际上云计算也是两层一层是说基础设施，给你供，按流量确定。比如我需要计算力，需要存储，王总这边需要计算力太大了，千万次、万万次的计算力，太大了，大部分人是通过以后的云计算，通过市场用电一样的，用电就去申请，我就可以来用，就是两层。一层是基础设施，像电网一样，像电网一样的云计算；再一个就是搞运用的，两个层面的云计算。

　　我们干的工作，主要是高端服务器，一个是咱们现在讲咱们的军队、金融、电信这些，特别是军队、金融、电信这些行业里面，现在金融电信行业里面很多高端服务器都利用国外的，从经济安全来讲，存在很大的风险。

　　陈伟鸿：这是有潜在风险。

　　孙丕恕：有潜在风险，国外可以远程来遥控你、维护你，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陈伟鸿：有没有可能我们完全取代他？

　　孙丕恕：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想取代他们。

　　另外，从云计算高度来看，就像电网一样，用小电机组也可以做成电网，现在做的发电机组是超超临界的，百万超超临界的，我们现在想做的是高端服务器，就是说原来传统电网的发电技术做得更大，回到云计算里面来的时候，使我们的计算能力更加强大，构筑一个云计算的平台，提供给很多的客户，像汪总这样，要千万亿次，我们就可以用很少的服务器，就可以构筑这个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或者100个P的容量的一个服务器产品。

　　陈伟鸿：他们提出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我们都可以做到、满足。

　　孙丕恕：都可以做到，满足他。以前像这种产品，都是美国主要几个，国外几个主要巨头公司掌握着。我们感到高兴，从我们93年做服务器的产品，一路走来，我们现在追上了，达到了跟他们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甚至有些指标上还有超过他们，这一天特别高兴，我们自己把整个系统调试成功了，可以交付给用户，提供服务了，赶上了云计算这么好的时代，为云计算打下更好的基础，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在云计算里面国内的一个最中坚的力量。

　　陈伟鸿：哪天有没有举行重大的庆祝仪式，因为意义非常重大？

　　孙丕恕：主要是技术人员在里面做工作，调试完成了，大家比较疲惫，还是有特别多的意义纪念下来这个日子。

　　陈伟鸿：您当时也在现场吧？

　　孙丕恕：我在现场。

　　陈伟鸿：您有没有跟这些非常辛劳的技术人员说些什么？

　　孙丕恕：回想我们原来从1993年开始，我们说我们不但要做服务器，并且要做最高端的服务器的产品，今天终于完成了，特别是云计算改造的时候，我们完成的产品跟国外一块同台展开竞争，在国家经济主战场，金融电信主战场，能取代国外的产品。

　　陈伟鸿：在云计算风靡全球的这一刻，我们的浪潮来了，来自中国的浪潮，所以这是让孙总感到非常骄傲的时刻，两位对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豪，有什么看法？

　　水皮：云计算大家谈得比较多，我上回去神州替他们主持年会的时候，请了很多国内外的公司，大家都在谈云计算的一个应用，这个泡沫也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刚才我听孙总的意思，他是卖水的，别人在淘金，他是卖水的，所以他的设备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云计算的整体原理来讲，它实际上是减少对这些设备的依赖，对你这个行业不是个矛盾吗？你的未来不是矛盾的吗？如果真的云计算能够成功的话，如果大家都运用云计算这个技术的话，你这个行业不就危险了吗？

　　孙丕恕：刚才你说做水的，我想说，从云计算来讲，咱们用吃水的道理讲是这个，你挑水用的多呢，还是用自来水用的多，我想大家很清楚，肯定是自来水用的多。那么原来说都没集合在一起，大家可能是单个的，看似好像每个人都要买服务器，那么云计算来了之后，像各种应用，就可能很多的普及了。比方简单说，现在要三网融合的业务来了，原来上网的时候，这是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在网上看，三网融合来了之后，可能大量的视频留在这里面了，这种应用，中小企业的应用，应用一多，自然就拉动对这个设备的需求就起来了。所以云计算，大家虽然说泡沫，在忽悠，在讲，实际上很多人工作，关注很多应用，从云计算能找到我的工作的应用在哪里，我的机会在哪里，像互联网时代，刚出来大家感到是泡沫，2000年，到现在是一种模式。现在说云计算也会经历那么一个时代，可能一开始大家还没有找到盈利模式，但会推动出云计算的很多行业，很多盈利的新的点、很多业务的模式，只要对高端服务器，对云计算这种架构，基础设施提出更多的要求。

　　水皮：你的意思是增量大了，不管人家有没有泡沫，反正我这个钱是挣得着的。

　　孙丕恕：对。

　　陈伟鸿：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看起来是一盆冷水，但这被生生加热成一盆热水了。

　　孙丕恕：你谈云计算，光是说运作，很喧哗，大家很热闹。但是现在核心这一层你不会做，还是等于核心的技术还是在人家手里。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做核心的产品、核心的技术，来支撑着云计算的各种应用。

　　杜跃进：孙总的介绍感到非常钦佩，因为计算机行业一直是竞争非常充分的行业，而且上来就是在国外巨头的压力下，我们民族的计算机企业才起来。这些年来从PC机一直到笔记本，我们都起来了，但是这块现在已经不叫尖端的，叫普遍制造业了，所以浪潮在做高端服务器，服务器我还是有点疑惑，服务器好象包括我们这样的单位用一个采编系统，只要一提出来要买服务器，技术人员肯定提的是要进口的，不是用IBM的，就是用惠普的等等，还没有提要用浪潮的。所以我就讲，刚才孙先生用了一个很过硬的理由，就是讲信息安全问题，因为服务器的维修要远程遥控，这样子可能用国外巨头的，可能就有信息安全问题。但是大量服务器的使用，比如像我们这里可能还不是很核心的、机密的东西，我就想，可能除了这一个方面的理由，我还想问一下，或者说从我们用户的角度，我对服务器的要求更多的可能是，比如它的容量、它的运算的速度、它的安全运行和它长时间，因为服务器是不能关的，一开就要长时间运行，这方面的稳定性，也就是综合比较来说，我们浪潮我们虽然在攀高峰，但是我们和国际巨头之间的差距还有什么，主要在哪里，我们准备怎么应对，赶上去。

