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财新传媒主办的“2010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于2010年11月5日-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的中国策。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谢谢吴敬琏老师的介绍。我准备了一些片子，我想非常快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姚景源同志说了，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仅靠号召那是不足够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他追加了一个要有忧患意识，我觉得比原来就更完善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定发展阶段提出的任务。也就是说，当发展阶段到来了，很自然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再可能有效了，因此，这个时候从每一个直接的当事人的角度，他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对各种价格信号作出反应，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我们这一节讨论世界工厂的前途和命运。我想说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从国际经验发现我们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第一，刚才吴老师说到了，至少吴老师赞成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到来以后，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的供给者等等，作出一定的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工厂也许还是世界工厂，但是这个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要发生作用。但是，在很多国家，现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图显示的就是30几年前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在几十年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非常发达的行列，也可以仍然处在中等收入的陷阱里面。这是我们可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事情，而需要警惕，大家说到了拉美现象，拉美现在最重要的收入分配，除了这些问题，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成功的国家，它的不成功的经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因此，提出这么几点来，非常快的让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任务，也就是说，如何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我们过去资本劳动的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去光号召不管用，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就跟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假设的是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继续的投入会产生资本报酬递减，跟他们这种假设不一样了。因此，在他们那儿的假设，是说你没有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导致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克鲁格曼质疑东亚奇迹。但是我们东亚，包括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人口红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这种光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行的，是廉价的，这个时候你非让它转变，其实也是仅仅是号召而已。但是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了，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越来越靠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说。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从投入转向生产力的提高，特别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最近，我在读日本的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解释日本失去的头十年的原因，他们的解释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归根到底是全要素生产力表现不佳，而原因是政府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保护应该消亡的产业。我们看一下日本在第一个失去的十年里面，它的总投资在下降，当然和老龄化、储蓄率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政府购买，也就是政府的补贴，政府的投资，这样一些保护方式在加剧。因此，政府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资本产出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效率的下降，资本回报率自然就会下降了。这是一种假说，但是我觉得因为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存在着潜在的一种危险，当然有的同志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我们不是一定谁进谁退。但是我们坚持一点肯定没错的，就是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根本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归根到底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维持比较优势。

　　相反，当它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来补助它，当它遭遇打击的时候，我不分青红皂白，不看是否属于创造性毁灭的或应该消亡的，一味的保护和投资，让它活下去，但是总体中有越来越多不健康的成份。最终使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就不能提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转变，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必须的转变没有实现。那么命运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可能的潜在的危险。

　　第二，如何使劳动力的质量替代了劳动力的数量。我们面临着普遍的民工荒，劳动力开始短缺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显著提高，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刚才老姚谈到了美国在经历着无就业复苏，甚至叫失业复苏，而且人们预计可能要十年。大家看这个图(PPT)，从1991年经济萧条之后复苏首次出现了无就业的复苏，以后历次经济危机之后，他们经济在缓慢复苏，但是就业不能恢复，这一次还看不到尽头。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往上走，在优化和升级，但是与此同时，当然也具有很多的最优秀的人才去适应这个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劳动力是在向下走的，连大学都不要上。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失业率是上过大学的劳动者的3倍，因此，比较优势的原则表明，你已经在那个产业结构上了，因此你的劳动力要相适应，要让其他的发展更晚的国家生产他的份额。但是这个时候，产业结构升级了，还留着一些想做中国的农民工做的工作的想法，因此他说我们拿走了他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遇到一个危险，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年年上涨，每年的增长率大概有10%，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个不好的信号，也就是说，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会觉得孩子还上什么学？赶紧去找工作，因为工作好找，工资也在涨。因此我们面临下一代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都是对我们未来人力资本构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太健康的一种预期。

　　第三，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面临着风险，就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力方式。也就是说，我不是学劳动经济学，但是我是搞劳动经济学的，我们有一个认识，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和其他的要素市场也不一样。因为劳动力的载体是人，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从来不应该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尤其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以后，劳动力工资是要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的历史经验，经过了中等收入，跨越了刘易斯转折，这时如何应对工人对涨工资的诉求的问题，成为了未来能不能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一个关键的选择。

　　我举一个例子，日本、韩国，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成功的速度不一样，历史有过差异。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他的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的上升了。我们说它的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斯转折点相交了，但是滞后一点，收入分配改善了。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消费率还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变了这种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原因在哪儿？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在日本叫“春斗”，也就是把潜在的工人耗费精力闹罢工诉求的那种消耗，就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一块在屋里吵，经过争吵以后就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妥协，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长。

　　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韩国的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但是当时朴正熙还在压制工会，不允许搞工会，不允许吵工资，因为他不能顺应工人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结果政治也不安定，朴正熙本人也遭遇了两次暗杀，直到后来他去世以后，他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八十年代后期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才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应该说在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来决定工资，才可能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

　　这是一个辩论，有的经济学家说你不要引进工资及其谈判制度，因为那样会引火烧身，我觉得它的含义就是建立了一个制度，工人就会用这个制度去提出他的诉求，他的胃口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说，这种建议是“鸵鸟政策”，也就是说不取决于你有没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人总是要有诉求的。因为他的诉求不是因为状况在恶化，他受不了了，而是在于他的状况在改善中，越是改善，他的期望越高，他的诉求越多，所以必须有制度平台。

　　最后，我们看看劳动争议比例最多的地区，这些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比较高的地区。我们用三个概念，赫尔希曼在解释人们对不满如何表达、如何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用了三个概念，一个叫退出、一个叫呼声、一个叫忠诚，我们看一下，如何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找工作很难的时候，工人没有退出的机制和胆量，因此他们没有退出权，他怕被解职，丢掉这个工作，因此他不会呼吁，没有系统的呼声。在这种的情况下，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多诉求。但是一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开始有选择了，你这个就业岗位没有了，我还有企业要雇我，这个时候劳动力有了退出权，一旦有了退出权，有了退出权作后盾，劳动力可以更多的呼吁改善他的工资水平，改善他的劳动条件。这个时候退出权保证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一个血汗工厂，可能抬脚就走了，不需要留恋，也不要跟他谈，但是对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名牌企业，虽然不满，但是所谓的忠诚在这儿表现为还是喜欢这个企业的牌子，希望它改善，希望留下来。因此，他们越来越多的去表达自己提高工资的愿望，改善劳动条件的愿望，我们的劳动争议在这个时候是增加的，但是它不是坏事，需要创造一个制度平台去规范它，去让它合理的得到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