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随之成为社会精英。他们的声音和镜头充斥媒体，为世人所瞩目。然而，真正称得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广大劳苦百姓谋利益的经济学家，却寥寥无几。我们这里向全社会推介的十位亲民新锐经济学家，就是属于这类少数派的杰出代表。

　　所谓“亲民”，就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充当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和忠诚战士，为人民利益服务、奋斗；就是将劳动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与他们心心相印， 息息相通，与他们患难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所谓“新锐”，一是指新人新面孔；二是指具有创新精神；三是指有锐气，敢说敢为，观点鲜明，目光利锐；四是指见解新颖、尖锐、批判性强；五是指岁崭露头角，却 实力雄厚，潜在力量巨大，具有宏图大志、发展前程远大。

　　这些正是这十位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同时，他们还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2009年初，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书《经世济民之道——10位中青年经济学家经济 思想简评》，通过历时3年，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出10位“亲民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人们所熟悉的新锐亲民经济学家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李 炳炎、简新华、许兴亚、王志伟、周肇光、孟捷、刘永佶。他们代表民意，言辞犀利、思维深刻、功底深厚、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激扬文字、鞭笞时弊、扶正祛邪、为民请命、为政建言，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走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功不可没。著名资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成勋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由于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民大众，关注民生，关注劳动者的价值和利益，关注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关注公平正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主张结合中国国情稳健改革开放，反对生吞活剥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等观点，有一个时期他们曾被一些人误解。但'吹尽狂沙始见金’，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社会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而民心、党心也自有公断。事实证明，本书所评介的这十位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和理念是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为广大劳动者所欢迎，且与党和国家领导层在新时期新阶段所推行的政策和发展思路相一致。以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李炳炎、刘永佶等为代表的10位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足点，顺应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国情民意的观点，不愧为一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代伟大知识分子的理想，今天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应该有一点这样的理想？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有点理想，有点责任意识。本书所涉及的10位学者早在几年前就提出过公平效率兼顾的观点、经济分享的理论、重视民生的思想、自主创新的观点、维护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等等，表现了这一经济学家群体的先见之明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能力。”

　　“发展要科学，社会要和谐，人民要幸福！国家需要栋梁之才，学者需有社会责任，笔者以为谷亚光同志主编的这本书中所评人物恰是这样一个群体，忠国虑民，其观点超前，富有远见，实为百姓之福星。”

　　本书编者《中国改革报》的资深记者、编辑谷亚光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本书从2004年11月底开始策划构思至今已经三年多了。在初步策划时，社会上的舆论氛围与今相比是大不相同的。编者作为一个有社会正义感的学者，一个报人，被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所驱使，毅然决定采访、编撰一批敢为平民说话的经济学家的经历和观点，激励、支持他们的事业，表 达民众声音，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均衡协调，让各社会阶层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在作者在紧张地工作之余，忙着与各位专家教授沟通、联系、采访、写作的同时，中央高层和社会民意也在交流互动，强调科学发展观、重视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等等舆论慢慢占据媒体版面、空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不能不承认，这与书中论及经济学家的奔走呼号不无关系。”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需要学者担当重任。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在不同时期面对现实问题要有勇气、有智慧说出真话，为党为人民分忧，发挥知识分子的独特优势。”

　　这是一群敢为平民说话，敢为民生问题呐喊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他们挥斥方遒，闪亮登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百姓大众带来福音。

　　1、       

　　程恩富——中国海派经济学的创始人、世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派的领军者

　　程恩富，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近年已联合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等，自2006年春季至今 已召开三次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会。

　　程恩富于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其含义，一是起源于上海；二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海纳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壮大。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近年来声誉日隆。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让他感到忧虑和不安。在忧国、忧民、忧天下，对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沉默是金。他为民执言，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

　　他说：新开放观最有利于民富国强，不正确的政绩观要不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将会酿成新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党中央提出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创造的财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企业改制，则成了社会热点问题。程教授说，MBO作为一种美国企业 界较为流行和欧盟等国并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国国企改革中又出现“变形”、“变味”，只会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成为少数人谋私的手段。要反对利益集团的狭隘性。

　　程恩富认为，媒体，特别是国有媒体，不能谁给钱，就为谁说话，希望多发披露不良学风和行为的文章，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分析，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也可以说经济学者)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违背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德，替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及其集团，说假话、做假帐、教唆干无诚信的事，直至宣扬 “吐痰独吞论”、“私产必有诚信论”、“反腐不要过分论”、“厚黑发财论”、“原罪合理论”等，这是必须谴责的。经济学家，他们追求目标是以真理为重，以社会责任为重。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理应站在劳动人民及其国家的立场上，来为企业和社会出谋划策，应当是国家和人民的“忠臣”，而非“奸臣”、“昏臣”和“庸 臣”。以人为本，实质就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本，这与为人民服务是相通的。

