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11月25日-26日，由《财富》(中文版)联合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2010财富CEO峰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隆重举行，包括《财富》全球500强部分企业CEO在内的300多位商界精英将齐聚一堂，多角度探讨“寻求增长新模式”。以下为主题论坛四：超越低成本——探索新优势实录。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谢谢，再次感谢大家，今天下午第一场的讨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北京银行的严行长今天早上也谈到过这方面的内容，在她的发言中提到今后的十二五计划当中核心就是在于中国脱离低成本制造这样一个模式的能力和意愿。因为现在低成本制造使得中国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而中国希望能够转向更有创造性、更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以及高端的服务业模式。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的，对于世界来讲也是这样，在国际结构平衡方面这样一种中国的转变是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的。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国的内需，消费，使得中国所有贸易伙伴能够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情况。

　　我们下面请出我们非常高端的演讲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宋志平，他不单是担任董事长这个职位，因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建材企业。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十年机械发展很快，这个行业非常的蓬勃发展，除了董事长之外他也是中国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下面有请宋先生。再下一位是株式会社东芝执行役常务中国总代表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田中孝明，再下一位是艾利丹尼森公司中国标签材料部副总裁兼总经理李大刚，他们的产品是包罗万象。再下一位是Wipro公司商业解决方案部总裁Mr.Rajat Mathur，最后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宏前。

　　宋先生请问你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在讨论转变的必要性，每个人都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每个人假定都要发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企业层面需要做哪些工作使得国家和企业的增长方式从低成本制造转向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制造业？

　　宋志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作为企业来讲在这场转变结构里面其实是有机遇，但是也有很多的挑战，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我觉得很重要有这么几点。一点就是要继续开放市场，进行合作，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们其实进行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一些产品的制造。所以低成本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开放市场，西方这些企业也应该把一些高的技术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来进入中国和我们合作，这样使我们企业加快升级，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要加快我们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我们进行产业升级。再一个就是不能光靠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这个逐渐在失去优势，所以在优化产业链方面包括在集约化管理这方面应该提升我们这方面的竞争力。所以感觉到作为企业来讲，在这场转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管怎么说转化方式，调整结构是我们现在企业里边最重要的工作。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我想再跟进一个问题，您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从企业层面来推进的转变吗？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是吗？您觉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企业的事情对吧？

　　宋志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问题。从政府的政策来讲，我们国家经济的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了我们必须要经济转型，从过去30年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产业情况，产业结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从资源的情况、应对气侯、环境变化的情况以及我们国家对社会责任等等这方面的情况，这个从宏观来讲、国家政策来讲要进行大的转变，我们的经济要转型。

　　同时我们的企业也经历了这30年来的变化，现在应对新的一个大的环境，像国际化，像应对气侯变化，像资源、劳动力、低成本的瓶颈等等这些也使得我们企业也得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双方面都要共同来面对，而且也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间大家一致的一个看法。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有请田中孝明先生回答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中国的转变是乐观的，可以实现的。在日本50、60年代一直到现在日本也是经历过同样的转变，从低成本、低工资价格竞争的模式转向现在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制造国家，您觉得说中国为什么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变？您为什么这么乐观呢？

　　田中孝明：我想解释一下我在走廊当中说的话，日本曾经目睹了这样一个197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当时东京搞了奥运会之后，后来是在大阪进行了世博会在 1970年到1975年的时候，工会要求不断的增加工资，这样的话日本低成本的竞争力逐渐的萎缩。日本总体的竞争力并没有丧失，在整个20世纪都在不断的增长。我们以史为鉴，就可以发现东芝作为企业来讲不断的丰富产品线，提高质量，创新产品，这样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也积累了一些硕果，我们可以做很多高科技产品，包括台式电脑还有笔记本都是从86年开始进行开发，包括USB的记忆体是1955年的时候由东芝开发的，我们很好的这种创新能力的这种例证。

