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

　　李培林：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概念，是我们所里一个研究员最先提出的，开始只是在学界讨论，但是今年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一个是因为中央今年1号文件，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入了文件语言，而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总量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上亿人。

　　与此同时今年发生一些事件，使全社会对这些群体产生极大的关注。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在富士康企业连续发生十几起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杀事件，这个事件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因为大家都在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年农民工舍弃自己的生命，有的说是管理问题，因为这个企业他还不是一种血汗工厂，相对来说工作条件较好。但是，他是采取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还有甚至指责媒体的报道起到了一种诱发模仿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他身后深刻的背景，包括劳动关系，供求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与这个事件同时，一年以来已经连续发生了数十起企业里面新生代农民工集体停工事件，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本来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农民工在去年春节之前，我们还宣布将近有2千多万农民工因为失去工作提前返乡。但是，我们很多人在预计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2、3年内失业严重的情况将会一直影响中国，但是一年以来在全国各地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较严重的招工难问题，所以这个情况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所以，大家也在探讨这种巨大的转变究竟是由于经济恢复，大量新兴订单到来，还是由于我们劳动市场供需关系发生较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指80年以后出生的新的这一代农民工，他跟国外讨论的所谓第二代移民是不同的。第二代移民的概念一般指的是他们的父亲已经作为移民迁移了，他们跟父辈有一个血缘关系。而新生代农民工里面只有一部分人父辈是农民工，多数父辈还是农民。但是，这一代人有几个不同于他们老一代农民工的特征，一个他们出生在一个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经济快速上升，他们没有像他们父亲那样生活的坎坷，所以他们对未来充满高度的希望。

　　另外，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远的高于他们的父辈。另外，他们多数生活在小家庭，尽管农村生育的子女仍然比城市多，城市多数是独生子女，但是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也在快速减少。另外，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已经，多数人都没有农耕经验，他们不愿意返回农村，而希望留在城市里面进行新的生活。

　　而这一代人，现在来看已经形成我们国家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我们劳动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这三个要素当中，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这种低成本推动了我们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话，那么未来20年这一代农民工恐怕仍然是推动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阶层当中这个表上是把我们叫年龄段和不同的社会职业阶层做了一个交互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职业阶层，包括干部和管理者，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头分布占的比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惟有两个群体在不同年龄段分布当中变化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农民现在是明显成为一个老年人的职业。所以，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农民面临全国从业人员年龄段当中，农民比例在这一年龄段农民是占57%，而在年轻一代，也就是说77年之后出生这些人，到97年出生这些人农民只占25%，但是作为工人这些人里面，你会看到明显越是年轻的人群里面，占的比重越高。

　　所以，我们就是说农民的老化，工人年轻化是我们现在职业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底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发生了什么差别？有的很形象的说，现在拉着拉杆箱进城的农民工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扛着食品袋进城的农民工，当然这是客观上来看。他们年龄最明显，平均年龄是最明显特征，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老一代明显要高很多，平均工资水平要高很多。另外很大在其他方面，我们说主观方面一些指标我们在经过测算发现，比如说他们对未来生活一个期望，他们的民主和维权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到底是留在城市里，还是回到农村去的这种选择方面都和老一代农民工行为选择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在我们分析模型当中我们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影响着农民工他们这种行为选择和社会态度？现在来看，这两个因素，对模型的测算结果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了。我们基本一个模型路径是这样，首先收入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收入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收入现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就是他们的代际关系。另外，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这两个因素当中代际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是一个刺激，你越是新生代比老一代工资是要高的，而且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个显著变化，过去我们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白领市场和蓝领市场，如果白领市场是大学生竞争市场，蓝领市场是农民工竞争市场，过去他们工资差异大概将近1500到2000块钱，但是近年来这两个差距在迅速的接近，现在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大概每月已经接近在1600，1700，但是大学生初职月平均工资已经下降到2千多块钱，这两个劳动市场工资在接近。

