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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少平:制衡时代下的劳资新关系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6日 10:01  新浪财经
朱少平:制衡时代下的劳资新关系
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发言(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1月6日-8日,由《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第19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2011·制衡中转型”。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发言。

  朱少平: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大家好。大会安排我就制衡时代下的劳资新关系做一个发言,制衡时代和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我来这到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单位,我谈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和我自己的想法。

  劳动关系,也就是劳资关系,我们国家一般讲劳动关系,更重要体现在企业投资者,这个关系处理得好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劳动的立法上,因此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对大家关注的问题。

  首先我们讲讲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家都知道建国之后我们一直强调教育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公有制单位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企业的利用也是国家派的,企业是国家设立的,我们当时强调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三者利益是一致的,三个利益不可能矛盾,但从具体来说它往往又有利润冲突,比如我说企业生产效率,我交国家多了企业就少了,如果给职工分得多了,国家就少了。这个矛盾一直是存在的,过去只是我们的理论。这是两极矛盾,企业要发展,国家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必须给财政部门打包票,这种情况下,国家保证了,职工利益保证了,企业无法办了,这是第一。

  第二根据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特点和局限,我们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实施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国有体制的改革,国有体制改革最早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因为我们过去所有的生产的收入,利润都上去了,当时改革理论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我贷款,我赚钱了是国家还是企业的,当然是国家的,既然是国家的我为什么要贷款呢。这样也不行,从拨款改贷款又改为投资,这时候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就慢慢改过来了。

  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国家重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是企业就应该在市场条件下自我经营、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70年代末期逐渐逐渐发展起来了,大家可能知道我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给国家纪委说我们做私人企业,我们领导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答复,那时候不能管啊。我们一直到1988年国务院才发布了那个条例,之后私有企业迅猛发展,我们国有企业也在共同改革,这样一来就是体制改革就是逐步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了,民营企业发展了,这个过程中就成立了劳动关系的矛盾就逐渐显现了。

  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过去强调什么?因为你是国家的,我们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企业是国家垄断,我们企业的领导是什么,既然是领导代表着国家,他是仆人,他要为领导服务,形成这样的关系。随着改革之后,逐渐逐渐转型了,我们在1986年就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当时在国有企业重点推行的,民营企业自然而然是合同制,甚至有的就干脆明明白白走,我就是雇佣制。这时候的改革是不完整的,是逐渐推,但是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大家也看到我们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分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老的原来的国有企业,第二种是老的合同制,还有一种是后来新的合同制。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职工安排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事先就是买断工龄,你以后就不是我企业的职工了,主人这种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整个随着体制改革,劳动合同制的逐步推行,劳动关系的摩擦就越来越多。

  第三点意思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们存在着两种理论之间的争论,一种观点是公民优先,第二是效率优先。第一公民优先就是你企业赚钱,你应该更多公平,适当给职工多分一些,给职工保障水平更多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应该效率优先,只有效率优先,企业发展我们才有更多的钱支付给企业职工工资,来做社会保障,做企业的劳动保障。这两种观点一直在争论,你有你的理论,他有他的理论,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观点,甚至你的理论从我们具体的企业延伸到我们的学术单位,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部门,有些部门代表这种观点,有些部门代表那种观点,两种观点一直有争论,很激烈。一争论证明有问题,这两种争论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争的。

  西方国家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就有劳动协商制,包括欧盟其他国家都是建立这种民主制度。我们当时由于经济率先发展程度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最后出政策调整,我们先放弃争论,埋头发展,埋头发展这里就有问题,由于我们的资源大多数是企业在养活的,我们国有企业代表国家,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种企业越来越大,这块市场在他的手上。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现象都产生了,总体的结果来看我最后效率优先占了主导的地位,最后就职工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我们原来的意思,不争论,就是大家埋头把蛋糕做大,比如说我过去的蛋糕只有两斤,现在蛋糕做成2万斤了,我们过去几千亿的GDP,现在有几十万亿GDP,蛋糕做大怎么办?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题目是制衡时代下,能不能直接说新的形势下,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我们的劳动关系面临一个新的形势,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到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或者是基本建立,基本建立之后我们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出台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确定了经营机构是谁?包括几类,第一国有投资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这种国家出资企业负责国有资产的经营,加起来不到3000家。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国有资产主要是这些,以后国有企业现在有十万家,就会变成国家出资的企业。国家出资关系以外这些企业变成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其他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是一样的,这时候所有的劳动关系就不再像过去那种完全你是仆人,你是主人自己投,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们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大变化。我们过去全国多少人有汽车,现在全国多少人有汽车,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外国的企业进入中国,你一个企业克扣职工为代价,他有一些标准是不合适的。甚至有一些合同都不让你签,这是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大概过去都是对职工的工资压得比较低,总体来讲所谓基本工资就是企业里面一种工种,我们的劳动成本跟国外比,我只占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20%左右。

