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为本，商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以及道德境界，儒家说仁者爱人，商人当中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仁”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的词汇，同时也是果仁的仁，是种子，是企业生命力的存在。

　　从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到成为“仁商”，体现的是对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关注以及现代企业与社会共赢的价值观。

　　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脉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在上周日举行的“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仁商’评价体系研思会”上表示，在中国历史传统当中没有企业这样的概念，而在传统中对商人的定位，以及对商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意见和看法也迥然不同。在中国传统认知当中，有关商人、财富，以及商人和财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被隔开的，正是这种自以为是让商人觉得没有必要承担社会责任。

　　然而，这一变化从明末开始发生了转变。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逐渐不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然而就在当时，中国的商人开始有一种文化和责任感的自觉。钱文忠提及，当时的汪道坤就曾对外表示，我做过生意，看到过钱，所以如果我去当官就不会再受到生意场上的诱惑，可以做清官。

　　但是这种觉悟意识并未传承至今。钱文忠坦言，中国很多企业自身并不在一个非常恰当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上，长久以来中国重农轻商的历史沿革让企业更倾向于赚钱，而社会责任则属于是别人的事情。但在西方企业都认为自己天然承担社会责任感。“要赶上这种认知的差距，可能还有待时日。”钱文忠说。

　　与此同时，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也指出，现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转变为整个经济的金融化、资金化、证券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投资方占的收益财富比重越来越高，而一般普通劳动者的收益在逐步下降。

　　“很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出现的资本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收益，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趋势，使企业如何平衡跟广大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跟员工利益的关系也变成这几年的时代命题。”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不提前去考虑企业员工的成长，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仁商的意义

　　研究竞争力理论的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公司需要从被动的行动中摆脱出来，主动把社会事业融入到企业的竞争战略中去。

　　于是，一家世界级的手机企业为了体现对于环境的责任，开始研发用玉米来做手机外壳，这样可以完全降解，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企业也有了更低成本的选择，而且把社会责任跟公司战略性利益捆绑在一起，成为了企业长期盈利的保证。

　　在上海城开集团总裁倪建达看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现代化企业才能称之为“仁商”。“‘仁商’的概念超越了一般对商人的界定，上升到了对所有经商者的道德要求。”他说。

　　他指出，虽然时代的发展让“仁商”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践行“仁商”的方式会不断创新，但有些本质的东西，包括以“仁”为核心的商业伦理不该改变。“一个企业无论品牌内涵描述得多么丰富，口号喊得多么响，至多只能算是成功企业，而非伟大的企业。一旦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互动的关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重视公众消费的安全责任，对员工的劳动予以尊重，为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和谐环境，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军人，就能被冠以‘仁商’的头衔。”

　　钱文忠提到，日本企业界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和算盘》提出“士魂商才”这样一个观念，意味着人不仅要具备士大夫的灵魂，还要有商人的才能。“在中国也应如此，‘仁商’的最终确立，是能够为民族培养出真正的 ‘士魂商才’的基础，如果不能拥有这样的人才，未来将是堪忧的。”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