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演讲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0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微博]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微博]国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

　　卢锋：刚才帕金斯教授对宏观失衡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研究，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补充的，就是对帕金斯教授刚才说的消费增长的问题可以补充的，就是消费观点，一般人认为中国的GDP增长比消费增长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就是你要看中国消费的增长数据，过去的十来年，几乎一直都是15%以上，比如刚刚发布的今年11月份的消费增长是18.9%，就是说消费增长比率并不比GDP增长比率低。就是说也许我们统计局工作没做好，把好多消费的增长没有统计进去，如果考虑这样的因素考虑进去呢，中国的消费率还是比较低的，只是没有帕金斯教授说得那么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就一句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非常多的重大的并且令人困惑的现象，很多一些重要的判断可能都还要进一步结合数据和经验做进一步研究，那么我这里面就像对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投资率的问题做一个分析。

　　但我这个观点和角度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想说的是，我们都认为中国投资率太高，我个人也觉得太高，但是要仔细的从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的数据来看，似乎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这个文章的角度和观点可能有一点不合时宜，甚至有一点冒犯大家的意思，欢迎大家批评。我们搞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一种源远流长广为接受的问题，就是中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是普遍偏高的，那我就想说，这个观点尽管很流行，但是要仔细研究可能也存在探讨的余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其实好多人讲投资率过高，他实际上是想说别的事情，比如说污染太厉害，比如说政府过于的介入投资是有问题的。这些观点我都同意，但我想说，这样一类批评实际上跟投资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污染该治就治，投资率高低都要治，所以这是一点。对投资率的批评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探讨。相比国际水平过高就高，应该说这三个方面的分析确实有事实的基础，但是不是一定可以得出投资率过高的结果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90年代中国仅次于韩国，在过去十年是最高的，那是不是最高就是过高呢？或者90年代，似乎好像也没有人说韩国是最高的，从最高是过高的逻辑来看，中国的增长率就是太高，这当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观点。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增长率砍掉3个百分点，7%，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是不是就是过高呢？你愿意接受吗？通俗的说法，我饭量最大，是不是过大？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的投资率80年代是30%，90年代增长到40%，09年有一点高，不能太当真。总体来讲中国是在增高，但是增高是不是过高？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问的。日本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他的投资率都是在不断的增高，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历史数据，他有没有过高呢？并且你要从更长的历史来看，有一个投资率不断提高的趋势，英国在工业化之间到以后，大概投资率从1个百分点增加到2个百分点，然后美国是从14%上升到28%，韩国和日本把这个数据推高到38%，而中国更加往前推到40%。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ICOR，就是增加一个资本存量带来一个GDP产生增量，这个数据增长得很快，所以意味着中国增加一个投资带来的GDP在不断的减少，所以中国的投资缺乏效率，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应该分两面看。它并不是在一个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评价标准，所以在理论上ICOR到底多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标准，所以在理论上这样一个理论其实就值得探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生产迂回了，ICOR可能就有一个增长的趋势，我也不知道专家们对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的，如果把这个数据推掉了，从经验上来看，ICOR好像也没有一个趋势性的增高来推高他，所以中国的投资率确实是很高的，但是他是不是过高，好像这个案子不能定案，至少要重审。重审怎么重审呢？我们对和议的投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最终着重讨论一下中国的投资汇报和投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来得出我们的结论。

　　学术史对投资积累有大量的论述，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在这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原著，我很快的把一些话过一下，比如说李嘉图，像马克斯，马歇尔，克拉克，熊彼特，他们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有话说，工业化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生产的迂回，那就是说一个经济的增长转型，一定要有投资的大量增长，改变人均资本存量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起飞一定是投资驱动，但是你怎么定义投资驱动？也就是说投资增长一定是个必要条件。再看一下刘易斯的论文，我觉得他理论的发动机是积累投资，推动增长，实际上是说如何保证积累投资呢？有一个劳动供给，所以工资一直很低，他的基本增长利率和李嘉图是一样的，还是要讲投资，积累，推动增长。我们现在强调无限劳动工具是对的，50、60年代的发展理论强调投资，太强调政府的推动，包括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印度的计划经济实践，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证明政府主导缺乏可持续。还有索罗模型，他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当代教科书对索罗模型的理解可能有过度解读，早期的索罗模型没有把人力资本，包括帕金斯教授指出的转移效应，体制改革的效应，包括规模经济，包括像李实教授说的资本的收益，这些收益都装到TFP里面，所以很多专家也有相关的论点，不同的投入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包括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因素，它实际上联系在一块的，我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是不是容易？他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改革，某种意义上是容易，你让农民自己生产他就出来了，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其实一点不容易。你要把农民的观念改过来，推动背后的改革，这是非常困难的。用TFP理论理解中国追赶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看文件，索罗是一家之言，我们的学生学的也是这个，学完了以后还会继续教下去，大家都忽略了还有其他的理论，强调资本形成还有很多的形成，尽管资本积累不再被视为灵丹妙药，要想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强有力的增长速度，你至少要有这样的增长率，这个理论是我从帕金斯的一本书里面抄下来的，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贴切。

