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12月，“第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商业·新共识·新动力”。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企业和社会：冲突和融合全景。

　　主持人王利芬：今天这场论坛的题目是企业和社会的冲突与融合。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来听这个论坛都希望能够听到我们企业和社会发生某种冲突的时候，怎么形成这样一个融合，能够听到这样一个精彩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先生，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头衔，刚刚给我没有打在上面，结尾的时候宣布一下。还有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大家一并欢迎，谢谢。

　　我本人叫王利芬，是优米网创始人，很荣幸主持这个论坛，我是一个小企业，很想听听各位嘉宾对这个问题阐述。因为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大，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非常有色彩，能够可感可知。我们六位嘉宾我做了一个简短分工，四位企业家他们主要谈一个案例，一位教授，一位应该是经济学家汤敏他们作为观察员和评论员，我们这场论坛首先有请四位企业家来谈一个是实例，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说当你的企业在发生和社会某种冲突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请讲出这么一件事情，你们是怎么处理，从处理的过程里面自己悟到什么，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能够告诉大家，特别希望四位企业家能够把这个案例说到栩栩如生，首先有请我们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行长，有请。

　　马蔚华：我们这个题目是社会冲突，还是一个挺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的感受很深，在过20多天这个本世纪前10年就要结束了，正好这10年是我当商业银行行长的10年。这10年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社会转轨，经济转型，人民的思想都在转变。那么，我们遇到最多的矛盾就是企业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冲突。很多传统的东西不在适用了，而新的东西又不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内部的矛盾和企业社会矛盾的交织，这些矛盾大多数都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企业的经济目标，企业都要发展，但是和社会责任目标产生矛盾和冲突。第二企业要消费资源，和环保产生冲突。第三企业要提高生产率，但是和就业产生冲突。第四是企业要盈利，但是和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我体会最深我们中国的银行，怎么样能够改变收入结构，发展非利差收入，我的感受很深。

　　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都是传统的银行业务，所谓传统银行业务就是存款，贷款，结算。而中国银行大多数收入，95%以上都是来源于利差，都是贷款收入。而非利差收入，收费的业务很小，几乎是开始没有的。但是，原来不计资本的时候没问题，那么最近几年，特别是这3、5年，大家知道《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要求银行资本金一定要在8以上。最近首尔G20会议又提出，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会议别的没有达成共识，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巴塞尔3》，所有银行要把充足率从现在8%，可能要提高到14%左右。

　　那么，这就要求银行不断的补充资本。所以，现在这几年银行最苦恼的事，一方面是要不断的应对监管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又得坚持不断的发展速度规模。那么，银行转型就成为必然，银行就要求节约资本。节约资本就得发展风险权重小的业务，其中收费业务是风险权重最小的。大家可能银行要收费，老百姓就说你乱收费，所以就把银行述之舆论，述之法庭，银行没有办法就缩回来了。

　　在银行消费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风险意识还不是很高，在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风险银行要承担责任。当然大家知道雷曼倒闭以后，雷曼债券在香港发的时候都签过约，倒闭之后那么多的消费者上街游行，在银行门口示威，银行就得妥协，银行你是有钱的，消费者是弱者。

　　所以，在中国大家过去都觉得银行就是政府，过去银行也确实像衙门一样。所以，认为银行里就是为人民服务，银行为人民服务还能收费吗？

　　所以，老百姓把银行收费当成一种多余，是乱收费，这样银行面对一个最大冲突。我要节约资本，要发展收费业务，但是你收费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西方银行收入结构里，30%，40%，50%以上都是非利差收入，最差的也30%。当然我们这个体制不能混业经营，这也是一个方面，最重要是人类社会对你银行收费有一个过程。

　　当然银行收费也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一些乱收费的部分。那么，我们在实践中觉得银行你本身，因为他也是一个商业机构，银行大家都知道再生产也需要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但是，收费你必须得和你消费者有个约定，有个契约，你不能中间突然就收费了，人家还不知道就给加钱了。

