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召开，本次论坛主题是：经济转型中的金融使命。以下是议题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与人民币的地位实录。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议题是国家货币体系的发展与人民币的地位。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第二个议题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先生，请白先生主持这一时段的讨论。有请。

　　白重恩：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第二个议题的题目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人民币的地位”。

　　和这个议题相关，有几个国际重大趋势，第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国际经济的多元、多极化，我们国际经济不仅仅是仅仅靠欧美的经济拉动，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也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是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第三是美国的经济不再是经济依赖于消费者的依赖，而把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最后就是近期的货币战争风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特别令人关注，我们要考虑的很多问题，包括国际货币体制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在其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人民币国际化的既定目标和实施的途径是什么？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今天有幸请到四位在这方面都很有建树、很有研究的专家和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今天的专家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先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先生，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先生，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女士。

　　今天的程序是先请四位嘉宾分别作10分钟的发言，后面再进行讨论。首先请焦先生开始。

　　焦瑾璞：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焦瑾璞，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围绕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选择的主题谈几个观点。现在应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或者看待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在衡量和判断货币政策时，更多的是看国内的效果，但现在情况不一样，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更多地受到了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大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全球资本流动快速加强的情况下，可以说金融市场在24小时都在流动，当某一市场机会出现的情况下，比如说套利、保值，很多资金流动就会像监管薄弱或者是有利的地方趋利。

　　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到2002年，我计算了一下，当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年均增长不超过300亿，2003年以来，每年的外汇储备是2800亿左右。从这点来讲，就外汇储备之所以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影响，是因为在我们结售汇的体制下，这么多外汇储备必然以相应的人民币发行为代价的，当然也造成一定流动性的泛滥。中央银行社会流动性的任务就比较艰巨。第一个观点我想跟大家谈，我们现在货币政策是双方的一种影响，不能单方面去看待一些问题。

　　第二个观点，我刚才谈到流动性的问题，谈到外汇储备，现在可以说很多的问题依旧围绕着外汇政策方面来谈。当然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个观点，外汇政策，也就是汇率政策，实际上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个工具，作为调节国民收入的工具，把它作为一个外汇调整目标是不正确的，就是外汇是否稳定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绕不开的一个坎儿就是汇率制度的改革。刚才我谈到流动性，这么多流动性，是在我们特有的货币政策框架内形成的，因为我们的人民币尽管经常项目已经开放，但是资本项目仍然有部分管制，我们的资金更多的拘泥于国内流动，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区别就是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动，并且在这种 1944年以来开始实行的结售汇制的体制下。

　　企业得到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拿到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被迫推出基础货币，这种政策在一些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的情况下，一部分流动性会转移到中国。我们的汇率制度一定要稳步推进。

　　今年6月19日，人民银行又在重申要完善以市场供求的、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的汇率制度。我认为刚才谈到的观点，就是把汇率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而不把汇率政策是否稳定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我们要跳出这种思想的空间，我感觉应该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

　　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人民币与欧元的浮动，可以说从去年到现在，实际上人民币对欧元已经升值了30%左右，我们还可以再看到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表示比较健康。反过来，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观点，包括一些新兴国家，对于本币的贬值好象采取一种害怕的态度。这种态度就造成了汇率的机制僵化，我这里只是点到一个题目，而不进行全面的阐述，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展开来谈。

　　第三个观点，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我们要改变这种汇率，就要完善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也就是说，下一步在整个金融改革，包括货币政策改革、外汇改革、汇率改革以及支付清算改革等方面，要为人民币、为我们国家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奠定基础，或者叫奠定良好的人民币的条件。

　　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要谈这个问题的时间了。我在这里不想谈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比较漫长，但是我要谈的是人民币要为我们国家“走出去”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化。

　　在这方面，我感觉最近中央银行推出的关于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应该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投资人通过使用人民币、通过投资人民币来更多的视人民币成为我们国家的一种在对外贸易结算中的结算货币，这将会是更重要的一步。

　　同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内的金融市场，这里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银行间市场，为人民币的返回，如果海外拿到一些人民币，在国内有投资的市场和工具，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人民币“走出去”就会有更好的基础。

　　这是我讲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我再简单的做一个总结。纵观我谈的这三个观点，我想说一个主题，就是开放条件下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选择。除了我们国内的考虑，我们必须考虑国际市场，既要考虑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也要考虑我们对他们的影响。

