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克里斯托斯·皮特里斯 

　　剑桥大学女王学院与佳奇管理学院

　　宁向东译，朱宝宪校

　　一、          

　　科斯主义传统

　　二、          

　　批评与选择

　　三、          

　　政策含义与未来

　　概述

　　本条目的目标是要讨论因考虑交易成本、市场与等级制而得以开辟的经济研究的一个较新方面。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纳德·科斯有关企业理论的经典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科斯试图依据市场失灵来解释多人等级制(即企业)的存在，他认为这是由于市场交易的高费用。以后，科斯扩展了他的研究，把法律和国家的存在也归因于币场的交易成本。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科斯的思想己经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纳、细化和加以扩充，当然，也有批评。这个新出现的方向不仅在解释诸如市场、企业、跨国公司、国家等经济现象有种种应用，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史、组织研究和战略管理方面也发挥作用。似乎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仅有潜力去改造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而且或许还有潜力提供统一的社会科学研究大纲的种种内容。因此，当交易成本经济学创始者罗纳德·科靳于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时候，人们并不惊奇。此外，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门徒，道格拉斯·诺斯也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诺斯的研究中，他通过探索超越传统经济学思想的、广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尝试着去解释整个经济史。现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也在宏观经济学中有所应用，并且迅速地影响着政府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以及企业的竞争或合作策略。

　　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它还是成了来自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研究等不同角度大量批评的焦点，并且，许多其他的研究也被提出。本条目即要对这些发展提出鸟瞅，第一节考察科斯主义传统的产生和发展·并对交易成本经济学有关企业的本质与成长的解释作一特别的关注。第二节讨论种种批评与选择，而第三节则要罗列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产业与企业的种种政策含义、 以及对其今后的发展作一预测。

　　一、科斯主义传统

　　科斯的主要目标是要解释企业的存在(参见科斯，R。)，他的起点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一般被理论家们认为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而科斯注意到经济学家们也通常使用资源配置依靠企业家这样的假定。这两个假定是不相容的。在科斯的观念中，企业的突出标志就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于是，问题成为：资源配置的这些不同的制度形式是怎样出现的。

　　科斯的答案是，市场运作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由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这些资源(企业或等级制)、一定的“市场费用”就可以得到节省。对于科斯来说，“市场费用”就是运用价格机制的费用。科斯给出的例子包括：发现有关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为每一次交易达成独立签约的费用。他注意到，如果企业家(企业家也是企业内部的一种“生产要素” )并与未和他进行合作的其他人(其他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是代之以一个契约，即在一定限度下服从企业家的指挥：(正是这种指挥的事实，才是“雇主与雇员”的法律概念的本质)(科斯，1937：409)，则特定的签约费用虽不能消除，却可大大减少。

　　科斯的说法是，假定市场事先存在或者说是一个自然的起点，那么企业的存在则在于它们节省与价格机制相关联的费用。这种革命性的看法因其提供了为什么计划(或许可以包括中央计划)可以优于市场的理由而潜在的毁损了新古典传统。

　　尽管一些与科斯观点相类似的看法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有所发展，其中特别是来自那些研究跨国公司理论的作者的学说，然而，只有到了威廉森《市场与等级制》(1975)一书的出版，才是把科斯的研究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程式的认真尝试。

　　[威廉森论市场与等级制]

　　威廉森的出发点与科斯相同，即假定 “起初只有市场”(威廉森，1975:20)。给定这一点，则威廉森在《市场与等级制》中罗列的学说的核心方法论要素就是：

　　(1)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

　　(2) 当事人服从于有限理性，并可以用自利和欺诈的机会主义者来刻画其特征；

　　(3) 描述交易的关键维度是频度、不确定性和专用交易投资或资产专用性；

　　(4) 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点的尝试是解释不同交易方式的主要因素，并成为组织设计中主要考虑之处；

　　(5) 估价交易成本的差异是制度比较中的一个有效工具。

　　按照威廉森的说法，交易发生于商品或劳务在技术上独立的界面间进行转移之时。交易成本就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威廉森思考在契约条款中的这种费用。科斯(1960)和诺思 (1981)罗列出搜寻费用与信息费用，测度费用，讨价还价与决策费用，监督费用及实施费用以作为交易成本的例子(参见埃格特森1990)。威廉森关于交易的阐述遭到了凯(1992)的批评，凯认为存在着并不能归之于交换一致性的交易。