　　东芝对于创新的定义来讲，这就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过程创新，这样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如果能够做很大努力来进行他过程的创新，也会能够制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制造的水平。PC、记忆体等等都是技术积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种技术的积累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坚持下来的话可能过五年中国一定会劳动力成本翻倍的，我们对此也做好准备。

　　那个时候中国如果说达到了东芝整个管理水平的话，那时候的竞争力怎么样呢？竞争力还是可以的，中国在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方面还是低成本的，也就是说低成本的研发是中国的优势。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使中国来开发、发挥这样的优势，这样的话能够去开发出适合中国需求的产品，能够利用好中国的制造资源优势，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甚至可以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这就是我们讲的反向工程。我们通过这样的过程提高也能够使得支持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王先生，刚才田中先生讲到，他觉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今后五年当中会翻一番。如果他的预测是正确的话，中国会不会有可能丧失他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中国的工资还是不断的以这种速度来上升的话。

　　王宏前：我们现在的低成本还是低成本，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我前一段做了一个测试。我们自己的企业属下的大概企业的人力成本还是在10%左右，我们整个销售收入我们人力资本成本，有的企业可能更低一些。我也做了一个横向的了解，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在10%左右，甚至有的低的到5%。但是现在的西方人力成本是多少？大概是25%到30%，所以说这个成本空间是有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概念，我们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年都可能还有空间上升。

　　第二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国家、刚才宋总讲的从政府已经在注意调结构，改变增长方式，不光是政府要求做的，我们企业自身也意识到必须要这么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作为我们企业重点强调几个，第一强调参与国际化竞争，我们从83年成立到现在走出去比较早，这一点我们应该说已经适应了。第二我们通过提升我们的技术，就是技术创新，然后我们尽量的跟发达国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来跟他接近，而且甚至超过他，这是最重要的。第三必须提高质量，光有技术，产品质量上不去也不行。最后一条是管理，我们连续两年在搞一个我们董事长提倡的叫做管理缺陷诊断，提高我们的管理，全方位来进行管理诊断，完全和先进的同行业进行对标。

　　从技术创新方面，举个例子，我们在冶炼技术方面，我们现在电解铝的开发应用应该说在某些环节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包括我们最近和北京院做的一些冶炼技术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努力，中国的企业应该说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竞争力，而且完全有可能就像当年日本通过努力以后现在的日本，谢谢。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Mr.Rajat Mathur先生，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会不会影响到你们企业？你们企业是为客户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你们其实正好是中国处在绝佳的地位，因为我们在中国看到中国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而脱离这种低成本、低价格的这种增长模式。

　　Mr.Rajat Mathur：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可以聚焦于生产成本、制造成本，你也可以研究怎么样向价值链的上游来去拓展，这也是恰恰我们给中国带来的东西。中国以制造业闻名，我们在印度没有这么好的制造能力，我们优势在于服务业。我们现在可以说在中国落地了，你看看我们在IT市场当中提供的服务并不是说中国的成本有竞争力。有三四个理由，第一是整个供应链，还有就是人员的能力和流动性，这样的话中国的供应链可能有点错位。好消息就是政府和企业现在都很重视来发展服务业，特别是IT服务业。我觉得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会有很多的转变来改变这个供应链的情况。

　　第二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地位，如何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服务客户。他的手里的服务模式现在还不存在，很多现在我们的企业是服务于本地的企业，可以是搞这种行业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我们会去开发那些流程，解决方案来提高个各个行业的经营水平。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李先生，我想你们一系列的产品不仅满足中国市场，也满足了全球市场，我想问你一下现在你们所运营的各个工厂的情况，同时你们觉得在工厂当中是否已经提高了你们的生产力，现在你们工厂工人工资已经提高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影响是什么，你们是不是仍然认为在中国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市场。

　　李大刚：我们在中国市场永远面对快速上涨压力和本地低成本的竞争，面对这样的竞争我们主要的对策是说不断的引进创新概念，第一是技术创新。艾利丹尼森我们第一个公司在昆山，四年以前建立我们全球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研发中心，保持我们根据当地的中国市场、亚太区市场需求开发更环保、更先进产品。

