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12月，“第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商业·新共识·新动力”。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年度管理话题：“直面90后”论坛。

　　以下为本次论坛的实录。

　　参与对话嘉宾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间总裁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孙为民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崔维星 邦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间总裁

　　佘学彬 大自然板(中国)有限公司兼董事长

　　曾鸣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

　　江永雄 台湾皇冠集团

　　范黎波 对外经贸大学

　　主持人(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谈论对下一代的看法，今天讨论的是80后、90后的话题，原来主办方给我们的主题就是90后，90后基本上不能当劳动力用，所以讲员工的问题他们谈起来有点举例，我们把80后、90后的问题放到一起讨论。

　　前一阵任志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很多人从中国企业家杂志和新京报上都看到，觉得80后的孩子简直是有问题，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只是不同的孩子并不是无用的孩子。

　　我们怎么样看待80后和90后？有一种人觉得80后问题比较多，那么站在你的角度觉得80后有怎样的毛病，我们请大家说说80后、90后他们的优秀点和问题点分别是什么，我们请曾鸣老师先来谈谈。

　　曾鸣：现在我们平均的员工的年龄是26岁，基本上全是80后，只有少数的70年代的人还在为大家服务打工，去年10周年的时候马云在十周年庆典上专门提了一个观点，希望阿里巴巴成为80后、90后工作生活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营业务，因为阿里巴巴是做互联网，互联网这样大的技术革命，大概需要20年左右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改变大家的生活和消费的习惯，那么80后从中学开始就开始上网，网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天然的基因了，到了90后更是不知道离开互联网就怎么活了，这一批人对互联网的感觉是完全的自然的，他们无论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还是作为一个生产者都会成为未来的主流，我们的公司做SNS之类的东西，发现只要用的超过25岁以上的人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最想讲的是这批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一定是未来的主流，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主要的价值创造者，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舞台，给他们提供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提供什么。二十三岁的人其实就已经觉得自己该做副总裁了。

　　主持人：你们公司有二十三四岁的总裁？

　　曾鸣：没有，阿里巴巴过去有一位执行副总裁29岁，是位女的(笑)。我觉得80后的人的确是不太稳定，有的时候从前两天内部开会的时候说招了一个人才，但是杭州不会找房子，我们在讨论不会找房子的人我们要不要，如果连房子还要找，接下来要找的东西可能就多了。这一批的人的情绪变化快，他们做的顺的时候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真的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不太容易调整，包括我说的29岁的副总裁，我们一直在培养她，但是后面的培训很困难，她前面很顺，后面的自我就非常强，我们希望她是往前走，但是不太经受得住挫折，你要让她多方面的能够承担大责任的人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好，你们应该先把阿里巴巴搞成挫折营？

　　曾鸣：阿里巴巴已经很挫折了，主要是我们经历了挫折，他们没有经历过。

　　主持人：好，接下来是佘学彬来给我们谈谈。

　　佘学彬：我的重点是说90后。

　　主持人：你们的工人是不是都是90后？

　　佘学彬：我们的工人都是90后，我之所以要说90后是因为我四个孩子都是90后，我每天就是对着90后，我是从两个层面去谈90后，第一是他的物质价值观，一个是从精神价值观，从这两个方面去谈90后，先说我的老大，我记得05年那一天他15岁，我说你最近读书读商学院考得怎么样啊，你要好好去学，将来总裁的位置考虑给你去当，他跟我说爸爸我不一定回来当总裁，我说为什么？你看看你做地板，每天就砍人家的树不环保，我怎么回来当你的总裁呢？所以我发现90后的精神价值观说白一点是很超前，但是返过来是很飘。

　　主持人：你跟他说你老爸不砍人家的树你哪有这么好生活条件呢？

　　佘学彬：我说做地板肯定要砍树，不能砍人啊！所以我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植树，我的孩子最近在伦敦读书，我说你感觉老爸种树怎么样？他说很好啊，我一直在关注你，我说这也是需要成本的。