　　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阶级和国家的权益。人民经济学家就是要站在代表广大劳动人民这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根本立 场上，去反对各个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

　　在2004年9月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高潮时，程恩富为首的十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关于郎咸平教授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 产问题的学术声明》。这份学术声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意见。2004年9月16日首次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后来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报》在10月底进行了全文报道。各大网站、不少中央部门的内参等均转载或上报。

　　程教授说：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强调 “私有财产是社会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既然西方国家都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立法规制和行政规制来规制私人财产，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反过来将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加以神圣化和绝对化？倘若欲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为某些“黑金”、“原罪”等非法私有财产辩护，提出要“善待”这些人及其行为，那就更错了。

　　程教授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地对张五常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引起学术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问张五常》一书。

　　胡锦涛总书记对程恩富教授说：“我们党有一些老的理论家，现在需要培养像你们这样比较年轻一点的理论家。你们可以大有作为。”

　　程教授指出，某些党校的教授也赞成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假设，他们讲课和写论著，只能加重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就在于，干部和学科带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

　　程恩富强调：我们需要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这就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也是学界须共同确立的学术 与思想风貌。陈岱孙教授为程教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正是程恩富教授治学的真实写照。反潮流的思想通常在当时受人讽刺、批判与打击，同“红得发紫”而又陈旧的流行学术与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程教授 说：马克思就是人民经济学家的典范，我们都须学习他！

　　2、       

　　王振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卫士、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

　　王振中，山西平定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副所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经济学动态》主编。

　　2002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不少高校发表演讲，内容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在演讲中，他对2002年的两本学术著作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 观点。这两本学术著作分别叫《混乱的经济学》和《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

　　对前者，王振中做出了如下评价：“左大培以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泛滥给了严厉的批评，其勇气之大令人敬佩。那些动不动就说左大培反对改 革开放的人，实际上是理论贫困户。”他指出：“此书的出版进一步说明了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中国的理论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与其说 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不如说需要基础理论建设层面的支持。” “现有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自己的理论。”

　　《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一书吸引他的则是经济学界新生代的时代风貌。对 于十位博士生与十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探讨，他给予高度赞赏，“博士生们通过与他们选定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争辩，展示了新生代的精神面貌，可喜可敬。”

　　尽管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观点惊人而“著名”，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他们的一些所谓“著名”观点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理论界把全行业合资的现象称为“中策现象”。支撑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散布很广而且很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拉美部分国家里信奉“资本没有旗 帜”这样著名的口号，才获得了经济的恢复与增长。对此，王振中深感应该站出来说话。1994年，他在《改革》杂志旗帜鲜明地发表了《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 吗》一文，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着重阐述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点是企业控制的思想。他指出，“在'中策现象’的争论中，赞同'资本没有旗帜’的人实质上是把国际直接投资只看作是普普通通的货币流动。这种理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

　　当时在我国与“资本没有旗帜”论相伴生的现象就是所谓“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论调。因而各地都盲目吸引外资，并不谋 而合地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对外资“网开一面”。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投资领域全面自由地向外商开放，或多或少地在某些领域都对外商进入设有障碍。在这里根本就找不到“资本没有旗帜”的影子。

　　他说：“我们记住康有为110年前在《公车上书》里的一句话不是无益的：'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 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

　　他还说：科斯定理实是“科斯迷信”，著名经济学家也不能胡说八道。

　　王振中被称为是国内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理论如此崇拜，部分因素是源于严格的家教和社会的熏陶，部分因素是源于自身的磨练。他说：“始终向马克思敬礼是 不容易的，有时还会受到一些人的嘲笑”。

　　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界日益活跃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至于我国某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产生了动摇。

　　例如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 话：消灭私有制。”但伴随着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传播到中国以后，以及国内现时经济政策的调整，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消灭”译法不准确，说什么马恩原文用的是德文“Aufhebung”，该词应译为“扬弃”，所以“消灭私有制”应该改译为“扬弃私有制”。他说：“明确告诉大家：《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没 有问题的。” 2004年4月 一些人仍在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正确译法莫名其妙地继续发难，以至于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是错误的说法越来越 广。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撰写了《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的正确性》一文。他说：“写这类文章，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理论信仰的一种展示，而且也是较量经济学基础理论功底的一种方式。”他还在不少的场合非常动情地演讲道，“请大家记住西方思想家德里达1993年说过的一 段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2000年4月8日，王振中与其他学者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进行汇报。他汇报的内容是《先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我国企业的现状》。在汇报“我国企业的现状”时，他提醒道：“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登记失业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六次、改革以来第三次高峰。失业人数增多也就意味着贫困者增多，其结果不仅阻碍着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而且威胁着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 对改革的深化产生了抵触情绪。”