　　所以，银行把哪些应该收费，哪些不应该收费要告诉你的客户。另外，你收费以后确实要物有所值，你的服务要跟上。新瓶老酒你提价大家就反感，也确实应该考虑到循序渐进，让消费者接受。这种社会矛盾，这种转轨这是客观现实。所以你从各个方面要做好一系列的调整，适应这个社会才能发展，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好，谢谢。马行长刚才讲的是有理有据，因为他是经济学博士，讲课跟教授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论坛特别希望，因为已经有教授，有经济学家在那，特别希望作为一个企业的主体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哪件事情和社会冲突了，把这个小事大事或者中等的事您给讲出来，最后你们是怎么化解，寻求一种平衡和融合。您是非常能讲故事的高手，给我们栩栩如生讲一段。

　　马蔚华：让他们先讲完了我再讲。

　　主持人王利芬：您要补充啊，好，刘台长，我原来做电视工作，我见了刘长乐先生觉得叫刘台比较亲切，我还是有愿意被你领导一下的心理。您也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凤凰卫视在某件事情上和大众发生某些冲突，您是怎么来处理，或者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刘长乐：谢谢利芬，我的话筒在这边，要往这边呼应了。我们今天谈论话题是讲冲突和融合，我们的主持人建议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件能够特别引起冲突，或者是社会压力，或者是危机这样一个案例。但是，我愿意作为媒体人，也是一个媒体的企业操盘人，谈一个关于在过去的一年中间，在世界上发生一个重大的企业和社会发生冲突的案例，就是BP引发的墨西哥案石油泄露事件，这个案例另外一层含义告诉我们，在企业对于危机的处理方面，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次危机处理中间不仅是企业做的不好，包括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也是比较滞后，在做的方法上也出现很多问题和瑕疵，但是更严重首先是来自于BP本身，这个BP在墨西哥案时有发生40多天没有做媒体工作。

　　对危机处理，一般除了危机本身造成的影响之外，媒体危机是推波助澜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在媒体处理方面也体现出来了一个企业怎样处理好危机。我觉得BP对危机的处理方面的主要问题，一个是不能够面对这次问题，躲躲闪闪；再一个非常不及时；另外对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责任心。尽管他当时付出5千万美元广告费想做企业形象调整，但是石沉大海。他自己本身在美国受到的压力，大家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典型案例。开始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和他共同一个台来做介绍或者做解释，最后美国政府发言人不愿意跟他同台了，完全把他闪到一边去了，因为你根本不配跟我们在一起，你们根本不讲真话。

　　所以，对危机的处理应该说是在现在媒体高度的发达，而且在媒体权力不断放大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媒体在追逐自己权力提升的过程中，对危机的处理确实也有不客观比较片面的情况发生。

　　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危机处理对一个企业更为重要。通过BP这样一个件事情，我们在危机处理应该有这么几条体验：一定要及时面对，千万不要晚，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最好是越快越好，哪怕是在24小时之内进行及时处理。

　　我觉得这次在上海大火发生的时候，我们国务委员孟建柱在晚上及时赶到上海，他们出发之前公安部的负责人就打电话告诉我本人，希望凤凰卫视能跑一条字幕，说我们国务委员孟建柱代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连夜赶赴上海现场，这样一种危机处理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非常迅速和非常及时。

　　第二在危机处理中间一定要坦诚，一定要透明。你不要藏藏掖掖，不要躲躲闪闪。第三一定是态度，要谦恭。像BP的CEO太牛了，所以美国人很不喜欢他。一段时间还打高尔夫，或者到处溜达找不到本人，美国人非常恼火。奥巴马都去了好几次现场他还不出现，这样一种态度非常令人遗憾。当然最后他们也采取很多措施，也花了很多钱想补救，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又是华尔街日报鲁宾，他写了到了要踢BPCEO一脚的时候，这一脚踢过去他就倒台了，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企业家警惕。

