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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0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2月11日-12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研究员王利民。
王利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升汇率,稳货币,扩财政,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中长期策略。升汇率、稳货币、扩财政的想法我五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政策。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曾经总结过一条关于前30年经济发展道路和未来30年的发展,他曾经指出我们应当走一条储蓄率不太高,经济效益比较好,也就是我们讲的TFP比较好,但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发展道路,那么从这个开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未来我们当然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在1992年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后富的理念,当然了,在经济学界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争议也很多。那么福利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幸福感等等,当时在整个欧美国家都有一个提出的过程,当他们经济转型的时候都有,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香港,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下半期经过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将近60年,我们的经济学主流是马歇尔的经济学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即使是这么一个理论在20世纪初也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经济转型基本上与我们中国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他当时实行了强汇率政策,造成他们国力衰弱。经过19世纪镀金时代,自由主义也进行了不断的转型,在第一个转型阶段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意识形态的争议,有人就提出了美利坚的事业就是商业,民主党基本引领了这次转型,那就是我们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型到了70年代有了一种升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一步一步升华的,引领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70年代就转向了共和党,自由主义重新进行了第三次定义。那么在自由主义转型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转型的过程当中,那些比较激进主义由于为创新的自由主义所吸纳,那么传统的自由主义里面分化出来的,他也想跟上时代潮流,但是转得有点过头,最后由于共和党坚持了自己的主流意识价值,同时也吸纳了社会的民意,那么进步党也很衰落,所以美国社会依然维持了两党制,但是自由主义的概念不断得到充实。
那么我特别介绍一下香港60-70年代的转型。我们传统的熟悉的,80年代香港是一个自由竞争社会,到了2000年的时候还有人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竞争家把持的地方。当时香港有一个学者,他甚至连统计GDP都反对,60年代贸易摩擦身盛行,在67年爆发了数次的暴动,那么香港政府自己检查自己的政策,就开始了一次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总督加上他的财政司,整体上对1960年代的香港体制进行了一次深化和转型,也就是说由自由化转到了经济不干预。但他是一脉相承的,又与时俱进的,提出经济不干预就是,我们政府的干预是完全应当的,但是当人们要求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经济不干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原则。面临香港的回归,同时把经济不干预赋予新的内涵,其实在香港本身来说经济不干预已经是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调整,这套东西他们不宣之于口,不留文件,在政府官员内部思路当中达成共识。人们把70年代称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财政收入被拿来改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这样就使得他出口的成本依然保持低廉,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就是地铁和新政,整个市政规划带来地价的上升,归为政府财政。成立了廉政公署,已经立案的,贪污额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巨大的,这三种人不能特赦,其他的可以特赦,给予社会上收红包的现象也给予重大打击,整个司法制度,和打击制度一步一步前进,不仅仅对公务员,对专业人士,对商业犯罪,公司犯罪都进行了打击,同时采取了行政吸纳政策,在行政层面,在一些地区的层面吸纳一些具有政治倾向,但有影响的建议。大量的培植企业家公务员,原来他们培植的都是一些买办,到了70年代以后产业也发生了改变,由服装产业转变到房产业,总之香港这套转型步伐很稳,效果很好。
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其实也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就是走一条内需不那么快,进口大量增长,人民币汇率比较强,人民福利比较好的路子。
那么整个配套的政策应该是扩张财政,升汇率,为什么要扩张财政呢?我们居民的消费倾向并没有降低的倾向,整个消费的降低是收入格局带来的,在这个收入格局不能改变的前提下,我们只有减低公共支出当中的投资倾向,当然我们投资企业还要分红,这依然面临着财政如何支出的问题。如何扩财政呢?当然是增加公共消费为主,增加公共投资为辅,增加轨道交通为主,增加公路机场为辅,那么在减收为辅上面,减直接税为辅,减增值税为主,减营业税为辅,我们增值税为主体的体制是1994年建立的,现在大家都在反思。减个人所得税为主,减公司所得税为辅,尤其是最低标准的2000块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出口部门是创造财富,出口部门的人主体本身的工资,地租,等等其实是由中国其他的非出口部门来养的,这个也应该要说清楚的问题。升汇率应该升有效汇率,这个取决于两个,一个是名誉汇率,一个是价格通胀比,我们首先应该升名誉汇率,我们历年的进口总额的对比来看,我们的进口总额一定大于外汇储备。第二就是要适当容忍结构性通胀,这个在香港和一些小国都普遍存在,这个实际上就来源于低劳动力成本,这个结构性通胀的过程事实上是全民分享改革开放的过程。为什么呢?劳动生产率高。事实上就是我们低端劳动力服务部门分享高端制造业部门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当然这个不是全面的通胀。
第三,在扩财政升汇率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稳货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订合理的货币政策,2000年代,美国甚至在2006年还取消了M2的统计,所以把利率指标作为我们货币最主要的指标来控制,鼓励,平衡这种金融创新,那么美国08年以前低利率时代货币量没有增长,那么08年以后低利率时期,和量化宽松以后,他只是解决一个流动性危机,但是整个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增长。第三,最根本的我们的扩财政当中,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就是05年开始我们的轨道交通的发展,这几年我们的很多城市都在形成都市圈,前不久我们也看到一些中科院的所谓专家在抨击高铁,这实在是不应该,其实整个高铁也就10000来亿,但是带来的地价和内需的启动收获是非常大的。按照香港的经验,在轨道交通的站点我们建一些商业设施,在轨道交通的1公里处我们建一些公共设施,2公里处我们建大量的廉租房,大量的农民工通过廉租房在城市里可以稳定下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N年以后就可以享受廉租房等福利政策北京最近已经开始实施了,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