　　我想我们国家货币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应该是稳健略强的货币政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我们人民币“走出去”，有利于投资贸易“走出去”，还有利于在国际经济市场、金融市场，包括一些衍生品市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能够提高我们国家经济、金融的软实力。谢谢大家。

　　白重恩：谢谢焦主席，他谈到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考虑汇率政策的时候，汇率政策是为其他是为经济的总体发展服务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我们思考汇率政策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用。下面有请张燕生所长发言。

　　张燕生：谢谢主席先生，也谢谢各位来宾。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危机，对于这场危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反思，也就是这场危机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

　　世界各国的金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我们却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缺少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我们缺少一个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缺少一个多边的能够强调经济发展而不是过度强调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国际制度安排。因此，引发金融危机、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就是必然的。那么作为危机的反思，下一步中国可以在这个方面有三个选项：

　　一是下一步要积极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事实证明，无论是加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还是加强IMF全球金融和货币监管的能力，都是极为困难的。即便如此，中国还是积极参与推动IMF决策机制和投票权的改革。

　　二是中国要积极推动亚洲金融和货币的合作。尤其是积极的推动关于亚洲的货币体系和亚洲的货币单位的讨论和理论上的准备。在这个方面，欧洲人做了六十年的努力，建立了欧盟，建立了欧元，在欧洲的主权债危机，如果欧元有了闪失，欧洲人六十年的梦就破灭了，它对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三是我们将积极地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我们要积极地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首先需要对冲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因为这次危机告诉我们，要对冲全球系统性的风险，应当努力地构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多元化的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货币机制。因此，在这个方面，下一步我们要努力地推动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努力地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国要迈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这个坎儿，就要考虑通过构建人民币的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体系，尤其在投机性强、风险大、监管不力的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创新领域，我们可以考虑构建国内一轨和香港一轨的“双轨制”，通过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行先试，能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内货币体系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第三个方面，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要求资本项目开放。在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压力上升的环境下，能不能管住货币和资本流动输出和输入两个端口，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国家要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所带来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但是从全球的范围内套利、热钱的涌入，货币的贬值性竞争，都导致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在加强资本项目的管制。因此，在这个方面，下一步如何在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能够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防火墙和金融监管能力。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现在各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稳定和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制衡货币的霸权，同时又能够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责任和代价的分配，还能够考虑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需要。在这个方面，中国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应当加快。

　　目前，围绕着人民币，中国面对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最近奥巴马提出要扭转美国大量进口和较少出口的模式，为此，如何打开各国的市场，美国目前应当积极的推动一系列的国家出口计划。

　　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还是贬值，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要通过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来承担全球失衡调整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人民币走向弹性和浮动的改革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资本项目管制走向逐步放松，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下一步也是坚定不移的；逐步增强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也是我们要建立开放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需要，也是我们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需要，也是人民币决定机制、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方面，中国还是应当从自己本国的情况出发，来推动我们人民币市场化改革这个方向。谢谢大家。

　　白重恩：谢谢张所长，他从三个方面发表了他的观点：一是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二是亚洲金融和货币的合作。三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下面有请沈建光发表他的观点。

　　沈建光：各位嘉宾，上午好。非常感谢新浪财经的邀请，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中国的应对之道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现在感觉上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个人的感觉，2005年人民币经历一次汇改，人民币到2008年升了20%的过程，我觉得有很多是有似曾相似的感觉。我们能从2005年升值或者汇改当中学到什么，能从那边可以得到什么可以使我们应对这次升值的压力。

　　看这个问题，当时升值的压力其实不比现在小，而且很多现在的讨论，我发现跟当时的讨论都很想像，比如现在很多出口商也说我们的利润只有3%-5%，甚至只要超过这个幅度，都要关门了。

　　记得2005年的时候，当时反对升值的观点也是这种观点。而且当时也是说就业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经济发展还是很快，2005年-2008年虽然升值了，但是我们出口的表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现在美国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20%-40%，当然温总理义正严辞，一下子升对我们冲击很大。在当时的2005年也是一样，美国政客提出中国升值，一下子升值20%-40%。当时感觉中国对美元升值20%不可思议，当时我在欧洲央行负责亚太经济研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很坚持说人民币兑美元至少低估了20%。

