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日，由《环球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0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重构与引领——中国在全球商业格局中的再定位”。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跨国公司分论坛——新市场，新角色，跨国公司的中国拐点现场。

　　罗振宇：各位，今天最后一场论坛跨国公司分论坛——新市场，新角色，跨国公司的中国拐点，由我和《环球企业家》的大牌记者骆轶航为大家主持。刚才这场论坛让大家非常压抑，想买房，没钱，盼着房价跌。我们现在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作为本次论坛的压轴戏，不知道轶航兄怎么看待这样的话题？

　　骆轶航：前面的话题是很压抑的话题，这个话题不太压抑，但是很矛盾，我们一方面知道跨国公司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但这几年无论从人才环境，从公众对它的看法，从跨国公司自身的表现，还有从宏观政策各个方面，他们自己可能会想些跟过去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有不一样的计划和打算，这个在前几年都不是很明显。

　　罗振宇：今天我们请到跨国公司这场论坛的嘉宾并不多，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请上嘉宾之前，我突然想到基督教的祈祷词，一共三句，第一句是这样的，请上帝赐给我平和，让我能够平静地接纳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情。第二句，请上帝赐给我勇气，让我敢于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事情。第三句最牛，说请上帝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分得清楚上述二者的区别。中国的事有时候没有绝对的真理，关键是能不能把握适当的时机去做适当的事情，在跨国公司正在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切换的当口，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下面有请三位重量级嘉宾，他们是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先生，摩托罗拉中国终端实业部CEO孟朴先生，还有一位身份暂时保密，陈永正先生。最后请上一位女士，她是益普索品牌与广告研究大中华区银联总经理王小红女士，有请。刚才有一位嘉宾，我没有公布身份，您自己来公布一下，我们媒体人最喜爱的就是新闻，来吧。

　　陈永正：我是陈永正，原来在摩托罗拉做过，后来在微软做过，今年换了一个新的单位，叫做德福资本，现在做PE的投资。

　　骆轶航：陈总，您是特地为了参加我们的会议，换了身份吗？

　　陈永正：这是我用这个身份第四次参加活动。

　　罗振宇：陈总，为什么在外企圈子混得好好的，撤出来了。

　　陈永正：现在还是一个外企。

　　罗振宇：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王小红女士，她将给我们发布一份中国人眼中的跨国公司的调查报告。

　　王小红：今年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调查的报告。我们益普索作为全球知名的第三方调研机构，和《环球企业家》有长期合作的项目，我们从2008 年开始，在做一个项目，就是说公众眼中跨国公司的项目。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跟踪的研究里面，我们有80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被涵盖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通过线上调研，网上调研的方法，来收集公众对于跨国公司的意见、认知、理解。我们在17个城市，包括一线和二线的重点城市，每年访问一千个公众，从2008年开始，都是在每年11月份来做，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部分是2010年的结果，而且可以看到2008年到2009年到2010年的跟踪状况。

　　这里会看到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跨国公司的认知和形象，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跨国公司企业公民形象的认知、认可度，还有跨国公司企业本身对人才吸引力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排行榜，有80个跨国公司被包含进来，信任度排名前十公司在这里列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信任度呢？我们有认知、有喜欢、有熟悉，最后落到信任，跨国企业在做自己企业形象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和消费者和用户之间达成信任是最重要的企业生育的基础。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公众的认知和喜爱、信任的态度，其实在用户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户的满意度，我们看到用户调研基数不一样，这是真正体验过服务的用户。我们看到在不同行业，我们也把不同的跨国公司做了一个排名，比如说在电器制造业，有飞利浦、博世这样的公司，还有奔驰、宝马这样的知名公司都是排在前列的，用户满意度非常高的企业。还有其他一些行业，比如食品业，比如IT行业，还有金融行业，报告里有更详细的内容，今天不再做太多的分享。

　　谈到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看到大部分公众，85%的公众都认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或者有较大的贡献。但是跟踪来看，有很大贡献的比例其实2010年与前两年相比稍微有一点低，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竞争加剧，对公众的信心其实有一点降低。

　　再看一下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贡献体现在什么地方。最主要是增加了就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供了更优质的产品服务，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会看到增加就业和税收，通过跟踪来看，会进一步加强，在2010年。带来先进的技术，和2009年相比也有加强。2009年有一个低谷的状态，200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也影响了公众对于跨国公司贡献方面的理解和认可。