  一个人一个国家的货币底价由他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比如说一些第三世界排在比较后的国家,他想让货币升值都升不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人民币升值,一升值我的产品就很难过去。一般角度,我们的产品出口2%、3%,这里面有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我不得不出。由于情况变化,我可能会少出一些,增长幅度低一些,但是不能完全说我对外一点都不出口这点不可能,这里有一个理念上的问题。

  第三点国企改革,国企就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有10万家国有企业,最好国有企业不要叫国有企业了,企业就是市场经济,这个企业你国家有财产在里面,但是企业本身不是国家的。国家给你企业保障,我投了20亿,企业国有资产是指什么呢?有投资在企业所形成的权益,所以说所有不是对企业,经营者也是这样的,是你聘用的,哪怕是任免也是一种聘用关系。职工呢,我是合同制了,那还是合同关系。最好不要叫我国有企业,原来有百万家的国有企业,现在还有十几万家,现在还继续改下去,将来可能变成我们现有的国资法规定的国家出资企业所出资二级三级五六级的企业,这样一改革所有的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面临跟极大的非公企业一样的劳动关系。对他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触动作用。

  过去我们强调职工是企业主人的时候,很多人不这样用。到上海去给我介绍一个职工,这个职工干什么呢?厂长到企业检查工作,结果发现一个小伙子在睡觉,上班时间你哪能睡觉,他说我没什么事就睡觉了。按照规定就罚款100块钱,第二天这个小伙子还那么睡觉,他故意的,说这种情况下他还睡觉,你告诉我们厂长,我还在睡觉。这个小伙子就是捣乱,他又来了,这个小伙子还在那装睡觉。所以说劳动关系完全靠制度制约不行,只有制度没有观念也不行。在我们国有企业这种关系也是要进一步确定。

  第四点蛋糕做大,我们现在GDP一年30几万亿,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千亿、上万亿差很多。蛋糕做大了,是否应该发生变化呢?肯定要发生变化了。

  第五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是什么东西呢?劳动力实行过程中它的成本包括他养家糊口,养孩子,培养一些教育子女等等由这些构成。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特别是今年集中产品大幅度上涨,绿豆5块钱涨到20块,大蒜1块涨到5块,现在辣椒在涨,苹果也在涨,他们要生活啊,整个劳动力的成本是在提高的。提高之后你各方面条件要上不去的话,最后损害还是职工的利益。

  第六应对金融危机,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发源美国对中国的股市冲击,我们经济主要是依靠外力,依靠进出口,三架马车,那两架稍微弱一些,这架很强。但是不管他可能不可能,但是中国以后经济的增长,我们国家也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过去更大程度上依赖进出口,现在要适当扭转了,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我们更多要启动国内需求。其实中国国内需求很大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过去13亿人有10亿是农民,现在正在逐渐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46%。我们农民还有多少?还有7亿左右,他们的吃喝拉撒有多大市场,其实不是不需要。我们在座有几个人使用iPhone手机,大家都想换,大量职工是没有的。我们彩电、冰箱、农机下乡这都是有需求的。

  所以我们下一步转变增长方式,我们在依赖进出口上要降下来,可能是增长幅度也降下来了。我增长率在提升啊,我经济在发展,我的东西要卖给谁啊?这个是消费,当然需要提升,提升的话总是有限度的。更多农民希望广大农村收入哪来?大量农民工进城,每年1000多万人,今后20年,每年1-1.5个点的城市化率,意味着有多少?有1000-1500人进城,他要到城里消费,他要赚更多钱拿回去消费。我们到建筑工地看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怎么干的,当然他这样也比在家里收入多得多,一个月1000-2000块钱,吃饭两个馒头一个菜汤,给他提供这种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蛋糕做大了,也要更多的兼顾一些职工的利益。

