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1世纪传媒举办的“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研讨环节会议现场。

　　袁岳：我们现场也有幸福论坛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登陆微博发微博的信息，在新浪的微博上面。下面我们有请刚才我们参与过讨论的各位嘉宾上台，我们还有半小时快速的现场研讨。有请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交涉，有请莫纳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黄有光先生，有请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彭凯平交涉，有请清华大学伦理政治哲学的教授贝淡宁，有请幸福研究院的心理研究教授徐景安。

　　我们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们一会儿沟通的方式就是比较快问快答的那种模式，最后我们争取再留出一点时间，5、6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现场提、两个问题的机会。我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两个问题给所有的在座各位老师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幸福这件事情，到底我们个人做一点什么东西增加幸福，彭教授提到美国人性爱是最幸福的事，意大利也是，印度人也是，中国人可能实际上是，但是不说，所以他是做爱，可能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我们把幸福感整成政府的事之后，很多人都理解，包括老百姓都说我们不幸福，政府应该多做点什么事我们才幸福，主体好象想增加幸福准则，应该是政府多做一点事。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这个问题给大家是，关于在增加我们GDP这件事情上谁是应该多做的那个主体，然后他应该多做什么样的事情？

　　徐景安：对于当前来说中国为民众创造幸福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是什么，为人民谋幸福，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让老百姓幸福的社会叫幸福，所以在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口号，创建幸福的中国，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旗帜。

　　袁岳：你基本的路子是说政府应该多做一点？

　　徐景安：但是避免对每个人来说，要改变不能改变的，要接受不能改变的。完全把幸福建立在政府身上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必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改革是长期的过程，不能让政府一夜之间都创造幸福的社会，幸福的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积极的，阳光的心态来对待现实，这就是每个人都是幸福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而不要期待政府，不要期待别人，要期待自己。

　　袁岳：你第一是说政府要做点事情，另外也不要期待他做事情。等于我们原地就这样，也就差不多了。比如政府做什么事情，给我们具体一点，比如说你认为政府做什么样事情有助于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徐景安：今天的政府，你们想一想，我们“十一五”规划里面都讲了无数的好话，扩大内需，要调整结构，关注民生等等，都讲了一遍。但是到最终都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还是发展是第一位的，发展第一位了以后，所谓国民收入分配第一步首先是改善。

　　袁岳：你说的这些都会。你找一件具体的事，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就会幸福。

　　徐景安：所以政府如果不改变发展第一方针，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

　　袁岳：怎么样叫做改变发展？

　　徐景安：好，幸福第一，幸福为目标，自然可以解决。

　　袁岳：政府说我以幸福为第一。所以要干吗？

　　徐景安：首先用幸福指数代替。

　　袁岳：我做了指数就行了吗？

　　徐景安：第二评价的主体是什么，不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是老百姓评价政府。

　　袁岳：我们让老百姓来评价，然后呢？因为这种事情都可以做，这没问题，老百姓就会幸福了吗？

　　徐景安：如果政府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改变以后，政府行为改变了，这就为老百姓的幸福创造了社会经济制度条件。

　　黄有光：我要很快的讲，我非常支持刚才徐院长讲的，现在大家太注重财富，而不注重其他方面，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也很支持刚才贝教授讲的，我们讲快乐不能够只是考虑自己的快乐，也要考虑将来和他人的快乐，那么如果你考虑了他人和长期的快乐，那么就涵盖道德。而且是倒过来了，什么是不道德的，危害他人的利益就是不道德。针对主持人讲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个人、政府、媒体都要重视的，快乐是人生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各方面应该重视，政府应该负责，我也同意徐院长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要用幸福指数取代GDP，我建议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以便我们不太注重金钱上的东西，还有应该做什么，政府除了用这个以外，还需要去做那些影响快乐更加重要的，除了生产，例如环保、教育、研究等等。