　　他是让我们作研究，看看能不能支持这个观点，我自己内部的研究发现升10%是最多了，不大可能有这么大的升值可能。但是现在回过头看那段时间，2005年是缓步的升值，分三年，基本上升值幅度也达到了20%。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看到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看到2007年经济增长14%，出口都是在20%-30%以上，对我们出口没有遭受到打击，为我们出口影响也是非常小。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第一点汇率的问题，我们不应该紧盯着美元，人民币汇率很多人一谈，兑美元升值，不行。但从2005年到2008年兑美元升值了20%，但人民币对其他的货币贬值，兑欧元和对很多货币贬值超过20%。

　　我们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这三年基本没有动，基本上都是很稳定，我觉得从那边学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稳定汇率，是兑美元的汇率，还是对一揽子汇率，还是实际有效的汇率，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首先谈汇率的问题，我们不要紧盯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兑美元的汇率升了20%，但是对整个所有一揽子汇率基本没有升值。人民币在6月份进行第二次汇改，目的就是这样，慢慢的我们把汇率的考虑在一揽子、全局意义上，这对我们出口有实际意义。兑美元只有一种汇率，你盯住它，其实是有很多负作用。

　　但我看到2005年的汇改，虽然我们升值了，也兑美元升值20%，但是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小，看到化解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也看到了化解了贸易战争战的可行。但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盯住美元汇率制。

　　我们的二次汇改已经启动，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把很多注意力放在稳定一篮子货币，就是实际有效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情况，来自主的决定怎么慢慢的走向弹性和浮动，浮动汇率制是中国一个今后的方向。

　　我从2005年学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谈汇率应对之道，首先对汇率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不要一谈到兑美元升值就觉得很可怕，其实真正一个要做的问题是要把人民币更加有弹性，按照市场的力量有管理的浮动起来，这本身就是我们汇率制度的安排，我们正式的想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但实际上我们只盯住美元，这是我们本身要解决的问题。从2005年的经验来看，兑美元升值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一篮子货币大幅的升值。

　　第二，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有三个应对的办法，就是今后汇率的走向。

　　一是如果人民币要看盯住一篮子货币，很重要的一点自己要对全球的经济形势，就是美元的汇率要有一个把握，这里很关键的一点，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了20%，对我们的影响很小。这几年也是我们出口表现最好的几年。

　　当然也有我们加入WTO之后，随着我们经济活力的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提高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名义有效汇率是没有动，那段时间正好得益于美元的大幅贬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会不会继续大幅贬值，如果美元继续大幅贬值的话，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自然而然就会上升，如果不上升的话，就意味着对其他所有的货币都在贬值。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泰铢已经贬值了10%，对日元贬值了15%，对欧元也贬值，基本上对很多货币都在贬值。就像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美联储要开会决定要进行第二次量化放松，规模多少，这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美元会大幅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兑美元的贬值压力自然而然会大幅上升。我自己的看法，也不要高估二次放松，对美元贬值的影响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贬值的空间这么大。其中很有意思就是汇率的判断是非常难的。

　　在2007年，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回到中金的时候，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看欧美经济，第一个课题就是对美元走势进行一个判断。当时和现在很像，2008年的时候，当美元兑欧元贬到1.6的时候，基本上国内大多学者都认为美元这一轮一定会一跌到底，美元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2009年美国第一次出现量化宽松的时候，大家对市场上出现一致预期，美元会进入一个高幅度的通胀，美元会大幅贬值。而且当时在中金公司2007年、2008年的第一个报告就是叫警惕美元反转，到了10月份美元兑欧元大幅反弹，其实这两三年都在升值。

　　其实很多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就是美国量化放松了，美国经济不好了，美元就会大幅度的贬值。到目前为止，美元对西方货币贬值的空间非常小，因为很多人说美元这样发钱就是贬值，但是汇率本身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如果美元贬值肯定要有一个对象去贬，首先我们看欧元，美元的主要权重是欧元，欧元兑美元(1.3937,0.0046,0.33%)还有多少升值空间，我觉得也是不大的。

　　我们看看欧洲的情况，主要是德国作为一个火车头，出口竞争力很强。其他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来说，现在经济都是面临很困难的情况，光靠德国一个国家的出口还是尚有竞争力，但是德国最近的内需也是非常疲软，如果欧元再强的话，其实德国、欧洲整个经济体是很难承受的。