　　第二是我们经营模式创新，从强调面对我们的客户到面对我们最终的用户，大家可能对艾利丹尼森没有全面的了解，但是在座每个人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每天不下十次、二十次你拿产品上面有我们的标签材料。从电脑、手机、化妆品、营养品、衣服、吃的食品、啤酒、红酒所有上面标签都有我们的材料。为了更好的开发市场，所以我们的经营模式创新就是我们把细分市场，把这个市场分成电子标签市场、食品标签市场、药品市场、服装市场、饮料市场、红酒市场，我们针对这些不同市场需求真正开发市场需求。

　　第三不断的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来满足这个市场需要，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保持永远有竞争力。在中国市场我们是否能保持最低的成本呢？艾利丹尼森在中国其实我们的概念并不是看最低的成本，从我们行业来说我们面临本地制造业他们的成本比我们要低。甚至今天你看我们劳动力成本可能比越南、泰国甚至于比印度，我们的成本都不会低。我们的着眼点是说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全世界最有效率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一流的产品。今天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在中国的生产有两个工厂，一个是昆山、一个是广州，我们的设备、生产效率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的质量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所以我们保持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这些就是不断的通过引进最好的技术，在全公司实行企业经营，我们有1.2万个员工在中国，我们所有员工都经过这个专业培训。

　　还有一方面很重要就是优异化竞争，你要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你要成长，你要优异你的竞争对手，我优异在哪里？我们要给我们的最终用户带来额外的价值，这是一个。我们有很多对用户的培训，对最终用户的培训。第二由于我们细分化的市场，我们有能力不断的把这个市场的需求提高，提高市场对标签材料应用的技术水平，应用的广度，这样的话你本身就开发了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而不仅仅是做现有市场。一个企业大家都讲到其实真正来说面对低成本也好，面对竞争压力也好，最重要的是人，所以我们在人的上面我们认为面对低成本的压力最主要还是怎么样建立你的人才梯队。我们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的队伍，从管理人员甚至一直销售人员，一直到我们的生产工人。

　　今天艾利丹尼森在中国的经营团队，人才队伍，可以说我们建立了一个这个行业最优秀的队伍。这样的措施下去就保持我们无论面对低成本，面对其他的竞争都有竞争，谢谢。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的确是培养人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对于像这样的高科技的产业以及创新的产业而言，对于我们这样人才特别的重要。还有人们谈了很多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知识产权如果想要使得中国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而不只是一个制造的工厂而言，我觉得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是要解决的一个事情。它不光是影响到了外资的一些企业，他对于中国本土企业也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想首先从宋先生您开始，现在的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保护的程度够吗？这样才能够使得中国看到期待当中的保护，比如今后十二五所期待的转变。

　　宋志平：知识产权制度是保证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中国政府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要求和制度的完善做了许多工作。作为企业界来讲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像中国建材超过一千项专利技术，在国资委央企里面排到前20名。当然我们自身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也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知识产权的制度保障，其实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想法是一样的，中国经济目前在转型的过程中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支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产权制度保护创新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工作的基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回答是肯定的，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对技术知识产权，对于保护技术创新是积极创新，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企业发展和前进的引擎，这点上大家的认识已经是共识。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下一位先生分享一下这个观念。

　　田中孝明：中国政府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体系，我相信他慢慢能够和国际的标准来接轨，从企业制度而言有两个观点跟大家分享，当我谈到创新的时候这个企业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会为自己创新出来的一些最新的科技进行专利的申请，因为他一旦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的话，他保护的年限是有限的，之后他可以有一些强制的专利许可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些小公司而言，他们更多想把他们工作梦想就是自己进行创新、设计，并且把它成为自己专有技术一部分，放到市场上进行销售，让人们进行使用，并且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对于这些有野心的工程师而言，要发展今后的科技这是重要的一环。同时如果能够通过IT保护提供给创新者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当然是愿意的，这不光是在中国如此，在全球也是此，尤其是中国需要这方面一些保护。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Mr.Rajat Mathur你所工作这家公司，我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