　　我发现他们基本上不帮你算成本，他们在吃饭时候在网上点一下去哪儿？买衣服他们是网购比较多，我发现我们是60后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顿饭吃已经不错了。

　　主持人：这是革命故事，但是古人讲过子不教父之过。

　　佘学彬：我发现他们的精神价值观上，他们是反过来看得比我们远一点，我的孩子去学开飞机，他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我说未来的希望还是在90后身上，他们从全球观特别是从他们个人的精神价值观层面是比我们高的，我认为反过来我们真的不应该担心90后，但是90后的执行力太差了，没有执行力，我感觉他们有理论都是飘逸的。

　　主持人：你说他们怎么执行能力差了？

　　佘学彬：我们60后的人都是要求自己军事化行动，我做生意约人早上一定要6点钟到，我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们早上六点半才到。

　　主持人：你换一个项目比你就感觉不一样，他能够执行的事你能不行不，你看看你能够执行的事他能执行吗？

　　佘学彬：凡是90后进来的人都做不长，都做了半年以后会说你不是做IT的，你是做地板的。

　　主持人：地板就是挨踢的嘛(笑)。

　　佘学彬：我跟我们很多员工说，我说所有的员工就说两个价值观你告诉我你的核心价值观在哪里，你的物理价值观大于精神价值观吗？基本上年轻人跟我说，他们的生活上很缺钱，但是做事的时候他认为精神价值观比较重要。

　　主持人：他们说得很对啊，生活中缺钱工作中缺价值观。

　　佘学彬：但是有的人说我爸爸、妈妈很有钱我是独生子，所以他们不担心，所以这群人是非常的矛盾。

　　主持人：接下来是孙总说说。

　　孙为民：我们的管理队伍也是在27岁左右，应该说主题上还是在80后，现在整个我们企业的高管序列都是在70后的，中层的人员基本上是80后的，90后的相对还比较少，我觉得80后和90后的人员，其实从我们企业内部来讲毕竟60后的人数就很少，所以总体年龄上我们感觉这种代沟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从80后的人员情况来讲，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变化，对60后的人工作可能会成为一个享受，我想台上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一天十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大家没有任何人会感觉到累的感觉。

　　主持人：我有时候把它叫分不清楚干和被干。

　　孙为民：70后的人可能会接受这个看法，但是到80后的人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企业内部也开始进行这样的改革，要求强制性的休息，必须得要休息，加班必须得要申请，而且控制加班的数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动员，看着领导都不走，所以员工都不敢走。我们的强制主要是针对70后、80后的，因为过去我们这些人可能习惯了是这样的，后来影响到后来的人，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包括80后和90后的人，他们会把工作和生活二者区分得很明显，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享受的时候，该生活的生活，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区分得比较的清晰，有的时候迫于领导的习惯和领导的示范，但是实际的结果不一定理想，他可能工作上的效率并不好，甚至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会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牢骚和消极的评论等等的东西。

　　主持人：网络上的牢骚简称“网骚”，我们请旁边俞敏洪老师来谈。

　　俞敏洪：其实我刚才来的时候我就发了一通牢骚，直面90后是个伪问题，如果说它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可能是一个企业问题，我们讨论90后和80后比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上网一搜会说90后是脑残、或者是火星来的其实这都是废话，我们想想50后在干什么，50后比80后糟糕很多倍，50后是典型的红卫兵一代，但是现在中国的企业中最重要的是50后，柳传志(40后)等等，但是也有一大批50后，李东升等等都是50后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问题。

