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谁叫主流经济学家下课

　　陈绪国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流派，主宰中国的舆论、干预中国的政治已经长达二三十年。这些中国的宠儿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名得名，要钱得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真可谓“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当然，也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在一些非正规场合，在互联网上大胆挞伐主流经济学家的霸主作风、不屑于他们的“伪科学”态度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则闻所未闻。

　　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终于被“非主流”的企业家所打破。

　　3月10日上午10点 10分，铁道大厦3楼会议室里，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却在全国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首次向主流经济学扔出一个炸弹：“主流经济学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此言一出，委员们连声称赞，点头摇头状此起彼伏。为了证实自己的立论正确，刘委员拿出自己 亲身的经验与参会代表共享，进一步强调说“我们企业做的事情，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热闹一阵子以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接过话茬：“我承认我们是错误的。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说过很多伤人的话，我们重犯了98年就犯过的错 误。”

　　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铸成大错？与会的多位代表总结道：“我们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没有深入实际”；“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是摸着领 导的脾气做研究”。(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3月10日摘自华夏时报，郑盎文)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3月 12日A32版刊登了希曼《为什么要水煮主流经济学家》的财政专栏，着重阐述：“有着企业家身份的刘革新雷语一出，无非是想表达三个提醒。一是想提醒，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他在社会分工中的功能应该是为人们提供经济走势相对正确的判断，如果武功不济，就该退出江湖。二是想提醒，如果主流经济学家们总是忽 悠大家，那大家还是相信大家吧。三是想提醒我们，思考一个极为朴素的问题：经济理论应因何成学？经济学人何以为家？”

　　以上言论到底要表达什么价值取向，我们暂且不论。勿庸置疑，是宪法的言论自由保障了他们的话语权，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正义者的心声，说出了弱势者的心里话。其特别意义在 于，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有人公开点名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第一次在主流新闻媒体上公开地讽刺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第一次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公开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第一次由国务院官方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主动承认错误，承认失误，承认听信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实之词而重犯了以往的错误。

　　水煮主流经济学家也罢，万炮齐呜炮轰主流经济学家也罢，让全体主流经济学家“下课”也罢，这也许是一厢情愿而已。殊不知，主流经济学家惨淡经营了三十年，在政界、学界、商界，甚 至在国外的政、学、商各界，早已形成庞大无比的人脉、经脉网络，根深蒂固。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就是这个道理。

　　笔者是个从不过问政治的糊涂虫，纯系一介草民，但始终对主流经济学家非常好奇，很想对他们一探研究，很想向他们“取经”，很想像他们那样“飞黄腾达”，很想像他们那样一夜之间成 为政治明星.....。.同时，很想让同胞们一睹他们迷人的风采....。.

　　本来，写主流经济学家的风流史，需要如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担纲的。可惜，中国几千年来，也仅仅只有一个司马迁，也只有司马大人才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 么，敝人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只能发平民之愤以解平民之惑。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有几大流派？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们究竟代表什么阶级、什么利益集团作马前卒？他们的理论体系到底有多少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成份？到底对于中国的 经济体制和平头百姓产生什么影响？不妨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要准确地分析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有多少流派，都是些什么流派，即使是一流的学者来考证，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们其中，许多是一些乌合之众，许多是被利益集团豢养的走卒，许多 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应声虫，许多是不成体统的杂牌货。这里，只能根据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主要言论来作一个大概的划分。

　　一、从经济 学门类上分析主流经济学家的流派

　　1.厚黑经 济学派

　　厚黑经济， 就是特别奇特的黑道经济。厚黑经济学，就是完全违反价值规律的特别奇特的黑道经济学。

　　这一派赞扬 黑道经济，主张用腐败的非常手段或反传统价值观的手段来“发展经济”。其代表人物有张五常等。

　　张五常在广 州日报2008年12月9日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语出惊人：“1984年左右，中国内地贪污盛行，我非常开心，为什么开心呢？这说明等级特权开始瓦解。等 级特权就是走后门，走后门是不犯法的。贪污出现证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了。这是好现象，因为当等级制度转入以资产界定制度的时候，中间出现贪污是无可避免的过程。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张五 常教授在公开场合讲此雷语，并非是第一次。