　　威廉森关于当事人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存在“有限理性”，它是指那种目标趋向理性，但实际上在有限的程度上达到理性的行为。理性的限度来自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的限度，第二，是自利，它与奸诈相联系。当事人可以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选择，能够扭曲信息，也可以审慎地试图误导。带有奸诈的自利叫做“机会主义”(或者叫“败德行为”或 “代理问题”)。威廉森认为，上述两个行为假定的重要性是深入的：存在有限理性，则所有复杂的契约都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存在机会主义，则不受可靠承诺保证的契约就不能被看做为诺言。由此，交易应该得以组织以使上述问题所导致的损失最小化。

　　“交易专用投资” (资产专用性)指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某种资产可以被重新移作他用或者不损失任何生产性价值而转入不同的用户使用。资产专用性包括场地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和落成资产。在描述交易的三种关键维度之中，资产专用性被认为是比不确定性和频度更重要、也更有区分性的方面。

　　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相机会主义的共同存在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交易成本可以高到使替代市场并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有利可图。通过企业实现的市场“内在化”在于企业有能力减少由于上述三种因素共存而引致的交易成本。如果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了，则市场就能比企业更经济地配置资源。如果理性是无限的，则所有潜在的问题就可以在一开始就能得到解决，而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问题也能在市场内部得到解决。如果没有机会主义，则“服务员职位原则”(在该情形中，交易者可被相信会履行诺言)就能被加以利用，而不是现在企业中的等级制。最后，如果没有资产专用性(并且因此就没有淹没成本)，可竞争市场，即被定义为可完全容易进人和无成本退出的市场就会存在。然而，由于威廉森可竞争市场的概念包含企业行为，这最后一点就可能是有疑问的(皮特里斯，1991)。

　　威廉森把上述全部三种因素的共存看做是有普遍性的，隐含着市场被等级制代替的可能性。这样的内部组织的优势在于：在复杂并意外的权利契约不可行，以及顺序的点市场出现风险等情况下，它能使适应性的、顺序的决策变得容易。于是，从有限理性引出的间题就会减少。由于存在权威中止争执持续下去的能力，也在于等级制度中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所以，内部组织也会减少机会主义。收敛的预期更可能出现，而这又会减少不确定性。从资产专用性中产生的讨价还价费用同样也会因权威发挥作用而得以减少。当等级制组织由于上述原因显得称心合意时，威廉森又指出，等级制度同样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市场“强力”激励功能会被等级制减弱或因之消失。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较高的可能性以及“管理费用”(德姆塞茨，1988)。于是，在强力激励与双边适应力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交替。这种管理费用与强力激励损失之间的综合权衡就有助于解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假定先存在市场)。正如科斯指出：“在边际上，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应既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费用，也等于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费用。”(1937: 404)在这里，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思想是决定性的，因为它隐含着在缺乏内在化的情况下，市场继续存在。

　　[交易成本分析]

　　由科斯主义关于交易成本、市场与等级制的分析所提出的学说，主要被威廉森用于去解释许多重要的问题：就业关系(雇主与雇员)、纵向一体化、企业内部多部门结构的演化、巨型企业与跨国公司(威廉森，1981)(参见跨国公司)。其中，就业关系几乎是科斯全力关注的，并且虽有争议但也可说是最为重要的(马尔科姆逊，1984，凯，1992)。这是因为，似乎只有就业关系有潜力解释等级制从早已存在的市场中的产生。而所有列在上面的其他问题都以企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它们可以由等级制的形成与进化得到解释，但它们自己却不能解释等级制的形成与进化(参见组织与结构)。这种思想在细节上可以得到说明如下。

　　[纵向一体化]

　　威廉森在他有关组织失灵的研究中解释了纵向一体化(即企业向“上游”如原材料领域的扩张行为和向“下游”如分销方面的扩张)。他的研究直接来自于科斯的所谓企业将趋于扩张到(合并到)成本上相等的一点的观察。自然而然地，纵向一体化因与企业得以存在的相同原因而出现。前面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存在的论点，即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纵向一体化会产生。这里必须要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通过建构自己的新供应商或分销商而进行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这是内向扩张的例子；以及对上游或下游的生产商进行接管与兼并的企业。尽管有关机会主义的供应商、交易频度、资产专用性和事后的双边依赖的论点可能是在这些企业决策中合理的解释性因素，然而事实却是，合并意味着通过一个既定的等级制、更多的市场交易得以内部化，并不能得到有关从市场中产生新等级制的解释。实际上，有关纵向一体化的经验研究确实为交易成本经济类型的因素提供了证据(尽管有关计量经济学结果的解释常常是值得怀疑的)。