　　他之所以敢于这样直言为劳动者的利益呐喊，与其说是勇气所致，还不如说是良知所为。从根上说，他本来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即使来到北京之后，他也不时地回到老 家去看看。再说，“无论自己的母亲，还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周围的邻居，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当你看到他们的利益日益恶化，你能够心安理得吗？”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对劳动者利益问题极为关注。

　　2002年他发表的《近百年来，劳动与资本要素在美、英等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一文就曾被广泛转载，尤其是受到了总工会人员的高度赞扬。结果发现在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中，美国在1870年~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与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劳动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50%(1870年~1880年)——74.3%(1980年~1984年)；资本要素所占比重的区域范围是16.6%(1970年~1974年)——24.5%(1880年~189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上述114年期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仅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而且劳动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资本要素则恰恰相反。

　　在2004年他主编的《永远的劳动者的圣经—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本专著里，封面是一位劳动者的雕像。他解释道，书名叫《永远的劳动者的圣经》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中的光辉篇章，是“人类的三 大财宝”中的耀眼的明珠。这颗明珠随着日月的流失更显出了它所具有的珍贵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全世界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

　　我们继承、发展和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解放劳动，解放劳动者，解放人本身。”

　　现在低成本地掠夺农村的土地，已经使农民损失了2万亿以上。中国盲目征用土地搞开发区，竟然使4000多万农民变成了“三无农民”即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这些为社会埋下了极不稳定的因素。以至于近几年兴起的豪宅建设也已经引起了严肃的政治问题。王振中认为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以人为本和如何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

　　3、       

　　左大培——精通西方经济学的平民经济学家、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

　　左大培，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1990年~1991年和1994年~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2005年被选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评议组专家。 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2002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不许再卖》(2006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等，其中《混乱的经济学》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 义”。

　　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自称)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大培教授非常著名。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登出的一篇关于左大培的报道立刻成为各大网站忙着转载的热门新闻。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长达3000字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

　　但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对于左大培来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自己最为关注的话题。左大培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企业“改制”如何使少 数人暴富》的文章来“说清”那些企图在国企改革中捞油水的人怎么暴富，“我本计划今年冬天开始对那些国有资产的掠夺者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不想郎咸平 先生先于我发起了讨伐。”左大培所说的算账，指的是从理论上对那些“所谓的经济学的权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从政策、指导思想到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自从郎咸平事件以后，左大培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写自己的“算账”文章上。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有三篇：《“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论国有企业所有 者虚置》以及《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

　　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总理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大胆挑战学术权威，强调宏观调控是正确的。最后，在吴敬琏教 授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

　　左大培说：新浪网的调查显示有90%的人支持郎咸平，但是经济学界却有很多人反对我和郎咸平的观点。这说明我们现在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和老百姓的主张差别之大。

　　之所以左大培会常常在这些关乎老百姓利益的问题上发言，“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他父亲曾告诉他，人不能说假话。“国企改革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么 多的人下岗失业，我能不出来说话吗？”

　　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人民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 严格的。

　　2002年，新华网在学者中做了一个推荐书目调查，有个颇知名的青年经济学者推荐的书目是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他的评语说：左大培的批评不仅直中要害，而且恐怕会让有些经济学家“失语”。

　　在这本书中，左大培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表述了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实是平民经济学的理论纲领。

　　左大培称自己是：始终坚持普通人民的政治立场，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中的下 层劳动人民……“不能再让摩根那样的大富翁来主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正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加入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的。”

　　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主张消灭公有制企业的人搬出了他们的最根本论据，认定“国有企业所有者必定虚置，因而必定没有效率”。而左大培写的《论国 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一文，则对这种论点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批驳。

　　左大培设计了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它是一种公有财产代管人制。有关公有财产代管人制的最初设想，1987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两篇文章中。按照左大培现在已经构思完毕的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应当将经营性的国有资本都交给独立的、权责利统一的国有资本经营机构经营，实现政企分开、资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实行有效率的监管，在政企分开的 同时防止国有资本金的亏蚀，以此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

　　4、       

　　李炳炎——卓炯学派的忠诚继承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创立者、著名工人阶级经济学家