　　陈伟鸿：孙先生，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杜先生马上要签字了，直接要购买了，但是底下的报表上面写的全都是国外的品牌，然后你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让他先暂时停笔，先别签这个字，你用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说服这样的客户、这样的用户，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改变他们对于浪潮的看法，对国产的这些高端服务器的看法，这要看您的功力了，我们给他加加油好不好？

　　孙丕恕：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假设说首先面对IBM、惠普这些国外巨头的打压，刚才说安全在重要的战略领域里面是过硬的一个需求，或者逼迫你自己做。在众多民营的领域，在你这边可能是民营领域，我想性价比就是最主要的，包括本地化的服务，把你的应用系统能迅速的进行移植，我想是最关键的。大家首先说我的管理从质量来讲比比他差，你关心他是不是经常坏，它还是个系统，首先我的质量不比它差。另外，我的价格相对来说比特低一点，性价比应该更高，你才会有理由来采用我。我们一路走来，怎么提高我们品牌知名度的问题，93年为什么打破国外的垄断，一路走下来，现在的差距来讲，我们还是有差距，在高端领域，为什么记住这一天特别有意义？在高端领域里面，我们还是跟它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在追平它，或者追近它，对我们来说还是有蛮多的意义。在市场推动方面，仍然面对艰巨的工作要去做，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客户多支持我们。

　　陈伟鸿：你要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就把那块手表借你戴一天，魔法手表我至今都念念不忘。刚才提到除了保障经济的安全，信息的安全，还有性价比，还有本地化的服务，也许这些都是可以打动客户的理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拿这些理由其看一看客户对这些的反映到底如何。接下来看看第三位候选人2010年的日历，哪一天是让他最难忘的，我们请汪总亮开您的日历。

　　汪建：我的日历，我们的每一天，环境质量都是优的话，我每一天都很好，但是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实际上不是经济这个领域的人，我应该过去经常是跟十频道打交道的，十年前跟咱们二频道打过一次交道，录过一次节目。

　　陈伟鸿：现在流行跨界。

　　汪建：从十频道跨到二频道，他为什么答应我卖给我价廉物美的东西，他刚才宏观经济上给我开了一个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老刘同志，我就想起我跟他的见面。

　　陈伟鸿：来，我们看一看，2010年12月25日在成都见到了老刘，刘家四兄弟，还见到了“猪坚强”。

　　汪建：我见到老刘的时候，他关心的是人民，我关心的是老刘，他这个希望怎么变成中国的希望了，他这个经验我们得研究研究，刘家四兄弟的基因我们得研究研究。

　　另外，他提出的“猪坚强”应该延续下去，所以我就答应他把“猪坚强”的基因和血缘，和它的生命都给它延续下去，我们克隆一个，不是克隆一个，克隆一堆“猪坚强”。所以说我想说，这个日子对我非常重要，今天我一见到他，所以二套导演问我们哪一天好，我说365天天天都好，所以在我那个本上是没有哪一天。刚才我看见老刘的时候，哎呀，今天我再次见你，是个好日子，回忆我们第一次谈四兄弟和“猪坚强”，有没有必然关系我不知道。

　　陈伟鸿：您太有推理能力了。

　　汪建：但是希望的基因要搞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能永远好下去。

　　陈伟鸿：对，汪先生最希望看到的基因是有着希望这两个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基因。

　　汪建：而且要永远好下去。

　　陈伟鸿：永远好下去，用刘家四兄弟的话说，“要言行美好下去”，这是他们四兄弟的名字，永远美好，这是您的愿望。

　　汪建：对。因为我们还回到前面那句话，就是科学技术找到了落脚点，找到了企业家来认同这个科学技术，来推广成他所覆盖的千家万户的农民兄弟，这是核心任务，还是那句话，科技不为民服务，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为他服务了，他为千家万户的农民服务了，我们这个科学技术，二频道就跟十频道连起来了，我就不用老去十频道了，我现在跨频道了，二、十连起来。

　　陈伟鸿：您还真操心我们电视台的业务工作。

　　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汪先生是一直将红色的这面面对着大众，旁边的每一位嘉宾都急了，不对，是这面，是这面，是不是对您而言，就最愿意做的就是不走寻常路，就是别人都是一下子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把日期亮出来了，我得先卖一个关子，我先埋一个伏笔。

　　汪建：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跟随到后发优势，要实现创新引领，必须不走老路。我再多讲一句，辛亥革命一个标志性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要把大家的辫子剪了。从工业革命以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西装革履，从长袍马褂变成中山装，最后跟国际接轨，一个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态，和融入社会主流的一个外在表现。但是中国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崛起，实现引领式发展，从小的事情开始，更加休闲，更加多样性，更加实用性。

　　陈伟鸿：您这句话逼的我们三个人都得去换休闲装再上来。

　　汪建：华大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四步曲，我们的管理合作对象很多人是开着他们公司的飞机来的，但是到华大门口第一件事情，他们都弄得清楚，要脱西服，摘领带，这是第二步，坐着飞机来，脱了西服去签约，红星二锅头是我们国家的标志，便宜又好喝，一定要把他们灌倒，华大发展四步曲，乘着飞机来，西装领带脱，小二喝倒签约。

　　陈伟鸿：这四步我都记住了，在刚才三位嘉宾的好心提示下，甚至动手帮你扳过来，而在你的心里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怎么办？

　　汪建：就跟广东人的习惯一样，煲粥，时候不到不开锅。

　　陈伟鸿：所以给大家的是老火量。好，谢谢，不走允常路。这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位科学家，我们应该这么称呼他，两位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水皮：我想问问猪坚强、牛坚强、鸭坚强、鱼坚强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餐桌上，按照你现在科研的进度？

　　汪建：猪坚强的生命延续，应该在五月份就有新的猪坚强出来了。

　　刘永好：这是我们的协议，原来说保密，今天说就说了。猪坚强代表一种精神，猪在这种极端条件下，30多天它能够生命活下来的精神，不单单是猪了，所以我建议把它延续，是不是要涨价了。