　　跨国公司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如何，公众是否看好，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的，当然对经济贡献的比例，和这个相比较，公众信心度没有那么高，但还有一半人以上认可。从这里来看，公众信心有一点降低，不是在逐渐加强，而是降低，也面临跨国企业怎么在国内，向低级市场、农村市场怎么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市场发展，公众认为需要产品质量好，当然还有售后服务等等。他认为有什么障碍呢？价格高是最主要的影响，我们消费者需要好的摩托的手机，真正好的iPhone的手机，但需要山寨的价格。跨国公司企业要在中国更好发展，要做什么呢？公众认为跨国公司要做好本土化，更好拓展企业多极的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这要争取更多的消费者，争取更多公众认可，这是需要着重看的几个方面。

　　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进行投入的原因，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回报中国社会，非常正面的认知得到消费者、公众的认可，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提法，比如这是在作秀，是避税的手段。总体来说，公众对跨国公司在公共公益或者社会责任方面的做法是有非常积极的态度的。

　　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对中国人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从2010年开始，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当然这都是大城市，95%的人都希望到跨国公司工作。跨国公司对他们的吸引力，首先是薪水高，有更好的培训机会，个人发展空间更大，在全球化的机构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成长空间，这些都是吸引我们人才的关键点。本土人才在跨国公司是否会碰到天花板？这个认知或者理解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76%的公众都会认为在跨国公司发展会到一定的天花板，会造成瓶颈。造成这个的原因一个是人种的偏见，语言沟通存在的障碍，这也会给跨国公司的领袖一个提示。

　　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分享，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信息。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罗振宇：谢谢小红。其实我也知道跨国公司管理普遍比国内公司严谨，今天几位老大来了，公司的公关都来了，反复叮嘱你们有些话不要说，那些都不要管，我们展开一次对中国公众的坦诚沟通。我先说一个问题，测试一下几位老大是否坦诚，在2010年在座的三位老大，你们感觉到中国整个市场环境给跨国公司企业发展带来最大障碍的因素是什么？张总不好意思，谁让你坐得近呢。

　　张亚勤：最大的障碍是房价太高，人才竞争太厉害。

　　骆轶航：租不起办公室。

　　张亚勤：北京高房价对于引进人才、流入人才是很大的挑战。

　　孟朴：两个方面，一个是张总说的人才，现在外国企业在中国，起码在我们IT所在的行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有很多新兴的企业成长很快，所以对人才的压力应该是蛮大的，从管理人员，从工程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一个，对外国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压力会比较大的，不管是政策还是社会舆论，有很多谈论外国企业的一些定位，实际上把外企专门当做一个群体放在一个显微镜下，看得比较多一点。像过去一些年，整个社会大家看的正面更多一些，今年有一些因为中国的环境，到底中国对外企环境是好还是坏，这些讨论或者辩论多一些，这个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陈永正：我不觉得是障碍，2010年对外企在中国有很大的挑战，几个方面。前面两位提到人才我完全同意，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很好，需要好的人才来开拓市场，人才竞争非常强。第二个，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外企普遍都遇到很大的挑战，不只是外企跟外企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跟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我举个例子，摩托罗拉把网络系统卖给西门子，这样一个整合表明它在市场占有率遇到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在体育用品方面，李宁跟本土几个厂家都起来了，市场占有率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罗振宇：谢谢，轶航你是资深的记者，你判断一下他们刚才讲的是不是心里话？

　　骆轶航：心里话多少讲了一点，我非常意外，大家谈到房价问题，这还是心里话。包括谈到政策问题，把政策问题拿到台面来讲，还是挺真实的。我有一点补充意见，各位是不是不是很愿意承认，因为谈到人才的问题，谈到政策的问题，陈总谈到在市场占有率出现问题，本土企业会起来，背后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做事风格彪悍、行动迅速、市场反应灵活，我们谈到了现象，但没有说原因，我们在反思提到外界谈到跨国公司的压力，本身是不是反应没有过去迅速，体制是不是过于庞大？这些问题集中到这一两年被体现出来，看看张总也好，孟总也好，陈总也好，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回应。