　　主持人王利芬：谢谢刘总，他讲的非常生动。我作为媒体人也深表同意您刚才说的三个原则。刘永好先生，您的新希望集团，我把问题更加窄化，你有没有遇到公共事件一个危机，因为你也是生产很多饲料，猪的饲料，鸡的饲料，这也是有消费者的？

　　刘永好：我们是从事农产业，肉蛋奶跟我们很紧密，反映出来问题更多一些，也比较尖锐。去年9月份到今年6月份，所有养鸡，养猪，养牛所有企业都亏损，同时城里肉蛋很低大家觉得宏观调控做的好，物价没有上涨，城市人说好的事，政府说也是好事。但是，我们老百姓难受了，整个半年我们的整个养殖都是亏损的，这是一个矛盾。

　　下半年当然国家出台一些政策，市场原因，上半年肉蛋奶上涨很多，甚至连蔬菜，粮食都上涨了，上涨幅度比较大，拉动了CPI的上涨，这时候专家都在讨论都说物价涨的太多了，这是非常大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众所周知，我们肉蛋奶关系到食品安全，现在大家都希望能买到价廉物美的肉蛋奶产品，最近两年都有一个新名词大家都知道，三聚氰氨以前没有人知道，由于三聚氰氨老百姓怕了，很多人都有很多担心瘦肉精，还有苏丹红等等。

　　主持人王利芬：我相信听众也想听一下，您希望集团这么多年发展难道没有遇到一件危机性的事情，您是怎么处理，处理过程是不是跟刚才刘台所说那样几个原则是很一致，或者处理的很好？跟我们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吧。

　　刘永好：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的时候从我坐的车到天安门广场那边下来，坐的车到大会堂之间有上千个记者，很多人都围着问这样那样的热点。问我最多的是什么呢？第一肉蛋奶那么贵，你们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另一个又有人问，食品安全出那么多问题，什么时候能够保障让我们老百姓吃上放心、没有问题的肉蛋奶，能不能有这样肯定的保障，对这个问题我都特别难回答。因为肉蛋奶首先是价格问题，跟产量有关，跟用工成本有关，又跟相当多的问题有关，不是一个企业想降就降的下来，不是一个企业想变就变的了，需要整个社会的变革。

　　最近我提出希望国家出台一个现代农业振兴规划，像十大工业振兴规划一样来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蔬菜问题，肉蛋奶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系列问题了。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很大冲突，一方面我们要生产成本、价格相对要低一些的产品。同时，企业还要能够生存，另一方面要保证食品的安全这确实是很难，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寻找一个平衡。有不少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加了很多问题，有的垮掉了，做起来比较难但还有一些解决办法，但是这几年还是有所进步。

　　主持人王利芬：如果你们奶里面发现有三聚氰氨，您怎么来面对呢？

　　刘永好：这里面就有市场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的问题了。以前有很多的企业都坚持以市场为主，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把产品销出去再来搞生产，这种做法就来的快，效益很好。有些企业又坚持以生产为主，把生产做的特别好，然后才来营销，结果以生产为主的企业不少倒了，以市场为主的企业发展壮大了，但是以市场为主的企业容易出现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他是面向社会收购的原料，而收购的原料怎么样能保证质量，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是我们必须对待的。

　　主持人王利芬：您是一定不会出现危机的原则。但是，我是问出了之后呢？

　　刘永好：我们有十几个检测机构，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受到的深刻教训要求我们把生产环节做的更好。我们去年销了1200万吨，但是我的饲料几乎没有检测出危害品，就要求我们把这个工作做的特别好。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不管多大企业说倒闭就倒闭，这对我们的压力和要求就更高一些。

　　主持人王利芬：刘总觉得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出现，大家鼓励一下。

　　刘永好：这个问题很大，我成天吃不好睡不着觉就是担心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我跟农业部的分管领导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确实讨不清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出什么样的问题，他也睡不好觉。

