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地

　　“以天下为己任”，是有志向的中国人不移的传统，这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公民责任似乎有暗道相通，当不失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本土资源，但两者也有微妙的差别。

　　首先这责任的主体和客体就不太一样。黄仁宇在《大历史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谈及蒋于1930年4月11记下的一段话：“中正如有自私不公，而所为无益于党国与民众者，则当立殛余身而速其亡也，勿使重苦吾民则幸矣。”黄评价说：“这样信誓旦旦的态度，不能谓其不诚，在传统社会里应当受到广泛的拥戴与支持。”但是“中文之‘吾民’与外文的‘my people’不同，有帝王口气。”换句话讲，“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并非人人可以说得。说这话的人，要么已经是帝王将相，要么就是与帝王将相周旋或不周旋的士子。

　　这样说并无贬义，事实就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当中，政府无疑是有能力承担公共责任的最大平台，有意愿服务社会的个体，以加入这个平台最能实现其理想。在这种一元型的社会架构中，“做大事”和“做大官”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做大官”的资源，做大事的抱负便无从施展。而这一点和公民社会的责任观大相径庭：政府之外的天地恰恰才是公民的舞台，每一位公民都有其责任。

　　所谓“天下之责”与“公民之责”的内容似乎也不太一样。儒家先哲自许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基本的精神是保障老百姓吃饱穿暖、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内容主旨仍然是一元导向的，而且这些事一听起来就是特别大的“大事”。

　　而公民之责强调社会每一个个体在他所擅长的领域、为他最贴近的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做出贡献。这贡献未必威震四方，未必青史留名，但是必定惠及这个社会的其它某些人，也惠及自己的内心。

　　有一个今天已经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小寓言广为流传：

　　成百上千的小鱼儿被潮水带到了海滩上的浅水洼里，过路的人们习以为常。 只有一个小男孩，不断地捡起水洼里的小鱼，送回大海。有大人告诉他：“那么多小鱼你根本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救一条，是一条啊。”

　　“哦，可是你救了又有谁会在乎呢？”

　　“这一条在乎，这一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

　　今天我们要褒奖和激赏的这些人，年龄、职业、财富、个性相距甚远，几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执着于自己独特的公民责任，把那些别人不在乎或者没有能力去帮助的“小鱼儿”一条条送回大海。

　　他们当中有企业家、作家、电视主持人、教育家、自然科学家，但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官员；

　　他们施展的平台有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有以志愿者为主体的小团队，但都不是某一级的政府；

　　他们所努力帮助的对象，有的似乎可以形象地联想到“浅水洼中的小鱼”，例如残障人士、流浪儿童；但是更多的已经超出具体某一个弱势人群的意象，而是抽象成多元的价值、普惠的情怀和价值，例如：历史真相、生态平衡、文化多样性……

　　一个星期以前，有责任感的公民谢朝平先生刚刚从看守所走出来。毋庸讳言，当我们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向前眺望的时候，这条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依然显得“路阻且长”。可是正因为这条路上行人稀少、声音微弱，这份褒奖才显得弥足珍贵。就像冯骥才先生所说的那样：“希望给我的同行同道们以支持，以知己般的认可和有力的温暖的支持”。借助这一张薄薄的新闻纸，我们把敬意和掌声献给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身边的每一位默默拾起“小鱼”的“孩子”们，告诉他们：这条路无论多么崎岖遥远，那是你们的光荣之路，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