　　[多部门企业]

　　企业多部门结构的例子是非常类似的。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是第一个分析具有多部门结构的企业(M型企业)如何产生的人。在美国，二战后不久M型企业就开始替代单一型企业(U型企业)。U型企业的结构是有一个中央机构，它既负责长期的战略决策，也负责日常的经营决策；在这种结构中有许多具体部门，如生产、市场、财务、人事等等。在另一方面，M型结构虽也有一个中央机构，但它只负责战略决策；M型结构中有许多事业部，每一个事业部都按照U型企业的方式来组织。在M型结构中的经营决策也留给事业部经理来负责。钱德勒认为，M型结构的出现是企业对分散化要求的一种反映。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企业己经进行纵向合并，并且意识到它们的“诀窍”能够有利可图地应用于新的生产线上(钱德勒，1977)。当需要管理不同市场中的行为时，U型结构出现了问题。而M型结构就是改进后的方式，即企业只需在新产品市场上增加一个事业部以达到分散化计划。在这个意义上，钱德勒的论题是战略引致了结构。

　　威廉森的说法不同。他认为U型企业将不断变大、以至于“当U型结构在过多的信息交流的情况下，理性会受到限制。即由各个功能块对子目标的追求……部分地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现象。”(威廉森，1981：1，555)。这是由于中央机构既进行战略决策，又进行经营决策。而M型企业，则通过创设“根据产品、品牌或地域线来组织的半自主经营的事业部(主要是利润中心)”，来使其经营事务得以各自单独管理，从而减少管理上的机会主义、消除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之间的混淆，并且更重要的是逼过重新联合所有权与控制，重建利润激励。在威廉森看来，采用M型结构是由于其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与生俱来的控制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是规模引导M型企业：即结构导致了战略。

　　无论威廉森关于M 型结构的解释价值何在，这都是现存等级制之组织形式的另一个例子。伴随M型企业的规模增大，由经营决策与战略决策的联合而产生的外在资本市场失效以及中间管理上的机会主义和控制问题，在争论中都得到了一定的阐发。但从本质上说，这仍是一个关于现存等级制问题的争论。

　　[巨型企业和跨国企业]

　　关于巨型企业，威廉森从由于外在资本市场失灵，因而要对其进行内在化的角度提出了观点(威廉森1975，1981)。内部化增加了信息的获得能力、控制审计的能力以及促进了对M 型结构中部门化的利润中心进行绩效评估。交易成本上的经济性可以通过对孤立的商品生产进行内部化得以实现。这在于，企业可能会更好地利用从拥有特别资源(既可以是物质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中产生的准租金。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与公开的市场租售相比，巨型企业能有助于减少因机会主义而产生的市场交易成本，而机会主义的问题就组织技巧来说、由于其默契性和可替代性而在局部上是特别尖锐的。对从无形资产中产生的准租金的利用能对巨型企业作出解释。然而，在某些证据支持了这种分析的同时(凯夫斯，1982)，很明显所被解释的是现存的等级制行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市场交易会被取代，但等级制为什么又不是从市场中产生的(参见大型公司及其控制)。

　　威廉森关于跨国企业的研究不是宽泛的、并沿用着对巨型企业相同的处理办法(“无形资产”假说——参考皮特里斯1991)。有些证明支持上述观点(凯夫斯，1982)，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等级制是怎样产生的。

　　[就业关系]

　　似乎只有就业关系能够合理地对于新的等级制怎样从市场中出现作出解释。科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1937年的文章中，正是就业关系得到了几乎全部的注意力[尽管最近(科斯，1991)他对这一点表示遗憾，并认为企业不仅仅就是就业关系]。由此，预先存在的市场对于劳动的“失灵”就解释了等级制(企业)的产生。对于纵向一体化、M型企业、巨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解释也简洁地说明了现存等级制对市场进行的进一步内在化。这就提出了劳动力市场为何会失灵，以及什么是这种失灵的绝对本质的问题。为了考察这一点，引人历史视角是有益的。