　　主持人王利芬：我就设想一个情景，在现在当着这么多人，有人说你们那几个乳品厂里面，有两个厂出现三聚氰氨，您觉得怎么办？

　　刘永好：第一处理及时，第一时间告诉公众，所以第一要及时。第二要透明，透明是我们刘台长所讲的，通过比较精炼的话说明白，不要躲不要闪。第三要有诚意，董事长和相关人一定要站出来跟大家鞠躬，最快速度召回，承担全部责任，只有你敢于承认才能解决。

　　主持人王利芬：坐在刘台旁边非常好，三点一字不漏的说出来了，这是危机公关的处理。我们下面有请中科招商的单祥双先生，不讲我也会追。

　　单祥双：企业和社会冲突问题，在中国中科招商来讲我们很少碰到冲突，都是在融合中发展。我体会实际上最大的冲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新，一个企业创新可能带来冲突。一个企业要减收自己的原则，经营方针和经营策略，也可能随着市场发展带来冲突。结合这两点，结合自身体会给大家说一下个人感受。

　　中科招商在2000年底创办的时候，当时提出一个创新思路，用基金管理模式推动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当时是一个创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么，由于我们是创新，所以我们做起来是非常艰难。当时有一位企业家给我说老单别搞基金管理模式，直接给你10个亿你来投资一个公司你里当总经理，我来当董事长。后来经过研究发现，社会的趋势，未来发展趋势一定要走基金管理这个模式，我坚定从1千万的基金做起，2000年10月份成立的中科招商首批注册资本才3千多万，当时这种创新客观讲被很多人质疑，包括投资人，包括社会上很多其他机构，甚至包括有些政府领导都认为你这种创新实际上是很艰难的事情。

　　但是，经过10年做下来，中科招商从1千万公司现在做到几百亿的公司，也就是10年的发展。10年下来，我们的PE行业由原来应该说几十个亿的行业，现在应该几千亿上万亿的行业。所以，我觉得创新可能为我们带来短时间的这种冲突，但是长时间的收益就孕育其中，这是第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就是坚守。现在PE行业特别热了，在座很多企业家都在从事PE。从事PE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新公司不断涌入这个市场就要求很多大企业家做我LP的时候，说老单你这个管理费得降下来，人家都收0.5个点，你收2个点，我说我自创立中科招商以来一直坚持2个点。因为我们提供这种服务，长期以来这种专业化服务和相应业绩值这两个点，我现在在考虑还要不要提升这两个点，这样就跟我们同业，我们新进入者产生了很大的冲突，甚至有些LP不理解，我就讲所有LP投资人你要算大帐，你算短期的帐最后不选择中科招商，但是你算大帐，算长远的帐一定会选择中科招商。

　　所以，我们坚守了在这行业不降价，我收一提成20%的理念，2个点。同时还坚守做PE…

　　主持人王利芬：单总您这都是内部冲突，我们今天讲的是外部冲突，既然投资问题和外部冲突主要是和被投资对象，被投资对象的冲突咱们现在也不清楚，可能您也不愿意讲。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整个大家纷纷不想做实业，基本上在做PE，都不愿意弓下身子干活，都想投资，我当然不是说投资比干实业艰苦，今天中国许小年在午餐会讲到一个观点，当一个社会干人越来越少，干PE的人，一个广告牌砸下来后面有5个都是搞PE的，这样的话，未来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重振会有非常大的损害，看看你怎么回答？

　　单祥双：我不赞成干PE的人越来越多，对实业是一个冲击。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背景经济形式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哪些抛去实业来干PE，一个是自己实业干不下去，被淘汰的对象，被转型对象，升级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市场经济干实业积累几十年，这点财富不可能交回市场，要选择PE，选择投资。

　　第二种情况，原来这些实业客观讲收益率太低，太辛苦的，挣的都是血汗钱，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PE。我觉得实业资本向PE转变是中国经济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必然诉求。PE集合来的钱最终又投到实业上去了，很少把钱投到PE，又投到实业上了。投到创新型，成长性高的先进实业上去，从这个角度来说，PE发展越多，越会重振我们实业精神这不是传统的实业精神，是适应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的创新型实业精神，就说这些，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刚才马行长说他们三位说完之后补充一个小故事，马行长在招商银行10年以来成绩有目共睹。他也是中国银行界的传奇人物，我想在这10年里面一定有非常生动的再在冲突例子，给我们讲一个？

