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7日下午，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挑战——探索合作共赢之路”为主题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在京开幕，以下为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以《金融海啸教给我们什么？》为主题分论坛的发言。

　　李剑阁：谢谢主席，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口结构变化是中国转型和升级的契机。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时期，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从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等多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储蓄率下降和工资成本提高，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显着的变化。

　　第一，人口结构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型逐步转向消费型。从理论上讲，在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里，由于人口的抚养比例比较低，通常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两大要素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有助于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随着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此相对应的经济体将会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而计划生育则推动了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少儿比例急剧减少，在老年人占比上升并不明显的情况下，总的抚养比例从1970年的79%下降到2010年的39%，抚养比的下降是居民人均储蓄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由于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政策又大大削弱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较高的储蓄率在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居民主观上的理性选择。

　　第二，丰富的劳动资源使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为养老进行了大量的储蓄，压低了贷款了利息水平，这两方面使得资本的回报比较高，促进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而众多的劳动力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供给又促进分工进一步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人口占比将在2010年到2015年处于72%的峰值，此后将逐年下降，到2035年将会下降到65%，相当于我国八十年代的水平。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现在劳动人口将在三、四十年里逐步转为老年人，当然又会产生年轻人，但是如果保持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话，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肯定要大大快于小孩占比的增速，将使得老龄化程度在2010年以后逐步加深，人口的抚养比在连续下降三十多年以后，2010年达到了最低点39%，此后肯定是逐步上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高储蓄对应着高投资率，这与我国目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相一致的。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3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48%，同期消费占比由63%下降到49%。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一步将会由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逐步转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劳动人口占比下降，老龄化和人口扶养比的上升，与国家的总体储蓄率下降是吻合的，当前我国已经度过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时期，劳动人口占比将开始下降，这将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是必然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将推动我国经济由积累转为消费，只要政策适当，有助于经济的平稳和稳定的发展。

　　第二个部分，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居民消费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比只是占GDP的36%，不仅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而且有相似人口结构时期，大概在1975年的日本相比差距也很大，当时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7%，与目前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也是严重偏低的，不仅低于美国、日本、韩国，而且大大低于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工资成本的上升是必然趋势。工资上涨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从而推动居民的消费。但是我们觉得在目前全国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还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尊重市场的规律，不能急于求成，人为的、过快的推动工资增长。因为如果工资高于劳动力供求平衡点，不仅会产生失业现象、令贫富差距拉大，还有可能因为工资增速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导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脱节。在这方面，日本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居民收入在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间大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大大增强，从一个方面助长了八十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令日本社会和居民至今还没有从这个泡沫当中完全恢复活力。我们在强调增加国民收入来扩大内需的同时，要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增长的同步，避免出现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脱节，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形成资产泡沫这些不良后果。必须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有效升级，才是居民收入水平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变的物质基础。

　　第三个部分，顺应工资上涨的趋势，推动经济升级。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将会十分有限。虽然有多方学者估计，我国有超过一亿的劳动力在农村有待转移，但是根据我们大规模的入户调查，发现现在留下的一亿多富余劳动力年龄都偏大，大概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实际上不大可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虽然最近有很多人还在强调说中国劳动力供给还是非常充分，很多农村劳动力和美国比、和日本比、和韩国比，我们劳动力比重还很高。但是我觉得这个高不是在一代人当中可以减少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要通过几代人才能转移，有的人一辈子中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不再进城了。并不会因为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他就会禁止。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成本的提高，将促进节约劳力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和人力资本正是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因此，工资成本上升，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转向节约型，从根本上推动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第二产业GDP占比是46%，但就业人口只占28%，有38%的劳动人口是在第一产业，同结构时期相比，相当于1975年的日本，在人口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的人口当然很大，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这是在今后几十年会发生的事情。从我国实际的情况看，第三产业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水平，随着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第四个部分，以完善养老金制度为重点，对付中国出现的“未富先老”的状况。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加快，我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局面。这个时候养老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会大幅度增加，将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的挑战，给财政收入和支出带来很大的压力。我国在2010年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7%，但是和老龄化相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我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一半，2025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13%，成为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但人均GDP却不到日本进入这个高度老龄化时期GDP的一半。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社保类支出将会成为财政支出重要增长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需求加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产业不断升级，人们对于公共服务业、住宅、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使这类投资比例也会增加，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引导到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上来。日本在人口结构变化时期，其社会保障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局面，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支出占14%，1975年占20%，而中国目前这个数字只占10%，由于人口接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税收也同时下降，为了弥补养老和社会保障的大量支出，日本政府不得不依赖举债，所以现在债台高筑，目前日本国债占GDP的193%。由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面临着比日本更大的挑战，应该及早应对，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为突破口，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资金来源来看，我们和日本比还有一点优势，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还相对比较低，举债空间比较大。第二，我国的大量国有企业手上的国有股权可以适当减持来保持社会保障支出。

　　除了完善养老制度以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方面的政策，比如说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之际，劳动力供求的拐点以及来临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考虑适当调整已经实施多年的过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像目前其他发达国家和人口开始减少的国家正在施行的措施一样，欧洲、日本、美国他们都在推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龄人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不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延长人口红利期，还可以缓和因为养老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因为时间有限，大大的压缩了我讲话的内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