　　水皮：猪坚强的精神和它的味道有没有联系？我关心的是猪坚强的基因，推而广之的话，就是对这个肉质，我们是饮食男女，对肉质有没有比较好的提升？

　　汪建：我很高兴永好想抢着回答，说明我们的基因科普做的很好，所以他很认同这一块。克隆它是一个技术，我既可以让猪坚强带有精神性的东西延续下去，我们也可以让口感好的东西也延续下去，甚至于是我们来跟永好一起合作，做出更多的口感好、不生病、不打针、不吃药的猪坚强出来。

　　陈伟鸿：以后都会命名为猪健康、猪快乐、猪美满，各种品种都可以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都可以产生。你们的问题都问完了，现场有没有人想问基因的问题，基因很有一些神秘感。

　　水皮：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刚才说到猪坚强，我就说到猪圈去了。还是跟人有关，比如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们对生物制药也好，寄希望一个最大的泡沫，人类如果有下一个大泡沫，能超过互联网，一定是生物制药工程的革命。如果说在基因研究上有所突破，你能让猪永远不生病，一样有办法让人永远不生病，是不是？甚至让人永远年轻下去，我就想问，从你们研究的角度来讲，如果要走到这一步，人类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在座的朋友有生之年看到，看不到？有没有希望？

　　陈伟鸿：我们能不能赶上，永远定格在这个年龄。

　　汪建：好，感谢你提这个问题给我，有机会再科普一下。

　　第一，我不同意你说互联网以后的生物制药的大泡沫，因为未来的人们的健康和长寿，和生物经济的发展，一定不是药，你药是寄托在你生病，你生病你才吃我的药。但是从90年代开始，继降脂药物和维格以后，这种大的药物就没有再出现过，你、我，他们四兄弟，咱们都不一样，咱们要吃同一个药，去治同一个病，这很难，所以未来超过互联网，超过通讯这个东西，一定是人类本身的需求，什么需求呢？健康长寿，这是人类最大的追求。话说打下天下以后，还是要炼丹。

　　水皮：还想再活五百年。

　　汪建：对，问每一个老百姓，我们生下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希望他健康，不带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不带有唐氏综合症，虽然不好，但是是不得以。能不能第一件事情，先把它摆平了。

　　陈伟鸿：先把它确保。

　　汪建：或者我们现在先把它降低了，现在出生缺陷是5%，中国整个人口的5%，如果出生缺陷里面有5%的50%是遗传缺陷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遗传缺陷降低50、80、90个百分点，是不是我们的残运会越开越小了，最后是开车不小心的，登山滑雪摔的，你们自己开残运会去，我们从医院出来的后代没有再去开残运会的，这是华大，这是我们内心最大的一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他们四兄弟基因这么好，不光经济发展的好，身体也很健康，我们有什么参照借鉴没有，给你先许个愿，5月份跟猪坚强一起诞生。

　　水皮：刘坚强。

　　汪建：所以我也间接地回答你有多快，不是在有生之年，是就在眼前，当然他们大的影响人物，我做了，王石做了，我边上的好朋友都做了，现在又是这些好朋友，你们愿意做，我都给你们做。

　　陈伟鸿：您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旁边的李稻葵先生16岁就读清华，21岁就读哈佛，现在又担任重要的工作，所以他的基因也是很棒的。

　　汪建：那也做。所以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关心什么？年轻的都是往上走，现在都是往下减，血压减不减，血脂减不减，胆固醇减不减，血糖减不减，腰围减不减，减，会不会突然心梗，突然脑瘀阻，这是我们要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这是最大的事情之一，第二，我们是不是害怕今天得一个这个肿瘤，明天得一个那么肿瘤，现在说实在话，肿瘤的治疗效果，五年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早期的预测、预防、预警，我们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很近了，长则五到十年，可以在很多疾病上提出很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未来，不能完全解决，但是可以。但是如果高端人群，像刘家四兄弟可以早期享受到科学进步带来的新的扶持。还有一个，像我这个年纪，头发开始白的时候，我能不能活的更长一点，老年痴呆在我身上如果要发生的话，能不能再推几十年，关心的事情，能不能我们不生病，能不能我们活的更加长远一点，这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预测、预防、预警，把我们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前移。

　　去年美国在医疗卫生上，实际上在医疗上的花费是2.4万亿美元，它的一把手前几天在我们那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在预测预防上，增加1.2万亿美元的话，美国人民的健康可以延长多少。王石同志说不要用量化的说，将来脱不了干系，所以不敢说大家延长多少寿命，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寿命往后推，在这个基础上，你找一点，相对便宜一点的跟你这个基因相关的药物来治疗、来干预，你的生命的、生活的质量会大大提高，你在后期的医疗费用会大大降低，这是不是我们民生最大的项目，这是不是我们民生最应该做的事情。

　　前天我们在广东省的科技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生命科学是国家经济转型的核心支柱”，说算了，算了，我们别谈国家兴亡，我们说民生大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责，如果翻译成科技不为民服务的话，你说你活着干吗？

　　陈伟鸿：那就回去卖红薯。

　　汪建：所以我们觉得科技定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快速的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一看见永好我就高兴，可以给他服务了，他就可以给更多人服务了，不光给猪服务，也给他们家四兄弟服务。

　　陈伟鸿：这意思就是说以后若干年后，在这开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刘永好就不是今天的刘永好。

　　刘永好：我澄清一下，他说克隆猪，猪坚强可以克隆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刘永好不可以克隆，他是帮我检测一下基因，看看基因排序，看看有什么毛病，不是克隆。

　　陈伟鸿：这是一个重要的更正。生命科学领域的确有着很多的奥妙，可能只有这样的科学家才能用如此生动浅显的语言做表述，对没有个普通公众来说，这确实是令我们非常好奇的领域，不知道刚才坐在旁边的李稻葵先生也听了那么长时间，您对经济领域的研究是非常深的，会不会以后也有兴趣关注一下生命科学领域，也做一下研究的转型？

　　李稻葵：我不得不关注，我是被搞生命科学的人领导，偶尔还欺负欺负，我必须要关注。

　　陈伟鸿：这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科学力量之大。我们来看看在生命科学领导领导之下的李稻葵先生在2010年有什么难忘的瞬间，让我们看一下您的日历。