　　主持人：你检讨一下60后有什么问题？

　　俞敏洪：60后过得比较平淡，平淡本身就是一种问题，其实我挺羡慕80后、90后的生活，我们在讨论90后和80后的问题，我们站在了70后，我们站在相对成熟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的日常行为、生活甚至是道德水准和价值观。60后、70后也有很多问题，现在社会的主体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60后、70后支撑了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的局面，新东方的平均年龄加起来也就是25岁左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天下，不是为80后、90后说豪华，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而是他们在适应社会中会得到解决的，跟我们相比80后和90后某些方面比我们快，比如说信息的接受的能力和对社会的感知能力和对世界的了解，包括他们的摆脱传统历史负担的能力，这其实是重要的能力，我们常常上80后、90后对中国的传统问题不继承，但是你问问他们比我们的诗歌背得少吗，文化是一个无形的跟进的问题，他们应用现代技术和现代信息手段为自己获取优势的能力比我们60后、70后大得多，他们的弱势在某些方面，比如说责任心方面确实比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得晚，我从小就学会责任心，最后养成了习惯，当一件事本来是被迫最后变成了习惯就变成了终生的好事，80后、90后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如此呆板的教育方式很反感。

　　主持人：你小孩是几零后的？

　　俞敏洪：我的小孩是90后的，我在家里培养他自己去思维的习惯。

　　主持人：60后和50后的人他们会说在小时候就培养了很好的习惯，但是不会培养自己的孩子？

　　俞敏洪：这一代人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学，比如说做饭和洗衣服的习惯，做饭有很多便当店比自己的做饭还要便宜，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更有创造性的事情。社会结构在改变，社会服务体制在改变，我们不能要求80后、90后和我们一样，但是这些孩子成长上确实有滞后的因素，比如说他们的心智，人与人之间的心智感知水平，对社会整体上的更沉重的责任心方面的水平以及个人的比如说宽容、团队合作精神，对于社会的黑暗现象和社会传统的忍受能力比我们晚十年，我们在18岁已经长大成人了，尽管我们还没有过过夫妻生活，这些孩子在18岁以前就已经过了两性生活了，我们18岁开始走向成熟，我们进了大学就很懂事，现在的孩子要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五年才能真正懂事，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对80后、90后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我们怎样设立这样的灵活的工作环境，面对80后、90后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企业你要调整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和工作方法，而不是用纪律去压这帮孩子。

　　蒋锡培：这场论坛很精彩，我们之前几位说得都比较精彩，其实我跟敏洪兄都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有点杞人忧天，现在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成不了大业，顾虑很多，其实都是多余的，一定是一代胜于一代，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过得更好吗，后一代不比我们更强吗，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些话题的意义是他们能不能更完美一些，能够把我们的未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些，同时生活也更精彩一些，如果说男生和女生，俞敏洪老师见得多了，我们公司是6500个员工，男女差不多一半一半，这批人的优点比我们强很多，任何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关系，你跟他讲他都能接受的，好的坏的，远期和长远的都可以理解，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不同的文化理解，他的吃苦是不一样的吃苦，他们在脑力活上更容易吃苦。

　　我两个孩子都是南大毕业，他们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北京工作，每天工作到1、2点钟，365天几乎没有礼拜天和休息日。

　　主持人：其实他们经常是通宵上网，另外是不认真，就是正常的时候把工作完不成造成的。

　　蒋锡培：他们在非常好的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能够不管地成长是主动地工作而且还要能够不断地创造价值。

　　主持人：什么时候是80后、90后让你最不爽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老总什么情况下让你最不爽？

　　蒋锡培：所有的原因我都能够理解，他们有的时候走了以后不打招呼，这个感觉很不爽！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自我消解的？

　　蒋锡培：我们平均的离职率只有5%左右，这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知书达礼的，其实有很多人走了以后也是愿意回来，我们这代人某种我们受到的教育没有他们多，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现在他们什么都懂，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创造得更多，现在我们为他们创造条件今后我们可能会更加依靠他们，他们创造的世界会更精彩。