　　崔之元：我补充一点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刚才彭教授讲了很重要的概念，幸福的人格，我理解的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这个人格的形成在儿童时期，在10岁以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什么，我刚才忘了讲了，重庆十大民生工程其中有一条对农村的留守儿童的，比如说每天要保证他们吃一个鸡蛋，每天要保证一杯牛奶，但更重要的是每周要保证他们有一次和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有一个通电话的机会。那么这个由政府个人怎么做呢，这是一个结合，政府的干部，任何机关的干部，一年之内必须有七天时间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进三同”。新提拔的干部，原来是副处长提拔处长，你一年有30天在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很有意思，我去挂职，我去农村七天，但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多其他的干部也不会插秧，所以农民并不指望我们同劳动，但是同吃同住给大家的精神起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有很大义务是什么呢，帮助联系，包括民营企业，社会NGO联系，提供资源，保证每周打这个电话，每周和父母，如果留守儿童总是和爷爷奶奶隔代教育。

　　袁岳：但是崔老师我们看那么多当官的，最后念稿子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本来就不幸福，你们去了更不幸福了。

　　崔之元：他们本来是壮劳力都出去了，我们去了给他们心情好了一些，有聊天的对象，主要是精神，幸福感，我们去当然也会给他们伙食费的。

　　彭凯平：心理学角度讲人类所有心理活动都是个人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函数，什么意思呢？两个都离不开，所以幸福没有社会的关注，没有社会的支持，没有政府的工作是不会产生好的效益，政府起的什么作用，我一直主张“三公原则”，一个幸福的社会绝对是三个公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公共，包括一个资源公共，你刚才讲的农村和城市如果资源不公共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容易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对比、反差和差异的事情都是对人幸福感很大的伤害。住在山区里的人有差异，有了接触就会有感受的差异，这就是公共的环境很重要，资源的环境，公共的环境很重要，公平感很重要。我一直主张一个幸福的社会是公平的，是公信的，是公众的，脱离这“三公”这个社会不可能是幸福的社会。有差异的社会，有贫富悬殊的社会怎么做到幸福的社会，意见不能够表达，申诉不能够上权，歧视不能得到纠正不能称为幸福社会，所以谈民生建设之后，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要谈和谐社会和幸福社会，就是要从“三公”入手，要不然做不到。个人的因素刚才已经讲了，个人人格的培养这个很重要的，早期教育非常重要，学校的教育非常重要，高等教育同样重要，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是基因教育，千军万马非得上北大、清华绝对是不幸福，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上不了北大、清华，他怎么办？很难受，很受刺激。

　　袁岳：而且封闭在校园环境里也非常不幸福，因为没有多样化的刺激和反映。

　　彭凯平：正面的情绪，幸福的生活世界，刚才讲性爱只是小的社会事件，前面讲的都是我们建立幸福社会的基本保障，所以社会做“三公”，个人做的前面说的四项事情。

　　袁岳：我们看了全世界号称比较幸福的，包括我们说不丹好象都没有什么参照价值，第一太小了，小到连我们小镇都赶不上，第二太穷了，很多人虽然很不幸福，但是真的把我们这帮不幸福的年轻人派到不丹去说算了不宁愿在这不幸福得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其实你真的要这个当做我们建设目标，第一我们不能变成那样小国，第二我们不能变成那样的穷国，我们基本上富而不幸，我们应该是一个宿命似的。

　　彭凯平：不丹调查结果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为什么有争议呢。

　　袁岳：不是光不丹，全世界的调查的确证明，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南太平洋的小岛国的国家都不幸福。

　　彭凯平：北欧的国家幸福指数比较高。

　　袁岳：但是还是小。中国之所以还30多位是之所以我们还比较穷，再富裕起来就会到130多位去了。

　　彭凯平：这个要看未来再判断。

　　贝淡宁：我在想，政府应不应该有一个幸福概念，幸福应该包括一些道德的内容，如果我的幸福就是伤害别人，我想这个幸福肯定是别人，是幸福社会的内容。可是幸福就是有享乐的概念，所以有一点偏个人主义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强调一些笑，为什么儒家很强调照顾小孩，因为照顾小孩是一种快乐，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照顾父母一般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工作，一般来说照顾父母是很幸福的工作，如果我们总是要谈幸福，幸福，我觉得我们不可以保护这些道德的内容，所以我自己觉得像如果我们要和谐的概念，包括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幸福不见得包括这方面。

