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财新传媒主办的“2010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于2010年11月5日-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的中国策。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刘世锦：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的主题是经济新格局，中国是怎么一个发展趋势，世界是怎么一个发展趋势，中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格局中，中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或感觉，今后五到十年，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转型。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目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所处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应该说，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表现不错，被称之为优等生。但是现在我们也感觉一些问题，看到了一些趋向，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会面临一些相当严峻的挑战，我想主要指出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平台可能在今后3—5年出现一定幅度下调，进入中速(次高)增长期。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年了，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的这些国家高速增长20年比较多，30年比较少，40年几乎没有，从国际上来看，我们最近观察了一些二战以后经济增长比较突出的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和德国。

　　这有几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日本、韩国、日本的图，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我讲一个基本现象。这些国家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规律性，按照人均GDP1990年的美元计算，当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时候，工业比重、投资比重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开始下降。有一个惊人的一致性。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样一个趋向。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以后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平常有一个很好的愿望，说速度高一点，我们的速度过去比较高，能不能低一点，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点？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是速度高一点，效益好一点，反而速度低一点，效益不好。中国到目前为止，增长模式还是速度效益型的。这一点在最近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看得相当清楚。2008年的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速度下来了，企业的效益、财政收入、就业状况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2009年的下半年和2010年的一到三季度，经济效益大幅度回升，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前三季度企业利润增长50%以上，是不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其实不是，是因为速度起来了。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速度的平台有10%左右，我们预计在3到5年以后很可能降到7%左右，有30%左右的下调。这不是两个梯度，而是一种常态，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剩下的这几年时间里，我们企业的盈利模式，我们的发展方式一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这方面，就已经提出了两个实践上的要求。 第二个挑战，我们讲得比较多了，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能否在实现竞争优势由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方面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前一段时间我们讨论“刘易斯拐点”的问题，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不是一个短期的、局部性的，或者是不仅仅是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的变化。这个结果就是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升。

　　第二点，我们讲“两型”社会，“两型”社会就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过去被扭曲的，被低估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要计算到企业生产成本中去，这样就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样一方面，要素的成本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不能相应提高？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就需要实现一个转变，就是由低成本的要素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个转变能否实现？我们现在感觉到前景不是太明朗。

　　第三个挑战，过剩流动性推动的价格上涨。从国际上来讲，大家已经越来越感觉到，这次金融危机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和面临的复杂性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个人感觉到，这次金融危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这其中的逻辑也是相当清楚的。房地产泡沫、次贷危机，政府要救这些企业，首先是这些大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政府要救企业，有什么办法？发国债。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国债比例过高，遇到很大的压力，本身是不会破产的，它的手段就是发货币，特别是这些具有全球储备和交易功能的货币，特别是美元，当局大量发行货币，这样最终会引起全球货币体系，乃至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一个重大的调整。所以美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能否出找出实体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二个是金融结构中间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能否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实质性解决的话，他只好通过多发货币的办法把问题往后推。最近美国启动了新一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是短期，而且从长期讲，美元走弱不可避免。美元走弱，意味着其他货币升值，汇率战，货币战就出来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对发达国家来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通缩，但是大量释放的流动性，对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带来很大的通胀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所以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很大的成本推动型的来自国际上的通胀压力。

　　国内来讲，释放了相当大的流动性。国内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过剩的流动性主要不是追逐商品，CPI的商品不一定很严重，主要是追逐需求稳定，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具有不可再生，不可移动性质，与土地资源关联性较高的商品，包括石油、铁矿石、黄金，房子、粮食等等，农产品涨价很厉害，不仅包括大宗农产品，包括小宗农产品，原因就是这个。

　　综合来讲，中国相当长一段，短期来讲，通胀的压力不大，但是中长期将会面临相当大的、时间相当长的，以成本推动为特征的通胀的压力。我们综合来看，以上三个方面的挑战，增长速度的减缓，就是中国需求规模的优势相对收缩，要素成本的上升，使供给的竞争优势下降，而广义的通胀压力则会加剧增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中国改革30多年来，我们遇到过很多挑战，这是今后几年遇到的挑战是最为严峻的，因为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我们过去经常讲，中国的基本面是好的，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是基本面方面的挑战。

　　这样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下一步，刚才吴老特别强调了改革的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是过去改革有一个特征，主要是初级生产要素的改革，包括消费率和生产资料的市场化，包括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逐步的成熟。下一步，我们要实现经济的转型，特别是要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市场化改革也应该有结构和水平的提升。我们需要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改革一定要加快。 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这是一个概念，一个目标，或者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我列了一个清单，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大学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现在是大学的大楼越来越高，但是大师越来越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减行政化，完全去行政化不太可能，至少需要去官僚化，促进学术指导，加强知识的创造性。

　　另外教育这方面，能不能胆子再大一点，可以搞一些开放，请国际上的名校在中国办分校，中国这么多学生到海外留学了，能不能留住他们在中国学习。 第二，科研机构与优势产业的结合。最近我到深圳看了，中科院去了5个人，几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有1000多了人，主要吸引海外的留学生，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和国际上先进水平结构，和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接轨”，搞得相当好。我们这么多年科研机构的改革步子比较慢，这方面需要一个大的突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衔接，特别是职业培训要普及，特别是农民工的素质要提高，放宽服务业的进入限制。这个问题很突出，其实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潜力比较大，如果我们降到7%的话，7%可以搞10年、20年也很好的，关键是服务业需要一个大发展，但是前提还是要放宽准入，特别教育、科研、医疗、文化各个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有很多新的增长点和创新点。

　　金融改革与创新。我们要为创新型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们在提供一个安全网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它的流动性。比如像保障性的资金要可转移、可接续。我们要实行竞争导向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么多年搞的比较多，评价不一样，政府往往要控制重复建设，要推动企业重组，要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其实这些事情市场都可以解决，比如政府要把两个企业合并在一起，国外主要职责是两个企业合并以后，反垄断法这方面有没有问题，要进行审查。我们不是。我们政府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导向，恐怕还要转向竞争导向的方向来。我们现在有一些大企业，基本上是资源占用和行业垄断的大企业，我们制造业里的大企业还太少，中国有一个华为，2008年的时候，企业专利在全球占第一。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是幸运，但是确实是太少了。如果我们在各个行业里面，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1-2个华为，中国有100个华为，我们现在讲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可能也一个大的突破。现在讲发展新兴产业，最重要的不是形成生产能力，制造能力，而是技术上的突破。

　　最后，各级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比较高，怎么支持？我想可能最重要的是需求策的激励，另外供给策方面，有些地方政府产业链有一个薄弱环节，可以支持一下，不要大水漫灌，不要撒胡椒面。奖励企业，应该是奖励竞争中的有生者。这些问题怎么促进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中间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突破了，我们实现创新的驱动，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这个转变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好的基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