　　李稻葵：我是一个学者，所以我长期告诉我自己，我追求的从内心讲是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今天咱们生活在一个激荡的时代，一个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所以我回过头来看，确实有很多日子让我终身难忘。去年，就是10月9日，我记得非常清楚，星期六下午五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如果你在白宫，离白宫两个街区的一个街道上看见，你看见一个华人拎着一个包，以跑400米的速度在那奔跑，那就是我，干什么呢？我刚参加完一场重要的一个学术的论坛，我要去总部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它每年召开一次的它的年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它叫全球意见领袖的一个峰会，35个人左右的所谓的全球意见领袖聚集在它的这个活动，我经常开玩笑，我称之为什么呢？是国际金融界的“迷你达沃斯”，或者称之为国际金融界的“政协会议”，都是各个国家各个机构的人来讨论。

　　我当时为什么跑，我心里打鼓，我害怕迟到，我害怕晚了以后不让我进，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旁边本来离白宫很近，走路十分钟，但是戒备森严，一道一道的关卡，全是警察，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着急，跑的一身是汗，进去以后，我的心砰砰直跳，进去发现总裁先生也迟到了，IMF总裁多米尼克也迟到了，这位老兄是性情中人，前面的记者招待会推迟了半个小时，我这才放心，刚刚坐定，刚刚落座，我一听，大家发言了，本来我是先发言的，但是头几个发言，我一下子感到形势不妙，我大有一种回到高考那个感觉，就是我准备的发言不能用了，我准备的发言完全不能用了，为什么呢？气氛完全不一样，不是讨论什么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不是讨论全球的低碳节能，矛头都指向中国，由于这个会议的性质，我不能犯规，我不能点名，不能点到每个人，但是整个发言我可以点。这个会议有一个规则，不能事后出来你说张三李四说什么话了，不行的。有的人讲，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金融界可能最受尊敬的金融家在讲，中国现在给全球立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不升值，它不升值的话，全球其他货币，除了美元之外都不能升值，因此全球恢复进程就此停顿了。

　　另外一个号称是正确的，几乎是唯一的预测了金融危机的一位学者，美国学者在那里讲，中国是搭便车了，中国在进金融危机前多么红火，是靠美国的内需拉动中国的经济，现在美国内需没了，现在中国应该尽到责任，你应该升值，你应该靠你的内需拉动全球。

　　陈伟鸿：该给世界做贡献。

　　李稻葵：已经该做贡献了，你不升值，你不负责任。

　　还有非常受尊敬的，以前在美国学术界里很受尊敬的，现在去了一个国家，当了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在讲，说中国的做法对全球而言都是非常非常不好，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应该点名，我们应该耻辱，应该点名中国干的，应该耻辱，以国际组织的名义，来势汹汹。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不好点名的一个英国媒体界的评论家，天天写文章的，他说他平时讲话很长，这次讲话很短，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搞一场汇率大战，而且我还告诉你们，这个赢家就是美国，中国一定是输家，为什么？我们美国人控制着货币发行权，你们管不着。我当时准备的发言没法用，我的感觉像高考里面老师给我搞的模拟题没用，我的心砰砰直跳。

　　陈伟鸿：心中的怒火也被这几个人点燃了。

　　李稻葵：你说的很对，我既着急，又有怒火。咱们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考试的技巧没有忘记，怎么办？冷静下来，分析考题，本来我计划第一个、第二个发言，这种场合必须早发言，否则没机会了。

　　陈伟鸿：要先发制人。

　　李稻葵：一般是这么干，后来我想不行，我说你们先放毒，我先说没用，我让你们先放毒，全放出来，我统一给你们消毒，因为是最后的话，最后的话是最重要的。

　　陈伟鸿：前面那几个放毒的人虽然不能透露名字，但是您描述的很准确，如果大家猜出来的话，纯属意外，不是我们说的。

　　李稻葵：到了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开会都有一个牌子，把牌子立起来，就表示你要发言了，我的眼光不断地看那个总裁多米尼克，我们也算朋友，我在清华请他给我们学生讲课，他很高兴，他曾经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重要候选人，这次是最有可能战萨科齐的候选人，如果宣布他要去竞选的话，我跟他讲我要发言，当时很紧张，我一上来讲，我说首先我来自中国，唯一的中国的，唯一，当时我觉得不能，这个时候不能谦虚了，一定要讲。第一，我说来自于中国，我告诉你们一点，来自于中国的最新的经济情况，你们也许不了解，什么情况呢？我们的经济结构在改变，我们的内需在上升，我说今年我们的外贸顺差，当时10月份，我说今年外贸顺差最有可能降到占GDP3.5%以下，我这个预测是对的，昨天同统计局数字3.25%，我算出来。第二，这个结构调整并不是汇率升值、汇率贬值带来的，主要是我们的内部调整带来的，我们的工资涨了20%，我们的出口地区的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地区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湖南，我们的四川，增长超过沿海的江苏，我们的进口在比出口的增长速度快。再比如说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刺激消费，我们改善民生，这一些都在起作用，这是事实，你们可能不了解，不怪你们。

　　第二，我说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的模型可能出问题了。你们的模型都是以汇率为核心，认为经济结构一调整，就是要升值汇率，事实上影响经济结构的太多了，你的教科书需要改了，需要重新写了，影响经济结构的既有汇率，也有我们刺激消费的政策，也有刺激内地发展的政策，也有我们劳动用工，帮助劳动力市场更好运作的政策，帮助劳动用工的工资能够上升，这些都起作用。讲完之后，我就心里放松了，因为我主要讲的讲完了，我就可以开点玩笑了。我说总裁先生，咱们是老朋友了，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好不好，我说坐在边上的是世界银行的行长，这个我可以跟他讲，行长先生刚从中国回来，他们都承认，中国的政策直盯着们，中国的领导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的学生，你们世界银行过去三十年来一直给我们提建议，我们的领导都虚心地听，不像很多我们邻居印度人，动不动就反驳你们，我们听完以后，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采纳，中国人承认世界银行对我们有帮助，我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帮助中国经济搞重组，搞平衡的话，好得很，把你的总部，至少搬一半的人搬到北京来，跟世界银行学，北京世界银行搞了一百人的分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北京只有两个人，搞的我开论坛请不到人，你们动不动就放假。