　　[历史上的发展]

　　企业，正如在工厂制度中所体现的那样，是“松散型生产”制度之后的组织劳动的方式(参见产业革命)。在 “松散型生产”制度中，商人兼制造者“把材料分散给村舍劳动力，由他们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诸如织机或锻炉。材料一批批地在商人兼制造者的指挥下从一家移转到另一家。而另一方面，在工厂制度下，劳动力“同意”接受雇主的权威；只要雇主的行为是在一定的可接受限度之内，他们就要按着雇主所说的去做。这种协议——就业合同——就代替了在“松散型生产”制度下存在的市场性关系。应该指出，在这里存在着工作组织的多种更可能的制度安排 (威廉森

　　1986；道 1987)。然而，正是从“松散型生产”制度到权威制的转变，在文献中受到了最大的关注。

　　什么是导致工厂制度对市场型的松散生产制度进行替代的根本原因呢？按威廉森的说法，最一般的原因与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关。他的主要观点在于，工人能够拥有与“特异性”工作相关的技能，而这可能增加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点以及工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诸如松散型生产制度等市场型就业关系之中的交易成本难题：比方说，拖延讨价还价过程。与企业相关联的长期就业合同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但是能够改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雇员的机会主义，雇主将向雇员提供增加合作的激励；例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率因工作职位，而不是依工人而定(参见劳动力市场)。这减少了个人的讨价还价，由此也减少了机会主义。雇员们自愿地减少了他们的自由，但保留了可以通过离开雇主而取消权威关系的权力。虽然雇员中的偷懒行为还不能被克服，但是“尽善尽美”的(与“草率的”相对)合作得到了鼓励。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因为声誉的原因而减少，这是应归于科斯(l937)的一点。欺骗性的企业会比欺骗性的工人更容易臭名昭著。这一点与用来监督工人承诺的工会的存在(参见工会)，使企业更少可能去进行欺骗。总之，根据威廉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内容，正是从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那里产生了特异性交易以及机会主义行为使长期就业关系的出现成为必需。

　　也有重要的证据支持那种工人在松散型生产制度下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也很高的论点(兰德斯1966)。由此，至少从商人兼制造者的观点看，松散型生产制度应该被与企业相同的权威关系所替代(类似的考虑可应用于“更纯的”市场型就业契约中，例如在点契约类型中)。通过使工作能力(劳动能力)而不是一定量的产品成为契约的主题，雇主应该增加他们控制质量和监督工人的能力。按照诺斯的说法，工厂制度的动力就是“由一个监督者对生产过程的监督”(诺斯，1981：169)。威廉森指出，这种监督有明显的生产力优势，诸如占有创新优势和对于贪污及其他欺骗的检查。

　　从商人兼制造者的观点看，上述所谓由更高级的组织来替代松散型生产制度在效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看起来与威廉森所谓此类变化由效率驱动的主张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威廉森主义综合”并非毫无争议，这一点我们在下节阐述。

　　二、批评与选择

　　前己提及，科斯—威廉森构架的起点是市场的预先存在，这种观念的本质在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天然手段和最初手段，正是非市场制度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这种观念是令人生疑的。即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经验上，市场先于企业都是有问题：从概念上，由于(单人)企业可以从事用于交换产品的生产，即为市场而生产；而从经验上、至少从历史上，市场也并不一定先于等级制 (诺斯，1981)。

　　[“效率”的问题]

　　企业的存在隐含着等级制比市场更有效的假定，也是有争议的。这一假定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企业)逐渐替代无效率的制度(市场)的过程更是这样。通过反论的方法。可以说：许多制度趋向于包含一个具有自我持续力的行动型式；一旦一种型式得以建立，即使从社会上看是次优的，它也会被维持下去。然而，在交易成本理论家中，为了解释替代过程而使用进化观点是常见的。例如，诺斯提出“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竞争会支配较有效率的制度生存、无效的制度死亡”(1981：7)。当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时，竞争也可能会导致垄断(马克思，1867)；因此，市场无效率就不是必然地引出有效率的企业。

