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主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评选活动之“仁商”研思会8月15日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活动。图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演讲。

　　钱文忠：尊敬的各位朋友，尊敬的秦总，倪总，梁秘书长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仁商”的媒体见面，上个月我们官方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成为第二大GDP经济体，超越日本，现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我已经看不到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提出计算公式，表明将来有把握，维持现在的态势，不折腾，中国有把握在1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超越美国现有15亿美金经济总额，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这也以为这中国将重新回到200年前，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位置中，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现在确实有一种非常担忧的情况，特别站在我们这个领域的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不太相同，我们看到这样巨大的成就面前，或者在这样巨大的成就底下，其实存在着同样巨大的问题和隐患，这个隐患，由于现在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庞大的财富积累，应了一句老话叫“一富遮百丑”好像把这样的问题都遮掩掉了。

　　今天我特别想把这些方面的思考跟大家作一下交流，中国取得如此大成就，有很多原因或者有很多表征，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商人群体或者企业家的群体，堂皇地登台和壮大，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或者商人群体，或者跟各种企业相关联的人士群体，究竟有多大？真全民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我相信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都应该值得，在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当中，大概只有在汉语当中出现过全民皆商这样的字，大概所有语言当中只有汉语能找到这样的字，正是这么一种现象，导致中国取得巨大发展，创造庞大财富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这种现象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推动，或者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效能的同时，也已经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很多的隐患，这一点不能忽视，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响应第一财经的号召，共同来建立“仁商”的评价体系。

　　我想可能首先要明确的是“仁商”意识的曲礼，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牢牢确立“仁商”的意识，如果我们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相对来讲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企业比较倾向于认为，我就去做生意，我就去赚钱，我好好交税，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别人的事情，另外由政治家，由他们去完成，这样这种形成和中国长久以来的众农一商的原因是相关的，西方基本上是众商主义的路线，西方商业也好，西方企业也好，都认为自己天然担任社会责任感，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恐怕这个认知还有待于时日。

　　中国很多企业认为自己并不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上，这样认知对不对，确实有很多企业家看到，国家大事我不懂，这么大事让政府感，我努力赚钱交税给政府，这样的观念到底有什么历史背景，如果说这个历史背景，他们认知的历史背景是错误的话，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确认这样一个认商的意识，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大概一贯是商人的地位或者企业的地位是低下的，这个中国文化当中大家经常看，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市民阶级，商或者…当然跟企业相关的主要是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这个排行是“士(读书人)农( 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很多人认为“商是市民之末”，还有传统当中话充斥着“为富不仁”这样的话很多。