　　所以这样一来你就需要考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分析投资率的框架是什么？我觉得他基本的框架还是投资的回报和投资成本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应该构成我们分析的最重要的一个思路，那么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但投资成本和投资回报构成投资评估和效率的框架，这是任何一个教科书里面都不会讲的，我们下面就首先看看投资回报率的变动，然后再看投资成本的情况，从而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什么叫投资汇报呢？就是利润除以资本的比率，我的报告更新数据是三种，首先总体看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有了一个惊人的持续的强劲的增长，资本回报率的数据呢，可能也需要探讨，但这个也是一个持续的数据，但他也不是持续增长的，到什么水平呢？现在应该是很高的，今年我们用前十个月的数据计算，大概要增长到2%。然后整个的改革时期有微型的走势，不同的企业回报率是不一样的，但是，国营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也有了很好的提高，就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最近我刚刚把上市公司的数据更新了一下，上市公司数据的拐点比工业资本回报率慢3年，宋国清提出过一个解释，上市公司很多年都是造假的，但是他不能一直造假，所以一旦上市他就要上调，这就造成了现在慢三年的结果。我们讲国有企业的利润提高了，确实跟他的机制改革有关，但仍然和他的政策垄断有关系，然后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我在05年的数据中提到，我们已经超日赶美，不同程度的超过日本和美国，最后我想说的是，刚才我们当时在研究资本回报率的时候就不明白美国资本回报率一直这么高？

　　我们最近研究劳动力的数据时候就发现，实际上美国是在不断的收缩制造业，和外包有关，他的工作不断的在减少，大概在过去的十年减少了20%，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是在增加的，劳动力在增加，劳动生产率还在提高，利润还在提高，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我们在扩张的过程中保持利润的提高，日本和美国在收缩的过程中，还难以抵抗投资率下降的现象，帕金斯教授可能知道世界史的经验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非常好，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说中国的投资利润率就对呢？很多人不这样认为，很多因素考虑进来以后，确实要复杂得多，今年你要按照我们前面看到的，因为这个数据有一点慢，现在就是13%左右，税收考虑进去之后补贴怎么样呢？补贴的数我们后来计算了一下，工业补偿的数据大概可以把百分点降低0.3%-0.5%，所以这一点不难搞明白。利率是不是被低估？贷款利率是管低不管高，如果贷款利率是偏低的，谁能拿到这个利率呢？所以还是有很多灰色的东西在里面。工资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人的工资低不低？这个话是没法说的，我觉得从农民的角度，从农民工工人的工资角度来看，你这个工资是不是有同样的人愿意干？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他低，只能说他还能高。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一直还是很快的，有的人还说过快，我们对农民工历年的工资样本拼凑出一个农民工的工资数据，总体来讲确实是对职工工资在下降的，但是这几年应该说实际的工资，民意的工资一直在增长，这个工资低到什么地步呢？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从意愿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工资一直增长，中国的农民工工资要是和美国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可能这个问题我们没法一步登天，这个要有一个过程，第一个农民拿到土地收益，这只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土地国家的干预可能偏低，但是土地的管制也有可能抬高土地价格，这个话我没法展开讲。

　　最后一个是环境，环境肯定是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改善肯定是一个大问题，总体来讲，把这些成本都放进去，这些问题每个都值得专门研究，也没有一个定论，我们研究小组的意见就是把这些因素都搁进去，中国的真实回报率至少还有8-10个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具有争议性，我想最后总结几点，首先我这个讲演没有说什么，第一个，我们不想说，没有说投资率不可能过高。有可能过高，价格扭曲啊，或者价格，比如说汇率，汇率如果低估的话，贸易就可能偏高，比如说10月份的数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是9.8%，可能是偏高的。第二个也不能说高出的投资没有压力没有矛盾，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最后呢，也不是说投资机制没有问题，我特别说了征地制的改革。我们想说什么呢？首先是从投资率较高事实判断，推断是太高价值判断，流行依据可能需要推敲。 其次呢，快速追赶阶段投资率较高具有经济合理性，还有呢，我认为在深入改革管好货币的基础上，不仅要促进消费，同时还要允许合理的投资，有资料表明中国过去30年累计的投资量大概相当于美国同时代累计投资量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国的投资还是值得鼓励的。最后我想说，这个很简单的研究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深化当代追赶经济体对投资的理解，刚才我引用了帕金斯教授的一些素材，那些素材实际上是对早先一些案例总结基础上研究得到的， 如果帕金斯教授在修改第八稿的时候需要我提供什么，我非常愿意。如果中国投资率并不能像刚才大家说得那么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失衡的根源做进一步的解读，这个问题我想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进行深入的探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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