　　主持人：崔总。

　　崔维星：我觉得80后、90后肯定是中国的未来的希望，这是相互的过程，首先是环境的作用，什么样的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人，我们招聘也有一些感受，沿海和大城市的人和内陆的中小城市的人是不同的，90后和80后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是做物流，也是用大学生，我们最后招什么样的人呢？招在中西部的大学中，比较好的大学里比较优秀的学生，我们招的是班干部来，他来了之后就比较好，我自己是厦门大学的，我对厦门大学挺有感情，结果我去那里招聘人家都不愿意来，厦门大学和兰州和西安的大学80后、90后是不一样的，在厦门机会多家境好，在西安家境不好，机会没那么多，他就要出来吃苦，他的思维模式跟厦门和北京、上海的有区别。

　　主持人：你是欺负西部人。

　　崔维星：这是双向选择，并不是欺负，这些人从创新和建设的角度比沿海的人稍微少一些，是不是沿海的大城市的见识广的去阿里巴巴做了软件、网游，他们创新的层面多一些，所以谈到80后、90后，他们的创新思维肯定比我们多。

　　主持人：你提拔的80后会有什么特点呢？

　　崔维星：我们觉得农村的是最好用，最后提拔的是城市的，因为创新多干事快，城市里能吃苦的人提拔得最快。我在网上也搜索了80后、90后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对90后看不惯，总是说他们不听话，你讲半天他不听，我很气忿，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不得不服，他不听你的但是还做得很好，这是80后、90后很明显的特点，很多人听你的但是做得很差。

　　主持人：那就证明是你有问题了。

　　崔维星：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你总结了没有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崔维星：可能就是管得太多，说得太多，给人家的空间太小，我们应该多听听人家的发言，我们的家境、环境、上网比人家多，我们要多听听人家的，不要总是让人家听我们的。

　　江永雄：因为50后跟60后在台湾没有明显的区别，在大陆是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台湾教出来的孩子跟大陆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同小异，就90后这代的孩子刚好跨了两个年龄代，我的儿子是89年的，我的女儿是92的，现在还有一个04年的小孩，80后、90后、00后都有。还要学习佘学彬总经理的思维，我觉得90后的孩子跟80后的孩子对我们来讲像我们公司的设计团队，我们做旅行箱需要设计，我们的设计团队平均年龄是24岁，他们非常有创造性的，很多的东西他们设计出来我们认为做不到，可是他们就会去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设计出来不管是不是做得到，他就认为这是我的想法，他不像我们，我们认为这个做不到就不会往那个方向设计，但是他们会天马行空去做，所以我认为90后的孩子有个特点，方向特别明确，方法特别模糊，想法很正确，但是方法很模糊，他并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对于他们这段年龄的孩子的问题，其实这一段年龄的孩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学习的这些空间太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学，不管是电视、网络、书籍，他们现在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5岁的小孩昨天晚上跟我讲，姐姐把我的电脑抢走，5岁的孩子已经拿电脑在玩游戏了。

　　主持人：以后的小孩三岁半上网。

　　江永雄：包括像我女儿，她跟着我们的工作在变化，我觉得我的女儿是最可怜的，小学六年换了五个学校，我认为她非常的可怜，可是她现在给我的感觉她是最幸福的，她的人脉网最广，每一个学校都有同学，她在景山念过，现在在顺义国际学校，这两个学校是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两种教育体制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她说在景山念书压力很大，但是老师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是所谓的中国式的教育，她到了顺义国际学校她觉得压力更大，老师完全不说只是给你一个方向自己去查资料，然后把作业交也行不交也行，我问她这两种方法哪种好，她说我还是觉得后面的对我好，因为前面的教育的方式非常的明确，可是都是人家安排好了，以后我要出去遇到状况就不会解决了，但是后面的教育体制和方式，她会去查会去了解，他们需要去上网需要去查很多资料才可以做一个作业，我们来谈90后我感觉我们应该谈我们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合适他们的改革。