　　与效率相关的第二种批评是涉及效率的性质及其受益人，即涉及帕雷托效率的概念。如前所述，从松散型制度到工厂式制度的变迁，特别是通过消除雇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为什么劳动者应该接受他们机会上的损失而成为机会主义者呢？而独立的工匠和妇女应该愿意牺牲他们的独立而遵守雇主的指令就似乎是奇怪的。似乎有理由期望他们会反对这样的变化。如果是的话，企业在帕雷托意义上就不是有效的。有人(商人)会改善，同时也有人(劳动者)会变坏。而与此相反，从纯货币的观点看，劳动者和商人都会变好。尽管这是一种现实上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是否主流理论家对货币收益的关注应扩展到同时考虑心理上的费用与收益。假如应该是这样的话，那么，松散型劳动者对于独立的偏好(科斯自己也承认这种独立)将显然会使那种企业制度在与市场相比时更加帕雷托有效的说法苍白无力。

　　另一个有关的批评是交易成本研究忽视或低视了权力研究的角色。这种研究既指市场力，又指更一般含义上的权力，即当事人通过强迫或魅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关于市场力，上面己经提到竞争会导致垄断。根据传统福利经济学家的说法，这是结构性市场失灵的主要方面。企业导致，而不是解决失灵的能力已经被广泛地提及。然而，对市场力与交易成本研究两者并非孤立的观察 特别不支持上述说法，而企业一般通过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而获得垄断力。

　　[方法论与“机会主义”的问题]

　　“交易成本、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提出规范的、与众不同的假说的能力。从方法论上，这通过交易保持不变，但变换治理结构来实现。然而，这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治理结构的改变正常地意味着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性质的变化；换句话说，“一个‘更好’的交易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交易”(道，1987：18)。

　　TCMH研究对于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依赖——制度的减少(参见制度经济学)或之于单独的个人行动而言其他社会现象的减少——也己被提到或被批评(霍奇森，1988)。一个选择是去根据制度来解释个人行为，或是至少承认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于是，分析单位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个体。哈奇逊注意到，威廉森机会主义的概念，并不与那种自利是“经济人”之典型特征的传统相悖。

　　除了对方法论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机会主义概念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遭到攻击。机会主义可以通过文化或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得以传递。在企业内部强调信用关系的需要被哈奇逊所讨论(1988)。此外，威廉森的机会主义概念总是被应用于工人和中层管理者中，却从未被用于雇主；雇主的机会主义被假定为是自查的，这是因为机会主义的企业易于被辨认、并得到一个坏名声。然而，道(1987)却认为，对于部分雇主来说，权威本身就是一种对机会主义的诱导。

　　[其他批评]

　　对交易成本学说的其他批评包括其静态性质和其总体上对于作为解释现存不同制度功能潜在要素的宏观经济结构的忽视(皮特里斯，1991)。这些其他批评已经注意到在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交易成本框架所意味的那样泾渭分明，以至于市场中企业类型行为以及市场与等级制的互相渗透通常会被发现；考林和萨格登(1987)指出，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权而不是所有权上，那么，某种市场类型的关系，诸如在跨国公司与其分包商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就应被看做是公司内部的关系；这样，跨国公司与其分包商之间的交易就能被看作是公司内部的交易，而不是市场交易。其他批评还涉及有关交易成本分析在实践中的应用程度、交易成本经济学忽视生产及生产成本(德姆塞茨，1988)，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之间的制度设置的相对忽视等问题。这些中间制度包括网络、策略联盟、宗派和其他形式的关系契约。德姆塞茨(1988)和科斯(1991)还对威廉森附加在资产专用性身上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而凯(1992)已经注意到，至少在跨国公司的例子中存在着专用资产和非专用资产的内在化。另外，威廉森还因他并未成功地把交易成本分析扩展到国家理论而遭致攻击，虽然科斯自己早在1960年就对此做了贡献(皮特里斯，1991；诺斯，I981；埃格特森，1990)。

　　罗列在上面的种种批评显示了由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引起的浓烈兴趣。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虽然并不一定是交易成本思想的直接反映)。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的纯粹新古典方法和马格林(1974)的激进方面。

