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学安，1968年12月生于宁夏。现任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副总监。主要作品有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20年20人》等。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纪录片。早在创作《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时候，任学安和他的团队就萌发了创作《公司的 力量》的想法。任学安介绍说，在创作这两部片子的时候，在探索全球经济现代化和中国百年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思想的力量、有民间的智慧、有政治家 的远见，但是最终把这一切转化成效率、转化成财富的，就是公司组织。在没有公司史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整个团队历经了两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制成这部10集的 500分钟的纪录片。

【社会角色】

公司在历史的进程中角色重要

新京报：你拍摄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都是大家很喜爱的纪录片，这次怎么想到要拍摄《公司的力量》？

任学安：从《大国崛起》开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历史进程中，公司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05年我们提出要做《公司的力量》，后来一直没 有机会做。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关注长达几年，并越来越坚定了这个想法，这是第一个渊源。第二个就是对现实的观察。2008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大家觉得对 公司的约束应该要加强，公司甚至成为万恶之源，加上我们看到2008年国内公司面临的困难。当时的困难是什么呢？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的中 小企业开始倒闭。

新京报：在“公司”身上，好像大家投入了不同的情绪？

任学安：对，公司那一刻让人很揪 心，好几种情绪都集中在公司的身上。第一种说公司是罪魁祸首，导致了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忧心，那么多的公司倒闭了，这会影响到什么？第三种就是，我们到底 应该怎样对待公司，公司是不是安全的？到了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越发觉得，应该认识公司，了解它，我们要探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公司的 状态、公司的改革、公司内外部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历史见证】

国企改革改变中国公司发展史

新京报：公司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既熟悉又陌生，你在选择素材，展现这一题材的时候，是如何取舍的？

任学安：这部片子的基本定位是，不过多涉及公司内部事务，而是探讨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性组织，作为一个创新性组织，它在社会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公司成 长需要的环境是什么，社会应该如何管理公司，这是我们要考察的。我们会关注在公司起源和发展历程中一些标志性的公司，比如，谈公司你不谈到福特肯定不行， 流水线、T型车是它创造出来的；你不谈洛克菲勒好像也不行，石油行业的托拉斯是他带来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有创建的公司，它可能不是在某一方面独 大，但是它有创建性。

新京报：中国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

任学安：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中 国公司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件事情，几十万家国企开始改制，直到今天这场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几十万人、几千万人的命运因为这个而改变。中国的经济面 貌也因为国企的改组改制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有蓬勃的发展，原因是什么？源于国企的松绑，源于国企改革早期的 实验。如果没有体制的松绑，人才从哪里来？可以说是国企改革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说国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依据这样一个 路线，我们能够看到民航的改制改革，工商银行的上市，也能够看到百年的招商局怎么样通过改革焕发出活力，能够看到中海油这个全新组建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经济 舞台上开始活跃。你能够看到这一系列优秀的公司，他们怎么样进行了自身发展一个质的变化，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由计划下的生产单位变成了市场下的独立经济 主体。通过这些变化你看到的是什么？公司的力量。

【现实意义】

唤醒个体意识，创业实现梦想

新京报：你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改变了你之前的观念？

任学安：这种地方当然很多。比如在特许公司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有军队的，他们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政府。他们可以为了商业利益发动战争，占领印度。包括 中英鸦片战争背后也是公司利益推动的，那是个野蛮时代。到了大工业时期，你会发现在美国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1914年的纽约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却 出现了像纽约三角衬衫厂那样一个惨剧，一把大火，一百多个工人死亡。对待工人的那种冷血的心态，只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带来的社会后果是非常严 重的。我们已经看到，凡是标榜利益最大化、不顾员工死活的公司，最终是会被抛弃的。

新京报：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力量》的现实意义也非常大。

任学安：这是我们在取材的时候就能看到的。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们看到温总理在深圳的讲话，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深圳特区 30周年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个体的创造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认为，我们全社会都已共同感受到了这一点。一 个民族要想往前走，一个民族要想变得特别有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力不容忽视。如果能够充分地利用好、培育好一个民族的智力资源的话，这个国家就非常了不起。 我们在取材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草根出身的人，他们凑一点钱办一个公司，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如果我们的民众，如果我们的个体生命，能够通过创业的方式实现 梦想，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施舍给一个安逸的工作，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创业这种方式来实现就业，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会小很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 生、研究生，能更多地找到创业的平台，他们的人生因此将会被改变，他们将会找到一个更精彩的人生途径，这是我们在《公司的力量》中想表达的，想张扬的一种 感受。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玮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