　　李炳炎，1945年生，江苏无锡市人。1992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同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首届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3年～1996年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1997年起 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2002年起任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特聘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常务理事、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

　　李炳炎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赖。他曾多次帮助卓老写作，以卓炯名义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论观点和文风深受卓炯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 一天，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白永秀教授，当时作硕士学位论文《现代商品经济研究》，慕名来到南京李炳炎家中求教。与李炳炎一见面，白惊讶地说：“李教授，来前我印象中您是一位60-70岁的老学者，然而出乎意料，想不到您这么年轻！”李炳炎反问道：“您凭什么说我是一位老头？我才42岁。”白答：“我多次阅读您的论文，写得 十分精炼、十分老到。不是年轻人写得出的。”李答：“那可能是受卓炯先生文风的影响。我往往必须完全模仿卓老的语气，因为要帮他写东西，要写得别人看不出来。”

　　卓炯先生生前常说：“李炳炎受我的影响最深。最能理解我。”卓炯先生自称商品经济理论的“社会分工派”，人们简称“卓炯学派”。卓老生前力图建立自己的学派，作为“社会分工派”的创始人，卓炯着力培养青年学着，李炳炎是最成功的一个。李炳炎不仅全面地接受和继承了卓炯经济学说，而且在弘扬宣传卓炯经济学说方面 作出了独特贡献。1985年1月1日的《经济学周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李炳炎的文章《我国谁最早提出“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该文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全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反响。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卓炯在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难怪一位广东长期研究卓炯经济思想的教授在致李炳炎的信中说：“您是当今研究卓炯经济思想的权威。”

　　在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学术论文《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李炳炎写的论文《劳动报酬不构成产 品成本的内容》，提出了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

　　在这两篇发表于1981年、1982年的论文中，李炳炎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为社会主义分享经 济的典型形式——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试行的“净产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据李炳炎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制 定的。李炳炎的这种新观点，《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经济理论动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报道。

　　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是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10万字)中提出并创立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与威茨曼相比，可见李炳炎提出并创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时间更早、理论创新程度更大，研究难度更大，应用价值也更大。

　　最近，中国学者孙迎联博士在关于中西方分享经济比较研究的论文中正确指出：“1981年，中国学者李炳炎早于威茨曼提出了分享经济思想”。“李炳炎在《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发表的 《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维》一文，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他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实现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经济本性的复归。与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不同，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主要来源于20实际70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80年代初我国 城市集体企业“除本分成制”的改革索引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它是对我国长期形成的片面强调集体利益，否定个人利益的“利益独占”观的突破。”(见《商业研究》2008年第8期)。

　　李炳炎来自于普通工人家庭，一贯自称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关注着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可以说，他与工人阶级同命运、共呼吸。李炳炎 始终想写一本工人阶级的经济学，为工人阶级说话，为工人阶级谋福利。

　　本着这样的想法，李炳炎依靠多年研究《资本论》的功底和心得，大胆写了一部劳动人民的致富学——《需要价值理论》，它的副标题为“富国裕民论”。他是这样说 的：斯密只希望资产阶级的国家富，民穷则不管他的事。而我希望人民的国家要富，老百姓也要富。所以，我要写的是“富国裕民论”，意思是国家和人民共同富裕，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富裕，谁也不能侵占谁的利益。这样，也就引出了他的新著《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

　　李炳炎在1998年研 究国企改革问题时，就感觉到国企改革进入产权改革阶段后，不少地方将国企“一卖了之”的做法问题不少。他在调查中发现南京有一家中型国企，他将这项改革称为“'工人自治，期股买断’国企改革新模式”，并发表多篇文章加以推 广，引起了学术理论界重视，还产生了国际影响，如日本中京大学塚本隆敏教授听说后曾亲赴南京请李炳炎带领去该厂调研。

　　南京发动机配件厂“工 人自治，期股买断”改 制实践的成功，很快产生了带动效应，南京市机械集团所属多家企业纷纷效仿，取得了良好效果。这项改革引起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重视。他亲笔批示给予肯定，指示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机械集团，进行学习研究，进一步加以推广。

　　在积极参与江苏省国有集体企业改革革实践中，李炳炎渐渐感到，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中，如何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的精神，搞好公有制企业改革，避免“一卖了之”，避免国企职工大量下岗、失业，防止日益严重的公有资产流失，维护劳动者权益，使公有制企业通过改革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在李炳炎的策划下，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公有制企业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9日～21日在南京召开。《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6日报道了这次会议，题目是“积极稳妥推进公有制企业改革”。这个主题的会议，当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2004年8、9月份，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一场“郎咸平风波”， 李炳炎率领南京全体海派学者，就社会上纷纷扬扬的“郎顾之争”表达了鲜明的“挺郎”立场。9月11日，海派经济学南京 研究所召开 “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

