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沈坤荣(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0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上图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沈坤荣。

　　沈坤荣：好，谢谢大会的邀请来参加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和论坛。我递交了一个论文，跟我的一个博士后合作者一起合作的。今天我想时间关系，就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就是外部环境的演变与国内政策的两难选择。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专家也讲了，我就略讲一下。第二个就是谈一下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的挑战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重构。因为国际大环境使得我们的决策还是非常两难的，但是总的来说，在现有的背景下如何拿捏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现在的房地产问题核心问题是财税体制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明造成的。实际上，如果说透视了一下中国目前的问题，离开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就很难看清中国的这种增长，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问题在06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税收竞争地区博弈与增长绩效，讲的就是中国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博弈关系带来的挑战，如何规划这种关系就需要重新定位这种关系。十二五期间这个问题要展开，不然我们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前面的30年，我们靠的就是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来支撑，这样的高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由于经济总量受制于外需，使得经济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说我们进一步按照原有的方式肯定难以为继，所以想退出来，想转型。而这种转型由于我们低的人力保障，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使得这种退出很贸然的话，就会使就业和民生脱线。08年之后很多发达地区的消耗型企业倒闭，使得我们的就业民生矛盾凸显，我们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如何来面临现有的格局？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国家发展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贸易没有像以前顺差，发展的趋势变化也相当大。比如说人均的指标，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实力和地位上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原有的发展方式将难以支撑持续的快速增长，外部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何跨越总量的超二赶一。实际这也是个陷阱，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有一种隐忧。

　　参照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的时候都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由于我们国家现有的模式，当人均指数一旦下降，我们的企业收入之类的一定会下降，亏损就会下降，高速增长掩盖的这些矛盾都会出现，实际上对我们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提出了实际上的要求，我觉得08年主持的一个国家的招标课题，核心问题就是给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必须要有时间意识。第二个就是劳动力能不能实现竞争优势由低成本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成为了关键。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过程，刚才两位教授谈的问题我非常同意。由于资源环境的架构，已经是低支付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劳动力的提升速度根本上是要素的提升速度，那么中国就会进入低成本要素驱动，跟不上的话就会进入下降的过程，企业的产业竞争力就会下降，但是如何转变呢？创新驱动能不能实现？这个前景并不是很明朗，所以由于流动性过剩，使得我们现有的，当下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肯定会从私人债务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演变，所以说，我们由于在90年代之后资本市场的发达使得我们资本流动性过剩过度的进入了，以前可能进入了商品市场，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进入了资本市场。使得我们进入资本市场以后主要是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到现在开始追求一些劳动力增长速度比较慢的商品，像房地产之类的，这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增长的速度减缓，需求的规模下降，加剧增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过去的经验表明，后面有很多的陷阱，我们要把调整结构作为增长的动力机制。

　　我们的外需是出口，内需主要是投资，核心问题是提升消费，提升消费主要是提升基层民众的收入水平，如果公众支出扭曲的话，有钱人也不能消费，所以如何优化呢？首先是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结构这些方面考虑，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是最重要的根源。这个观点我觉得和姚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说，推进结构的观点还是要深化政府体制的改革，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推进要素的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我们政府的边界过大。第二个要构建有效的政府，如何有限没有有效配合，改革也不能持续。总的来说，我觉得要重构，要有赖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收入分配和民生关系的调整，另外一方面怎么样来消除一些体制性寨爱，来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也非常重要，当然文化观念的转型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改革。

　　事实上当前的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而背后的权利和利益的调整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担忧就是改革的动力不足。最近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中产阶层的移民，这是我们国家第三次移民浪潮。70年代80年代都有移民浪潮，最近出现了第三次，这些中产阶级千方百计的移民，实际上是对近期判断的表现，比如说税收的环境，比如说未来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当然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但是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矫正我们的预期，我觉得实际上结构调整，创新有赖于制度的调整。第二个就是如何来构建创新型的体制和机构，我市最近看到的一些好的点，比如说江苏的无锡提倡用引进高科技人才，用人才引进来带动资本引进，带动技术引进，来带动产业转型，像苏州，他们提出来怎么样里创新企业运作的模式，也是看到了很好的希望。但是他的大环境，比如说如何来构建服务型的政府，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来调整。因为一个局部的改革还是不够的，所以未来真正的制度调整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如果前面30年靠自下而上的探索型改革，社会走到了尽头，那么没有大的智慧，没有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改革是不可能的完成的。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