　　袁岳：我有两个小问题问你，你现在在中国工作？

　　贝淡宁：对。

　　袁岳：你是美国人吗？

　　贝淡宁：加拿大人。

　　袁岳：你在加拿大工作还是在中国工作那边幸福一点？

　　贝淡宁：我其实还没有在加拿大工作。我新加坡、香港有工作。我比较北京比较幸福。

　　袁岳：为什么？

　　贝淡宁：可能跟老板有关系。

　　袁岳：你们老板有什么特点？

　　贝淡宁：现在的老板很不错。可是我还是觉得新加坡总是强调一些GDP。

　　袁岳：特别强调反而你不幸福了？

　　贝淡宁：对。

　　袁岳：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你刚才讲的，刚才讲了那么多孔孟之道，坦率说孔孟之道讲的孝，过去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家庭讲孝道很有意义，我们现在是独生子女，今天独生子女品种很新鲜，过去没发生过，过去讲的农业社会环境下讲的，今天我们是工业社会加上信息社会，再加杂七杂八社会，所以你觉得讲的那些，你说的儒家道德，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做一个标准可以，但是你要说真的让人家把它当成我们追求幸福一样基本规则和道路，这恐怕行不通吧？

　　贝淡宁：这是一个问题，可能用政策解决这个问题。

　　徐景安：今天之所以重新讲儒家文化有它的现实意义，据我们很多案例当中，电话70%以上是人和人的家庭，特别是家庭婚姻，什么问题呢？现在社会男孩子女孩子都接受现代理念，自由、平等、人权，但是他不知道每个人定位是什么，现在强调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而出了个问题，既然男女平等的，我扫地你洗碗，凭什么我多干，男的说我凭什么挣钱给你，咱们AA制，传统社会女主内，多数做家务，男主外多挣点钱给老婆是应该的，所以现在社会讲权利不太讲责任，讲平等不太懂得付出。所以西方人权平等权利和我们东方儒家文化讲权利应该结合起来，权利是要平等的，责任是不能讲平等的。比如我们坐公共汽车，人人都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权利，但是我们要把座位让给老人，让给小孩，让给妇女，这些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讲自由、平等、权利同时要恢复我们传统道德，传统文化，要多讲奉献，多讲责任，这些使我们社会才能和谐，所以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常有用的。

　　黄有光：补充一点，关于政府做什么能够增加快乐，讲到很多国家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快乐水平很高，快乐的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快乐的水平，大致上是有天生的基因的。那么经历，其他各种经济条件影响你各个活动，也能够争取这个活动积极向上，但是影响很少，主要是你天生的因素决定的，就像一个人的智商一样，要追求快乐，最大的就应该通过科技的方法，有两个方法可以大量提高快乐的。一个就是我们5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的，人脑子里面有快乐中心，你刺激那个中心就会想很快乐的东西。

　　袁岳：刺激快乐中心，找一找刺激物，找一种快乐药给大脑刺激。

　　黄有光：电波等方法都是可以刺激的。

　　袁岳：他们吃摇头丸也可以起这个作用。

　　黄有光：不可以。我认为花几千万元少量投资，就可以发展出能够给每个人用来刺激大脑而得到快乐的感觉那个机器。另外一个就是更长期来讲，就是基因改造，但是这个进行非常谨慎，避免副作用。

　　袁岳：你改善幸福基因的人，没有幸福基因的人就把他排除掉。

　　徐景安：我很反对黄教授的说法，快乐不等于幸福，快乐是感官层面的，我今天吃鱼翅、鲍鱼很快乐，我今天蹦极很快乐，但是不等于幸福。把快乐等于幸福，每个人发个摇头丸大家都很幸福那是不对的。

　　袁岳：谢谢。

　　黄有光：批评我的观点我应该回应，我认为各种快乐有物质上纯粹的享乐，有精神上的快乐，他们全部都是快乐。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多数处于快乐的感觉之中，他就是幸福的，幸福比较长期的，不过我同意说我们讲快乐不可以违背道德的因素，什么是不道德的，就是危害他人，使他人不快乐，或者使他人痛苦的就是不道德。因此我们讲快乐，只要有长期的，包括对他人的影响。