　　主持人：谢谢，下面请范老师来说说。

　　范黎波：我是今天早晨一个小时之前才知道这个话题的，我自己觉得这个话题是大人说孩子，中国的大人说孩子就希望孩子复制大人的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我想说的是比如说中国人和外国人教育孩子不一样，一个德国人跟我讲，他教育孩子说这是苹果，这是香蕉，它们合在一起叫水果，我们教育孩子是出门见了老太太叫奶奶，见了年轻的叫阿姨，我们很少用归纳和演义的方法教育孩子。我的意思是我们教育小孩今天孩子的生理结构和大人是很有关系的，我想这是我要讲的简单概念。

　　我想讲两点，第一点，我的孩子92年的跟我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我有大战略，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我希望为家庭争光，但我的小孩没有这个大战略，他读书不是为爸爸争光，他投机的行为特别多，但是我的投机的行为就少一些，没有大战略一定投机行为多，日本总是找不找北所以乱换首相，这是投机的行为。

　　我在UCRA读书的时候，1940年我和一位导师交流，他讲过一个概念，他说他的父辈没有人读过大学，他的同胞兄弟中只有个别人读过大学，他的下一代几乎全读过大学，我发现我和他一样，我的上一代全没读过大学，但是我的下一代全在读大学，我们跟美国1940年的人比较相近，我们跟美国人就差了30到40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在83年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一代人只有两个选择，读大学、不读大学，现在的小孩面对的选择是三个，要么是读研，要么是出国，要么是参加工作，我们是AB选项，他们是ABC，多了一个选项就丰富了一个内容，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美国对50、60年代人很失望，他们是嬉皮士，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嬉皮士们在扛着。

　　我跟我的小孩比另外一个重要的差距，他的投入比我大，我的勤奋是靠吃苦耐劳，我读大学一个月13块钱，我的小孩现在是一个月1500块钱还要追加，他要成才，他的投入还比我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不要去把我们的东西复制到孩子的身上，我们应该给孩子顶一个标准，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内需经济发展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需要一定要差别化，第二一定要有中产阶层。

　　我给阶层定了一个标准，衣食无忧、有话语权、生态健康。

　　主持人：我想你对于你90后的孩子和对90后的学生的不一样会在什么地方？有些老师把自己的孩子给了空间，把人家90后的孩子给糟蹋了？

　　范黎波：这个观点我很不同意，我们在座的企业家特别像教授，他们在抱怨大学教育的时候有非常完整的一套理论，好像是大学无可奈何，其实老师的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值太高，关键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所以把孩子成功的希望全部交给大学，其实有的学生在上大学，他的生理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杀的事件，因为很多人培养孩子都是A，没有A和B的选择，导致了孩子的生理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家长一定不要对大学有很大的期望值。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来自于社会，比如说俞敏洪老师，美国人其实非常崇拜新东方，但是新东方的教育模式和大学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新东方是提高某一个方面，大学是提高综合的方面。

　　主持人：新东方至少提高了一个方面，大学到底提高了哪个方面？

　　范黎波：我可以回答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两个都是24岁的人，一个人读过大学，一个人没读过大学，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主持人：前两天我做了个节目，四个洗脚工，她们说，我们都戴眼睛，我们都会上网，我和大学生有区别吗，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我会洗脚他们不会。

　　范黎波：我前两天听了一个音乐，“旭日阳刚”，我非常认真地听了，这就是弱势群体的力量。我们说天赋只是一方面，你所需要的很多内容必须通过一个过程，去通过过程去完成，为什么要读四年的大学，如果不读四年的大学会怎么样，我是83年读大学，成功的概率中读大学的概率还是高，但是不读大学不以为着不成功，但是读大学总是比不读大学要好一些。

　　主持人：我现在的问题从俞老师这开始，大家想想看，我们这帮60后和个别50后和70后的人面对80后、90后，站在我们的角度咱们要做一点创新型的管理上的改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那么面对80后、90后到底谁要调整？