　　当时2008年我一看到欧元到1.6的时候，欧元就到底了，不可能经济体能够承受这么强的货币。可能对欧元还是有一点空间，美元还有一些贬值的空间，但是贬值空间不大了。特别日元，日元是明显的高估货币，从一年的时间来看美元兑日元(80.55,0.0600,0.07%)会大幅升值的。

　　现在看看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的经济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看到最近的工业产值是大幅下滑，包括整个出口企业都是利润下滑，整个经济基本上是零增长。如果我们看到在基本面上日本的国债，美国接近100%大家都认为不能接受，日本200%。

　　为什么日元还会节节升值，我觉得这是要看一个短期的行为、短期的避险流到日本。总的来看，日元非常强，其实美元兑日元还是有升值空间的。这样来看，美元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有一点贬值空间，其实它的贬值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考虑一篮子货币也是没有很大的升值的空间，也没有必要。

　　二是我们看看国内的情况，与2005年相比，其实对我们的汇改进一步从固定住美元向浮动打下了更好的基础，2005年和现在最大的区别，2005年到2008年，我们贸易顺差经常项顺差是一路走高，到2007年我们甚至达到11%的GDP，这是在大国上基本上没有看到。包括日本，日本最高的是达到5%的GDP，我们在2007年达到11%的GDP。

　　所以这些巨额的贸易顺差，创历史纪录的贸易顺差，11%的GDP推动人民币前一轮升值的主要动力。现在来看正好相反，很多政策制定者都明白，接下来靠内需，出口很难看到是继续增长的点。

　　这几年我们贸易顺差是在节节走低的，从10%左右的GDP可能会降到今年的4-5%的降幅，明年的贸易顺差可能比今年还要低，今年在1700亿到1800亿，明年可能还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失衡的情况已经改善。我们“十二五”规划内需是重点，所以这段时间进口增速远远超过出口。

　　这些是我们一个的自己判断，我们升值的压力其实不是太大，所以第三点我们两周强央行加息，今后从汇率的应对之道，刚才焦主席、张所长都说了，自主的、独立的货币政策。

　　加息对我来说是一石四鸟之一鸟，起到四个作用，第一，通胀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明年是通胀。第二是资产泡沫，这些都是靠汇率很难解决，只有靠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包括加息。第三，可以延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多人说加息之后利差增加，吸引海外热钱进来，但是加息之后打击泡沫，海外热钱流入更主要针对泡沫，主要针对股市、房市，你把资产泡沫压下来，反而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减少热钱的流入，这样反而能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起缓冲作用。

　　最后，“十二五”最重要是还富于民，把存款降下来，老百姓更愿意把财富留下在储蓄上，而不是更多的买房抵抗通胀、抵抗负利率，这才是我们主要应对的升值压力的之道。谢谢大家。

　　白重恩：下面有请陈凤英女士发表观点。

　　陈凤英：谢谢主席先生，各位早上好。我演讲的题目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世界在发生大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引起了关注。从我们研究来看，我们认为未来20年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可以延长到2030年。

　　因为世界在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原因就是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源头就是华尔街。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由于它的爆发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就是国际格局的大变化。这个危机之后，我们叫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有可能要持续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说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经济很可能是2%，或者略高于2%，达到3%是不错了。结果2025年前后，中国GDP规模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可能是1万到1.5万。也就是有一个消费井喷阶段出现了，世界的变化虽然GDP只反映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也反映一个世界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世界在改革。最终的原因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症结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引起了全球一次、一次地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未来的改革可能重点一项就是国际货币体制改革。

　　第三个变化，中国的经济会发生比较大的两种变化，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是贸易顺差国，但是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结构变化来看，可能2015年到 2020年中国贸易顺差会缩小，甚至变成贸易逆差。因为我们3000-10000人均GDP刚好是在2015年到2020年，井喷发展是导致我们进口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很有可能顺差变成逆差。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对国际的投资，我们是一个投资国，现在资本往外流是明显增加。我们认为这个转折点很有可能在 2015年到2020年，我们变成资本净流出国，这两个变化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条件成倍。

