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影片记录了英国国会档案馆、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德国拜尔公司档案馆、英国联合利华等公司成长的镜头。由于拍摄周期比较长，《公司的力量》 　的海外拍摄由节目组与合作方三多堂传媒合作完成。

　　▲采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影片记录了英国国会档案馆、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德国拜尔公司档案馆、英国联合利华等公司成长的镜头。

　　▲摄制组在法国波尔多酒庄拍摄。

　　▲在长春一汽大众公司拍摄。

　　▲摄制组在印度拍摄。

　　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自8月23日起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为制作这部纪录片，节目组花费了两年时间，采访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百余位中外学者和数十家公司，终于完成了这部梳理公司发展历史的十集纪录片。

　　努力做纪录片精品

　　在收视竞争日益激烈，遥控器锁定各种娱乐节目的今天，节目组为什么依然坚持制作日渐稀有的严肃纪录片？又为什么选择“公司”这样一个似近似远的题目？

　　“纪录片是中央电视台十分重视的节目类型，这几年我们陆续推出了不少精品力作，都以思想和深度见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司的力量》总监制罗明说。“纪录片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从前期拍摄到后期修改，整个过程有太多需要合作的地方，因此宽容度很重要。”《公司的力量》制片人、总撰稿周艳说。7年的时光，磨砺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团队，也成就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四部大型纪录片。

　　《公司的力量》执行总编导黄骥介绍说，高质量的纪录片需要大量的投入，制作周期也很长。“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一部片子要用两年时间呢？看起来好像太慢了，但实际上每一天大家都很紧张。这部片子采用高清技术拍摄，并运用了很多3D动画。而且整部片子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打磨。前后不知道改了多少遍，有的分集导演这两年只做了一集。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再让他们改了。”

　　“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严肃的高端纪录片往往难以赢得高收视率，音像制品的销量也有限，很多纪录片播出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各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越来越倾向于制作娱乐节目。最近两年的纪录片精品就比较少。”《公司的力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说，“但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电视媒体，有责任制作高质量的节目，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先进的理念，也有责任在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引导舆论。”

　　除此之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也是支撑这部纪录片精品的因素。“台里不特别考核这类片子的收视率，也不催问制作进度，只是放手让他们去做。”央视财经频道总监、《公司的力量》监制郭振玺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片子来呼唤新的商业文明，为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中国公司提供借鉴。”

　　“《公司的力量》是全世界第一部关注公司历史的纪录片。”任学安说，“公司创造就业，创造财富，通过创新引领潮流，同时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如何平衡公司的股东权益和社会责任，公司与政府部门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值得大家共同思考。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公司为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样也是有益处的。”李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认为，这个片子非常有用。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公司的价值，就一定会找到可以使公司发展壮大的办法。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说，这个片子让人们能够比较深刻地了解公司是什么，这样能给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能够打得更雄厚，更坚实。

　　沙里淘金 周密灵活

　　决定做这部片子之后，节目组的第一项工作是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搜集。很多外国公司都认为节目组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目，非常愿意提供帮助，纷纷将保存完好的珍贵的历史影像无偿地提供给他们。IBM公司向节目组寄来了19盘录像带。这些年代深远的影像不仅有清晰的场记，而且每一盘录像带都清楚地标明了所记录的事件和年代。虽然经过了二战洗礼，西门子公司的历史资料依然完备，并建有自己的公司历史博物馆。联合利华的资料中，记录了世界上最早香皂的制作过程。

　　资料整理、撰写解说词是一份沙里淘金的工作。剧组购买了100多本图书，其中很多书都贴满了小纸条，每一张纸条上都记录着大家一点一滴的发现。“撰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请教专家，解说词前前后后改了十几遍，稿子堆起来比桌子还高。”总撰稿周艳说。

　　有了解说词，节目组需要制订一个周密的拍摄计划。执行总编导刘颖告诉记者，“国外的拍摄成本特别高，因此需要严格控制时间，统筹安排出一个最紧凑的行程。这需要和众多的采访对象反复沟通，并兼顾每个细节。比如天气，为保证画面美观，节目组一般在秋天拍摄外景，但描述大萧条的部分还需要一些冷清的画面。最后形成的拍摄计划是一个表格，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很多内容：联系人的电话，精确到小时、环环相扣的行程，拍摄什么样的镜头，这些镜头将出现在哪一集中，可能对应哪几句解说词等。”周艳说。由于拍摄周期比较长，《公司的力量》

　　的海外拍摄由节目组与合作方三多堂传媒合作完成。“合作是订单式的。我们把详细的拍摄计划给三多堂传媒，他们的摄制组严格按计划完成拍摄。”周艳说。

　　尽管计划周密，海外拍摄还是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临时调整行程。比如，某一个约好的教授会临时取消采访，某个博物馆会意外停止开放。另外，摄制组还要适应国内外工作习惯的差异。“我们加班是常事，但很多外国人工作生活都很规律，从不加班，即使给加班费也不行。”海外拍摄执行总编导段骏说，“我们会做一些灵活的处理，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采访和拍摄，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现在看来，拍摄的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以小故事展现大主题

　　“我们要把《公司的力量》做成有观点的纪录片，而不仅仅是回顾历史。”任学安说，“我们希望通过回望找到前行的方式。在公司历史梳理中，把问题摆出来，比如公司应该怎样管理、怎样发展等，我们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引发大家的思考。”

　　表达观点并不意味给出标准答案。他说，“公司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一种创造性的公司模式都是有价值的，应该承认差异。在历史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会成就不同的公司，公司会显示出不同的力量。一直到现在，各国公司的组织结构依然不尽相同。在将来，互联网、全球化这些因素会使公司走出与以往不同的路。”

　　差异客观存在，但节目组在制作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相同之处。“比如说，很多优秀的公司不仅关注利润，还注重创新和建设企业文化。”任学安说。“在日本有一家小公司，专门研究如何减轻治疗牙病的痛苦，几十年来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占有的市场份额还不小。”

　　周艳说，“有些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独特。比如这次拍摄的美国硅谷的一些创新型小公司，为员工在休息区摆放很多零食，允许员工在公司里玩滑板，他们认为轻松的文化可以鼓励员工大胆尝试，不断创新。”

　　为了吸引观众，《公司的力量》采用了故事化的表达方式。长江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说，这部片子以小故事展现大选题，做得不错，大选题，最怕的就是过度宏大的叙事。企业家和公司的故事让严肃的探讨轻松起来，却不显得枝蔓横生。“我们以故事来表达观点，故事是一种形式，我们并不陷入故事本身，仅仅是点到为止。”任学安说，“比如西门子的故事：西门子年轻时父母双亡，要抚养9个弟妹。他白手起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在职业学校学到的技能，最终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走向成功。整个故事的叙述比较简单，没有涉及细节，但能体现我们对国家重视教育的认同。”除了讲故事，《公司的力量》的快节奏和大信息量也是其新颖之处。“现在的观众很少有耐心听你娓娓道来，我们提高了剪辑率，镜头转换的节奏很快，尽量呈现更多的内容。”制作总监康健宁说。

　　这部片子播出之后，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肯定。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说，公司史非常重要，将来北大开设公司史课程时，这部纪录片可以作为课堂辅助教材。胡智峰说，这部片子用事实说话，很客观，没有溢美，也没有简单的批判。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说出了有分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