　　总裁说我们两个人以一当十，我们效率高，我说那你们增加人，他说你说的很对，以后我们是要采取这个政策。讲完以后，我就像高考以后，做了一个我认为比较漂亮的考卷一样，非常放松。下来有一个诺奖获得者，也是参加经济会议的，说太好了，我一直跟我同行吵架，就是没有证据，你说的事情我以后要引用，我说你随便引用，不说我名字都行。讲完以后我太放松了两次心跳，一次是赶会场，一次是答考题，心跳终于平衡下来，拉这两个韩国朋友喝啤酒，非常开心。

　　陈伟鸿：大家在这一天看到一个国际版的舌战群儒，而且对李稻先生来说，像这样的唇枪舌战在很多国际会议上都出现过，对在座的两位来说，你们会演绎什么样的版本？

　　水皮：我觉得李稻葵会越来越像中国的克鲁格曼。

　　陈伟鸿：你不能选一个别人做标杆吗？

　　水皮：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位我们提到的学者，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国家主义立场，他是站在美国的国家主义立场上来指责中国，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说的很多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为什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会为他鼓掌，但是中国学者中间非常非常缺少那样的能够站出来，能够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能够影响舆论的这样的学者，国内也不太多，在国内也不太多，在国际上就更少，至少国际上你还得会说美国的英语，但关键是我们国内有说美国英语的人，有，也有会说中文的人，也有，但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的人很少，你能用美国的英语说出中文的意思，说出中国人的感受立场，明确告诉你我来跟你辩论也好，讨论也好，我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者能够这样公开自己的立场观点的，我觉得很少很少，李稻葵算一个。

　　杜跃进：我想从两个方面说，就是刚才接着李稻葵老师刚才讲的汇率问题，实际上汇率问题，我感到我们国内的学界和包括企业界、经济学家们也有争议的，有的讲就应该上升，有的说应该保持稳定，实际上政府在这里也是个两难的问题。我想说，你在华盛顿，在IMF这个会上代表中国说了，我想这里我们是再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您刚才也描绘了一下中国现在经济的图景，你认为是比较好的时期之一。当然，我想，我也是听到很多争论，特别是投资界的人士，当然我们最近股市表现的也很不能令人满意，那就是说意味着大家对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年的话，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经济社会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你有，你的应对建议是什么？

　　陈伟鸿：你已经多次把预测的难题交给李稻葵先生，来，开始您今天的第二轮预测。

　　李稻葵：我想汇率问题，首先必须跟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经济的朋友们讲清楚，汇率问题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变量，不要把所有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变量调整的重担子放在汇率一个变量身上。汇率在我看来最佳的一个调整方式，就是渐进式的、可控的、逐步的升值，这个做法不光对于中国经济也好，对美国经济也是最好的，因为渐进的升值可以让我们的出口企业它有一个缓冲区，一两年之内进行升值，进行升级改造，对于美国的消费者也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迅速升值的话，你短期内找不到替代的生产商，你只能忍受中国制造产品涨价痛苦，这是美国的社会，美国的老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汇率问题应该跟美国人讲清楚，本质上讲，中美经济利益在短期内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都是为了本土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是汇率问题不要过分政治化，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还是强调这一遍，总体上讲，应该是按历史标准来看是非常好的，风险何在呢？风险我觉得最最关键的是要抓紧这么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的这么一个形势，进行改革。

　　怎么改革？这个改革不能跟80年代一样，我呼吁要进行新式的改革，所以我希望2011年是个新改革元年，新改革和旧改革有什么不一样呢？旧改革相对简单，领导人跟学者们讨论，找一个新的理念、找一个样板，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对绝大部分人是有利的，没问题。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利益是多万化的，但是今天的老百姓总体来讲还是希望改革的，因为他们碰到很多民生的问题、住房的问题、物价的问题，还有各种公共管理上的问题、拆迁的问题，他都呼吁改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如何聚集民众关心民生问题的力量，把它上升为、升华为推动我们深层次改革的动力，演绎出新一轮的崭新的改革，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土地房地产问题，房地产问题的本质不是土地问题吗？土地问题本质部就是地方公共财政的问题吗？所以越追根子越深，从百姓的呼吁追下去。

　　另外，补充我的两个感想。第一个感想，我这几年老出国，老跟洋人们去吵架，我发现什么呢？大部分的，大部分跟我吵架的这部分人，不管对方是学者，还是对方是各个政府的，外国政府的高官，很多人都是以前我在美国读书时候的同学，或者是同事，工作时候的同事，而现在各个人立场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跟他们去讲，我一点不怵，我觉得我们背后13亿人口，我们的背后是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好害怕他们的，如果我还是没有回国，在美国的时候，我敬仰他们，这些都是学术界的顶尖人物，现在不一样了，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讲真理、讲真话，所以我打心眼里讲，邓小平当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这批人出国留学，这个政策英明，这个政策培养了一大批人，这批人现在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而且这个作用不仅在国内，而且是在国际。

　　这是我的大感想。还有一个感想，我打心眼里认为，咱们跟洋人人吵架绝对不是讲歪理，我们讲的是事实，真理在我们这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提醒各位，呼吁大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真是站在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社会发展的前沿，我们是引领世界发展的，的确如此。像我们的劳动工资的提高，我们的外贸顺差的减少，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的外国同行面前脚软、腿软，没有理由，应该理直气壮，应该挺胸，应该去跟他们，站直了挺胸去跟他们讲道理，这一点绝对和我们很熟悉的美国学者应该是不一样的，真理在我们这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陈伟鸿：对于今天的四位而言，也许昨天他们还不是这么的熟悉，但今天作为同样的候选人，他们集聚在了我们的现场。我特别关注，如果说你们四位之间会有一些问题相互发问，谁会对谁的哪一个领域更感兴趣，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把机会交给你们四位好不好，谁愿意做第一个发言者？谁愿意做第一个提问者，你们猜猜谁会第一个举手？大声地说。