　　我们看到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就是人民币已经流向了周边和地区，从2009年计算来看，已经有1000亿人民币在国际流通，在我们的周边流通。这样的话，在周边地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流通货币已经出现，投资货币也在出现，这实际上是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使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有一个观点，强国需要强货币，如果是弱货币体系，是保证不了让你“走出去”做大经济的，所以强国强货币是我们主要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认为危机可能在临近，这个危机是金融管理、金融风险是我们未来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所有的经济体，他们在开放资本的同时出现了金融危机，包括亚洲地区、拉美地区、转型经济体，现在例外的就是中国，我们如果要走向国际化有两个陷井或者有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上的开放，而资本的开放是非常慎重的。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改革，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化可能比人民币更重要，这两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怎么避免危机？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走向国际化的面临着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微观领域的问题可能会宏观化，使我们宏观决策非常难。

　　第二个风险是外部风险内部化。我们知道为什么东亚金融危机在这次华尔街风暴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我们避险了，我们又胜利的强劲反弹，我们又走向了我们所说的持续发展道路，在很大问题上，因为我们资本项还没有开放，这样我们避免的危机，但如果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外部风险可能会内部化。

　　第三个风险是隐性风险显性化，由于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放，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很多问题是隐性的，但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走的没有秩序的话，或者我们管理不到位的话，显性问题就会出来，也就是说隐性问题显性化。

　　在未来一段时间，从我们宏观决策来说，驾驭风险、管理危机是我们决策层最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金融安全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五年当中最明显的问题。

　　第三个观点，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循序渐进，应该顺势而为。美国超过经济是在1872年，但是英镑宣布金本位是在1913年，1913年英国变成了净债务国，到1931年英国宣布金本位的放弃。我们又看看美元，美国经济1872年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但是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同时和英镑成为“双雄货币体系”。

　　到二战结束以后1944年7月，布雷森体系成立，美元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核心。我们又可以看到1971年美国放弃了布雷森经济体系，就是美元可以兑换黄金(1356.70,6.10,0.45%)，但是1985年美国出现了净债务情况，2009年美国又出现了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基本上从英镑替换到美元是60年，而美元走向未来的时候可能也会很长时间。

　　所以，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应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可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的话，我们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会把自己推向一个绝境。所以我主张分两个时间表走，一个时间表是到2020年，我们走一个周边和地区，在这个地区和周边，我们应该成为一种主导货币。

　　这样的话，我们进入周边可能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经营好周边。另外，到2030年我们应该走向一个世界，就是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这个国际化我们应该是成为一种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但是这三种货币可以并驾齐驱，可以交叉进行。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走的路可能会比较稳，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加强内部的治理，然后使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更好的立足之地。所以我想主要的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不能丢，强国必须有强货币，但是管理金融危机是我们当务之急，走好这个路必须是循序渐进。谢谢大家。

　　白重恩：谢谢陈女士。

　　刚才我们四位嘉宾都作了非常精彩的发言，下面进行一些讨论。刚才焦主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看汇率政策的时候，要把它看作一个工具，尤其是汇率政策和国内的货币政策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对于资本的流入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资本流入了以后，就创造了人民币货币供应，如果货币供应增长太快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刚才沈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讲到利率的时候讲到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我想请焦主席谈谈汇率的变化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是怎么样，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焦瑾璞：谢谢白教授，你更好地阐述了我刚才想说的问题。我刚才明确了尽管我们不能把工具与政策目标混为一谈，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汇率制度是我们绕不过的坎儿。这个坎儿一方面是，如果人民币形成一个升值的预期的话，肯定热钱要过来，但是有进必须要有出，“出”就是刚才其他几位嘉宾谈到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一般不谈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谈人民币为投资贸易的便利化，那么人民币怎么“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完善经常项目的开发，怎么完善资本项目的开发，还有怎么完善货币政策运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主要是支付清算，最近表现特别清楚的就是银行卡的结算，在国外就不灵，这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些国家想拿人民币做外汇储备，但是他拿了人民币以后，放在本国肯定没用，必须来到中国，但是来到中国干什么呢？买国债不行，资本项目受控制，投资股市也受限制，直接投资，如果国家做直接投资肯定不行，就相当于为什么我们的外汇储备有那么多美国的国债，因为除了买国债还能干什么，你不可能买越南的一种东西，就是市场容量。下一步我认为汇率制度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儿，但是功夫还是在国内，我们一定要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基础，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不知道对不对，请白老师批评指正。

