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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09日 17:31  新浪财经[ 微博 ]
2011年1月9日,由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图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 摄)   2011年1月9日,由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图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 摄)

  2011年1月9日,由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浪财经直播此次盛会。图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

  邹骥:我想根据大家谈的,谈三点建议,一个就是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我们想对十一五乃至过去八年的统计数字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苏司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只回顾过去八年的历史,而且是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节能减排主要的贡献者在哪里,然后怎么体现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散发展路径和排放路径。第二个就当前气候变化的时局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就是在坎昆会议之后,国际和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对的形势怎么去判断。第三个也想非常简单对未来政策工作,今天很多的政府领导和企业家在内,我想这个机会建言。

  从2003年到2010年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发现,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深的因素,有浅的因素,我们分解成四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的变动,一个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个是能源强度的提高,还有一个是排放强度,分解以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贡献率是人均收入的提高,当然在人均收入提高这个因子背后是投资,是消费,是进出口,我们还得继续分解这个事情。

  那么再一个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八年里面,中国不同省市发展路径,排放路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大概根据经验研究,分的四组,比如像内蒙古、宁夏、山西这是一组,上海、天津、辽宁、河北是一组,北京浙江、江苏是一组,广东福建、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是一组,我们正在做经济学和能源科学的解释,为什么这四组有一个分化,就是在相同的GDP水平的情况下,他们的碳强度是不一样的。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我们的气候政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指导,那么怎么分类这是我们需要动脑筋的。

  第二个意见就是关于形势的判断,我们认为从坎昆会议之后,气候变化的进程走向一个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平稳、沉闷、低调的阶段,这里面主要的原因,研究我是研究者,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美国政治形势的影响,使得我们整个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再有就是现在世界面临着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问题对于这个进程是有影响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可能一个好消息,一个利好的消息,除了刚才谈到英国这样的国家,在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他们做了好的榜样以外,我们注意到中国在最近这几年随着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计划,不管用什么手段来完成这样的节能减排计划,特别是能效的计划,随着我们节能减排计划的实施,我们预计对国际气候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而且这种贡献率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提升,这是一个好的因素。也就是说国际气候进程战略力量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认为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内发展进程的变化,中国国内政治进程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

  那么国内的形势我们认为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增长的质量,建设两型社会,包括节能减排,这样的政治意愿在历史上是空前高涨,这个为我们整个国内的经济转型和节能减排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政治条件,另外十一五我们节能减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提供了可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刚才贾司长讲的这个评价,就是宏观环境战略评价得出的结论,我们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资源能源环境越来越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一个制约瓶颈,就是总体有改善。还有我们也看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减排管理的潜力正在减少,技术约束和发展速度的影响日益突出。

  最后我们判断国内的形势,就是为了提高节能减排的效果,降低减排的成本,机制建设和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这样我们提出一个阶段的判断,就是中国在气候政策领域里面,我们认为根据新的形势要及时走向已内促外,过去我们重点去应付国际的谈判,可能我们国内政策的推进会给国际气候进程带来新的活力,会给中国带来更主动的地位,增强更强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也提出了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一个框架性的路线图,就是从能力建设起步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综合税制改革,引进碳税,增加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弥补研发资金。第三步是发展总量控制和排放的体系,这个时间的区间是多长,取决于形势的发展。

  总而言之这个方向是更多运用经济手段的方向去引导,由此我们就建议在“十二五”期间,除了提出明白的控排目标之外,我们还明确提出控排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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