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9月26日，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2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与发展方式转变”。新浪财经全程直播，图为正大集团副总裁杨小平演讲。

　　杨小平：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刚才各位嘉宾精彩的演讲，特别是前面那位杨教授的演讲，他的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结合本次主题，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中国核心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的转变，所以他点出了中国的国情，点出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新技术，高新技术的转变，对这个观点我非常赞成。另外，中国非公有经济成长，他讲农业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也使得我的讲话跟今天的主题关联性。下面我言归正传。分两部分，一部分谈一下宏观的看法和宏观的政策与建议，另外谈一下案例。世界金融危机还没结束，西方等发达国家担心出现二次探底，对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机遇期，为什么这么说？在经济成长四要素：技术、资本、人才、市场当中，市场需求成为世界性的稀缺资源，在英国当时的稀缺资源是技术，蒸汽机的发明，所以英国变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但是在后面的一百年又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技术，是资本。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所以美国变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那么今天，经济的发展稀缺资源不在是技术、资本是需求。我们做企业知道，因为资金倒闭的比比皆是，因为技术倒闭的也比比皆是，只有需求，你的产品和你的服务，消费者在等着，倒闭的企业一个都没有。今天比如说通用汽车，它资金能力、技术能力、人才能力都是在我们中国的汽车企业之上，它为什么出现倒闭？需求！所以需求变成了世界稀缺性的资源。中国今天掌握了需求。

　　对于需求，这个世界性的稀缺资源，如何驾驭并且健康的转换成一种消费，这确实吸收大智慧。消费有三层，一层是消费必须，比如说吃、住、行、教育、医疗，这是消费必须。消费第二层是消费欲望，你想买好车，想买品牌，这是消费欲望，这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中产阶级带来的消费。第三层是消费信心。你买房子，买股票，买艺术品，因为它有涨价的预期，所以你有消费信心。这三种消费，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政府如何驾驭好这三种消费，这是考验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我们应该从消费最底层来启动，这是最健康的消费。从消费最底层启动，所以我们应该把工作的着力点大胆放在“三农”这个问题上。自从“三农”问题的提出，由于参与者的立场、动机、社会背景、理论水平、掌握资料等不同，对“三农”问题的看法、认识各不相同。虽然近几年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是全社会重视的还不够，国内贫富差别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进一步的扩大。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在威胁着我们，经济滞胀也在威胁着我们，政治、社会稳定同样威胁着我们。另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更加警惕，美国向中国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方案，你们来买我们的国债，我把这些钱转移到美国民众手里，由他们去消费你们的出口产品，这样你们的出口和经济就能增长。该方案意在通过美国政府替代美国家庭向全社会融资，美国的老百姓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那么，美国占了便宜还不少好话，90年代初批评日本的汇率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今天又批评中国的汇率问题，贸易逆差问题，揭示着一种奇怪的现象，欠债的人可以理直气壮批评借钱给他的人，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强盗逻辑。中国不转变发展方式，如果继续这样，发展方式从短期看，可以带来若干年经济思路惯性增长。但是，随后很可能出现发生异常，由美国国债市场引起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美国财政可能会出现两万亿的赤字，美国国债国家会攀升到美国GDP的100%。当外国投资者出现恐慌并拒绝买美国国债的时候，美国将可能面临崩溃，美国可能陷入恶性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可能变成一堆废纸。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一边接受美国的批评，汇率高了，贸易逆差；一边看着中国落后的农村生产力继续的存在。我们农村的落后生产力不能继续存在，各位在座的精英们，往上数三代，我们的祖辈都是农民，我们从感情上来说，不能再看到我们中国农民继续贫穷下去。日本、韩国、台湾分别花了20几年的时间使他们的农民可以周游列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推行家庭责任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方式已无法适应农村产业化、工业化、现代化。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工业化、现代化？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扩大农村的消费市场？这都需要我们在座的精英们，拿出你们的智慧，提出卓有见解的建议。此外，我们可以借助政府和非公有制经济合作的力量帮助解决“三农”问题。在“三农”问题上我们非公有经济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农村巨大的市场需求作为杠杆，以非公有经济制企业作为支点，翘起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为中国“三农”建设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早在30年前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反返璞农村，工业返璞农业的发展阶段，方向明确，但敢问路在何方。有一位前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的农业问题在贫穷和物资短缺时可以搞分散家庭责任承包制，但是到达一定时期，还必须搞规模化、工业化、现代化的生产模式。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水平、规模化的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是资本和技术，而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缺少资本和技术，而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反而用的人更少。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中国“三农”问题，我们面临着“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人多地少；第二座大山是农业占GDP比重小；第三座大山是投入大、产出小。这些难题如何破，破解“三农”问题必须三管齐下。一，调整生产关系，二，提高生产力，三延伸农业产业链。第一次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是毛泽东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二次调整关系是以邓小平领导家庭责任承包制，释放人的创造性。今天如何调整农业的生产关系？我们必须把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归农村，把贸易权归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所有权和贸易权的分离，使农民可以享受土地的收入，资产性的收入，农民反过来做产业工人，这样农民才能致富，这样农业才能现代化。所以古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只有当今天“三农”上一个新台阶，国家才能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实现民富国强。如果农民都富了，我们在座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金融的，都会强，因为农民都富了。所以我们关注农民就是关注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三个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一方面逐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一方面逐步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待遇。当农产品价格提高的时候，往往会造成社会不稳和网上舆论的批评。其实你要知道，城里的穷人吃不起，农民比你更穷，用农民补贴城里的低收入，这样的逻辑不合理，所以必须走“两高”路线，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一方面提高城市低收入者的待遇。同时，农产品是地面上的石油，人类的能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农产品价格被低估是国家财富的贬值，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农产品价格。美国的总统出去推销的不是汽车，不是电子产品，是农产品。所以土地多，为了保护农产品价格，很多土地进行休耕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农产品价格。可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往往错误的把农产品的价格贬低，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其实这个政策既伤害农民，也伤害我们城市里吃不上安全食品。