　　俞敏洪：我们其实谈论到80后、90后身上存在的问题，根源不在他们身上是底下，我说几个根源，第一是中国的国策问题，比如独生子女政策，比如说团队精神互相忍让就差一些，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社会转型的问题，首先请在座的各位回答一个问题，在你们心目中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走向成功最需要的特征是什么，中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是不明确的，第二因为是转型的时期，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文化因素和潜规则在其中，我们走向成功到底需要什么特质，我们教育下一代根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教育，我们社会体系中都没有这套东西，让孩子中有更加高尚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第三个教育体系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从小到大从小告诉孩子考试以外什么都不用干，有些人认为孩子上了北大家长就有面子。

　　我想说的教育体系把创造力、想象力和活动空间给压死了。我觉得这是互相适应的过程，我们看80后、90后肯定有问题，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看80后、90后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教育体系如何做这方面的调整。这个调整是把80后、90后引导到他们身上潜在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过分自我。

　　我原来每年要做200场讲座，现在已经都不讲了，我已经全给员工讲了，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我认为最重要，什么东西我可以从你们身上讲，实际上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我喜欢跟员工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玩，互相理解和互相谅解的过程，未来我们公司的工作主体是80后、90后，最后慢慢会变化90后。

　　主持人：我感觉你正在向传销性的方向发展。

　　俞敏洪：不是的，我们要看哪种体制对社会的未来更有效。

　　主持人：你现在关着门给他们讲，你们是上市公司待遇也不错，所以就听了。

　　俞敏洪：我讲的有80后和90后一起来听，我觉得实际上一个是一个互相学习过程，达到社会最需要的人才状态，让80后、90后优秀的团体引导整个群体的发展。

　　曾鸣：我回答主持人刚才的问题，我们公司在具体地做两件事，第一是全面地推进透明化，因为80后、90后的这些员工对知情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是真愿意也真敢说的，公司的内网是内部沟通很重要的平台，我们尽可能把所有能公开的信息都放在内网上，他们看得不顺眼自己想说的都会说，这是我们觉得未来的组织必须做的很大的调整，第二我们在做的是尽可能把公司的组织平台化，这样可以给更多的年轻人独立操作的机会，他的学习可以在实战中得到更好的训练能够冒出来，原来的官僚化的体系跟未来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不匹配的，说得极端一些公司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未来信息时代整个的经济模式这批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用工业时代的标准来管肯定不行。

　　主持人：你们内网上还算是比较的活跃，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真的是弄一个人在上面梳理还是老板天天都去看呢？让大家宣泄是一个气氛，但是如何变成对管理起作用的东西呢？

　　曾鸣：不是宣泄，是有建议还有反馈，我们前段时间公司内部的邮件，原来群发都是要审的，但是我们群发邮件公司内部是不审的，一个人的一个观点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一个挑战，里面的确有很多垃圾，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对管理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现实比你想想得要糟糕得多，原来觉得是一片大好现在发现什么地方都是漏洞，这是重新训练你的判断力，有些时候就是正常的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的问题。

　　佘学彬：第一、我的观点90后是我们未来的希望；第二我认为90后对我来说我是特别的有希望，我们60后、70后，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是傻乎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所以我认为90后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未来创造世界的最重要的群体，我们反过来要向他们学习。

　　主持人：你具体和他们学了什么？

　　佘学彬：90后辞职都不跟我们打招呼，我现在也不打招呼就走了，后来我们是通过邮件和短信互相沟通的，就说一个拜拜就OK了！

　　孙为民：我们不光要考虑员工的问题，面对的竞争环境也要考虑，所以说肯定这种运营的模式和管理的模式必须要转型，我认为现在80后、90后基本上是网络依存的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上德鲁克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互联网平台给全世界所有的个人、包括市场、企业提供了整合、共享的平台，这个平台是每个企业运营管理的平台，也是跟市场互动的平台，因此我们现在所有的企业，应该说我们的企业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了，现在必须得要转变成知识工人，哪怕就是我们的营业员、呼叫中心的人以及销售的人员，包括我们物流工作，那次去新的物流基地去，他们接待领导，结果全是弱不禁风的戴眼镜的人，因为现在的作业都不靠体力来完成了，都是靠脑力。