　　袁岳：其实我们现在说道德，现在道德也非常的相对主义了，你说的道德跟另外一些人说的，他认为他也很道德，但大家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黄有光：最终对他人快乐的危害就是不道德的。

　　彭凯平：作为一种感受总是跟他人进行比较的，如果大家都很快乐，最后总会有人不快乐，摇头的时候也有人摇的感受特别快乐，但是也有不快乐的。

　　袁岳：爽也分超爽中爽低爽。

　　彭凯平：800美金以上很快乐，到了800美金跟人家比就会有差价。

　　袁岳：现在是12000块钱一个点。

　　黄有光：我不同意，我同意比较，尤其是在一些客观因素例如收入和消费上，人们强调非常比较。但是快乐如果每个人都快乐，可以同时存在的。你的收入大家收入提高不见得快乐提高，如果大家的快乐可以同时快乐。

　　袁岳：我问崔教授一个问题，你刚才讲政府作用，我对政府干的事情还有一个疑问。我觉得比如说现在你们重庆市派干部下去了，我相信这不是老下去的，我们历史上干部下去好多次，知青的时候下去，社会社交下面，后来上面号召下去，你们本来寂寞惯了你们下去了，过一段政府不号召你们就不来了，不来人家不习惯了，更不幸福了。所以我的感觉政府推动幸福感这个事，第一政府的想象是一刀切，但是幸福很个体化，每个人不一样。幸福要求是比较持续的，我要求政府干这个事比较有问题的。

　　崔之元：我想举一个例子，德国明确提出，政府有责任使人的人格，促使人的人格自由发展，幸福人格有关系，政府确实有责任的。但是我辩论有一个问题，我的发言比较强调幸福的客观基础。

　　袁岳：人人看法不一样。

　　崔之元：但是客观基础不是百分之百人都同意，长寿，自杀有没有自杀的权利，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有自杀的权利，长寿也不见得是人人都会快乐。政府的功能不是无限的，但是有他的重要的功能，就是说促进幸福感客观基础方面，比如说公租房建设，降低房价不是百分之百人都会同意一定幸福，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会同意。

　　袁岳：现在衡量重庆人民幸福感的东西，有一些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如果建立一套体系作为一个目标的话，大家构成是什么样，你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总的来说在幸福建设方面这个东西的进展，以您说的客观基础为主吗？还是只是以这个为标准呢？在你看来？

　　崔之元：主观方面很多，比如NGO都会发生很多作用，比如家庭，夫妻关系，不和夫妻吵架，这个政府管不了那么多，政府主要是在公共性的，或者“三公”那方面发挥他的作用是相反的。如果举个例子，我两年前到俄罗斯开会，到那个圣彼得堡。比如我们现在北京机场二号站和三号航站楼在圣彼得堡这两个机场内的两个航站楼之间都没有公共的交通，或者有一个小时才来一次，都要坐出租车，在机场的两个航站楼之间，也就是说公共设施，公共投资实在太差，这个我觉得政府没有起到幸福感的作用。

　　袁岳：但干那个事干到最后不就等于GDP了。

　　崔之元：不是，我认为GDP不是整个对数曲线，GDP并不是不重要。

　　袁岳：中间还是起很重要的。

　　崔之元：作为唯一的一个方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替代的。

　　袁岳：回到公共建设上，这就是政府的强项了，测量也相对好测量，当然我们也知道测量的数字也很大，但是如果到政府幸福感之间测量上去的话，我觉得数字基本上就没有真的了，比如刚才徐交涉说的，到现在这个年纪终于明白跟老婆不吵架才是幸福感所在，我跟你讲另外一些老先生跟你相反的，活到现在才知道跟老婆还不能不吵架，一辈子也就会吵个架，要不吵架真不幸福，每个人差别很大，你说重庆市人民对婚姻幸福感你怎么测量呢，政府只好偷偷跟你说98%重庆夫妻大家都觉得很幸福，否则中间占8%比重的话，说不清楚铁路就白造了，飞机也白造了，我的感觉好象GNH真的衡量政府的东西太假了，提出幸福标准是好东西，但是衡量政府工作的话我觉得毛病太大了。