　　离开今天30年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面所有的坏人都姓“钱”，好人不会姓钱的，找不到一个好人姓钱的“钱广”赶大车的人。 我们还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还有人有这样的绕口令“他不坏他哪来钱呢”这些不管他，然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是不是这样？中国传统对商人的定位是不是这样定位的，这个是我们没有检讨过的问题，我们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常识的，我们认为常识的一个重新定义，我们要重新反思，原来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常识，我们要反思了，前一段有一个观念“贫穷落后就挨打”我反思以后发现“贫穷不会挨打”，(我没有歧视观念，我打一个比方)比如我们到马路上去看见三个要饭的躺在地上，我们会去打他吗？他如果打我们，我们比他跑得太快。实际上贫穷不会挨打，富才挨打。中国任允GDP100位左右，经济总量世界排第二，政府非常富有，往往理解为国家很富有，因为我们很多观念当中国和家不分的，我们往往是国富有，家不富有，我们不反思就认为我们民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建设，我们只需要按照即有的走下去，这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传统当中没有企业这样的概念，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词，主要传统当中对商人的定位，以及对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反思一下，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发现中国主流文化当中，商人地位一贯低下，这样的常识没有足够的文化史的依据，中国传统当中，有关商人，有关财富，有关商人和财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样的观念绝对不是如此简单的，应该说中国传统当中的商人和财富这种地位独特性，恰恰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商人的地位，或者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商人出现的很早，左传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商人的例子，这些商人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而且往往可以拯救国家，比如郑国郑弦高(音)以商人的身份自称国家代表，智退秦兵。他也在反应这位商人的担当，甚至是某种国家的意识，商国郑国的国君共同开发，保证公平，举行盟誓。我们一般认为主流儒家传统不重视，贬义商人，瞧不起商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这是早期的说法。我们知道子贡比孔子小31岁，论语里面利口巧词，特别擅长谈判非常厉害的谈判高手，一掷屡中，他是一个古而忧则学，他有责任感，所以赚了钱以后，到孔门学习，学习完了以后，担任一定的社会职责，子贡他的孔门地位是非常高的。著名的范蠡帮助越国攻吴国。范蠡助越国灭吴国。子贡和范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人物，现在我们很多企业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但是文化水准还是跟过去不大能比，过去劳店铺里边经常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一直到50年代都是这样，公私合营前，上海很多店铺都挂着，上联叫“经商不让陶朱富”下联“货殖当推子贡贤”所以大家看到口气很大，反应了古代企业家的传统历来志气很高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中国古代的商人很窝囊。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商人，自我感觉社会当中不是处再一个最主要的阶层，或者不是处再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阶层呢？这大概和最终统一中国的秦国文化传统有关系，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回溯回去是可以回到秦国，现在历史上没有搞清楚，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他爸爸的儿子，我个人比较相信是吕不韦的儿子，我们知道吕不韦本身就是一个富国敌国的大商人，是一个大企业家，当时吕不韦很厉害的，当他在赵国见到据说是秦始皇的父亲，觉得他奇货可居，因为这是一个破落王孙做人质抵押在那里，他马上觉得他是一个货物，吕不韦做的几乎整个国家的生意，把把整个国家运作在自己手上，秦始皇对吕不韦没有好感，所以秦始皇政策当中迁怒于商人很厉害的，打仗的时候，秦始皇征兵的时候，专门针对做生意的人，一定找商人希望你死在里头。汉朝初年最要命的是，秦汉很多文化传统后来成了中国的文化基因，这一点很讨厌汉朝初年天下已平，汉高祖刘邦下令1、中国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2、不得乘马车，可以坐驴车和马车。3个、众诸税控之。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今天看一些电视剧胡说八道的，乔致庸敢穿丝绸的啊？不可能的。所以他也不可能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马车，到了清朝晚年广州的传教士，广州的商人非常奇怪，广州十三号有富可敌国的商人，他说这种人在欧洲是王室，都要对他非常尊重的，但是他见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先令，马上要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并且当时有最要命的规定，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你成为商人你去搞企业了，你子孙不能为官的，后来科举制度有了，这一批人不能考科举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一刀切断了，你赚你的钱，但是你不能当官。

　　我们很多人讲我籍贯是哪里哪里，我籍贯是江苏无锡，我们中国所有古人有贯有籍，我贯是无锡，但是籍是什么？有儒籍，有商籍，我们中国人已经没有籍的概念，但是一直到清朝一直有籍的概念，一直到1911年都有籍的概念，商籍跟娼妓搁在一起的，就不能科举的，子孙都不能科举。商人跟我们社会责任感隔开，慢慢地很多人自认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部分的人，就自认为，我既然是商人，我就没有必要承担社会责任，国家把社会责任排除在我这个阶层之外，然而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仔细的考察，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最最关键的变化，实际上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代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大概从明末开始，逐渐丧失了在全世界的领先能力，当然古代速度没有那么快，欧洲大概花了200多年才赶上中国，1800年全面超越中国，明朝末年开始中国开始落后，开始逐渐不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然而就在这个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的商人，或者中国当年的企业，开始有一种文化和责任感的自觉，这个很奇怪的，一方面我们普遍开始落后，一方面商人开始直觉。我们知道晋商徽商，明朝末年开始出现很奇怪的一批人，徽商汪氏很有意思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没能够读书，没有获得过公民富贵，我没有给我的尊亲带来过荣耀，但是我非常勤奋地做生意，而且随愤有成，我还是赚到了钱的，所以我可以告慰自己”明朝晚期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做一个好的生意人看到就输给一个大儒吗？”这个人的名字叫汪道坤，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古的话：如果我做一些公益事业或者我去读书或者我去当官，属于我是放弃做生意来做官的，我就不会因为再受到生意场上诱惑再回去，因为我是做过生意，我看到过钱，所以我当官可以做清官，如果读书人，我可以做非常冷僻的学问，明年末年一批人这样的观念。