　　白重恩：刚才大家都谈到我们要开通渠道，让资本除了能进来，还能出去，其实从很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必须的，我们现在人口结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我们储蓄率比较高，如果把这些储蓄全部投资到国内，显然就会有过渡的投资，我们自然就一定要把一部分储蓄给它用到国外去，用来买国外的资产，所以这种资本的流出就是必要的，刚才焦主席谈到资本流出，我们让国外人拿了人民币以后来做什么，就要发展国内的人民币体系。刚才陈女士谈资本流出也会有风险，您能不能再讲的更细一些，风险是什么，我们怎么控制它？

　　陈凤英：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出去，现在我们感觉压力非常大，现在所有人都盯着中国人，现在贸易已经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压力好象是在汇率问题上出现的，事实上还是一个经常项目的顺差问题。所以我想，汇率体现的还是一个经济竞争的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逐步强大以后，必须要延伸，利益要全球化的，这样的话，它的利益必须走向世界。所以我们比较鼓励出去投资，办厂或者本地化，这样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问题，同时也有风险，如果我们汇率或者资本还在管制当中，或者我们的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或者我们还有不可以强大到保护我们公民利益的时候，我们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资本如何流出或者流入，我想这方面一定要有国际化的配套政策，就是企业走出去政府要为他服务，使它能出或者能进，甚至在国外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保障它。我们看看美国怎么经营的，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经营，美国现在说是贸易逆差，如果我们核算它，它在全球化的投资、销售、收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3%，最高是6%，我想美国有一个保障体系，我们应该这样做，我比较主张在资本自由流出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保障它的自由流入，甚至对我们在海外的利益也要进行保障。

　　这个时候金融改革，也就是这个时候国内的金融市场化可能比人民币国际化更需要。刚才焦主席已经讲到，如果人民币还不能走向市场化，我们马上就国际化，那样的话风险就很大，出现倒逼机制。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向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加强监管，如果没有监管的话，那风险甚至危机都可能爆发。

　　所以，我想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出去，这样我们会安全的航行，而不是出现波浪。谢谢。

　　白重恩：谢谢。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有一种方式资本流出，就是让国外的企业到中国上市，国外的企业把它的股票拿到中国卖，得到的钱是人民币，所以他不仅仅是在美国筹资，在英国筹资，也在中国筹资。这样的话，又是一个让我们资本流出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些企业到中国来上市，要受中国的证监会的监管，这样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点可以控制，这样的政策能走得多快，什么时候能够做得到？

　　焦瑾璞：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这个事确实在讨论，是一个好事。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是一个当老师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政策。谢谢。

　　张燕生：从现在来说这个建议已经提出很久了，也包括过去在香港调研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尊义教授也提了这个建议。我相信这个过程，我相信我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也会加快，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下一步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像刚才我讲到的一个双轨制的设想，比如我们有一个离岸的市场，有一个在岸的市场。离岸的市场就会有大量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是不是可以在国内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或者A股市场，我们可以小QFII。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国际版，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方案都在讨论中。

　　白重恩：刚才张所长谈到，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从亚洲做起，讲到亚洲的金融和货币的合作，能不能请张所长在这方面展开一下。亚洲和欧洲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当于亚洲与国家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亚洲最富的国家和亚洲最穷的国家，其实只考虑东亚都是差距非常大，经济发展的周期同步性也会更差一些，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寻求亚洲的金融和货币更紧密的合作有一些什么样的难点，我们能做一些什么，请张所长再谈一下。

　　张燕生：最大的难点还是白教授所讲到的，亚洲最大的问题就是欧洲的经验，欧元和欧盟从1948年开始，在1999年开始欧元的启动，你会发现一步一步的从贸易到经济一步步到货币，是这么走的。

　　那么我们亚洲目前经济合作的推行还比较快的，我们在区域经济方面，从现在中国的我们叫两岸四地，也就是我们同港澳有CEPA，与台湾有ECFA，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在加快。另一方面，我们今年启动了“10+1”，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的启动，我们说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已经从民间或者半官方进入到官方。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地区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是在加快的，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使我们亚洲地区在金融和货币的部分合作也在加速。

　　那么加快的就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我们在东亚债券市场的建设，以及我们现在人民币跨界计算方面的合作，这包括货币互换方面的合作，都是在加快。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向欧洲那样，有一个亚洲的货币体系，我们要不要一个亚洲的货币单位，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更多的理论上的准备，我认为我们还是处于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过程中，还是要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而且我认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可以返过来推动国内的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陈凤英：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我认为如果我们10年前讨论亚洲货币单位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梦想一个亚元，但是十年以后的今天，尤其是在欧元最近出现的债务危机当中，他们之间的统一性和分歧性明显地显现。