　　李炳炎认为，国企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应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去寻找，而应当从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找。运用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挖掘出来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新的理论基础，李炳炎设计出一套新的制度作为改革目标，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经济制度——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职工集体持股的 股份公司；公有制分享制企业运行机制。

　　2005年1月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非常交锋：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实录》，第五章“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的 回应与十教授声明”对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活动作了历史的记录。

　　李炳炎的新著《中国企改新谭》2005年11月出版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总编辑李志刚在2005年12月30日南京举行的该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说：出版不到一个月销出5000多册，不是文学作品但具有文学作品的震撼力感染力。他审稿时每每激动不已。国企职工争相传阅，称是为工人写的好书。资深经济学家沈立人评价说：读这本书，有人雀跃，有人跺脚。暨南大学王碧华教授说，这本书寄给她后，已有多人传阅，拍案称快。多家网络书店在网上起劲地推介和转载。这本书是李炳炎为工人阶级所作的呐喊，是工人经济学。

　　28年来，李炳炎致力于探索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问题。他以富国裕民为己任，秉承“刻意求新，言必己出”的学术精神，他的勤奋和努力终于结成了累累硕果。自1981年起，李炳炎先后在中国学术界实现了五次理论突破和标新立异。第一次，是1981年提出“成本是C”的观点；第二次，是1986年提出“三个理 论不等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共产主义)，直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第三次，是1990年出版《需要价值 理论》。第四次，是2000年出版《社本论》。第五次，是2005年出版《中国企改新谭》，总结对国企 改革的反思，提出国企改革新模式和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

　　李炳炎的专著《需要价值理论》出版后，引起学界注目，被不少学者收藏、研究和引用。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一书，多处引述了该 书，并把《需要价值理论》与马斯洛和德鲁克等的著作等国际名著并列在一起，列入该书的重要参考文献。由此可见《需要价值理论》的高度学术价值。

　　科学的发展史表明，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人才能站得更高。得益于导师的言传身教，李炳炎在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的基础上，沿着卓炯的分析思路，确 立了“需要价值”的这一新的范畴。李炳炎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新创造价值两者结合形成“需要价值”新范畴。这一创新被卓炯大加赞赏。

　　社本理论和需要价值理论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李铁映同志借见李炳炎，听取关于《社本论》的汇报后，对李炳炎说：“你在理论研究上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很有创新精神，这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炳炎一贯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是国内最早站出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他于2003年初就发表了批评张五常的文章。2003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发表了李炳炎写的《'张 五常现象’剖析》一文，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反响。

　　李炳炎既是一位彻底的市场经济论者，又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当社会上劳动者利益受损时，他又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挺身而出，果敢 地起来批判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维护劳动人民的权利。上述例举足以表明，李炳炎称得上是一位以人民幸福为目的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勇士，一位坚定的成熟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5、       

　　简新华——创造性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倾情关注民生问题的经济学家

　　简新华，1947年8月22日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他一直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始终坚持不懈地跟踪探索，是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有影响的中年经济学家。

　　简新华教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工业化、城镇化、“三农”、就业、可持速发展等问题。由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比发达国家落后，主要表现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就业、资 源、环境、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花的精力最多，出的成果也较多，也较有影响。

　　简新

　　华教授对工业化道路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斯大林论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曲折过程。近几年，在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后，简新华教授对新型工业 化道路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深入探讨：(1)走工业化道路要作好选择；(2)传统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带来发达繁荣的工业化。

　　简新华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条件和目标的要求，弥补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足，形成新的特点和优越性。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曾经 走过的两种传统工业化道路相比，中国现在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由信息化带动、以集约型增长为主、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协调机械化与就业、力求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和政府导向、市场推动型的工业化道路。

　　简新华教授近10年来坚持跟踪研究城镇化问题，探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主张，中国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应该是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除了特大城市的规模应适当控制外，大、中、小城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应加快发展。发展的重 点不应该是小城镇，而应该是中小城市，尤其是要努力把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城镇的布局和建设，必须综合考虑水资源、交通、市场、产业等因素，合理规划。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 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和市场支撑，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避免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协调发 展。

　　简新

　　华教授是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赞成者，坚信在2000年~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如果不再次大力发展重工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就不能振兴、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任务就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就实现不了、轻工业的技术和装备就难以提升、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国防就无法形成，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也就不可能达到。