　　马蔚华：危机的故事太多了，我刚才说我自己讲不能把这个时间都垄断了。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银行的估计最大的危机是客户挤兑，就叫流动性危机。这对银行是一个致命的危机，我上任就是在董事会通过我当行长那一天。我们沈阳分行发生了流动性的危机，就是客户挤兑存款。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到招行当行长，社会有一种流言，说原来那个行长携款潜逃，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如果我觉得这个银行有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把钱提出来，当所有人去提款的时候银行就倒闭了，你这种客户所谓理性行为就变成一个非理性行为，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个流动性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把他们的恐慌的心安定下来。

　　我处理这个事还是挺有经验，我在海南岛处理危机很多年了。当时我们手里有头寸，不存在倒闭的问题，我说保证支付，只要每天有人在那提款，微笑把存款给他，如果不方便把存款送到他家里去。因为行长潜逃，我们请了老行长来，如果有人说他是假的，就把身份证拿出来。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保证挤兑。当时其他的一些银行这个时候也到处趁火打击说不行了，因此我们除了请政府还有娱乐做正面引导。但是最关键你保证支付，怎么解决你这个钱不断。实际上挤兑人民币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有不断的银行支持。这样过了9天，一看挤不倒不是那么回事，结果又把钱存回来，这是处理流动性的危机就是保证支付。

　　银行最大的危机，一个就是客户危机，还有一个投资者的危机。一个上市银行最担心你投资者把股票抛掉，这也是一个危机。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招商银行可转债的风波。银行要补充资本，补充资本发可转债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但是社会上中国资本市场很脆弱，你一个银行补充资本社会资本市场就很害怕，银行补充资本猛如虎。当时股票市场不是很好，所以就遭遇了基金，我们同时很多股东是基金，有几十家基金在股东大会上集体说我们不同意，使这个会议中间不欢而散。股东大会不欢而散，怎么办，要不要放？我们比较镇定的分析，跟这些投资者沟通，听他们的意见，适当的修改方案，请媒体能够正面引导。当时一个最使老百姓误导的就是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请了一个嘉宾，这个嘉宾说了一段误导观众的话。

　　他说你可以不发转债，可以发刺激债，这样既不摊薄股份又可以监管资本，当时不允许发刺激债，但是在中央电视台让一个嘉宾这么一说，老百姓更火，投资者更火了，你为什么不发刺激债。没有办法了我就找中央电视台你必须再做一期节目，必须讲正面的一个道理。否则这个后果是你引起的，我跟中央电视台关系还不错，又做了一期把正确的观点摆清了，老百姓就理解了。到后来可转债超乎异常的成功，反对的人都争先购买，创造了一个市场的案例，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很生动，在四个生动案例的基础之上，请汤敏和孙立平教授给予点评。

　　汤敏：我也不敢说，起码我不敢说点评。刚才听了几个企业家的酸甜苦辣确实在中国做企业不容易，在当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做企业更不容易。刚才马行长讲了好几个故事，我想点评他的一开始那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对于银行跟老百姓的矛盾，如果说有矛盾，有冲突的话，我觉得那些挤兑，发转债都是小的，我觉得倒是刚才马行长一开始讲那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银行普遍的提高了收费的标准，普遍的向外国银行学习，很多外国银行他的收入50%是有收费来的，50%靠利率来的，咱们银行太多靠利息。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老百姓引起很多的不满，这个问题我想刚才马行长讲的非常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冲突，而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而这里涉及到，包括其他的，比如最近在上海舆论非常一直在谈话的，关于火车票，突然火道部宣布乘不上就作废了，原来是可以改签的。这里很多舆论不同意，这就涉及我们企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比如银行收费问题，我同意刚才马行长说法。很多国际银行是靠收费而生存下去的，那么在中国如果我们收费好象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想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让大家心平气和愿意交这个钱，这里头最好的在你新的服务范围内，新的项目里头可以收费，让老百姓有一个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老的项目不应该收太多费，或者你要收费的话，但你同时要减一点什么下来。因为我们银行本身，跟国外银行竞争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外国银行在收费，但是第一个他的银行竞争相对的比较公平的。我们的银行相对就发那几个牌照，民营企业想进去银行非常的困难，垄断性比较强。

