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7日下午，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挑战——探索合作共赢之路”为主题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在京开幕，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专家李昌徽在《亚洲社会对话与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的作用》为主题分论坛上发言。

　　李昌徽：感谢主席先生，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讲话，而且非常感谢中国政协以及中国经社理事会邀请我参加。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推动社会对话，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对话，它在1919年就建立起来了，对话包括所有的磋商、谈判，甚至是一个简单的交换意见等等，就我们共同的这些利益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政策来进行对话、进行磋商等等。

　　我们相信，社会对话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创造社会的公平、提高竞争力，在社会在行业、在企业的层面也是如此，我们是联合国当中唯一有三方机制的机构我们的原则包括社会对话以及推动三方的社会对话，其他的联合国的机构都是由政府代表的，但是在国际劳动组织我们是有劳资双方，包括政府三方的参与。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目标，我们觉得这是来缔造共识，发挥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我们也旨在于推动在所有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当中推动社会对话，提高所有的各方他们代表性，他们的能力以及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到社会对话的机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不同，世界有各地不同的经济增长的模式，社会对话也有所不同，应该体现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的速度、结构等等。在欧洲和亚洲增长的模式就不一样，在亚洲内部各个国家也是千差万别。下面主要讲一下亚洲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其中具有共性和特性。

　　今天早晨我们有很多的发言者讲到了，亚洲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在不断的增长包括中国、印度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图表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2000年以前中国占了世界GDP  20%，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占到了世界经济的大概30%左右，但是后来不幸的是降到了5-6%等等，这是到1970年左右。因此，我们现在讲这是作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再次的兴起，像中印现在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火车头等等，但亚洲国家的成功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也有了很多的挑战，这个图表当中现实很多亚洲国家成为了不平等的社会，在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4.7，这是非常危险的，值得我们警醒，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最大的，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最为紧迫的挑战，当然不仅仅在中国，像在韩国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也是这种局面。

　　在几个国家特别是是在转型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近年来劳资纠纷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些国家都是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劳资关系发生了变化，应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劳资关系还没有达到共识。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在劳资纠纷国家有一些爆炸性的增长。

　　我们在看一下在东亚地区劳资关系主要趋势，很多国家都在向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接轨的方向发展，这也降低了贫困、促进了发展，当然也造成了在东亚地区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当然这些国家还有很多非正式的经济，在亚洲很多的国家的工会都不是很正规，所以劳工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政治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包括科技的进步，在这些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亚洲国家的人民需求是很多样性的，他们有更高的期待，政府也需要行动起来，能够满足这些更高的需求，因此亚洲国家所面临共同的需求和挑战，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对话，不同的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同显示了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说在日本，现在的老龄化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就像早晨福田首相讲到一样，在其他亚洲国家劳动工作岗位的安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像泰国、马来西亚国家民主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也就是10、15年的时间，如何让民主成功的运转，如何让他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一个挑战，因此政策制定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要考虑正规的行业也要考虑到正规的行业部门。

　　亚洲有几个这样的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中国、越南、老挝、蒙古，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柬埔寨。中国和越南现在还是低档的体制，当然现在运转还是良好的，在其他的转轨国家他们已经在引入了这种民主的体制，但是在如何为人民创造福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尽管在亚洲有这样不同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共性，也就是说还没有能够实现一种社会的共识，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的劳资关系、怎样的社会对话，这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社会对话来解决。

　　总体来讲，我觉得亚洲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很多人都在讲，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国家劳动环境越来越差，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部分地区的劳动力段短缺的情况下，现在这种状况造成中国的工资在增长。这样把数百万计的贫困人口解脱出来，在中国发生这种情况，像在拉美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是闻所未闻，亚洲已经从低谷的地方摆脱出来，有一种向上的趋势。与此同时，在亚洲地区我们看到是工会的密度还是比较低的，中国是一个例外，在那些非正式经济部门或者打零工的那些人民，他们处在比较不利的地位，而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中国又是一个例外。

　　(图)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最右边，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会密度已经达到了70%，已经获得了增长，这是一个例外。所有的能够进行集体的劳资谈判的工人已经达到了50%，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府、工会能够团结一心，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的和谐，这就是所能产生的效果。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亚洲现在有的社会对话的方式，那么在机制方面，在不同的方面以及议程方面，比如说在机制方面中国有经社理事会，那么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三方机构，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对话机制，比如说像中国的经社理事会、韩国的经社理事会，还会有一些专门的对话机构，比如韩国、日本有一些最低工资委员会等等，还会有一些三方的机构，包括政府、劳方和资方，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组织论坛性质的机构。在议程方面，在中国杨先生所讲的很多三方的磋商委员会来讨论劳资问题，同时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就是经社理事会，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有关劳资政策的绿色就业等等，因此在这方面的多样性还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对话的系统。印度，在1942年就建立了三方的对话大会。新加坡，它是另外一个比较广泛应用这种社会对话来改造社会的国家、渐进地改进就业市场，帮助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尽管像这种工资委员会、工资理事会的机制，还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但是超过90%的企业都相应它的决定。韩国，有一个三方的委员会，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起来的，目的就是推动三方的对话，来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日本，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它没有一个国家级别的三方机构，但是确实有很多对话渠道来微调各种政策。我已经讲过有关很多中国的情况，2007年的越南建立了劳资三方的委员会，这是越南第一个三方的机构。

　　下面讲最后一部分，我们面对了一些共同和多样性的挑战，我们也看到各个国家的做法，各方都有自己的应用之道，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实现成功的对话帮助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保持和平，我们就需要遵守一些关键的原则。比如说雇主和雇员之间虽然是独立，但是应该由一定的相互依存度，所以接受这种相互依存度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各方才能够有成功的社会对话，政府方面应该允许其他利益悠关方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所有愿意接受变革的各方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社会对话作为加强国家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强调三个以“R”开头的英文字母，第一，代表性，社会主体应该发挥他们积极的作用，有充分的代表性才会有有效的对话，但是如何增强他们的代表性也是一大挑战。第二，“R”开头的字母是责任，担负起责任是社会对话的第二个重要因素。第三，回应能力，现在世界正在经历快速科技发展，我们应该应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只要有充分的回应能力我们的对话才会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