　　Mr.Rajat Mathur：关于现在IT很多服务都是外包到了印度，IT已经成为在我们资金当中一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一我们的法规究竟是怎么样的？第二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各个企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角色？第三，在企业的程度而言如何把自己的品牌建立起来，就法规监管角度而言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体系越来越完善了，而且它整个执法和执行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当然希望今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规能够不断出台，并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

　　第二点各个企业也能够在这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我们的行业当中有这样一个ODC的概念，ODC概念就意味着在一个企业内部如何对于我们自己员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外包给我们的客户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感到放心。

　　第三点就是目前在中国我们需要是一种让人放心的一种商业环境，所有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运行，他们知道在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自己的合法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但是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下面我们看看目前观众当中是否有什么问题。李先生我想问您一下，您谈到了低成本这些竞争对于您行业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想对于所有人来讲，对于所有坐在这里嘉宾也是如此，低成本的劳力对我们的竞争太大了。在你的整个行业当中是不是由于低成本像是越南还有南亚一些国家他的成本更低，所以现在这个低成本中心已经从中国移向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李大刚：对于我们工业而言大部分都是由本地供应商提供的，因为我们需要在20到14小时之内为我们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的确看到了像是一些同行业的人他们打算把自己的行业外包到越南、东南亚甚至是南美一些国家，但是同时我们现在看到是在中国运营这些企业通过自己的工业的产业的升级能够使得自己慢慢移向这一个行业的中高端，这才是真正我们行业当中目前在中国一个趋势。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我来稍微谈一谈关于劳动成本，大家知道今年早些时候几个著名公司发生了劳动力方面一些丑闻，有的是国内一些公司，有的是外商投资一些公司。到目前为止我们工人想要寻求是工资的增长，还有劳资关系。那么工人工资的事情还有劳资关系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田中孝明：事实上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您刚才所谈的关于劳动力方面一些困难，并且我们也在日本东芝公司旗下有一些工人实行了示威游行，尤其是一些蓝领工人在欧美、日本他们都示威游行要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工资水平。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也经历了类似一些情况，甚至是比较大的一些丑闻。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既然我在中国已经有几年运作的经验了，同时我和中国的工会一起打交道，我们和他们的交流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要不断的改善劳工环境，并且能够和工人有很好的交流，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们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劳资关系。作为任何一个企业而言，都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并且能够和工人分享企业的未来以及企业的利润。

　　作为我个人的经验，比如说像是日本所发生的一些劳资纠纷和罢工事件而言，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一个平衡，如何一方面既保证工资工人的利益，同时又让管理层能够为今后的公司发展有足够的空间，而且这不光牵扯到劳资之间本身关系，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在方面也是有所考虑。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宋先生在您刚开始谈到了从低劳动力成本的转变必须要考虑到政府还有政府整个宏观经济一些情况。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使得我们从低劳动力成本的模式当中摆脱出来。您期待政府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便使我们从低劳动力成本摆脱出来？

　　宋志平：低劳动力成本过去是我们竞争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要素。其实现在中国企业来考虑其实低劳动力成本在很多企业里面还不是我们最着重考虑的。现在像能源成本，像其他的成本其实已经构成了我们企业成长、企业经营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些方面其实政府一直支持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如何能够在减少能源消耗以及提升我们技术水平这方面政府给我们一些支持。比如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持，比如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支持，像这些方面有很多优惠的政策。

　　中国建材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现在倒是在职工这一块我们的口号就是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我们认为给员工的收入还是应该公平，另一方面还是应该适当的多一点收入。因为企业的成长其实最根本上我们想是员工要幸福，作为一家央企来讲我们是把员工的待遇这方面看得也是很重要的。

　　从我们来讲讲到竞争优势，我觉得低劳动力成本这一块也不是眼前主要着眼考虑点，主要着眼考虑点是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我们的产品品质、价值链盈利的创造，这方面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成长过来，政府也支持我们这样的做法。

