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要讲一下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我们面临怎样的外部约束环境。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条件下什么是可以竞争的？什么是不可以竞争的？可以竞争的激烈到什么程度？第一，美国霸权不可竞争，它是一个制度化的霸权，生产了那么多的公共品，有人有能力替代美国生产那么多的公共品。国际安全、国际政治体系、自由贸易制度，本位货币，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所以就不要挑战美国霸权，这个是不可竞争的。

　　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增长，什么是可以竞争的呢？贸易是可以竞争的，因为有国家间的禀赋差异。但贸易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市场化道路的国家越来越多。低收入国家的比重占全球的比重越来越高，穷人富人都要国际化，生产的产品就增加了，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全球的产能过剩时代。中国政府天天在说产能过剩，这不是中国问题，是全球问题。贸易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就是给予中国经济成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

　　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城乡差距。城乡差距的失衡原因在生产力，工业是递增的，农村是递减的，只要农民不进城，农业不现代化，城乡差距一定扩大。中国生产率落后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作一个国际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村劳动生产力不到美国1%，美国是30万个农场，种着22%全球的耕地，中国是4亿种地的，人口8亿以上，种着世界7%的耕地。人出不来钱就进不去，机械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天天讲农村要现代化，我们要投钱进去，我们要把机械现代化。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存在的时候，会有一个企业家去用昂贵的资本替代廉价的劳动吗？所以任何的理性选择一定是维持现状，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就扩大了。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城市化、工业化，这是全球提供我们的基本经验，你现在往农村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小块土地经营的条件下，这块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只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以及巨大的政府财政负担。所以关键是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把人口转移出来。

　　第二，关于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这么几个想法：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第二，我们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吗？邓小平先生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我把它理解为改革的动态成功。

　　但是，假如政府不加以干预，听凭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个社会就会断链，所以就要收敛差距。对于富人来说，我们要鼓励他们做慈善，与别人分享财富。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不做慈善？因为没有产权。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不会有慈善，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解决。有人捐款了，马上就有人说查一查偷税漏税多少钱，有人还敢捐款吗？

　　要鼓励穷人做什么呢？要鼓励奋斗，不要去仇富。要鼓励穷人奋斗就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如果我们把高高的政府审批所需要的进场门槛去掉，大部分人就都可以进场创造财富。第二，提高教育水平，让他有能力去从事生产力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穷人就会去奋斗，就会去梦想，就不会去仇富。但是如果我们政府这些事一件都不做，然后通过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群，那么中国的富人就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的穷人就会等待政府的救济，这个经济就会崩溃。

　　第三，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上急剧恶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增长，然后是城市居民收入，接下来是乡镇居民的收入。政府大概是30%的年增长，国有企业的利润依靠政府特许垄断，他们的利润平均年增长50%左右。居民的收入增长是多少呢？名义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0%左右。按照这个分配结构，居民消费了政府的水电煤，收入就下降了；购买了政府高价出售的土地上盖的房子，收入也下降了。所以中国的内需匮乏还和政府与居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降低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参与市场产业活动的直接投资，鼓励民营发展。

　　(华民为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该观点引自华民教授在世纪名家管理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