　　我认为亚洲地区搞一种货币出现时，等于我们在复制前行。首先，亚洲地区和欧洲不一样，因为发展态势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亚洲还没有形成“10+3”。亚洲的格局变化，就是未来10年、20年，亚洲的格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崛起成为亚洲第一。我想经营亚洲货币单位是比较困难的。

　　我比较主张人民币区域化、周边化，怎么把这个地区整合好？我们可以扩大到2000亿，因为我们有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共同监管，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如何建立亚洲的共同监管体系》，因为欧盟也这样做了，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话，热钱流入了亚洲地区，我们是否要互同情报，如果这样的话，亚洲的合作可能不是一种单一货币，亚洲的合作是共同监管和危机当中的共同帮助，我们叫“抱团取暖”，这对我们亚洲未来合作，对我们中国的发展也是比较有利的。

　　白重恩：最近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很大，尤其是美国。美国因为消费者以前借了很多债，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们突然醒过来了，发现这样长期消费下去是不可持续的，政府的支出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没有造成立即的结果，所以老百姓对政府支出的支持也是减弱了，政府不能多发钱，消费者花钱减少了，为了促进增长只有多出口，所以美国就有这样一系列政策目标，比如出口要加倍等等。

　　所以，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产生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有一种主张，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更多由市场决定，而这个市场用的目标就是寻求某种贸易平衡，要减少顺差。但是这似乎也很难做得到，因为中国的储蓄很多，我们刚才说过了储蓄很多，国内投资用不掉，那么就必须要有顺差。所以，最近的G20会议提出，美国人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我们不要求你贸易平衡，能不能把你的贸易顺差控制在4%这个范围之内，请四位专家看看这样一个提议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提议，我们应该接受还是怎么办？

　　陈凤英：昨天刚好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这是美国和韩国建议的。

　　首先，从4%的经常项目开始，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我是比较积极地支持，我认为应该拿过来，因为我们虽然在5%，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富，“十二五”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富民，这样的话，消费就会有井喷，进口可能会逐步快于出口，到2015年前我认为4%的目标经过努力时可以实现。

　　我也计算了一下，是完全可以，首先GDP要扩大。因为IMF预测，如果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那到201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是9.9万亿，我们人均GDP很有可能要达到7000美元，到那个时候即使我们顺差在扩大，但是占GDP的比例是下降了，可能在3-4%。

　　如果外压把中国压制在4%的话，我们内部进行调整，这就是倒逼机制，就是真正富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一个相对均衡。

　　这样对美国来说，美国未来的贸易顺差也会扩大，美国GDP现在就是14.7万亿，未来很有可能还会升高，使我们自己有一个挑战的空间，这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减少外汇对我们汇率压力。

　　白重恩：我用简单的一句话，用我自己的语言总结一下，本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它给我们施加一些外界压力，也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可以减缓对汇率升值的压力。

　　焦瑾璞：白老师，我说一些自己的观点。因为以前在人民银行研究局工作了很长时间，经常和美国这些人打交道，就是工作层面上的，这个提法每次都会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想解决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出口倍增计划。

　　因为它现在必然是从中国这里寻找这些突破口。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但是我感觉，现在大家谈论很多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刚才我和沈建光博士也在交流，实际上我们返过来看了汇率制度，刚才沈建光博士谈了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从1994年到现在16年的时间，我们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大约是37%。

　　可以说这10年来，从有效汇率这个角度，我们基本上是平衡的。但是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人民币升值呢？

　　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到2005年7月22日，就是上次汇改，这段时间，我们等于盯住美元这个强势货币。但是这次危机来了，美元就贬值了，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大家认为人民币跟着美元贬值享受到了好处。

　　但实际上，刚才我和张所长谈这个问题，我们兑欧元以来升值了30%，现在欧盟是第一大贸易区，美国是第二或者第三，不算是最大的。可以看到，我们来反思这么多年我们的汇率制度、汇率变化，我们应该选择走一个什么样的路。