　　他认为，发展重工业与解决就业问题不矛盾。(1)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资本条件；(2)重新重工业化有利于解 决就业问题；(3)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绕不开、跨不过，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4)重新重工业化的资 源、环境、就业约束不是不可克服的，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也能实现重工业化。

　　简新

　　华教授特别指出，中国在重新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要学习日本实现重工业化的成功经验。随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实现、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升级，中国资源消耗必将大量减少，环境压力必将大大减轻。简新华教授预言，中国 重新重工业化任务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之时。

　　用“三化”化解 “三农”和民生问题。由于特别关注如何改进制度、发展经济，使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简新华教授除了重点探讨中国 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外，还研究了“三农”、农民工、就业等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只有农业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生产落后问题，使农业实现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营，减少农民，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民 非农化，才能既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只有农村城市化，才能使多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身份的双重转换，在非农化的同时市民化，从而使农民的非农化稳定和持 久。

　　6、       

　　许兴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定、为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创新型马克思说主义经济学家

　　许兴亚， 1946年6月13日生于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许楼村。现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省级重点学科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许兴亚教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单纯的信仰，坚信21世纪必将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发展的新世纪。坚信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经济学”。他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命名的经济学网站，旗帜鲜明地倡导弘扬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旋律，为社会主义建设献策，为改革开放建言，为劳动者阶级立论，为培养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而努力！

　　许兴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是一门规范的科学，而且首先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尤其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学 说。它是与我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而且凡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亟需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总之，也就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决定我们的方针。”

　　许兴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尽管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理论，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情况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共产主义 的条件下，劳动将越来越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因此许兴亚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既要坚定不移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关于劳动和价值的理论，也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

　　在这方面，他完全赞同孙冶方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所提出的见解，以及“价值应当主要用于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的见解。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他认为，在我国今天社会的条件下，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从事了某种“经营”性的活动而赚了大把大把的钱，还是并不一定就表明他所从事的就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 国所有各类劳动者的“劳动”。

　　“做劳动者，永远不做剥削者！”这句 话是许兴亚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针对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官本位”、以及“为个人主义正名”等等思潮，而对该院的学生提出的一句口号。他认为，尽 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伦理道德”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伦理道德中的“价值观”，确实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因此他不仅要求自己的 学生这样做，也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之一。

　　7、       

　　王志伟——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勇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王志伟，男，汉族，1948年10月25日出生于辽宁抚顺，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 学说研究中心主任、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王志伟教授在北京大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及理论流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 经济建设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他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2004年，在中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的所谓“郎咸平事件”中，王志伟教授旗帜鲜明地支持郎咸平教授为民众利益说话的立场和态度，给公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此外，他在近几年对于西方国家流行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潮和批评，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独到的理 解。

　　王志伟教授的学术观点和对经济改革与政策的见解渗透着他的民族意识、平民意识和平民立场。他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发展、逐步深入的。一开始， 我们只是在国家经济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希望对我们原有经济体制的低效率进行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一开始改革就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改革目标和蓝图。我们的改革最初都是在原有格局上“小打小闹”，“松松绑”，给点经济发展的有限自由和空间。像“联产承包”、“放权让利”都是如此。但是，到后 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初步改革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群众收入的改善，人们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便要求进一步改革，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既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诱致性变革”，也是一种“路径依赖”。至于下一步怎么改？谁也心中无数。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集中表现了我们改革的进程。“河”是要 过的――也就是是说，中国经济要通过改革来达到长期发展，但是，具体办法只能摸索着来。尽管我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

　　有人说，现在西方国家流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就要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王志伟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不 同看法。

　　王志伟教授说，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所必须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改革就是要让那些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未能够真正解决温饱问题的广大劳动 群众得到生活的改善和更多的实惠，改革也是要真正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只有如此，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

　　对于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理解方面，王志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恰恰是我们进行探索的结果，是一种不断反思、借鉴和实践 的结果。但是，这种体制的具体内容至今还没有真正完全清晰起来，仍然处在不断的探索当中。依他的看法，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类似于某种特定形式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当然，这不是说，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向“新 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简单回归。这只是实践造成的一种类似而已。

　　王志伟认为，一些人某些时期在对待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态度上出现了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问题，损害了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对 此，必须加以认真纠正。

　　在王志伟教授看来，以前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有其合理的与进步的因素。它与当时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传统与制度，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的消极干预相对立，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对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继承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对市场经济和相关机制这种积极意义给予了肯定。如果市场经济和机制没有积极意义，我们就不必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了。