　　可能各个行业里所需要的人员都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工人，至少说不管他是用体力也好，也是有知识引导下的作业，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的管理的模式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朝知识型的方向来管理。

　　主持人：在大学中除了少数的大学中，只有1%的学生才会出操，80后、90后分别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身体是很难承受稍微大一些的压力的，我们作为父母还是有失职的地方。

　　蒋锡培：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希望孩子生活得好一些对国家有贡献，80后、90后这一代人今后一定是主力的一代这不用怀疑，问题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好，这可能跟教育有关，我这次到日本去参加会议我非常有体会，日本这个国家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我们是认为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其实是跟人家有差距的，就像日本和韩国等等，有几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路上问路，那么这些人认认真真告诉你再把你带到这个地方，而且帮你提行李，还要给你90度的鞠躬，他们是很普遍的现象的，我们很少人可以做到。

　　主持人：你作为老总真正的具体上的改进是什么？

　　蒋锡培：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比较而言，比较了才有鉴别，我们70后、80后的员工虽然平均的年龄是32岁，相对来说每年进入的年轻人非常之多，我们做的倡导不同的层面的人给不同的空间，给你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你去研发、创造，如果创造对了就给予非常大的奖励，这就是我们做的。

　　崔维星：我的孩子是05年的，这是“00后”，我的孩子在家里叫我崔维星他不叫爸爸，这是跟我老婆学的，开始觉得不大习惯，后来觉得也挺好，我们作为60后、70后不要80后、90后对你有什么尊敬，还是平等一点好。第二个观点，我的小孩小，有时候不听话，我骂他“妈了个八子的”他也骂我“妈了个八子的”(笑)，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彼此都尊重。

　　江永雄：现在90后的孩子方向没有问题，方法有问题，我们要经常和他们有互动的时间，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包括台下的都是有影响力的人，回去要跟我们的孩子的互动要强化，现在我只要不离开北京我每天早上一定送女儿上学校，那十几分钟的时间在车上可以跟她沟通，把她当成朋友，我觉得给她方向，帮她解决一些问题，可以把我们的思维放进去。

　　主持人：你在公司中对80后、90后的员工能做到这样吗？

　　江永雄：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包括我现在的一些员工，我会愿意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告诉他做这样的事情是对或者不对的，我会告诉他们这是对你的建议，因为他们的反抗能力很大，这一群孩子他们未来人际关系会很差，因为他们每天待在电脑前面，像这样的情况要改进，否则他们做了未来社会的中坚，人和人的关系的互动少了这是很危险的。

　　主持人：现在很多都是网络语言，他们会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只是要我们去适应它。

　　江永雄：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脑里面所有的咨询跟想法。

　　主持人：我们最大的问题将来我们要能够变得跟电脑一样来和他们交流。那么范老师来谈谈。

　　范黎波：我的意见是，现在的小孩就是一加一等于几长大的，形成了思维定式，一百个人在找一个标准答案，一个标准答案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我想其实最通俗的一句话，成才之路一定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现在我们学校正在尝试的事情非常好，比如说“游学”国内游学、国外游学等，这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很多的学生不愿意参加，可能受了父母的影响，我今年带了一个团队去广东，家长说了要回北京参加新东方学习，现在全国最成问题的是俞敏洪老师，俞敏洪把学生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占用了。