　　汪建：我。

　　陈伟鸿：其实跟我刚才猜测的是一样，我觉得肯定是您。

　　汪建：我要求他们三个人。

　　陈伟鸿：您的基因技术跟他们都有合作。

　　汪建：不是，我在宏观发展上要求李老师。我们现在遇到两个国际，我们在迅速走国际化道路，遇到两个问题，我们的一个顾问，前一段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登月计划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苏联人先上去的，他们花了好多年才赶回来，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在应用上，不小心让中国这帮家伙跑前面去了，但是核心竞争力不在他们那，我们依然能够引领，大家就各自安慰，这是一个。从去年年底到我来的前一天，我们的供应商两次通知我们，我们不能拿他们的设备和制剂在中国以外去做跟人类健康相关的临床工作，实际上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受到了围追堵截。

　　陈伟鸿：你是有壁垒的。

　　汪建：我是有壁垒的，他是会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我们的原因是他打不过我们，两方面，第一，我们的科学成果放在那里，第二，我们现在的体制创新和人力成本也放在那。我们商务部提出来，我们第一个跟进，我们非常愿意，我们希望为当地的民众服务，可以有麦当劳，可以有希尔顿在中国服务的话，为什么不能有中国的基因科学在全球服务呢？但是现在马上就遇到在高层的科学层面上和供应层面上给堵截。实际上在经济上，你可以在会上说这样的话，你凭什么，要不然麦当劳搬走，他没道理。

　　另外一个，计算这一块，我们每年要花几千万的经费去买计算机。

　　陈伟鸿：现在你有性价比更好的产品了。

　　汪建：要看老孙说话算数不算数了。更重要的性能是行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新的学科、新的计算量，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每个人的基因组做下来的话，是30个T的初数据量，你再去粗取精的话，也将近有1个T，我们今年要安排做万人的话，包括刘家兄弟，还包括动植物，我们的存储量要P和靠近亿的数量级，就要做到10的18次方。

　　陈伟鸿：看来刘家兄弟占的存储量比较大。

　　汪建：不光是他兄弟占的量大，主要是他们那些活占的大。这一块，他是我的支撑者，他是我的理论上的支撑者，在国际上你要讲出这个，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现在是扛洋枪，打洋仗，没有安全感。

　　陈伟鸿：老刘是你的合作伙伴，所以三个人和你的合作伙伴都非常密切。

　　汪建：他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得吃他的，他的那些猪、牛、羊、鸭，要实现超越式的发展，不再买别人的洋猪，他们的猪是洋猪，鸭是洋鸭，牛是洋牛，郁闷不郁闷。

　　陈伟鸿：所以现在除了李稻葵先生可以给你一些和外国人交流过程当中的必杀秘籍之外，另外两位似乎都是必须得给你承诺的，我们先让老孙来，他说就看你一句话了，你给他一句话。

　　孙丕恕：我们底下在讲，要留个证据，从整个做高性能计算方面，它也是一个应用的点，以前我们也做过，国内很多在生物界基因测序里面我做的不多，但他用的最大，计算的需求量也最大，顺便做一个最大、最好的，在全球形成竞争力，我们要靠跟他紧密合作。

　　陈伟鸿：他也关心价格。

　　孙丕恕：但我说你得给我留点利润。

　　陈伟鸿：感觉接下去一步马上要立马签约了，签约仪式可以马上举行了。

　　孙丕恕：你别给我弄个小二喝喝就行。

　　陈伟鸿：刘总已经被定义为衣食父母了，所以您看则办，你也得给一句话。

　　刘永好：他刚才说，12月25日，汪总率领他的团队到我们公司去，我们谈的特别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在基因测序和基因生物、生命工程方面做了太多事，我们也正在愁怎么把我们的猪、鸡、鱼、鸭，使它的味道又好，又没有残留，又长的快，又少消耗粮食，一定要基因好，一定要遗传好。我们决定他下面成立一个，在华大的下面成立一个叫做动物的育种中心，用这个基因技术，用克隆技术，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后我们国人有可能实现由我们华大基因技术参与的，由我们新希望的育种技术相结合的，价格更加低廉的，信得过的，味道又好的产品，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特别高兴。

　　陈伟鸿：还得带着李教授的一些建议上路，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你是需要展现自己风采的同时，也能够站稳自己的立场，有什么秘诀传授？

　　李稻葵：我有两个负责简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讲清楚话，一定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讲清一个道理，就是你这个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为了你个人这个企业，或者为中国的某一部分人获得更多的盈利，你从事的是一个崇高的一个事业，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人类的幸福。也包括美国人的幸福，对不对？我来美国经营，我帮你降低基因谱的成本，加快这个速度，我对你美国是有好处的，这一点跟咱们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道理是完全一致，绝对不是空话，一定要讲清楚道理，道德制高点千万不能丢掉，千万不能说中国人厉害，中国人把美国人的生意抢了，不能这么讲，一定要跟他们反驳。

　　陈伟鸿：这是第一点。

　　李稻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搞清楚规则，明规则和潜规则都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制造这个规则，是谁谁在推推动这个事情，肯定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有你的合作伙伴、受益者。

　　汪建：没有，只有我的美国企业和我们的欧洲企业，我们美国的企业，华大基因在美国的企业，负责跟美国人打交道，我们的欧洲企业跟我们的欧洲人打交道，我们是在后面支撑他们。

　　陈伟鸿：您的这么复杂的基因谱都能搞清楚，明规则、潜规则更不在乎。

　　李稻葵：利用他们一起帮你到外面做解释工作，你的公司到了美国，肯定能够降低他的很多医疗的基因谱探测的成本，让这些还没有享受到这些更好服务的消费者、医院、病人的协会，让他们来一起帮你去解释，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讲，游说，这样子我相信这个事业一定会蓬勃的发展。

　　汪建：谢谢。

　　陈伟鸿：今天我们的汪总看起来是收获最大的一位，三位都给了他他最想听到的话，其他的三位呢？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个人问三个人了，挑其中的一位来问一问。