　　王志伟认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在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受到挑战，它将和国家保护主义并存与斗争；经济全球化也将受到挑战，它将和经济区域化并存；经济自由的秩序将与经济民主和平等的要求并存。

　　8、       

　　周肇光——敢为老百姓说话、勇于创新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周肇光，男，1952年生，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上海金融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经济系主任、上海财经大 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研究组成员。2000年以来，先后荣获全国金融教育先进工作者、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上海高校“两课”优秀教师奖等。

　　周肇光教授执教20多 年，无论在教学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他都比较注重“三个贴近”，即贴近社会、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具有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研究成果颇丰，国家权威刊物经常转载他的学术观点，也经常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成为学术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他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应承担社会责任，要重视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市场经济规律。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这是社会各界正在思索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运用的经济分析方法 是科学的、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客观的、阐明的经济原理是适用的。

　　周肇光教授不仅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敢于为老百姓说话，而且在经济法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多年前就建议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开征要开征国有资产浪费税。国有资产浪费税是 对企事业单位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因管理不善造成浪费而征收的一种税。

　　他还从法律的角度，积极探索执政党如何更好驾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认为必须重视和运用法律监督手段，包括国家经济立法、经济司法、经济仲裁和经济守法教育活动等内 容。只有通过法律监督，才能促使在维护国家经济得益的前提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利益，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和消费者利益。才能促使对非法的经济活动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坚决纠正经济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以及为谋求部门和地区利益而违反法律等不良现象，从而有 效地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协调发展。

　　他认为凡是创新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从外国搬过来的东西不能说就是创新，只能是模仿而已，金融创新也不例外。要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创新机制，包括培养机制、选拔机制、激励 机制、协调机制等。在这四个层次创新理论中，我们不能照搬，尤其是对第一层次的产权制度创新，更要保持头脑清醒。我们主张产权制度改革是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业现代企业制度，但不是否定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不是排斥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更不是通过改制来实现私有化。

　　周教授不仅研究了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问题，而且还研究了保险信用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信用疲软问题，深入分析保险业中的信用关系就会发现导致保险信用疲软的因素很多。中国保险业长期存在着信用 疲软，成为中国主要经济风险之一。为此，只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多层次信用机制体系，才能解决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信用疲软问题。只有尽快完善保险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险监管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险信用疲软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他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事关国民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质上是在维护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下，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主动权，维护我国 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稳定，应当特别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因此，他认为，要建立和完善开放型金融企业管理机制，建立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制度。

　　他认为中国要在改革开放中维护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技术与保护战略，以占领知 识产权制高点。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民富国强大有希望。

　　同时，他还认为，要搞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必须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要想在开放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和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战略，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以便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需要。

　　9、       

　　孟捷——刻意理论创新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青年经济学家

　　孟捷，男， 1967年3月20日生于安徽省芜湖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2001~2005)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 程”； 2002年3月被授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8届青年教师基金；2003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 目”的资助；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他的突出特点是着意创新和突破，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孟捷的努力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之花又增加了点点明艳。

　　孟捷认为，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对我们大有可借鉴之处。孟捷本人将产品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也为这个问题做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里他曾提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 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卢森堡在强调资本积累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的时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内生空间的创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

　　孟捷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方兴未艾的演化经济学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在国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演化经济学的思潮。这一新的流派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力图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它强调，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必须能解释经济生活中的新事象和多样性。孟捷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可能是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 综合。

　　孟捷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技术创新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观 点：

　　孟捷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于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可以称之为经济协调问题，另一个是制度多样性的问题。

　　孟捷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协调”机制的思想，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之间是有差别的。

　　孟捷认为，调节学派没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上，而是考察了在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下(如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达成协调的条件和过 程，这是它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方。

　　孟捷认为，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还亟待于发展。在十月革命时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 律”已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还有那样的自信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盲点。如果我们在认识上并没有足够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这个变动不居的对象，就无法过多地预测它在现实中被扬弃的条件。

　　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其他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把产品创新概念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在理论界很快产生了反响。

　　他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一个解释生产力发展或技术创新的完整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指出，建立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理论和企业理论，是未来政治经济 学发展的增长点，并为此目标进行了努力。本书适时地第一次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的口号，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应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而且要重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产力的发展中汲取历史合法性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问世后，有关“产品创新和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观点，还被正式编入了由吴树青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等主编的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 教材《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在第十五章第二节援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中提出的关于产品创新的主要理 论观点。