　　第二个你看我们的利差相对其他很多个国家就比较高，这也是国家本身的利率政策，本身就制定出来，就让银行有一个比较高的收益。

　　第三个我们的银行出了问题，国家一定下来救，而其他银行是没有这些，或者很大的银行才会救，一般银行都不会救。有了这些别的国家没有的而我们想收费去跟别人看齐，这个有时候老百姓就有点不是特别的满意。

　　所以，这里头在中国在收费，新增的收费项目最好是要稍微思考一下，和稍微更好的处理一下，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你可能多赚了一点钱，但是你在整个行业，或者你这个企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公众舆论中受的损害就更大。

　　刚才我觉得刘永好先生说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碰到的，一方面我们城市人觉得价格高了，通货膨胀上去了，所以舆论非常的强烈。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我们用行政手段把这些价格压过来，农民是吃亏。据说到现在为止，养猪的农民还在赔钱，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模式，用行政手段把这个通货膨胀压下来，是的，城市的人高兴了，政府的通货膨胀目标能够大体达到了，但是伤害的是农民，伤害的是低收入者，伤害的本身就是现在的弱势群体。

　　怎么办呢？这里头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最近我问了一个卖菜的农民，他已经在北京卖了10年菜了。他说在实际上中间商收的钱比农民多很多。最近有一个调查，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整个价格增加1倍，这些有很多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浪费，农民没有得到实惠，实际上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实惠。这里头有可能我们很多行政手段，我们的城管为了保证城市的整洁不让到处摆摊等等，都无端造成很多成本。

　　主持人王利芬：请稍微原则性，提纲挈领的点评。

　　汤敏：这种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美国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把大停车厂变成一个菜厂，我们要在这个领域多做工作。否则不是伤害这一头，就是伤害另外一头。

　　主持人王利芬：谢谢，孙教授有清。

　　孙立平：听了几个故事很受启发，我想企业和社会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很必然的矛盾。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我想首先一点就是怎么定位这个企业和社会的关系。这个会的文件说到我们这个单元，其中用到一个词，说企业和社会水火交融的关系，刚才马行长也讲到人们一种期望是为人民服务，我想这里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怎么定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好的婆媳关系怎么形成的，和定位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开始一定位就说这个婆媳之间关系，比母女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密，这样的一种期望，这样一种定位我们可以讲最后婆媳关系是绝对搞不好的。而是说你首先要正式他，这就是一个比较尴尬，但是在家庭里有很多连带关系的关系。然后你理性的来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只有在这样一种定位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同样一个道理。这两个方面是互相离不开的，但又是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磕磕绊绊，不要先定位成一个好象说起来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关系。

　　然后，在这样一个定位基础上怎么能够实现这两者关系的规则化，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关系，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利益均衡，一个就是规则的明确。利益均衡，现在你可以看社会当中，假如说对哪个企业，消费者意见比较大的，和有一个东西，和有一个现象是很大程度上是耦合在一起的，和那个企业的利润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对几个中国最能够盈利的企业，这可能也是消费者意见比较大的企业。我想如何在这个企业和社会之间有一个利益的均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明确，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和社会之间矛盾产生，和这种规则的不明确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规则比较明确，其实会使这种冲突减少很多。主持人虽然没让我讲故事，我这还真有一个故事。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去陕北，走的是鄂尔多斯。晚上那天回来的时候，首都机场大雾所有飞机取消，我坐的国航。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其他公司都解决了住宿问题，就剩下我们坐国航的，说不解决住宿问题，说可以给你们解决宾馆，你们自己掏钱来解决住宿的问题。