　　孙丕恕：刘总，我们交流比较多，你搞农业，也有农业信息化的问题，怎么双方咱们找到一些，你这边从双方面感觉我怎么能给你提供农业信息化的解决方案。

　　陈伟鸿：孙总的市场意识非常敏锐，满眼都是生意。

　　刘永好：确实，信息化是现代企业都需要的，恰好我们承担一个国家级的，叫做中国农村西部信息网的建设工作，而这个已经经过了国家发改委的专家的审批，我们正在西部的四个省在推行，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养殖场，它们有信息化的手段，当鸡病了，他们可以随时把病的这种案例，或者是标本，通过网上转递到我们的专家组，我们的专家组可以随时告诉他，这样可以及时判断鸡有什么病，当有什么流传疾病了，有什么问题了，当怎么样用什么品种，当什么时候要出售了，鸡场、猪场应该怎么建，这些跟信息化相当相关，所以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跟信息非常相关的。

　　刚才汪博士也谈了，我们联合遗传育种这方面有相当大的合作可能。教授更不用说了，我们是好朋友，经常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怎么样指引我们农产业的发展，我们明年究竟应该多养鸡还是多养猪，什么时候我们员工的培训能上一个台阶，怎么样瞄准国际市场，我该不该出国，到哪里去，我们要多一些沟通。所以我觉得经济实际上已经互相联系一块了。

　　孙丕恕：农业产业化，在信息化上添码。刚才你说“扛洋枪、干洋活”，变成“扛中国枪炮，干洋活”。

　　陈伟鸿：对，可以看到从一个问题，一定辐射到三个人身上，再一次证明四位候选人他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非常亲密无间，李教授，你对现场的三位当中哪一位有兴趣要提问？

　　李稻葵：我还是特别关心基因这个问题。

　　陈伟鸿：和自己家里领导的身份有关系。

　　李稻葵：这里面我需要一点理论的武装，才能够偶尔反抗一下压迫。我想请教，这个行业要发展，您现在觉得需要国家在哪些方面，这个阶段出台一些规章制度，甚至于立法，比如说您如果发现咱们刘总的基因非常好，刘总能活到120岁，他的上市公司股票恐怕要涨，如果刘总活到110岁，股票价格可能没有涨那么多，信息披露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汪建：科技在前沿实现突破的时候，生产力，特别是它要转化成生产力的时候，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现在我们的很多问题，遇到的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过去的制度和观念形的障碍，刚才水皮先生提出来的，大家还是那个药还是那个观点，现在实际上基因它是一种服务业，医药工业产业变成健康服务业的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需要过去的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都有在某种程度上来顺应科学发展的转变，如果不转变，制度性的障碍、人才的成长，都会遇到很多障碍。

　　第二，当你把这个东西真正去运用的时候，他遇到的制度性障碍就更大了，因为他原来是批的是你作为一个药，我可以批你，你作为一个诊断试剂，我可以批你，但是我去给你做一下你们家的后代会不会有遗传性疾病，他没法审批。比如现在的第一个问题，你的设备有没有注册，现在科学进步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设备在不停地更新，谁也不会拿这个设备，现在花了三年时间注了册，还没用，这个东西就被淘汰了。所以这样带出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全新问题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能够解决，在国家是药监部门，中国SFDA，它是药物还是试剂，它是产品，这个就没有。

　　所以这个在深圳，国家领导去，说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创新城市建设，希望先行先试。但是这个健康领域，人命关天的地方，能不能先行先试，这个渠道在哪里，可能二台也是一个渠道。如果能解决就好了。

　　我们的想法，国家有很多制度，有很多管理规则，跟目前都会有冲突，但是我刚才问了，这是不是民生问题，问我们的老百姓他是不是需要，而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科学根据，如果这些回答都是正面的话，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应该顺应这种发展来进行调整，来保证科学技术能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不光要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国家的制度的调整和创新是国家发展、创新的两大基本保障和支柱。

　　陈伟鸿：这是汪先生发出的呼吁，刘总呢，您希望和谁有一个对话？

　　刘永好：刚才我们协议也签了，口头协议签了，确实的，就是说我想跟李教授，因为他是货币政策研究的专家了，刚才我谈到，现在大家非常关心CPI的上涨，但CPI的权重计算，粮食、肉、蛋、奶、蔬菜的权重非常大，而现在人们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买房，五分之一用作买车，实际上用作肉、蛋、奶日常生活用的权重已经非常低的，很多人，包括普通工人，他的吃的东西，他吃饭的问题，肉、蛋、奶、粮食，吃饭用的钱并不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权重，这样对社会有利，对农业发展有利，对社会的整个认同有利，否则肉、蛋、奶一波动，就刚性拉大，但实际上其他的家电还在降，但家电计算的权重特别小，房子权重是不是增大一些，家电权重是不是增大一些，传统的猪肉、鸡肉权重是不是适当缩小一些，这是理论上的问题，国家政策上的问题，又是金融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这呼吁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呼吁在座的媒体和各位人士，国家十大工业振兴规划，在抗击金融风波的问题，解决问题上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农业现在面临新的格局，能否出台一个现代农业振兴规划，而其中的种植业，现代种植业振兴规划、现代畜牧业振兴规划，现在是出台的时间了，尽管国家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是党和政府的一种大的方针政策，但是振兴规划是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我觉得假设我们及早地出台现代农业振兴规划，对我们从事农业的企业来说是最大的利好，对全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利好，因为今后我们能够使得粮食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不会那么大，使得我们食品安全有一个基本的保证，对广大农民来说又是个保证，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事。