　　第二，建议全社会加大落实城市返璞农民，工业返璞农业的政策。在国际上有一个很好的案例，马歇尔计划，就是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是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为欧洲的市场需求，今天我们城市的过剩产能怎么转化到农村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前一个四万亿效果不是很明显，我们应该制造一个新的四万亿用在农民身上，我们可能就可以吃到安全食品，可以得到更大的农村市场。

　　第三，今年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应该总结、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来解决“三农”问题。我解释深圳的特区是块状特区，什么是块状特区呢？就是当你的公司注册在深圳的时候，你就享受到它特殊的经济政策，我们应该制造一个条状的特区，就是当你涉及到“三农”你就会享受到特殊的经济政策。如果三十年，深圳能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世界大型城市，GDP超过九千亿，如果我们用一个条状的经济特区把“三农”问题可以通过20年、30年使我们中国的农民可以周游列国。

　　通过以上的理论，正大集团过去在中国推行的一种方式叫公司+农户，但是这种方式为什么在现在出现问题呢？因为农户还是千家万户的生产方式，所以这样的话，食品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因为现在屠宰规范了，可是来源，就像奶的来源不规范，所以食品安全难以保障。今天正大提出一个新的案例，就是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一种升级版，什么叫升级版？就是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加农业合作社，把这个四维一体的产权式农业，把农民变成社会一体农业资产的所有者，把他的贸易者，示范给龙头企业。这样的话，就创造了三个要素，一个要素政府出一半钱，正大出一半钱，银行贷70%，这个资金就变成一种理性资本。第二个生产要素是经济主体。如果你把农业的经济主体落在农民的身上，他没有领先技术的人，没有融资的能力，他没有企业管理的能力，所以用BOT外包服务去衔接它。第三种要素就是企业+经济，企业这时候没有得到农场的资产，但是他承担农场里面产品的市场销售的风险，这样的话，企业家可能会更被社会尊重，所以这样的话，就发明了一种理性资本，社会主体。中国版的企业家经济来解决“三农”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