　　主持人：好，我们下面简要地提一下问题。

　　主持人：我是中国企业家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曾鸣老师，我们的感觉今天谈的绝大多数是社会学的东西而不是管理学的东西，我想问一下80后、90后的连接，我们感觉85是一个分解点，85的特点是没有集体记忆带有普视价值，他们是习惯平层结构，我想问，他们习惯的平层结构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比较的消极，他们不会以仰视的目光看人，这种带来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上的什么的重要的变化，我特别想知道阿里巴巴对70后80处的武侠文化特别的明显，这跟85、90后的改变就比较大，这块有没有一些冲击？

　　曾鸣：我直接回答最后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的确很倡导武侠文化，武侠文化是最符合60末70初的人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们讲的时候员工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背景，从语汇到思想都在变，这批员工他们没有任何仰视的感觉，他要求是平层，也许会把马云当偶像，但是是把马云当成了娱乐界的明星，这是未来5到10年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当这批知识经济的起来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一个方向是无组织的组织，但是怎么做出来谁也不知道。

　　主持人：所谓对话平等不是姿态上的平等对话，如果用的语境框架都是你的，人家跟你平等就平等不进去。

　　提问：我想问一下蒋锡培先生，能够成就别人特别是年轻人是您很大的幸福，我想请问什么力量让您这么关爱年轻人。一人远东人，全家远东人，随着个性鲜明的90后加入，社会成本不增加，您将如何制定新的福利和员工文化建设，以及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

　　蒋锡培：我觉得我有责任带领我的同事们为生活、为理想、为事业、为幸福而去努力，当然这样也不够，能不能造福更多的人呢也是我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战略也在制定当中，未来的远东可能就是让员工倍感自豪，让社会备受尊敬的企业，近期美国也很头疼出了很多的问题，他们认为帮我们中国培养了很多人，其实它把全球的人都吸引了过去而在美国工作了一二十年的人，觉得回到中国很有发展，在无锡有一个530倡议的项目有两千多个博士去了无锡，其中有一个协和医院肿瘤专家然后到美国，他在美国研究胚胎干细胞，结果在美国因为人权的原因是不让发展，正好中国政府很有眼光，这块觉得中国要倡导，除了现在做房地产、制造业，我们如果能够解决干细胞这个问题会非常好，所以我要支持。

　　提问：我想请问俞敏洪老师，我现在是90后的大学生，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创业，很多人说我们不适合长夜，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的？

　　俞敏洪：我是一直鼓励年轻人创业的，如果没有年轻人创业就没有比尔盖茨，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千万不要以败家子方式去创业，把自己的钱也花光了，把父母的钱也花光了，创业的前提是失败了可以承受，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怕失败，一般来说失败也是可以承受的，前提是不要过分，真的不要做脑残的行为，让父母卖了房子去创业。父母给予适当的支持是可以的，比如我的孩子创业我是会给支持的。孩子的创业必须有创意同时要有理性，一般来说理性做一件小事最后做成可能性是大的，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创意，我特别鼓励孩子们先工作两三年积累经验会比较好。

　　提问：我是1989年出生的，想问一下俞敏洪老师刚才你提到价值观的问题，像我们年轻人应该形成怎样的价值观？

　　俞敏洪：普视价值观是最合适的价值观，平等、诚信、公开、公正，创造一个人个人的可信性，如果这个人让周围的任何人相信了什么事都可以做到。

　　提问：我是91年的，我想问一下袁岳老师，为什么要做直面90后的主持人呢？这样的话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是自己组织一个直面50后、60后可以吗？

　　主持人：欢迎。

　　提问：这个话题的意义是什么？

　　主持人：话题的意义在于话啊。

　　提问：其实我们不喜欢被说。

　　主持人：你不喜欢不代表其他人也不喜欢。

　　主持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谢谢大家！

　　金融创新的民间力量

　　参与嘉宾：

　　洪崎   中国民生银行行长

　　冯戎   会员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滔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汪建国 江苏五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振福 德福资本首席执行官

　　陈杭生 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彬   易宝支付 CEO

　　朱武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主持人：姚长盛 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