　　孟捷在论文“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中提出，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不仅是揭示剥削和分析价格长期运动的工具，而且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和手段、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与此同时，该文还回答了英国经济学家斯蒂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诘难。

　　在“技术创新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里(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辑)，孟捷探讨了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解释技术创新。

　　他认为，在理解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关系时，不能把技术进步看作独立的、自主的过程。在这里，真正起着首要性作用、并把技术和组织这两个层面联系在一起的，是导致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活 动。

　　10、刘永佶——提倡经济民主、关注民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刘永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是一位很有特色和创造精神的学者。公有、民主、自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简要概括。公有即公有经济，民主即民主政治，自由即自由文化，这三者 构成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基本框架。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 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经济是人的经济，不是物的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涉及物，但不论自然物还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经济矛盾的条件和手段，而不是经济 矛盾的主体。

　　政治经济学不是赚钱术，而是关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哲理，是对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和论证。人生的要素是劳动、需要、交往和意识，其中，劳动是人生也是人本质的核心。人生目的是发展人，不是占 有物。经济过程要不断地改造、利用物，对物改造、利用的程度，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标志。人的素质技能包括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其中，身体素质是基础，技能素质是主体，文化精神素质是导引。生产力主要由身体素质和技能素质构成，但文化精神素质的导引，也是必要内容。

　　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其劳动成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手段。政治是人生交往要素的集中体现，是对人的社会地位的界定及其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认知中国主要经济矛盾及其在经济矛盾各具体层次的存在，规定各具体层次经济矛盾，论证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发现其演化的趋势，探讨改革公有制，解决主要经济矛盾及各层次矛盾的条件、途径、 策略，就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体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与公有制经济对立的官僚资本势力，以及自由资本势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对中国经济矛盾进行系统探讨，它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 意识托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其称为“客观经济规律”，由此来论证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争取并实现自己社会主体地位的中国劳动者，才需要努力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论证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并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因此，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是国企改革的根据和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劳动者辛勤劳作的成果，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联合体。它的矛盾，它的局限和缺陷，都是中 国人历史和现实矛盾的集合，是中国人素质技能及社会关系中矛盾的表现。

　　以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据和主体，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要求，也是公有制基本性质的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取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 是将它归位于劳动力的主体及运用劳动力创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由此，私有制所造成的劳动异化才得以消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拥有对其生产物的所有权，这本来简单明了的道理，或者说是人本质的直接体现，才得以实现。

　　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社会主义原则来说，首先是对其国家资本的性质进行改革，即应是变国家资本企业为全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职工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改 革，看起来似乎只是经济问题，“私有化”论者也极力局限于经济来谈其“改革”。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内在统一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真正的民主制，改革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与国有企业改革内在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确立和完善民主制。

　　说到国企改革必然联系到完善民主制，而说到民主制也必然涉及到民主权问题。刘永佶认为，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权利，首先就是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司法 权、国有资产和资源占有权，都是从立法权分化出去的公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权利，就是立法权。立法权是公共权利的基本，从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立法权，是民主制的核心。这样说，并不等于其他公共权利不是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而是经过立法权这个必要环节，民主权派生集合和控制其他 各公共权利。

　　刘永佶提出，为了有效地控制对国家权利机构的改造，必须不断壮大民主的权威，这包括几个环节，一是以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主权及其对公共权利的派生与集合， 明确规定民主权对公共权利的控制原则；二是以法制展开民主的权力，健全和完善选举、立法等机制；三是明确和严肃各公共权利行使机构的制约关系；四是以法制保证结社权、集合权、言论权、监督权和批评权，使公民有组织地、充分地行使这些权利；五是对固守国家权利机构的思想，如“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 等，展开深入批判，清除封建主义特权观念和官文化的传统；六是严肃、认真地查处以权谋私行为，消除腐败现象；七是不断地对公共权利行使机构进行改革，以削弱其中包含的国家权利机构的成分。

　　刘永佶认为，公有制的权利体系，派生并体现为民主制的权利体系；民主制的权利体系以公有制权利体系为根据，并能动地作用于公有制，是公有制权利体系的必要政治 保证。

　　刘永佶认为，初级公有制的缺陷，集中表现于以行政集权体制为公有制的内在机构，从而将国有企业，乃至集体企业都变成国家机构的附属物。刘永佶指出，只要我们能 充分认识公有制的历史意义，并切实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把握其规律，认真总结半个世纪公有制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明确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创建公有制的内在机制，那么，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落后的中国，就有可能在公有制的建立和演化中领先于世界。刘永佶为，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概 括。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可以称为自由文化，这是与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统一的，是社会总体系统中必要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