  第五个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我们在座都要官产学,官不说了,产最近几年大家对劳动合同法反映非常的激烈。我们国家为了调整劳动关系制订了大量的法律,上世纪90年代我们出台了劳动法也是为了发展和解决问题,我们过去不争论,现在蛋糕做大了·В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人在争,有人说是废除劳动合同法,有人说实施。经过两年多的实施,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很多企业拿多少钱都招不到人,这里有一个劳动合同法两种意见的争论。我在讲一个小插曲,大家知道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香港举办一个劳动合同法的一个讨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学者都在,在座70、80人,在座那些人有哪些人说劳动合同法的哪一条不对,如果你们真正提出有道理,我们向立法机关反映,当时在座没有一个人说哪一款哪一条文有不对。说好,为什么好?他影响我辞退一般职工,大家想一想,好的他不可能辞,坏的他可以辞,更多是靠大量是一般职工,你可以随意辞退吗。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金融危机,由于制度发展最后大家对劳动合同法的反映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说蛋糕做大了,应该给职工多一点,完全按照法律来。也有一些好的企业觉得这个法很好,还有一些企业,企业家的理念更先进,他说就这个法好,这个法一出台给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所以说同样一个法,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结果,当然了,这个法律实施我个人认为更多还在于我们认识,认识提高了,认识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只关注效率,你这个企业很难上升,很难做大。

  根据前面五点,我提几点建议,第一点建议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考虑。我们出台劳动法,这是我们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但是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都是比较严格的。大而化之的,所以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这个世纪来,就是调整这个思路,把劳动法里边规定的内容一块一块变成法律,变成单行法律,我们现在出台的法律有叫职业教育法,有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调节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法律都出台了。这些法律出台对我们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问题,规范这些行为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劳动法规定里面还有两大块,还有别的内容,这两大块内容第一块就是工资。工资大家都知道这是劳动交换的一种表现,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企业效率增加不断调整,过去工资方面规定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工资现在基本上很少有规定,过去企业有工资的管理规定,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应该出台工资法或者是工资规定,现在各方意见不一致,但是要出台方面的法规或者是规定,完善法律的一个就是工资方面的法律或者是法规。第二是劳动定格法。我看过一个小厂里面,一个小姑娘看着16岁,童工,但是她报的是18岁,他织2000袜子才可以拿500块钱。我女儿大学毕业说学这个行业有发展,但是她找工作没找到一家工作,我就说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工作,一个月3000-5000块钱,她说不行,我要找专业,通过她的导师找到一个公司,公司给她说你的工资我给你800块钱。北京前几年的平均工资1330,现在大概1500-1600块钱,你说我的女儿给她800块钱,这么少,她说你刚毕业什么都不会,你到这里就是实习,实习是应该你给我钱,不是我给你钱,我给你800块钱多的。她说既然这样,我们实习就实习,试用期就试用期,三个月好干,干满三个月之后她就找老板,我试用期满了,他说满了,我可以在这工作了,工资谈一谈。他说你说怎么谈?你要多少钱?她说你给多少钱,老板说你自己提一个我再跟你说,她说怎么也得有2000-2500。他说2000、2500,哪用你你到哪去,我这不用你。她说我不是没有能力,这种情况下你给我1000块钱,我不干了,出国去了。现在回来了,我至少到国外先干两年,拿国外经历再回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工资是一方面,劳动定格标准也是一个方面。很遗憾我们的劳动定格法现在还是50、60年代的标准。现在不好做,因为劳动关系就是一个矛盾,总体来讲当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每一个具体工资的时候,每一个具体劳动时间的时候,每一个社会保障的时候就是活生生让老板掏,我给你多少,就是这个问题。你有定格,定格就是社会平均定格,你达到的你拿平均定格,达不到拿平均定格以下的。没有这个标准怎么办?我建议你们赶紧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很复杂,是谁来做呢?协会做吗?首先解决劳动关系,还有一些法律配套部门,比如说和劳动合同法的配套制度,还有最近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方面。五大保险法实施起来全国覆盖,这里面的工作量非常大的。

  第二点就是强化劳动合同,法律就是一纸文件,他是要规范我们行为,肯定要制约我们某种不正常的、不健康违法的行为。你要制约我怎么办?我完全靠我自己的关系来办,我们要加大监察力度。我们现在说执法有不到位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一个人要管一万到三万家企业,你说他艰难吗?我一年总共才365天,我把坐飞机时间一去也就200多天,我把三到三万家都检查完了这辈子也检查不完。所以我们说劳动的监察力度得加强,他自己不执行,你要公平,要发现问题要纠正,哪怕一个月去看一看,一年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就是100年。所以说加强一个劳动合同法监察力度非常重要。