　　你想大家能干吗，就回去闹，反正回去也睡不到觉，一直哪到夜里12点多。最后鄂尔多斯机场说，北京国航总部解决大家住宿的问题。这中间电话不断，还发什么传真，大家还要看文件。你闹一闹和不闹一闹是不一样，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规则的问题。我上个月就到民航去讲课，我就提这个事，我说这事究竟跟我们解决住宿是对的呢，还是不解决是对的呢？

　　民航同事给我说，孙老师你们理解，就是你们理解这个意思，你们理解没错。我们的规定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航班，原则上不解决住宿问题。但是，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也就是说，这个事你要是不闹的话就是不为你解决是对的，如果你闹了，给你解决也是对的。因为他钱就好出了，他可以从影响社会稳定来出这笔钱。

　　第二点我们现在来讨论中国的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其实是存在于更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当然老实说我们这个环境不好。这个环境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容易加剧企业和社会矛盾的一个环境。我几年前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叫做“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说你个人也好，企业也好，你完全按照规则，按照制度去做可能你很难生存，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一个行业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比如公路运输业。你不超载，你就生存不了，这个行业甚至就存在不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呢？我想跟我们整个社会环境，不仅仅是企业和消费者，或者说直接利益相关者，不是这方面问题，和一个更大环境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三聚氰氨。我们就可以想，凡是跟食品相关的这些行业，其实我们可以想像，都处在一个非常恶劣、严重不信任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这样一个环境对于企业和社会，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我最近听到几件事，周围的一些朋友条件稍微好一点，生了小孩是不吃国产奶粉，一定要到国外买奶粉，买奶粉现在买到什么程度呢？买到说带奶粉都失去尊严的程度，入关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查的很厉害，弄的很没有尊严，但是为了他给孩子吃上放心的奶粉。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个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食品企业和一个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关系。所以，我想在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可能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完了，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谢谢孙教授，他后面那一点非常重要，谈企业和社会关系，除了定位，其实很重要在于整个社会基本心理趋向，和很多的行业基本规则制度。现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非常恶劣，如果要我来设计这样一场论他，我更愿意设计我们社会中一种仇富心理，大家来讨论仇富心理。

　　因为在整个社会对企业家，或者对快速富裕起来的人存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时候，这个企业的主题和企业家，和社会这样一个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也非常难处的。既然时间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做更深入的探讨，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企业和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大众心理这样一个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也非常的有张力。所以，作为企业的主体是很难驾驭和处理。但无论如何社会背景是很难一下子解决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规则不明，整个社会对企业家，和企业这样一种心理评判也好，心理期待也好，包括心理感受也好，就是这样一个现状的时候，如果我们企业有了小的危机，或者大的危机时候，该怎么做？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总结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刚才大家已经说的非常好，刘台说了三点要及时面对，坦诚交流，要有谦恭的态度。马行长说要善用媒体，让中央电视台在重新做个节目，对所有企业家来说不是都有这样的媒体，这是搞定媒体，这是很难，善用媒体。善用媒体，了解媒体，刚才刘台说由于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本来话语权不多在争一下，有时候把握不好媒体会非常麻烦。因为中国现在媒体不仅仅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还有互联网媒体，新兴的博客，微博这样一些媒体，你是防不胜防。所以，在这么一个新形式环境下如何善待媒体，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非常真诚，非常务实，面对信息进行透明化。

　　很多的企业他们非常的成功，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受众，搞定消费者，这是唯一搞定的方法就是坦诚，真诚，认错，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个人博客和微博都可以成为一个转播主体迅速面临的时候，这是需要企业家调整心态，和媒体的关系要把握好。

　　还有一点刚才马行长说，贡献的很好。他说要依靠政府，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疏忽了。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政府的力量最为强大，无处不在，无处不及。所以，你出了任何事情一定要依靠政府和政府能够和谐共处，共同面对危机这是企业发展上策，虽然是没有办法的，仍然是上策。

　　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嘉宾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