　　专家也好，我们的媒体人也好，大家多一些反映是不是更好一些。

　　陈伟鸿：对，我们听听李教授，如果说从政策的角度来接纳这样的呼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李稻葵：刘总的问题不仅非常专业，而且自己也给了很好的答案，其实不用我回答了。您说的第一件事，我高度的认同，为什么呢？本质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快，而且结构的调整也是非常快，过去三十年，我相信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么一个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当然需要在我们的统计指标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推进，所以我完全同意你那个说话的精神，我们以后的CPI可能需要做出来两到三个CPI，两到三个消费物价指数，一个是传统的，这个权重可能适当调一调，调的过程中要向社会公示，不要告诉大家这个CPI和以前有可比性。第二，可以完全剔除食品和燃油的权重，权重为零，我们叫核心CPI，这个CPI可能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整体物价水平上升的态势，因为它剔除了一些受短期因素波动影响很强的一些价格的因素，中间再做一个。比如说这个是批发的CPI等等，你可以做两到三个指标，让决策者，让百姓，让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去判断。我们不能低估市场参与者的智商，他们高度的聪明，他完全能够分得清各种此CPI之间的区别，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的统计指标需要改革、需要推进、需要做出各种各样多元化的一些创新。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农业，农种植业的产业振兴计划，我相信会推出来的，可能不叫这个名字，但是会以某种政策、某种形式推出，为什么？我还是重复刚刚我讲的道理，中国经济的结构在调整，大量农民工进城，好像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快就成为历史了。农村现在，你知道的比我清楚，很多农村里面出现一定的土地的闲置，更重要的是壮劳力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本质上你的农业就需要调整，种植业需要调整。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水到渠成，一定会以某种形式来推出这个政策，可能名字和那个不一样，但是本质跟你那个是一致的。

　　陈伟鸿：当我们四位嘉宾互相在问到2010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他们精彩纷呈的2010，相信此刻各位也对他们的2011充满了期待。2011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四位候选人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期许，我们让他们把自己的规划写在题板上，用关键字来表述一下。

　　陈伟鸿：好，那我们首先就请刘永好先生，来，掌声欢迎。

　　这是在2011年的日历上落下的重要一笔。

　　刘永好：写名字吗？

　　陈伟鸿：可以签个名，让我们看到龙飞凤舞。来，我们看到刘总写的是“变三农问题为新五农，促进现代农业的大发展”。这实际上是今天现场大家一直都听到的您的心声，您希望在2011年这个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

　　刘永好：2011年，我们公司将会再建几十个专业合作社，再建若干个农业金融担保公司，再联系数十万的农民朋友，我们这种联合起来，使得我们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联合起来，把我们“三农”问题的解决做的更好，也希望全国更多的企业家联合起来，通过联合，通过融合，做大我们的企业，这个联合包括企业之间的联合，包括企业跟农民朋友的联合，包括企业、农民、农业合作社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联合起来，农业的转型，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农业企业和科技企业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汪总这样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使得我们的农产业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陈伟鸿：好，谢谢，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充满了希望的事业当中。就像刚才汪总一样，跃跃欲试，说怎么还没提到我们，其实所有的人都已经包容在我们刘总的共同出发的队伍当中了。

　　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浪潮的领军者，来，看看2011年的浪潮会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表现。

　　陈伟鸿：孙总仅仅留下了两个字“坚持”，是不是做IT的人都是如此的言简意赅。

　　孙丕恕：这个行业很辛苦，刚才说，一开始就是国内巨头竞争，只有坚持在这个行业里面和国外的巨头进行激烈的对抗，首先需要坚持。

　　第二点，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活着。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云计算时代到来，我们希望成为云计算的厂商，也只有坚持不断地超越，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陈伟鸿：谢谢您，谢谢，我相信在节目之后，您也会坚持和另外的三位嘉宾保持联系。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汪总给自己的2011年会留下什么样的关键字眼，来。

　　陈伟鸿：说说看，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关键字句。

　　汪建：经济的转型支撑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跑，要引领，要领跑未来，但是要落地，上面要顶天，下面要落地，顶天是引领，落地是民生，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也是2011年我们最核心的任务。

　　陈伟鸿：对，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去卖红薯，您一定会坚守在科技的第一线。

　　汪建：对。

　　陈伟鸿：好，祝福你，谢谢汪总，谢谢。

　　下面我们掌声请上李稻葵先生，来，掌声有请。

　　陈伟鸿：看到李稻葵先生留在我们题板上的四个字，大家会觉得意外吗，“地产新制”，这是他给自己2011年新的工作计划中的一个重任。

　　李稻葵：对，我想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总体上讲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不能够持续，我们的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能不能上一个台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切入点，我们需要一个突破口。在我看来，房地产就是这个切入点，因为房地产的问题牵扯到千家万户，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它背后带来的各种各样体制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财政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政府的管理的效率问题、公开度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咱们能够紧紧抓住房地产这个关键的突破口，咱们进行一些深入的、深层次的改革，让2011年成为一个新改革的元年。

　　陈伟鸿：谢谢李稻葵教授。

　　四位嘉宾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都留在了我们的现场。我也想问问两位观察员，他们会对他们的2011有什么样的预测吗，对刚才已经预测了很多轮的嘉宾而言，现在也想听听你们的预测，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他们的2011的？

　　水皮：我觉得台上四位嘉宾是混搭风格，不仅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恐怕也代表我们人类的未来。汪院长我觉得汪院长的语言我们是希望它越早越好。刘总的“三农”问题，我们是希望过程越短越好，因为说很长时间了。孙总坚持的越久越好。李稻葵的地产新制，我觉得恐怕是提到了我们一个回避不了的一个体制转型的问题。

　　陈伟鸿：要不要也来一个越来越的句型，这样比较完整？

　　水皮：我希望这个思考越成熟越好，然后为我们的管理层推广的越来越好，换取的民众的共识越来越多。

　　陈伟鸿：虽然我们水皮先生的语调比较平静，但是这么多的越来越，还是让我们对你们四位的2011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崇敬。来，我们听听杜先生您如何来描绘他们的2011。

　　杜跃进：我是来之前看了一下这个材料，发现他们四个确实完全是隔行如隔山一样，完全来自不同的领域，通过这个论坛发现他们是完全都可以联系起来的。我看刚才已经有做成生意的可能了，我相信他们四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战无不胜，他们也成为推进我们在2011，以至更长时间进步的力量。

　　陈伟鸿：好，谢谢。

　　四位候选人沿着不同的道路，一同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而当我们回望他们精彩的2010之后，2011的路途又展现在了他们面前，这一刻他们也许会带着相同的梦想，相同的抱负，从这一刻开始再度开始新的出发，也让我们大家用掌声祝福他们的新出发，拥有新的路径，谢谢他们。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蓝色经典天之蓝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特别节目《问道2010》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了，究竟哪一位候选人能脱颖而出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颁奖典礼。好了，谢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