　　张亚勤：我觉得外企的定义不是很准确，任何一个企业做强之后都是跨国的企业，什么是本土企业，什么是外国企业，这种定义越来越模糊。刚才讲阿里巴巴是什么企业？阿里巴巴80%股份是海外持有，是一个跨国的企业。我们在定义跨国公司的时候，要有这么一种心态，用平常的心态。跨国企业在中国，在以后进入新的阶段，确实有更多的挑战。上次我和罗先生谈到，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最早期是市场卖东西，摩托罗拉是中国第一个外资企业。第二个十年是作为人才研发的中心。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做一个战略的中心。也就是说整体战略的制订，合作竞争、整个产业链，把中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中国是跨国企业第二个家，这种心态要改变。到中国以后，要把它当做中国公司，改变定位、改变角色。其实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就是跨国企业相对优势在减少，这是一件好事，不管对于社会也好，对跨国企业也好，要有这么一个心态接受它，这对中国经济是好事。你在中国要发展，你的角色不像原来是提供资金的，是要领导的，是定义产业规则的，更多现在要做一个合作的伙伴，要让本地的产业一块去赢。最近有很多讨论，说外企没有超国民待遇，本来外企就不应该有更多的待遇，外企也是公司，也要担负责任，对它必须有公正的待遇，不能有超国民待遇。不管从跨国公司本身来讲，还是从中国决策者来讲，大家都要有平常的心态。

　　罗振宇：我觉得您讲从人才中心到战略中心，这可能是微软独特的特征。不知道孟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摩托罗拉来讲，还是一个市场中心？中国仍然是你们的市场中心，而没有完成进化过程？

　　孟朴：张总讲的主要是时间段，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外国公司在中国，从做的事情来讲，我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无论做什么，基本有三类事情可以做，一类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市场，买卖产品，不管是摩托罗拉公司，我们设计、生产、销售的手机，投放中国市场，为中国公众服务，销售产品，或者像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很多，当做一个采购中心，这是一类。第二类是生产，不管是我们以前讲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很多外企在中国都投入了不同类产品，从消费品到工业品的生产。第三类就是做研发，利用中国人才力量，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各方面的研发都有。这三类事情来讲，我觉得从摩托罗拉公司自己本身所在的IT产业，在过去20多年时间实际一直在做。刚才张总提到，摩托罗拉1992年成立，应该是中国第一家全资外国公司，市场大家可以看到，摩托罗拉系统设备、手机在中国一直有销售。另外生产摩托罗拉，在天津的工厂，在20多年里面，一直是作为摩托罗拉工厂在全球主要的生产基地，像我们在2010年，在全球市场，不光是中国市场，全球市场的智能手机，绝大多数都是天津工厂生产的，它是全球生产链上的一部分。然后研发我们在中国各地，包括在北京有研发中心，有很多工程师，这些工程师担负的不光是在中国市场投放产品的研发技术支持，也是全球研发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在美国市场投放的产品里面，都有中国工程师的劳动结晶。这是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所做的三个事情。摩托罗拉也是其中一个公司，在几方面算做得比较全的公司。

　　陈永正：跨国公司角色在中国有所转变，一个是要有策略的改变，把中国当成第二个市场。第二个现象，中国公司越来越像跨国公司，开始往外面走。第三个现象，跨国公司跟中国公司最大的差别，其实从产品开发来讲，摩托罗拉中国有几千个研发人员，张亚勤下面也有几千个人，从研发来讲，中国公司已经融入全球开发系列里面，唯一的差别就是做决策的过程，跨国公司有比较长的决策链，跟本地公司比起来，决策慢一点，其他差别越来越少。

　　罗振宇：我有一个问题专门提给陈总，我先祝贺你换地方了。上一周我在一个场合遇到龙永图，他是中国世贸谈判的代表，今年正好是中国加入WTO十年。我说龙部长，你十年前有没有想到通过WTO这样一个机制，十年把中国企业的禀赋释放这么彻底，当年很多人都担心狼来了，实际根本没有发生。你当年有没有想得这么乐观？他说没有。又补充了一句，外企太笨了，这是玩笑。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我们才明白，中国市场对外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不是关税。不知道你怎么体会？因为你走得企业特别多，你怎么体会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对于外企的困难？

　　陈永正：十年就这么走了，我记忆很新，在过去两三年的时候，有一次龙部长在开会的时候说，很多人说他是卖国贼，他背负了很多压力。这真的对龙部长当时的贡献，要给予认同。跨国公司在最近两三年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没想到中国经济这么强劲，没想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有这么大的分量，没有想到中国本地企业起得这么快。这三个没想到造成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必须要有新的战略，必须要更加本土化，在渠道上面到第五第六级城市，在人才培养上要有更长远的计划。我估计60%以上的跨国公司有这三点没有想到，所以措手不及。

