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颖

　　为何诺基亚、三星等手机厂商都将芯片的制造外包给代工企业富士康，而通用汽车却选择将合作多年的零部件提供商费雪车体公司收购到集团内部？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应该从市场中采购，还是在组织内部自行生产，是每一位战略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威廉姆森告诉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形式。

　　我们在分析某一产品或服务应该在市场中还是组织内部进行生产的时候，需要比较两者在总成本上的优劣势。这里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两部分。在生产成本上，市场治理结构往往优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其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市场中的供应商可以同时将一种产品提供给多个采购者，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生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在组织内部主要体现为官僚费用，众所周知，大组织的运营通常伴随着更高的官僚成本。在市场中，非生产性成本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敲竹杠行为。由于买卖双方的利益在短期内处于对立状态，在签订了交易合同后，双方出于利己的动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益。

　　什么因素影响着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的大小呢？威廉姆森提出，主要因素就是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例如，一家电力公司在某一煤炭基地附近建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从该基地购买煤炭并运至发电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费用。如果这一煤炭基地附近没有其他的基地，这一发电厂便成了专用性很高的资产，因为它只能从该煤炭基地处购买原材料，若从其他地方购买原材料将产生极高的运输费用。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分为三类：特殊实物资产、特殊地点的资产和特殊的人力资本。特殊实物资产是指只可由一家或几家买主使用的建筑和机器；特殊地点的资产是指处在相邻位置上的生产连续阶段的资产；特殊的人力资本是指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特殊培训的工人来进行。

　　一方面，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在市场中进行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效应会随之减弱。若一家供应商向多家企业提供标准化零部件，则规模经济十分明显。但如果每家企业都要求供应商提供各不相同的零部件，该供应商就很难实现规模经济了。另一方面，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市场治理结构中敲竹杠的成本和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官僚费用都会随之增加，但前者将增加得更快。资产专用性更高，该资产的所有者便更容易被套牢。由此可知，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相对于市场治理结构的优势将会体现出来。因此威廉姆森预言，资产专用性较高的生产活动将会放在组织内部进行，而资产专用性较低的生产活动将会放在市场中进行。

　　我们可以借助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例子来理解资产专用性和纵向一体化。自1981年开始，每年全球的铁矿石供应商和钢铁公司都会进行集体谈判，以确定下一财年的铁矿石价格。铁矿石供应商主要为巴西的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大巨头。而铁矿石消费市场主要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前者以日本钢铁公司为代表，后者以德国钢铁公司为代表。近年来中国的钢铁行业发展壮大，2003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我国的钢铁公司也成为铁矿石谈判中的一支主力军。

　　近几年来，铁矿石供应商正在逐渐打破40年来的长期协议价格，每年都会提升价码，宝钢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每年都在承受逐年涨价带来的成本问题，有人戏称铁矿石的价格飙升成为“疯狂的石头”，有人则夸张的表示国内钢铁公司正在被谋杀。三大铁矿石巨头之所以握有如此强大的谈判力量，主要由于铁矿石的地理分布导致他们垄断了整个铁矿石开采行业。其他国家的钢铁公司只能从这三家手中购买铁矿石，从这个意义上讲，钢铁公司的资产对于铁矿石三巨头来说，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除了三巨头外，钢铁公司几乎别无选择。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钢铁企业在谈判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提价承受力。铁矿石谈判采取首发价的原则，即一旦供应商任意一方和钢厂任意一方价格达成一致，则本年度铁矿石谈判就会结束，其他供需双方均接受此价格为新的年度价格。2005年，新日铁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71.5%的涨价协议；2008年，新日铁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65%的涨价协议；2009年，又是新日铁率先和力拓达成新的协议。日本钢铁公司似乎并没有被上游供应商的敲竹杠行为困扰太多，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向上游的纵向一体化：日本钢铁公司在三大铁矿石巨头中均持有一定股份，其中在淡水河谷的持股比例高达18%。钢铁公司与铁矿石供应商在所有权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之后，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减少很多。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钢铁公司也可以考虑这种通过收购上游企业的部分股权，来提到自己对上游垄断供应商敲竹杠行为的免疫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