　　崔之元：关于凯恩斯有一句话，正确的目标近似的度量比错误的目标精确的度量要更好。是一个近似的，人类发展已经有这个指标，和幸福感的距离，比如说比GDP更近一些。

　　袁岳：贝教授你觉得我们要测量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是不是就弄我们这样一个主观的，相当于生活幸福感的，还是客观的基础，指数是综合的，在你看来这能测得出来吗？儒家道德幸福这怎么测，很难测？

　　贝淡宁：我觉得关于这方面，我想有一些相对比较客观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家，90%他们都会同意一些价值观，没有人会说赚钱是我生活的目的，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不会这么说，他们知道赚钱就是一种手段，所以道德方面，以前的宗教，大部分传统的哲学家不应该伤害别人，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同的城市可能也有不同的文化，所以如果要测量不应该有一种标准，完全是整个世界的标准，我觉得可以按照不同的城市文化，不同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考虑。

　　袁岳：那没法比了，城市和城市之间不完全能比了。我理解你的幸福感跟我的幸福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实际我们两个之间幸福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

　　徐景安：你把两个问题老在混淆，一个方面政府要为民众创造幸福的客观环境，这个是可以有评价体系的，是可以客观标准的。比如说教育，中学办多少学校，办多少床位多少这是有客观评价体系的，这个客观评价体系可以度量的，这是一个方面。创造这个评价体系以后，每个人的幸福感是一样的。对本人的价值取向，性格特点包括思维方式。我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半杯水了，这是客观现实，但是有的因为半杯水很郁闷，半杯水马上喝完了，很郁闷，但是有个人觉得还有半杯水，很高兴，很快乐。同样的事实不同的反映，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袁岳：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东西不应该在一起。我说的什么意思，你说的前面教育发展，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人家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东西除了应该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还为人文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关于幸福感这件事是很个体的，说到最后必须在我们人反映出来，否则就不需要说那个事。你说没错是两个事，不要扯在一起，政府干的人文发展就说那个东西，别说幸福，幸福感一定跟每个人的感受要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这是两张皮。

　　彭凯平：概念研究的实证角度，量表设计实证的角度，行为科学用的是三种，哲学家告诉我们怎么测，这个走不通，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袁岳：有时候哲学家代表他自己的想法。

　　彭凯平：第二种范式是幸福标准，50年代是欧洲有幸福标准，照着那个做，西方有的就照着做，这个是错误的，开始很好，后来走不下去。后来是邓小平的路线，从下往上走，我先找到一批幸福的人，再找到一批不幸福的人，我们就去看他们在哪些方面有差异，这些差异对他的幸福感是不是有致命性的指导作用，就是这个东西证明这两个之间差异幸福不幸福就由它引起的，就测它，就像我们说这个人正常和不正常，也是这样过的，找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做心理测试发现这方面有差异，让他们来测。

　　袁岳：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怎么看你讲演讲的时候都是讲外国的，没有中国的。

　　彭凯平：这是反映现实状况，我们中国的幸福科学还没开始呢，我们现在是坐而论道，是经验。

　　袁岳：没有足够的钱做那样的事。

　　彭凯平：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大概三年的时间，如果中国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大家一起把这个做好就可以出来，我们现在还没有。

　　黄有光：我还是认为快乐没有什么不同的。

　　袁岳：快乐统统都是一样的。

　　黄有光：只有享乐快乐就不是幸福。

　　袁岳：这个观念知道，如果我们要测一个快乐的指标，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测？

　　黄有光：现在的方法主要问那个人给自己评价。现在研究脑的反映可以补充，将来可能有更多的方法来补充。我认为一个人长期快乐就是幸福的，问题为什么有道德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他自己快乐而影响他人，使他人不快乐，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我认为最终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快乐而已，我们要讲道德是要做不影响他人，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考虑长期的快乐，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对的，不过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你的民众得到快乐，但是政府又不可以做的太死，不可以干预人们的自由，不然会起反作用。

　　袁岳：我们下面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提一、两个问题的机会。针对哪一位嘉宾提的，不要提请台上每一位嘉宾都提一下。