　　所以，很难用收入本身的因素来解释，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他们现在这种激烈反抗当中的态度。另外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他们经济社会地位，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经济地位的期望和评价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很多。比如他们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多，但是他们所处的客观位置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然是在城市当中是社会底层。所以，这种高的期望和这种较低的经济社会现实发生一个激烈的冲突。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变量就是生活压力，也就是说收入对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这种决定心里影响是通过生活压力这样一个中介变量实现，而生活压力现在来看农民工主要生活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收入的状况，而是来自于他们能否实现能够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这种希望。

　　因为我们现在在面对高房价，以及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这些农民工即使他们在城市里面工作了1年，2年，现在仍然没有能够终生成为一个市民而作为一种绝望的态度。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然这个社会态度我们进行测量，包括他们的公平感，他们的充足感，安全感等等方面。现在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问题和我们国家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而劳动力市场这个变化又是和人口的变化，结构变化紧密相连，这四个方框是1982年，1990年，2000年，包括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形成的统计图，你会看到到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下方这张图到2000年，我们正好形成一个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例当中最多，同时整个社会负担系数，老年人加上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在开始下降的，包括很多人口红利，我们改革开放遇到这么一个好时候，但是按照现在一些基本，包括妇女总体生育率，还有人口现在一些指标的假定，我们现在预测到2020年，也就是我们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那一年，10年之后人口结构图你可以看到，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将大大缩小，而老年人口比例将大大的增加。

　　理论上讲，我们还有很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有人做过计算，按照我们18亿亩耕地，现有我们产出，劳动的这种效率来看，大概只需要1亿多农民就足够了，来耕作这些土地。现在还有3亿多农民，还有2亿多人继续转移出来。但是，实际上遇到一个什么问题？现在你会看到，企业里面招工他需要的人员多数他最喜欢招的人员是17-25岁这个年龄段人群，虽然有大量的农民，但是由于农民老年化，而这些人理论上可以转移，但是转移出来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在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存在同时，城市里面又出现比较严重的招工难，这个招工难从2004年间接性出现，今后会成为常规性现象。

　　所以，在劳动市场上中国以后会遇到一个情况，在维持较高失业率的同时会出现这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而这种短缺会增加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权力维权的渴望，劳动者关系的冲突可能会有所加剧。而现在来看一个重大转折点，现在当然每个学者测算结果不一样，但大体我们现在都在看，是在2017年，2018年左右可以出现两个明显改变，一个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要从下降转到一个负数。另外，老年人口的比重会突然之间较快的进入上升的渠道。

　　也就是说，在我们十三五的初期会产生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为这个时期做好准备。这项研究我想主要一个含义，我认为有这么几条是非常关键。一个就是说，要尽快的实行大规模劳动力培训，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工的情况，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标准，大家也知道最低工资水平标准有时候是和失业是一个此起彼伏关系。当你把工资水平，人为定的很高，很多企业会减少劳动力使用反而减少失业加剧，很多是由于供需关系不匹配，比如我们现在产业结构升级，很多技术型的这种产业农民工干不了，但是农民工很多我们需要的这些行业还找不到人，这是一个很大矛盾。

　　所以，我们大量对农民工培训是会增加我们整个劳动力的素质，这是对我们进一步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巨大的一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经济增长还是靠劳动力的提高。第二就是要加快消除那些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些制度性的障碍，要把这一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人要把他们转化成新的势力，这就要改革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比如说住房制度，不用说农民工了，就是大学生现在在城市里面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想买的起房都不容易，国家必须有这方面制度的设计。

　　第三要建立起一个集体谈判一个机制。比如说广东省现在正在制定关于农民工罢工也好，集体停工也好，关于这方面一个规范和立法。因为直到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没有这样一个法律，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要把它纳入一个法律的过程，要让企业的老板和农民工各得其所，要必须通过一个集体的协商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

　　最后，关于罢工这种规范化和法制化我觉得应该尽快的提到立法这种日程上来，我的发言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