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

　　杨瑞龙：今天人民大学来了很多的著名学者，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拿到当前来谈还是很有必要的。

　　过去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主要来自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非常核心的东西是市场化，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在配置方式上的转变，也就是原来我们在资源配置上主要遵循等级规则，在等级规则下面一切决策权力在政府，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政府，财富创造评价的效果也是政府。在这样的体制里面，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极其缺乏低下，从而导致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效率的影响。后来我们提出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要遵循产权规则，在产权规则作用下，资源配置主体、财富创造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个人，这意味着30年时间里边，财富创造主体发生了转换，创造转换过程当中评价机制发生重要的转换，价格机制的引入。使得我们过去30年里边，财富创造的能力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10%，经济总量现在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也看到，自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改革对GDP的贡献率在衰减，人大曾经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当中我们进行计量研究发现，所谓市场化以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改革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年贡献率在1978年到1987年大约是14.13%，到了1990—1999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达到23.69%，到2000年到2008年有8.56%，市场化本身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在下降的。不仅如此，伴随着市场化进程，我们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伴随着改革而出现的。由于我们追求效率，从而引入经济刺激，调动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效率本身刺激本身会导致差异，因此收入分配过于加大，伴随市场化进程而出现，所谓的公平正义面临着挑战。

　　我们为了打破旧体制，我们采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梯度开发的战略，这样的战略使得我们在政治框架里面我们获得了市场化的空间，但是改革的结果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三化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国外资本、技术，我们也利用国外的市场，从而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导致了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在对外开放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国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我们获得的附加值比较低。在过去30年，我们采取了高储蓄、高投资，从而导致高增长，但是伴随出现，增长性经济自下而出现了低消费率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实行了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工业化应该说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出现了结构恶化、产能过剩，环境与资源压力过大加大的现实。我们国家在市场化过程当中，我们采取政府导向下的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使得我们国家可以在一定组织框架里面有了一个市场化的可能性。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产生的腐败，包括经济上的问题。因此改革到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对改革进行全面的认识，怎么样认识改革呢？当局分歧也比较大。首先，改革的正义性原则确实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对改革或者正义性内涵的肯定，我们才有改革的全面性的支持。现在我们关注改革当中出现收入差别过大的时候，有些人对改革正义性产生巨大的怀疑。过去30年，我们追求效率有没有问题，我们认为没问题，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时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改革目标，我们更多讲效率是没问题的，但是追求效率本身会伴随着所谓收入差异过大，伴随经济增长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当前我们更多关注公平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关注公平否定过去以效率为主导的改革。

　　第二，我们怎么样认识改革呢？改革收益远大于成本。我们正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一项改革获得非常大的增长，不付出成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不能否定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正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不能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改革。相当一部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是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当程度上和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有关的。过去我们老说对过去改革，伸下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怎么样评价这句话，首先是伸下筷子吃肉，这比计划经济好得多，计划经济不要说吃肉，喝汤都不可能，我们连骂娘的资格都没有，至少我们有资格骂娘了，无非是在吃肉过程当中，有的吃到大肉，有的吃到小肉，有的喝到汤，至少比吃不到东西好，相对我们改革现状来说有很多的不满，相对过去来说我们还是一有很大改进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改革收益远大于改革的成本。

　　第三，解决改革当中出现问题的根本思路还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当前出现得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这是没问题，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怎么样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呢？根本动力还是改革，党代会开了会，认定了这么一个基本命题。我认为改革还是关键，我们说实现未来长远的增长方式转换，你要是增长转换核心还是制度转变的问题。过去追求低效率，为什么大家不顾效率，为什么是粗放型，非常简单，那时候投资主体是政府，所以企业不需要承担后果，所以要了不白不要，要了为什么不白要呢？投资当中拍拍脑袋，拍排胸脯有一个想法，拍拍大腿搞糟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怎么改一定粗放，改变经济转换一定是改的，自主转换。大家在讲改革当中出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要产业升级，怎么样升级，还是改革，在我看来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在产能过剩的领导当中谁在扮演投资主体，民营经济扮演主体产能会过剩呢？产能过剩是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如果是长期问题一定是制度问题。投资主体有问题，政府的投资干预的问题。我们说，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变化的话，产业结构调不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调整的话，那是调不过来的，因为政府控制资源，政府控制资源的话一定导致结构失衡背后根本性原因。所以，还是一个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问题，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刚刚我们做了工资上涨的问题，工资上涨恰恰给了我们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导向的可能性。

　　未来30年要发展的话，我们要有外需和投资驱动转向内需与消费驱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转化也要有改革，让消费启动，大家口袋里要有钱，大家口袋有钱，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怎么可能呢？未来扮演主体，消费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肯定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对老百姓的忽悠。未来30年中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城市化，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40%几，未来十年，十五年增长15%—20%，中国为的增长动力一点没问题。但是城市化绝对不是把农民搬到城市里面来，城市化过程在我看来，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没有配套制度改革，单纯把农民移到城里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城市化是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根源，但是根源背后一定以来与中国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当然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没有这种改革，只能说城市化没有内在的可能性。

　　第五，防范市场化进程当中的官员腐败，怎么样防范，政府职能转换与政治体制改革。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靠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也就是说需要技术创新。在我们看来，培养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靠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培养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当中，常常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般能成事是政府作用，这里面更多要靠需求的技术变迁，所谓需求技术变迁，主体是企业，是个人，而企业和个人背后引导的作用是市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在新技术、新能源方面造成一种新的产能过剩。非常担心的是，政府导向下面新能源新技术开发导致未来一个阶段新能源新技术的过剩，背后还是依赖于改革，改革是关键。今天讲这么多是想表明一个理念，当前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谨依靠政府出台某些短期性的政策是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包括张维迎院长所讲的观点，凯恩斯回到亚当斯密无非讲的市场内的作用问题，我想过去中国30年依靠改革，未来中国30年如果想保持这样的增长态势，我们还是依赖于改革，我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我们一定要牢牢按照邓小平树立基本改革的路径往下走下去，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短时期内更多表达的是理念，就实现改革目标来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进一步为深化改革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