　　我感觉应该是重新回归了1994年确定的以市场供求为主的，单一的浮动汇率改动的特点，这就说汇率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我们汇率坚持的原则是“三个性”，人民银行网页上有，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反思这十几年，我们在汇率的操作方面，如果步骤大一些，思路开一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涉及再具体一些，刚才谈到汇率在收入分配当中的作用，现在我在想，实际上汇率适度的升值未必不是好事，首先算一个大账，我们的外汇储备充其量是2.5万亿，我们国家的金融资产合美元是12.5万亿，这都是大数。外汇储备抵消以后还有10万亿美元是国内金融资产，如果人民币升值10%，那了不得，这是大家富起来了。当然在收入分配格局当中这算是一项。

　　第二项，我们的软实力起来了，货币政策对外有影响。实际上我们特别关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8月份我去了蒙古国，在蒙古国买颗糖拿人民币都可以，另外东亚几个国家，这些都是新兴的地域，我们可否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让他们有适当的利益，促使他们持有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将来我们再完善人民币回流到国内的一种机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做到经常项目下去了，资本项敞开了，达到了一种平衡，现在最时髦的词就是“再平衡”，我们国内的一种经济的再平衡。还有不能谈的太多的就是涉及到人民币，现在对外看是升值，对内是贬值。

　　张燕生：我们看看经常项目的结构，经常项目之间贸易顺差占了84%-85%，投资收益顺差占10%左右，这两个部分是我们经常项目比重比高的。我们的贸易收支，看看去年，会发现去年加工贸易顺差是总顺差的135%，今年前三季度加工贸易的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一般贸易是逆差，这是什么概念呢？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而且我们看今年的前三季度，前三季度中国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在快速上升。也就是说，你接受4%，还没有来得及倒逼的时候，可能在首尔峰会和下一次峰会，中国人将是这次全球失衡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因此，对这个问题要做更加细致的研究，倒逼可能十年见效，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矛盾已经变得非常的白热化。

　　沈建光：我也接着张所长的话讲两句。现在汇率的问题，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汇率数值的确定，我觉得还是以自己国内的考虑因素为主。

　　十年前，包括二十年前主要的问题，比如很多农民工要进城找工作，外汇不够，当时为了吸引外资，要资本投入，那种政策下我们制定外向型经济叫出口引导的经济增长，其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今天来看，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的矛盾还是变了，从国内的因素来看，第一是汇率不应该升值，不管再大的贸易顺差，经常项顺差我们也不升值，现在外汇储备怎么管理，这么大的美元资产，任何一个大国出现问题，我们这些美元资产或者外币资产出了大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资产。

　　以前从出口拉动经济，变成怎么管理我们财富的问题，这个转变也会影响我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汇率比值的看法。

　　第二，过去农民工进城都是要找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反而很多地方缺农民工，工资在上涨。

　　另外一个情况是，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了，以前所有精力都放在出口加工型，很多大学生毕业拿2000元工资，跟很多农民工拿的工资一样，这变成了新的主要矛盾，我们在很多新的形势下要找对策，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考虑。

　　最后，很多出口商说，人民币升值3-5%，就没有办法了，一些公司要倒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配合央行，贸易结算更多用人民币结算，我觉得国际化第一步就是人民币可兑换性，就是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过程。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像泰国和很多小国家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我们不行，我们经济实力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要考虑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人民币今后五年怎么走向可兑换，可兑换之后我们怎么走向资本管制的开放，这是我们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

　　如果从2005年算起，其实在很多发展商看起来，这五年出口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善。现在的机电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出口反而变得更有活力了，这一点可以考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升值5%，企业要倒闭。

　　但是当时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当时的纺织品，中国的价格都比海外的竞争对手(土耳其、孟加拉)低15%—20%，如果全部的出口商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都提价了，这种情况下，对企业影响不大，但是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了，这对财富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更多的从这个方面考虑怎么制定汇率制度。

　　张燕生：刚才讲出口，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的时候，中国从2007年三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中国对欧美、日本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欧美、日本进口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人民币汇率在那一年升值的幅度是6%，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6%的幅度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价格的改善，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6%，加上劳动合同法升值10%-20%，再加上煤、电、油、运成本的上涨，能源、资源、土地的成本上升，就会出现2007年三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的情况，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

　　白重恩：谢谢。刚才主持人在两分钟之前告诉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必须结束了，因为时间控制的不是很好，另外上一个时段也拖了一点，没有给大家留下提问的时间，非常抱歉。在这个议题讨论结束之前，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四位嘉宾精彩的发言。

　　主持人：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提问的时间可以在午餐时间以及私下的时间进行互动，我们可以一边进餐，一边互动。谢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