　　众所周知，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贪污腐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古代法律惩治腐败的严厉程度，丝毫也不亚于现代、当代法律的严厉程度。清朝有个昏官叫和珅，乾隆时由侍卫擢升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二十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任职时植党营私，贪污受贿。家产约值白银十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二十年财政总收入。嘉庆 帝恨其专横，一俟乾隆帝崩，即责令自杀，家产籍没，灭九族。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但对待腐败分子却毫不手软，连堂堂的当朝宰相也不轻赦。

　　腐败不能产 生任何生产力，而统统是破坏生产力的；腐败不能保障社会和谐进步，只能阻碍和破坏社会的和谐进步。张五常这个号称世界级经济学大匠、诺贝尔经济学候选人竟然用这种低级的厚黑经济学来鼓噪学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是千古奇闻！

　　贪污现象的 出现，完全不能证明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恰恰相反，贪污越是盛行，证明等级制度越是肆虐得更加厉害。贪污受贿是与官员、与官员掌控的职权大小和滥用职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当前，中国大陆的许多贪污腐化现象屡禁不止，说明了等级特权制度是有增无减，甚至连一个没有品位的小村长也可以成为等级特权制度的一员，同时 说明了在社会管理机 制上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现象。当人们对于腐败现象同仇敌忾的时候，有的经济学家却为此拍手叫好，完全悖反了公理，完全悖反了民意。

　　皇甫平(周 瑞金)2006年初发表一篇奇文《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 规范化》，他呼吁“为构建和谐社会计，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无视地下‘性产业’，任其悄然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严打’这一手了。近年来，我国社会学 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方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应该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个社会课题了。”

　　皇甫平这个 人曾经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样一个正人君子，也说这样的丑话。就是说，厚黑经济学已经渗透到上层建筑部门来了，渗透到党的宣传部门来了，渗透到高官一层来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

　　研究社会学 也罢，研究经济学也罢，研究改革开放也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以社会主义的道德准绳、人生观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而不能用资本主义腐朽的“性解放”观点来 对待中国的性饥渴或两性问题。性解放和性泛滥的开禁，是不能与“构建和谐社会”划等号的，倘若如此，虽然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性饥渴问题，但再往深处考虑，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子女问题等，就会牵涉得更多、更广泛、更复杂。而且，一旦开禁，将必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皇甫平的此 类厚黑经济学，可称之为“伎女经济学”，是依托于性产业来满足人们色情的需要，并借此来发展色情经济的“新学科”。这除了出难题，还是出难题。归根结底， 它根本缺乏可行性。除非中国历史倒退60年，倒退到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倒退到饿莩遍里、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倒退到自由资本主义极端泛滥成灾时期，也许 皇先生们的愿望才能实现。

　　即使他们的 愿望实现了，那么，中国历史上将会留下一个很大很大的的污点。

　　2.富人经 济学派

　　这一派极力 主张剥削有理，主张极力维护权贵资本家、外国资本家等富人、特权阶级的非法利益，而根本不顾穷人的根本利益。他们极力提倡资本剥削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学 说；极力提倡唯生产力学说，反对社会公平学说。其代表人物有茅于轼等。

　　茅于轼在 《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一文中写道：“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 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 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 革每前进一部(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

　　茅于轼鼓吹 马克思的《资本论》过时了，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要用他“发明”的交换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否则，就会影响资改派的改革大计。茅于轼曾经“理直气壮”地 说“我是被准确地打成右派的，我是不需要平反的，我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茅于轼有本 书叫做《谁妨碍我们致富》，有句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并说“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这其实，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反动信条。这种理论，连孔夫子都反对的歪理邪说，它背叛中国古老的“仁”和“义”这种平民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观。改开以来， 真正勤劳致富的人是少数，而大多数富人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商人；全社会资源与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剥削阶级重新抬头，许多穷人不但没有享受改革的成果，反而连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都没有。因此，仇富声，反不公平声，成为愤青的主流，茅于轼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多数网友的激烈批判。

　　毕竟中国仍 然是个穷国，穷人占国民总数的九成以上，这些穷人才是最需要人关心、支持和援助的，失业、贫困和医疗、教育、住房这五座大 山压迫着他们。而中国的富人的生产、生活，是不用茅于轼们瞎操心，瞎折腾的，他们有的是钱，他们分分钟过得非常滋润，他们的财产受宪法、物权法保护。改开后的经济社会，屡见不鲜的，不是劫富济贫，反而是劫贫济富！