　　像中国建材其实在座有些也了解，中国建材是一个不大的企业，这几年快速成长，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了技术结构调整和组织结构调整依靠这些来进行的。

　　提问：我们和中国建材的老总宋总请教一下，最新统计是中国每生产一美元GDP，我们耗能是美国4倍，可能是日本8倍。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日本的田中先生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建议，日本在过去2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有什么建议，今后十年当中能不能改变。宋总下面有一些水泥厂比较耗能，这方面我们怎么超越低成本，探索新优势方面可能和在座分享一下，谢谢。

　　宋志平：这个是中国建材目前有两亿一千万吨产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水泥公司，大家知道水泥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的，对环境相当负荷的产业。对中国建材来讲在水泥这个产业上我们希望一个是透过减量化发展，中国水泥不可能再去靠量去做。因为中国过去去年是16.3亿吨水泥，我们占到50%以上，我们的看法一方面中国建设刚性需要水泥，水泥不能无限制增加，20亿吨是拐点，在这个基础上要逐步的减量。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是是1.2亿吨水，去年只有 4500万吨水泥，怎么减少我们提出四化，一个是水泥高标耗化水泥，一吨水泥可以做两吨水泥，可以节省水泥用量。第二是特种水泥，我们用桥梁、道路、核电站、水坝等用特种水泥取代普通水泥减少用量，提高附加值。第三就是混凝土一体化，国外把塑料和混凝土一体化，我们是分开的，刚才讲到优化产业链是很重要的。第四是制品化，北京我们搅拌混凝土，现在车辆运来在那搞。日本国外基本上是制品现场组装可以减少很多现场的污染、扰民，最重要就是减少了水泥用量。对中国建材来讲我们的考虑就是如何能够减少整体的水泥用量，提高水泥产品的附加值，走减量化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中国建材目前正在推动的工作。

　　田中孝明：刚才讲了东芝的一些成功的例子，20世纪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台式机、闪存盘，比如说PC，我们投入了资源然后用低成本实现了大规模生产，这是成功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到21世纪，全球变暖以及全球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能过去来讲全世界都追求增长，我们要研究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其他的目标。这些都是21世纪面临的问题，在GDP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用到能源，这是一个相关性的问题，GDP的增长和能源消耗是并行的。中国领导人提到汽车行业，担忧到北京地区的污染，同时交通拥堵也使得我们不胜其烦。因此我们不要重蹈欧美日发达国家过去百年当中的覆辙。我们要着眼于新的世纪，新的未来，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而是要用同样的汽油机来做汽车。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中国增长是过去20年一直在进行，中国大部分的购车人其实是第一次买车，如果车被大家定义为一天还开不了100公里，如果说时速打不到40公里的话，其实用电动汽车就可以，直接充电就可以，这是真正的汽车了。大家觉得汽车可以定义为那样的汽车，我们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新的汽车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来创造环境友好型的产品，中国会实现他们在重大的技术发展领域，新能源汽车是其中七大重点技术之一。这是中国未来方向，也是中国可以实现的，有着强有力政府的领导，也是集中资源谋求技术的突破，我想这些方面的转变将会实现加速发展。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的是制造业的问题，是非判断题，说是或者否就可以了。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超越低成本，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大家推定说五年之后人民币将会大幅升值，针对美元来讲大幅升值。您觉得是还是不是？我的命题是这样的，五年以后中国人民币会不会针对美元升值20%？是或者不是？

　　李大刚：也许是吧。

　　田中孝明：也许是吧。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会说一次性急剧升值，会是一个坚劲性大概四到五年缓慢升值。

　　宋志平：我想这个问题取决于整个国际和中国这两方面，不止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看发展，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王宏前：我Yes、NO都有，可能不会升20%，可能每年升3%，五年之后升到15%。

　　主持人比尔·鲍威尔：感谢几位嘉宾非常有趣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