　　张亚勤：刚才陈永正讲得很好，跨国企业还是有技术的优势，有人才的优势。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的周期，包括战斗的能力。现在跨国企业也都在做变化，都在改变，中国本身还是要靠别的方面竞争，因为这些迟早要学会的。本地的资源、决策自由度越来越高，最终中国企业、跨国企业都要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另外跨国企业也就是一个企业，跨国企业本身不应该有优越感，要适应中国文化。另外我们看跨国企业也要公平对待，不要设立什么障碍。现在我说句实话，在有些方面还是有障碍的，不管是政府采购，在政策方面，其实跨国企业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中国要发展，一定要开放，大家讲到龙部长，我和龙部长认识很多年，一个月之前我们还在一起参加一个论坛，越是开放的产业，越是开放的行业，中国企业发展的势头越好，竞争能力越强。你越保护它，越补贴它，最后发现它越长不大。中国要强大，一定要开放，在全球范围内，以大国心态去竞争、去合作。

　　罗振宇：我觉得亚勤讲得很对，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媒体和公众对于跨国公司多少有点非我族类的区别化对待，这种情绪这两年好了很多。在今天的现场，我相信今天观众的素质决定了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尤其孟总、亚勤，是中国人顶破天花板的典型，更不会有这个情绪。有一句话我非常感兴趣，本地决策宽容度越来越大，我知道跨国公司是大象，大象要跳舞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你们恰恰是教大象跳舞的人，这个活太难了，能不能举例说明这两年确实本地决策灵活度大很多吗？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张亚勤：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微软过去在美国之外，从来不买楼，不投资房地产，都是租的。在四年前，在我和陈永正一起努力下，在上海和北京买了地、建了楼，这不是说多了不起，但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做决策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思路，是我们做的决策。另外一点，有一个现象，早期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中国区的头儿主要是从事销售的，而且权限很少，有什么产品卖什么产品。现在跨国公司的领导人都是全球副总裁或者资深副总裁，或者在董事会，中国战略已经变成很核心的部分。你有一个全球的副总裁或者董事会的董事坐在中国，你肯定有更多的权限、更多的资源，这是很自然的。还有一点，跨国企业这些领导人，包括中国的，包括总部的，能发展到这一步并不笨，智商并不低。他打巷战差一些，但最终会赶上来的，我们要应对好，要让核心竞争力发展起来。

　　罗振宇：孟总，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情况是不是确实，摩托罗拉这两年你来了以后情况好转，这和你本人努力，和决策空间大有没有关系，到底归功于谁？

　　孟朴：公司有点跟政府一样，外国跟中国一样，一个企业也与领导力有关系，摩托罗拉今天能够摆脱三年的连续下滑，让大家在市面上买到比较喜欢的摩托罗拉品牌手机，这跟公司两年前请的CEO，随后做了非常难做的战略决策，这还是适应企业的战略方向。再一个所有的战略如果不能够成功实施也都不行，所有的员工能够把这些战略能够实施起来，这实际是两年的过程。刚才讲到从企业决策，还是回到决策层，大家通常会想到，因为所有的公司，不管中国公司、外国公司，如果你要作为全球公司的话，实际上决策链都比较长。像中国一些企业，华为、中兴，他们在欧洲或者在美国，当地市场上倒过来看，通回深圳的决策链，其实也很长。我自己一个体会，看中国公司在海外的运作和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我自己体会比较深的，有一些文化和决策的依据有些不同，中国过去30年发展非常快，所以实际上中国所经历的市场变化，是大家都没有想过的，住在中国的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外国公司住在欧洲、美国的也没有想到，很多变化不能提前预测到。外国公司通常做决策的时候是依据调查，中国公司做的时候允许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公司决策的文化上有这些，决策的快慢时间跟这些文化有些关系。

　　骆轶航：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各位多少还是直面回答了决策链长，包括行动速度的问题，刚才亚勤把这个论坛差点转到房地产论坛，因为谈到自主决策买房子。从市场中心、研发中心到战略中心的转变，战略在中国很微妙，这个问题更适合您，您本人永不转会，陈永正转会两次，情况不一样，因为职业经理人本身的角色会不会导致我们在中国的战略不能持续，这个战略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瓶颈或者问题？