　　茅于轼骨子 里非常蔑视穷人。今年3月中旬，茅于轼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说：“我主张廉租房，廉租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这就是他所谓的“为穷人办事”和“为富人说话”。对待穷人，他尽量往坏处想，对待富人，他尽量往好处想。

　　所谓的富人 经济学，就是处处为富人着想的特权经济学。

　　由于信息不 对称、机遇不对称、权力不对称和幸福指数不对称，富人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穷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光替富人说话，不替穷人说话，人家就认为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

　　所有穷人， 需要经济公平、经济援助，需要精神食粮，需要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全世界最需要的是穷人经济学，而不是富人经济学。他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两者的经济学指针和价值观是迥然不同的。

　　笔者最崇拜 的一个经济学家——“穷人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可以说，他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经济学 家，也属于范仲淹式的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森出身于书香门第，1933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邦蒂尼克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化学教授，外祖父则在大学讲授古代印度文化。正是在外祖父 任教的学校里，他接触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伟人——泰戈尔。

　　森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经济学。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中学阶段深受泰戈尔“平民理念”的影响，以及9岁时家乡孟加拉发生的大饥荒的刺激。

　　森有个著名 的理论，叫“饥荒理论”，他说：“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大饥荒背后存在着更复杂的原因，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食物的供给和需求这样个简单的分析工具能够解释的。”他运用“权利分析法”来从理论上解释饥荒这一灾难性后果。

　　1998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称：“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对贫困指数的定义，到发展中国家饥荒的 成因与克服饥荒的措施，这些研究主题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及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的关注。森阐明了使个人价值集合成集体决策的条件和使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条件。通过分析集体决策时所能获取的个人福利的有效信息，他改进了比较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水平的理论基础，并且衡量贫困的新的更令人满意 的指标，为贫困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关注贫困， 关注穷人，是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政府部门与民间各个机构共同关心的共同课题，可见，这个课题的份量比任何课题的份量还要大。

　　自从茅于轼 老先生的“富人经济学”出台以来，各个网站口水不断。其中有篇署名圆顶洞人的网文《地主阶级思想家对茅于轼的批判》，引用的文章如下：

　　一、(战 国)管子：“且君引敠量用(用筹码计算所需数量)耕田发草(开荒)，上得其数矣。计本量安(计量农业的生产和谷物的积贮)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被大地主所占有)。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人民的需要不能满足)，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财富被富人掠夺占有)。(《管子-国蓄》)

　　上述文章，是古代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损不足以奉有余”、两极分化社会问题的解读。这样同情穷人的知识分子，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要依靠这样的知识分子。

　　替富人说 话，就会对富人手下留情；不替穷人说话，就不会对穷人手下留情。关于这方面的例子，请浏览中华网论坛：道德完人茅于轼说得就都对吗？2009年1月13日 作者nanjing1949.

　　茅于轼是个 响当当硬邦邦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一点不假。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什么那么奇怪，为什么那么不入流呢？

　　当茅于轼们 将富人经济学推向市场之时，穷人的心就是被刀绞一般。国学论坛网2009年2月4日发表王国的文章《中国两极分化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改制，A股市场的创办以 及房地产开发 以来仅短短十几年，就使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和富翁人均财富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富翁人均拥有500万美元财富，远高于全球超级富翁人均380万 美元财富，也高于新加坡(人均470万美元)和日本(人均270万美元)。至2006年我国有百万富翁500万个，千万富翁24万个，亿万富翁2200多 人，他们占全国人口0.4%，却有八万亿元总资产(占个人总财富60%)，而中国人均收入(2004年)却是全球第134位，与菲律宾差不多。按世界贫困 标准计算(每天消费不满一美元就算贫困人口)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近两亿，约占全国人口15% 。

　　世界各国劳 动者的报酬都占GDP的54%—65%，而我国现在劳动者的报酬只占GDP11%(目前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6%)。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29(表示分配很平等)，而现在已上升为0.473(0.3—0.4表示社会分配基本平等，超过0.4表示社会分配不平等)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现在除 了巴西以外，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世界各国(根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日本0.249；韩国0.316；印度0.325；巴基斯坦0.33；印尼 0.343；英国0.360；越南0.361；美国0.408；泰国0.432；俄国0.456；巴西0.591；)。10%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占全部居 民的财产还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却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1%。

　　从以上资料 得知，我国的经济质量连年不断地下滑，带动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下降。在s紧要关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最急需的是阿马蒂亚-森那样的穷人经济学，根本不需要茅于轼们任何不切实际的富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