　　提问：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是一名学公共管理的研究生，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或者主持人。在这里大家讨论的幸福我也听了很久，有一个问题我可能更想问一下袁岳先生，关于幸福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做一点，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只是去掌控自己，而不是掌控其他人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幸福了，但是如果我将来想进入媒体的话，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比较积极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比较幸福，看到负面的新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社会很消极，很失望。袁岳先生你也在媒体圈，我想问一下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些负面的事情呢？一个媒体应该怎样报道这些新闻呢？谢谢！

　　袁岳：很好的问题，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的，上第一堂课老师告诉我们，你们学法律跟学其他的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你们天天就会看到违法犯罪，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违法犯罪构成的。但是告诉我们，你们看违法犯罪的时候要通过了解和研究违法犯罪，你们虽然是社会中间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你们在中间取得一点点小的进步，对于社会上其他部分产生很多进展。第一课的时候是做过律师的一个老师非常具有正面的动员力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用法律眼光看媒体，媒体正面多了，我们学刑法全是犯罪问题，我看这个人可能有点强奸犯，这个人是这个犯，那个犯，很多时候大家经历负面的东西，承受艰难的东西，困苦的东西太少了，以至于稍微有一点东西就对自己打击太大了。我这样农村出来，家里有12个子女，什么样困苦都经历过的人，看到媒体的报道大部分觉得很正面，看到社会上的新闻都觉得很正面，这是对人社会基础的培养，我们要多一点社会经验，多一点社会见识，当然也有很好的导师引导你用正面的角度看待社会上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的人格，包括你的职业特性都会发育的比较成熟，看待问题的时候也会比较宁静，不会觉得碰到一件事情就了不得。我觉得一个媒体很重要你是中立的报道者。

　　提问：有些新闻一报道出来的时候会给受众觉得对社会很消极。

　　袁岳：我自己也写各种各样报道的东西，包括负面的东西，跟报道者本身有很重要的东西。比如你的心态很黑暗，你报道正面的东西报道的很黑暗。同样一个人本身你人格是光明的人格，你看到负面的东西肯定很积极的东西，我们社会都碰到同样的东西，但是碰到负面的东西怎么样引导大家穿越负面，找到前进的方向，这是媒体工作者内在的一种力量。

　　提问：我刚才发现各位专家在台上谈论这样一个幸福话题的时候表情大多数比较严肃，除了黄教授。所以我这个问题是想提给各位专家自愿回答，您觉得幸福吗？在您过去的经历当中是什么让您觉得幸福？什么让您觉得不幸福？

　　彭凯平：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表情严肃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看不见观众，我是社会心理学家，我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我愿意看你的领会，可是我在台上看不见下面的人我郁闷，所以郁闷是没有交流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现在在美国的时间是凌晨，没有睡一晚上的觉，所以时差非常不清楚，所以我现在不快乐是因为身体的领会还有社会环境，但是我的人生很幸福的，主要的问题是三个，第一个我事业有成，所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女人的事业也很重要。

　　黄有光：我讲台大的故事，我在台大的时候听研究生介绍研究方法，前面一个教授说研究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就讲怎样克服这些痛苦，我讲说研究是人生第二快乐，学生问我第一快乐是什么，我就说夫妻关系。

　　袁岳：就是性爱嘛。

　　黄有光：第三个发言者是新来的助理教授，他讲黄教授说是第二快乐，我跟他相反，研究对我是第一快乐。然后就问他你还没有结婚吧，他说结了结了，我就大笑，全场也大笑。

　　彭凯平：第一个是事业，因为人一生70%的时间我们做的事情是跟工作有关系，所以70%决定了你是不是快乐，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工作，而且得到社会回应。第二是家庭，包括子女，包括夫妻，包括亲密的朋友。第三我觉得就是做的事情是对这个社会有价值，不是很多人都认为你在做对他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袁组长他的效果是正面的，社会很赞许，这是跟幸福有关。

　　袁岳：你跟黄教授你是不是幸福度不如他高？

　　彭凯平：他好象给人感觉非常幸福。

　　袁岳：原因是什么呢，他夫妻关系排在第一位，你排在第二。我们时间关系对话环节就到这里，谢谢！感谢各位嘉宾，当然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