　　张亚勤：像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不只是看下一个季度或者明年的销售，或者雇多少人，更多看公司在全球、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制造基地，微软每年有80亿美金的硬件销售，游戏机、PS外设，所有制造全部在广东，也看中国是不是投资的中心，陈永正在的时候，开始投资。看一下所有的这些角色，不是说就做几件事，把它看成像总部一样，可能规模稍微小一点。我经常说我们是微软第二个迷你总部，所有方式是健全的，而且是长远的发展。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决策问题，跨国公司的架构永远不会变，短期内可能在某些方面失去机会，长期的话，全球平台，整个研发可以共享，它有它的优势。在中国很多外企、跨国企业放了很多资源，这也是重要的新的变化。我和陈永正一块的时候，微软在亚太区都没有全球副总裁，我们中国有两位。第一年我来中国的时候，我和李开复两个人建研究院500万都不知道怎么花，现在研发经费是5亿美金还不够花。中国十年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孟朴：我想这是相互的，在企业当地的变动，跟总部的变动，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外国公司有一个好的地方，管理架构比较完整。通常一个外国公司的员工、高管离职，可能比很多中国公司高管离职所带来的变动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所有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高管，或者在中国地区总裁、总经理他所肩负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总部的沟通，后面继任的替换的人，只要沟通能保证的话，我相信一般对这个战略继续贯彻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像亚勤刚才说，通常外国公司看的是这个时间段，看得比较长，所做的战略都会有很多年的考量。

　　王小红：在陈总发言之前，我有一点观察想跟各位分享，我们是第三方的研究机构，其实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很多行业，今天在座各位都是IT和电信行业的精英，我们服务有传统行业，国内企业比较多，有IT、高科技都有。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战略的中心，比如我们做的一些项目里面，很多是和策略相关的，叫策略研究的项目。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是说这是全球的策略，我们再看中国市场有什么不一样，把这个拿来中国执行一下看看就好了，把报告提给全球机构或者区域的机构。现在越来越多接受到各个行业，食品、制造、电信、IT这些企业，他们的需求、策略都是围绕中国来做的，因为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中国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亚太的代表，中国做的策略变成区域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会带动亚太的策略。因为中国市场在很多行业里面，在很多我们服务的跨国公司品牌里面，中国业务都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其实是战略的重点，我们从第三方角度观察已经落到中国市场。我们看到客户亚太区的中心搬到中国。

　　刚才谈到自由度的问题，这体现了中国地区的自由度。原来我们研究的一个产品，要看在中国市场怎么样，现在中国市场研发的东西、一些创新的产品要在中国做决策，看它是不是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也及时反映了中国市场的自由度，中国决策层自由度的问题。这是我刚才的回应，我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也是一个跨国机构，我们在本土和本土咨询公司共同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趋同，对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发展存在着障碍。跨国企业在国内竞争和发展的同时，怎样有自己更清晰的定位，比如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会发现，我们受到价格竞争的影响，我们一些技术，我们一些专利可能会随着人才的流失变成本土企业可以做得出来的，差异化确实越来越小，这对于跨国企业在国内发展是蛮严重的问题，特别想请教各位，怎样把握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定位？

　　骆轶航：想问一下陈先生，您这几年制订了不同的策略为不同的雇主。

　　陈永正：我工作的所有工作都有全球战略，在制订全球战略的时候，起码会设立一个中国战略，也会设立一个印度战略，也会设立日本战略，都会做的，是一个全球产品，在中国必须有一些变动。比如中国汽车行业来讲，汽车行业已经超过美国市场，比如爱立信很早的时候，中国市场就大过美国市场。所以中国市场占的比率会越来越大，现在问题在于把中国战略放到多大，如果很快调整、很快放大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公司在中国会更成功。如果只是把中国当成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开放的时候，那占的市场分量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成长。

　　罗振宇：我们请轶航作为资深名牌记者，对今天的论坛做一个小总结。

　　骆轶航：其实是这样，我刚才听各位去讲，这里如果有整个一个感官，现在市场还是在横向扩张，之所以各位还坐在这里，之所以像陈永正先生一样在不同的跨国公司服务，之所以像张总一样，还在接受在中国的挑战。我看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拿到之后第一个感觉，感觉真是太平盛世，我们所说的疑虑变化没有反映出来。我们到底有没有更良性的预期，最后我想说一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有这样一种力量再驱使它往前走，坚信中国市场的成长，那就可以了。

　　罗振宇：论坛到这儿我有一个感受，提前走的观众真是很遗憾，没有听最后一场。我个人有两点收获，几位老总，包括小红，寥寥数语给我们勾划出清晰的现实，跨国公司正在迅速本土化、中国化，我们能看到这种变化的质感。第二点收获，几位老大很迅速地把关键问题挑出来了，那就是决策链，什么是决策链呢？我个人理解，从想法到活法的距离，所以我在这场论坛最后的结束，我想用从爱情读物上看到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你如果不赶快按照你的想法去活，那么你很快就要按照你的活法去想啦。”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白天的论坛 就到此结束，感谢几位老总的参与，谢谢轶航，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