　　有一批人认为商业是正业，是维持生活重要的手段，当时就有这样的话，读书人当官人商人是艺术手段不同，方法不同，但是实际上是同志，大家志向是一样的，明末开始，中国商人意识，社会责任感意识非常非常强。

　　到了明朝以后，商人的阶层，商人社会责任感受到巨大发展，商人和士大夫的交流变得非常密切，商人阶层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出现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公元的15、16世纪，明朝末年，开始变了！“士农工商”的排序，到了明朝变成“士商工农”，我们现在做文化史的很多人不太注意，到明朝的时候士大夫已经成为商人的代言人，用自己的笔墨和口舌，用自己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参与建设商人的社会的形态，这里面有很多例子，王阳明这是大汝，王氏不得了的人，“行业不同道是一样的”到了明末已经意识到商人跟士大夫，国家责任主体责任承担者的士大夫是有相同的一种责任感。

　　今天我们讨论“仁商”的概念，真的恰逢其时，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各地提出这样的观念，这三十年我们什么问题都问，我们问怎么样能够多打听一点小道消息，自己的股票可以赚一点钱，我们问有什么样的计算方式可以买彩票的号买得好一点，我们早就问了，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倪总那里买一点便宜点的方式，但是最原始的问题忘了，我们赚钱是为什么忘了，这个问题我们30年没有好好问过，我们赚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观念，资本的力量和地位，凌驾于劳动的地位和力量，实际上我们忘了问赚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赚钱是为了赚更大的钱，赚更大钱的目的，是为了赚更大更大的钱，但是赚钱是为什么？我们忘了，换句话说，我们无论从任何文化，任何逻辑，任何理论，都注定只能是手段的商业或者讲经济，当作了目的。我们这几十年中国人最少问的问题就是赚钱为什么，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如果有人问的话，往往是最穷的一批人问这个问题，处于自我调侃和消遣，也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国家正在面临很多乱相和意相，我们看到气侯不对了，连续几天40度，149年以来没有的高度。我们看到上个月中国九次UFO到中国来了，只有两次找到原因了。我们发现南京夫子庙出现天坑，在浦东也出现天坑，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玛雅文明2012年预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我们社会责任感的层面上，包括我们最最基本的一些责任意识上，我们出现了更严重的乱相，而这一种乱相如果不弥补的话，如果不弥补的话，所有的经济成就将毫无疑义，所有的经济发展将失去它一切的合法和正当的理由，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经济，转换成为秦总讲的净福利，我的理解是人民的幸福感和尊严感，或者讲增加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话，我们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将变得毫无疑义，也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知道提出“仁商”体系就特别特别有价值，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传统对于商人的这种责任意识当中，发觉出一些正面的价值，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富和闲的结合，这也是传统里有的，一方面你要富，就是刚才秦总介绍的评价体系里面，你还有一个财务绩效的考核，你做商人不能越做越穷，越做越穷那不是商人，把自己搞商的人，你做商人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你必须闲，中国原来形容标准理想的商人里边，有四个字，有三个字的，四个字叫富而好礼，三个字的就是富而认，一方面承认你既然以商人为职业，读书人必须读好书，当官的必须当好官，你必须挣好钱，你必须富，同时你必须仁，仁者爱仁必须要有担当。

　　日本在企业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提出这样一个观念，“士魂商才”人的灵魂要具备士大夫的灵魂，要有商人的才能，涩泽荣一说的士是武士，我们不妨转换为中国传统当中士大夫，我们最终的确立，能够为民族培养出真正的“士魂商才”如果我们拥有大量的“士魂商才”对中国未来发展是一步之遥的，如果我们不能拥有这样的人才，未来是堪忧的，不能用很好的态度看待他，我们整个社会应该高度重视“仁商”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并且应该把“仁商”这样一个概念的确立，评价体系的确立，真的要把他上升到国运的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