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有本土性，经济 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范式，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当前经济学界的两大分支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 起来，这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契合。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释其事。

　　中国经济学范式有何特点？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二 十)

　　前面的文章指出，经济学本身应该是本土性的，那么，在当前社会中，具有本土性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显然，这也应该围绕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意识。一方面，就现实问题意识而言，经济 学本身就是一门致用之学，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间都存在密切相关，它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而且，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也大多是对当时的公共政策提出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李斯 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就理论问题意识而言，经济学本身应该具有双重的内在逻 辑性：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前一个一致性体现了理论的普遍性，后一个一致性体现了经济学的本土性特征；显然，前一个一致性已经在西方经济学中获得了较为成熟的发展，而后一个一致性正是崇尚“知行合一”的儒家社会的优点。当然，作 为一门理论学科，它不应是仅仅停留在经验生活层次，不能太现实主义，而是要从经验上升到超验层次，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想境界，如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 庸”。事实上，如前面所说，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首先与以一定的“理想 目标”为前提，没有目标就缺少了研究的参照系，也就丧失了研究的意义；当然，任何“理想”目标都是主观的，是社会主体的自身认知，而这种认 知又与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有关。

　　上面的分析表明，要构建中国经济学，也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追求以及当前所面临着的具体问题。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 要解决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的问题，这显然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文化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行为机理之上，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经济人行为。此外，好要关注中国人的理想，儒家社会历来注重和谐的建设，这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一是自然有机体内部的均衡与和谐，这强调个体生命的全面发展，而不仅限于物质需求一隅；二是人际社会关系的和谐，这是强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三是整个宇宙的和谐，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达致天人合一。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所理解的世界和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开放的，它具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共时 性，强调现世社会生活世界的和谐，要求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二是历时性，关注整个人类的持久和谐，要求考虑世世代代整个人类的利益，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这种理想与西方社会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西方社会无论是自然主义或唯灵论的先验思维都不 关心人的本质问题，都不是从人的目的来分析社会的发展；因此，主流经济学往往把一些源于自然界的原理或神学的“绝对命令”视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不言自明的公 理，并由此而演绎得出一系列的结论。显然，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一 方面，基于唯灵论的思想，主流经济学理论强调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另一方面，源于自然主义的思维，主流经济学把发源于自然的理性简单地搬用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基于自然和谐的基本观点，即使主流经济学也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的及和谐的，或者是霍布斯时代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基于利益和谐的 这种分析却缺乏历史性和社会性，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是静态的，它所依赖的是先验而永远不变的个人主义思维。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面临着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以西方主流经济学 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当前经济学界的两大分支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契合。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今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人们的福利问题。显然，这有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但显然，西方 主流典经济学并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 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相反，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同时，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其实，即使 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和谐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即使那些富裕阶层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现状与欧洲的古典主义时期非常类似：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乏、没有健全雇工制度、全民教育落后、收入差 距日益增大、社会失业普遍、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也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 学家都非常关注社会制度的改良问题，并一直在为社会发展、解决贫困、人类关怀、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例如，穆勒就关注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以及公平问题等各个领域，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也是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才得以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保障个人充分施展其自由和权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边际革命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就 逐渐转而关注个人的行为而不是社会发展问题，并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存在的，从而最终把研究对象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但是，当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对之往往视而不见，而是片面地接受并应用适应于已经相对健全市场机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把一切都推给还很不完善的市场去解决，从而造成了诸多的问 题；而且，在极端的功利主义支配下，这些自命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也根本不去了解一下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甚至也根本不愿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而是自以为是地认定自己的研究是“scince”，是普遍适用的真理而不容许其他的质疑，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搬用到国情根本不同的中国社会，这种“东施 效颦”的行为对社会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次，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是人的行为造成，而在不同社会文化下人的行为机理是不同；因此，尽管古典经济学可以为研究当前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制度改进的途径提供积极的思维，但古典经济学 家所提出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在引入中国社会时都必须经过扬弃。也正是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而且，基于儒家文化的传统经济思想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显然，如果抛弃中国文化，在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之行为机理的基础上来构建所谓的中国经济 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所以，笔者强调，构建中国经济学不仅要体现两大经济学分支的契合，更要将经济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起来，这有助于为“和 谐社会”理念奠定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从而有助于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其实，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学者就指出，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也形不成中国经济学；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 本精神是“节约、互利、均衡”，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哲学基础，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中国经济学。显然，这一方面的研究根本上在于将源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进行本土化转化，这涉及到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的修正；但迄今为止，认识到应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人还不多，而对此展开积极研 究工作的则更少。不过，尽管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忽视，却正是笔者长期关注的重点；事实上，笔者在《人性、文明与行为认知》一书就对东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作了全方位的深入比较，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到理性的特质、人性的认知、行为的机理、激励机理－制约机制、社会组织的结构及成员关系、经济组织的 性质及社会共同治理模式等，并在儒家行为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人之保全本能和社会性手段结合起来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为己 利他”行为机理实际上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证社会主义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论证市场主义中“经济人”假定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知行合一”的文 化传统也与古典主义具有亲和力。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的知识是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原则之上，并且，理性的能力与经验基本上是分离的；但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段时间，出于对神性的反动而出现了队人性的探究，重新把哲学思考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而开始萌发出了 经验主义思潮，如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休谟等都是经验主义的代表。而且，古典主义时期 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社会科学领域出身的，因而后或多或少地带有经验主义的思维；也正是基于经验的观察和抽象，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显然，古典主义的这种思维与新古典主义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新古典主义出现了强自然主义的观点：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而根本无法经由人的改造；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事物的解释而不是改造，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不是事物 的本质而仅仅是一个观察的参照系，这个理想状态也是根本不现实的和不可实现的。相反，这种思维与传统儒家的思维却具有相通性，儒家的认知也来源于日用人伦的经验，但是通过人的知性思维而开始探究社会的本质，并把它视为社会发展的理性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理性具有强烈的具体性，体现为主体性与自然中的客体性自然相结合，因而儒家所倡导的“理”也就成为构建社会和谐与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 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首先是要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具有根本性的中国经济学；同时，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可见，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建立“古典为体，新古典为用”的理论体系。

　　可见，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不仅要把现存的两大经济学范式契合起来，而且必须把经济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时曾指出：“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当前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实际上，笔者一向强调，契合是知识统一和理论发展的关键，通过契合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譬如，就当前分立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两者原本是统一的，其中，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保持了对“人”的关注，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 为；因此，两者的研究各有侧重，但也各有片面，目前就需要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还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长期以来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学科结构，另一方面，经济理论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 式存在严重脱节；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就面临着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契合，二是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间的契合。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对两大范式的研究对象、涉及内容、研究方法之差异性和互补性的挖掘，探悉经济学实质以及经济学 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着重对两大范式演化的路径以及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背景进行梳理、剖析，并将两个相对独立的范式进行契合。显然，基于这两大基本经济学范式契合，可以形成了从本质到抽象的研究路线，并可进一步把理论研究分成了四个层次；正因如此，就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西方经 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还必须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经济人”的进行修订，基于儒家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更为可取的分析前提。如果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建立在这两个 契合的基础上，那么，这就不仅可以有利于理论的真正发展，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社会改革实践等；而且，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中国人行为机理探索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