  第三就是加强劳动争议调整,从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劳动争议调整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劳动争议案件是成倍的上升,有很多。我老家在湖北,他们到上海、北京来打工,他带着包工队上百号人劳动整个三年,除了吃,老板给的钱一直拖,他找他要,三五次要,把老板打了,劳动争议调节公开法出台之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我们是监管机关要花大力气实时的保护。

  第四点就是建议进一步加强执法部门,我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我们制定制度,每年要确定几部法律事实情况开展情况。因为人大有若干委员会,每年要投入,这个执法检查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促进那些法律的实施,但是这个检查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农业委员会每年检查一遍农业法律实施。特别是也的结构转化,这部法律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这个法律在起草的时候新的证券投资多少,40亿,我这个法律事实之后最高达到多少,我们证券投资基金总额达到了3.5万亿,增长了900倍,不完全是法律功劳,有证券发展社会的功劳,但是法律事实也是功不可没的。除了资金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给予沟通、给予检查。我们这个法律刚实施半年时间,当时人大常委领导说了要这个法,这个法的问题比较多,就检查,一检查之后各方面的反映都出来了。

  第五加强劳动相关的统计和监测,我参与执法检查过程中,主要是朱部长他们去检查,常委会组织人员和人大代表去检查,我们做具体工作,写简报,写一个报告,他有几个数就是很简单几个数,我们写的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这些统计,当然统计也有很多的情况,我们就是一个统计局,一个统计局有多少人?全国设计各个方面的统计有多少人,劳动方面统计有多少人,劳动方面设计的法律不得了,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合同法等等都去统计很多,特别是我们现在贯彻要科学发展观,我们要以人为本,怎么办?我们要兼顾广大企业的利益,他们具体在生活当中工作方面,你说这怎么出来啊。

  大家都知道房子的问题,国家现在在调控房子,这些数字怎么样。我就说一个政策的出台没有充分的研究,没有充分的论证,没有充分的依据怎么能够形成科学的呢。我们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统计,当然经过了改革开放,经过了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劳动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个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顺。说个不好听的话,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时候的劳动关系更为复杂。我们现在的劳动关系已经很和谐了,但是不和谐也有很多。第一我们承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就说我们这个企业,整个在这个层次你所有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限,我们有些企业既然国家有这样的标准,我这是国家的标准。这不是国家标准,国家规定必须不能低于这个数,应该是中等以上或者是中等偏一点。我们理解政策非常“好”,国家说这么多,我就给这么多。

  第二叫合同签订率,我们在做劳动合同法的时候,现在合同签订率国有企业90%多,往往都是半年、一年,到一个企业说你们高管是合同一年制,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你合同连续两年签订之后,我不再签。劳动合同率的签订率不够高,当然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了。

  第三就是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什么?公私协商机制。第四劳务派遣,现在成了有些企业规避他劳动利益的一个手段了,什么是劳动派遣?比如说今年我需要新招 200多人,我交给一个劳务公司,每个人每个月工资比如1500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我按补助给你,我所有关系都给你了,帮助社会保障都给他,你给他了就有一个问题,他给的钱有的差20、30%,有的差一倍。一些情况,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像这种劳动派遣可以用的,我们有些地方不是这样做的。还有社会保险,我们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扩大非常快,第一都参保了,我是湖南人,我在北京工作,工作两年之后我在这里交保险费,我觉得北京竞争太厉害了,我到上海、江苏去,转来转去我交的钱怎么办。我们在去年一部分的同事有了省级的转入。我们通过社会保险把这个问题全国要建立养老保险的转全国各地的,你在那里交了,这是可以享受,它转过来了,法律应该有具体规定。

  我们在这方面保障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讲这么多,总体来说还是有文化的素质,我过去说一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起飞了,我经常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红的地方,因为经济发展最快,赚钱最快,这是相对而言。中国有文化,我们有自己的习惯的文化氛围,我们语言等等都在这个地方,说中国是最有利的。但是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比如说人的素质,特别是劳动关系方面,我希望在座企业家深深考虑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法律的实施要靠国家的监督,要靠国家的执法重法,我们法律的实施更多在于各位企业家和各位社会学者以及企业职工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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