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财新传媒主办的“2010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于2010年11月5日-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的中国策。上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

　　白重恩：首先，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讨论中国的对外投资、讨论世界的投资和贸易问题。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同时还注意到大家可能现在都饿了，我会尽快结束。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投资和贸易。其实对外投资和贸易是与国内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在50%以上，投资率也很高，在45%左右。尽管我们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但是仍然用不掉储蓄，投资率是低于储蓄率的。剩下来的那些储蓄用到哪儿？只有一个渠道，就是资本输出。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储蓄率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下降，我的观点是在短期内要想让储蓄率下降，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的储蓄是50%左右，其中20%大概是企业储蓄的，20%是居民储蓄的，大概10%是政府部门储蓄的，这是一个大数。

　　政府部门的储蓄其实很难减少的，原因是政府未来面临着很多责任，政府要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这部分责任的负担是会越来越重，所以政府不能够不负责任的花很多钱，而政府又必须做某些储蓄，为未来负担责任作准备。

　　我们的企业储蓄率比较高，这方面有可能可以做一些工作，来降低企业的储蓄率。比如最近讨论国有企业增加分红，如果国有企业的分红更多的用到民生项目中去，企业的储蓄率有可能降低。但是，短期内要想有一个巨幅的下降也不可能。居民的储蓄率占整个GDP20%左右，居民储蓄怎么下降呢？其实也很难。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方法是加强社会保障来降低居民储蓄。可是社会保障要看怎么加强？我们作过两项不同的研究，得到非常不同的结果。在农村最近推行了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这个项目中政府投入很大，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实行，农民非医疗支出增加了，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保障以后，他有能力，也敢花钱。可是其他的社会保障，比如职工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都是要跟企业职工收取费用，而这个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职工的可支配收入。所以，一方面提供了保障，另外一方面占有了职工可支配的收入。这部分钱给了谁呢？社保基金收来了以后，现在主要是现收现付，社保基金把这些钱转移给退休的员工。可是在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年纪大的人储蓄率要高于工作年龄的人的储蓄率，这是其他国家都很少见的，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很快，而消费是要有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有一个观念形成的过程，我们老年人的观念就没有年轻人转变的快。所以，社保是把钱从储蓄率相对比较低的工作人口转移到储蓄率相对比较高退休人口，所以养老社会保障有可能减少了消费，增加了储蓄。

　　有一些数据也确实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就是职工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增加职工的消费，相反有可能会减少消费。 我说这些就是想向大家说明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的储蓄率要想下降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在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有几项数据表明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所以要想把储蓄全部用掉，增加投资也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进行资本输出。但是资本输出一种渠道是靠中央银行来输出，我们去买美国的债券、买欧洲的债券，可是这种方法是不可长期持续的，而且也不一定是对我们有利的。特别是在美国，比较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在危机之前大概是2%左右，可是之后现在是5.5%左右。所以，美国的老百姓也增加了储蓄，因为国内储蓄增加了，对国内投资的需求就不是像以前那么强劲。所以，如果我们只靠美国人借我们的钱，长期来说不可持续。

　　我们就要在政府对外资本输出之外，开辟新的渠道让企业对外输出，或者居民对外投资，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对外的直接投资。从我们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来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是必须要做的。 中国占国际对外投资的大趋势是什么样的？在危机之前，2005年-2007年三年平均对外投资的总量大概是1.5万亿左右，2007年到了2.1万亿，2010年预计大概是1.1万亿左右，比最高的2007年减少了一半。为什么金融危机带来了对外投资的这么多减少，联合国某一个组织对跨国公司的CEO作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这些企业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所以投资得到的回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企业自己的盈利不好，获得的信贷比较困难，尤其是担心未来的信贷可能会出现紧缩，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对外投资。三是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汇率的波动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等等。在这三个原因之下，跨国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意愿就很弱。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的机会和挑战是什么？其他国家的企业不愿意对外投资，是因为刚才三个原因。中国的企业是不是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比如原材料的价格的波动，对其他国家的企业来说，这种波动带来了不确定性，使得它投资的意愿减弱。可是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可能是反的，如果我们是投资一个原材料的企业，这是一个有效的降低风险的一个对冲，如果这个原材料是我们生产当中必须要的一个投入，当我们对外进行投资的时候，如果未来价格涨了，我作为消费者吃亏了，但是作为投资者赚了，因为在这个行业投资了。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对我们必须要用这些资源和原材料进行投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降低风险的对冲机制。

　　从企业的盈利能力来说，企业手上有钱，刚才前面的几位讲到了，从资金的供给上面，我们是有这个能力进行投资的。刚才杨教授特别强调，对外进行投资的话，要看到到底想要什么，刚才我讲到对原材料进行投资，还有刚才常总讲到输出过剩的产能，刚才杨教授讲到要获得更好的技术或者更容易接近市场。在这些方面，要想做好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刚才常总强调，人才的短缺，要想对外投资的话，要有能够管理对外投资的人，人才的短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杨教授讲到一些，要想管理好对外投资，面临着很多公司治理方面的挑战。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如何抓住机遇，如何更好地管理挑战。比如对资源性企业的投资，刚才的联合国的调查告诉我们，跨国公司考虑对资源性企业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稳定和友好的投资环境。比如投资某一个国家的矿山，如果第二天这个国家政府决定把这个矿山国有化，我们的投资就受到了损失。这种稳定和友好的投资环境阻止了很多跨国公司投资资源性企业。

　　在中国，我们的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可是我们又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我们的企业有适应复杂投资环境的能力，国内的环境就是相当的复杂，很多对投资者的保护在国内并不怎么好，但是我们企业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否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在国际投资市场上找到更好的机会？刚才常总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的企业有培训转业军人的经验，到了安哥拉以后，我们的企业可以帮助安哥拉的军队作这样的培训。这就是我们适应国际环境的能力。在某些方面比较强，或者说我们有某些方面特长的考虑。我们考虑对外投资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但是挑战也很大，培养人才、加强公司治理等等方面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