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商务周刊》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办的“2010中国制造业高峰论坛”于2010年9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

　　梅永红：很抱歉，昨天晚上凌晨两点赶到北京，我从外地出差刚回来，本来也想做一个PPT，实在来不及了。给我出这个题目边界太大的，我想稍微缩减一下。大家现在都在谈中国制造向中国智力制造的转轨，前面两位高人在谈中国制造业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出来，中国制造业今天面临的核心问题早已经不是规模、不是产值，而是技术，是创新能力，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天花板不突破，我们想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甚至是想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工业化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制造业来说知识的创造、应用、积累是中国制造业的当务之急，甚至是生死攸关之举。从科技层面上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的构想，包括中国现在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对制造业的关注度当然是其中一个重点。比如说我们提出来要培育创新型企业，中国企业的创新不仅仅在于他们现在的能力弱，还在于他们的动力不足。我们有很多企业钱很多，他可以把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取，总是舍不得拿一些钱做技术和知识的积累。

　　现在我们说要培育创新型企业，实际上就是各种政策、工具，各种监管层面上要引导更多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我们要求这些企业都要有完整的创新规划，要求我们都要对这些企业整个的创新过程进行独立的评估。我们要在这些企业里面构建一些激励，比如说国家的重点实验室，现在的企业，把国家的工程技术的中心建在企业。另外我们还要对这些企业管理层，包括研发管理层进行培训，还有我们要为这些企业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

　　说到人才问题我特别想说在这点上是我们中国企业和国外的大企业相比最弱的一项。我在科技部既是做政策工作和体制改革工作。即使再好的体制也需要有优秀的人才，也需要有优秀团队，否则我们谈体制机制是空谈。我在这里引用几个数字，我们国家现在从研发层面来说，我国企业拥有研发人员不足三人，平均下来不足三人，日本49人，美国48人，德国35人，加拿大和英国25人全是研发人员。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80%在企业，英国61%，我们现在说的33.7%的研发人员在企业，我对这个数字有点怀疑，即便这个数字是真的，在高层次人才上可能是差别很大，有一个人才问题。我觉得中国人才结构问题，现在大学的博士应该进入到企业，30%的博士都选择留到大学，这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束缚，我不相信中国的大学和院所去跟世界一流公司去竞争，这种竞争肯定不会带来中国一个明朗未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构建产学研技术创新和战略联盟，在过去我们谈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时候，或者支持创新行为的时候，更多是关注一个技术，而不是关注产品。更多是关注某一个机构，而不是关注这个政策组合性，更多关注是一个创新点，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创新链，客观上造成我们很多技术做出来以后不能迅速转化成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很多人谈到中国成果转化率我觉得很大问题都在此，今天我们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得我们的创新基于市场需求，更能满足市场需求，这就构建一种新的研发，或者是创新模式，创新的组织形态。

　　我以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构建产学研创新和战略联盟是一个选择。最近我到了河北曹妃甸去了一个首钢搬迁的公司，他现在所做的钢铁可循环流程，由钢研总院牵头，包括一些重点大学，一些重要的钢铁行业都进入这个里面，他们所构建一个钢铁可循环联盟，我以为是完全改变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基本形态，已经跟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钢铁工业不是一个概念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这样一种形态在新的技术流程上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而这一切很多程度上就得益于新的研发组织模式，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打造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我经常说中国的企业在创新发展之路上走的太苦，走的太艰难，跟硅谷的企业相比，我要说的就是硅谷的企业相比较中国企业太幸福了。他们有完善的公共服务，也有完善市场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存在。所以，当一个企业有好的创意，有好的知识产权，有好的可以投放市场的创意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使自己的要素跟社会资源有效，有机的连接起来，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造就一个个神话。中国企业往往都是孤家寡人，他们在奋斗当中得不到来自更多社会和政府的支持。

　　包括我刚才提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有更完备的设备，更完备的技术开发工具，有能够跟其他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一种技术渠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要打造这种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特别是围绕一些重点行业进行打造，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一个放心网络。

　　第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刚才我们的石秘书长谈到了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我是非常赞同。金融危机之后，后面有人称为后经济危机时代，国家经济格局、产业格局，技术格局一定会发生重大调整。在这个时机中国何去何从，中国究竟做什么样一种选择，我以为同样是关系重大的。所以无论我们现在在许多方面还存在各种不成熟、存在很多缺失，但是中国下决心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领域有所作为，希望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当中有自己的位置，这样一种决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所说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应当只是成为新一轮的技术梯度大转移，包括刚才谈到的光伏产业中国背不起世界工厂的美名，我们更要是中国这个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我以为我们所谓这种决断，我们所谓的判断力更多同样要打在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的技术力量。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整个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调整是第四点。

　　第五点是加大关键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无论我们怎么样做，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许多产业，包括我们一些主导性产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这是我们根本就无法绕过去的坎。我们必须这么做，但是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单纯引进不会带给我们未来，我们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本身我们对技术能力的理解存在缺失和差异，我们把物化的技术简单等同于我们的技术能量。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看到中国的电视机行业非常典型，曾几何时中国的电视机行业是世界老大，我们曾经把电视机行业95%几的利润都移到中国来了，进入21世纪之初这样做似乎没有疑虑。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变革，从原来显像管转到现在的液晶面板技术。仅仅7年江山变了，仅仅7年时间让庞大的电视机行业全面陷入困顿，把95%利润转到中国，就是新技术的更替，中国技术没有这种选择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中国电视机行业80%的利润转到海外去，这就是技术能力之间的差异。

　　对中国来说我们在大力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电视机，我们还有刚才谈到的核电、高铁、航空都面临大规模技术演进。我们能不能在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当中加强技术学习的强度，加快技术的消化吸收，最后能够拉近我们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这比单纯的技术引进，比发多少电，我们的高速铁路是几百公里它的意义大得多。

　　第六，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能力，我们今天谈制造业，绝对不是就制造业本身谈制造业。我们能有一个相对发达的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密切关联。比如说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物流等等，他是能够从一定程度决定我们制造业的未来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材料，现在我们的物流由于不发达，带到成本占到整个成本20%，通常这种成本占10%。从成都送一批货到上海来通过人家的物流系统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物流系统这是相等的。我们谈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尽快提高上去，我们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成本所谓优势都会被大大抵销。

　　我在思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重要方面。我想呼吁一下科技政策的方向，我现在思考或者是这段时间思考最多是同样能不能使得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从过去更多强调供给政策为主转向需求政策为主，或者至少是强调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统一性。其实中长期规划当时做配套政策的时候已经迈进一大步，我们不仅考虑到更多的研发投入，我们考虑更多的专利和知识产权，还有投资、消费、贸易、财税等等方面为我们的技术创新提供一个市场基础，包括政策采购。今天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迈出很多步伐，我们已经取得成绩，但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充分这种市场出口，如果不能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分担机制，我们的路子将会走得非常艰难、非常漫长。

　　我们在思考科技政策方向的时候，现在对这个问题也在关注，像刚才谈到的首台套的问题，政府采购问题、消费补贴问题，卖方和买方信贷问题，这都是从政策需求层面上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我就谈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