　　[新古典方面]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新古典研究的起点是在企业与市场之间没有差异，企业本质上就是市场：“企业能被看做是私人拥有的市场，如果这样，我们就能把企业和普通市场看成是市场的不同类型”(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138)。在一个现在己经著名的引论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否定了企业通过超于一般市场之中任何力量的权威来运用权力解决问题的观念：“告诉一个雇员去打这封信而不是处理那封文件就像告诉一个店员卖给我这个牌子的金枪鱼而不是别的品牌的面包”(同上书，120)。总之，企业是契约的节点，并且包含了按着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接受的期限在雇主与雇员间进行连续的、契约的重新谈判。这样，就有一个完全的对称关系。停止的权力意味着解雇是两个方向的。雇主可以开除雇员；雇员也可通过离开解雇雇主。

　　如果情况真是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市场，那么，杂货店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有别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呢？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答案在于雇主“是团队生产过程中中央化的契约当事人——不是什么超级独裁主义的指令性权力或纪律性权力”(同上书120)。然而，团队生产，存在着测度绩效的问题，包括奖优罚差。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监督者使偷懒最小化。而为了保证监督者也同时监督他(她)自己，他(她)应该有权占有剩余利润。这样，雇主被认为是私人市场(企业)的协调者或指挥。(与一般市场相比)拥有剩余利润的权力保证有效率的生产。此外，在潜在协调者之间的竞争也保证了团队成员不被剥削。

　　由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把市场的普遍存在推进得太远，他们的挑战已经招致了甚至包括TCMH传统的内部人的批评。最近，两位作者各自独立地接受了在企业内部指挥的存在与重要性。虽然有缺点，但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学说是有价值的，他们重新强调了那个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67)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即从交易的观点和从纯粹的法律意义上，雇主和雇员之间不存在本质分别。得到认可的是，这种平等可以通过在交易过程中一个当事人或另一个当事人的活动得到限制(帕特曼，1986)，但当事人并不能平等地开始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设定，即作为雇主或雇员这一点，还未得到承认。

　　[激进方面]

　　关于交易成本研究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马格林对工厂产生的解释。在马格林 《老板做什么？》(1974)一文中，主要的观点为：与新古典研究不同，从松散型生产制度到工厂制的升华与大规模机构技术上的优势无关或关系不大。工厂成功的关键，也是它的期望，就是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代替了工人的控制：“纪律和指挥可能并且己经在没有技术上得到指导的情况下降低了成本”(1974：46)。马格林指出，工厂制的理由是资本家增加了他们对劳动控制的期望。假定工人在松散生产制度下有较大的自主性，这并不能假定他们喜欢工厂制。工厂制是因控制分散，而不是因为效率而产生。马格林运用历史上的证据来支持他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发展的思想，诸如对M型组织的解释(皮特里斯(1991)提供了一篇概述)。

　　威廉森对于马格林挑战的反应是小心而令人惊讶的。他首先认为其全部解释都有价值，包括与权力相关的部分。然后，他用与他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方式解释了马格林的分析，并且认为，马格林的证据与效率假说(或效率——权力联合假说)并不矛盾。而且，他进一步提出了与权力思想有关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甚至比交易成本思想更难于应用。

　　[不平等、代理与自利]

　　与TCMH研究有关的其他问题，由皮特里斯(1991，1993)提出。也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这在于该研究忽视了生产面和生产费用的事实。注意生产面是重要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雇主与雇员(或者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存在意味着一个人接受另一个人权威这样的不平等。即使我们接受交易成本学说所谓这是个契约过程的说法，但不平等仍然意味着每一种就业关系都是等级制关系，包括松散型生产制度。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市场也包含等级制。因此，威廉森与马格林的争论就不是市场与等级制之争，而是市场等级制与非市场等级制之争。而从此更进一步，在按等级制加以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由少数赌金保管者来控制，等级制是内在的，而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等级制形式的进化(例如，从松散型生产制度到工厂制度)。进化本身是由于委托人(雇主)要通过减少工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威廉森的说法)或是通过增加剥削工人(马格林的看法)来进一步扩大其利益——威廉森和马格林的说法是同一回事。

　　这些研究关于交易成本学说有两个其他的重要意义。第一，它们提出了讨论代理问题的重要性：谁驱动着变迁的过程？科斯和威廉森并未强调这一问题，并且隐含在他们的解说之中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在变迁的契约过程之后追求共同的利益。然而，这在概念上是有疑问的，在历史上也是不一致的。在概念上，正如科斯自己观察到的那样，即使在有物质收益可能性的情况下，人们会自动放弃自主权给其他人也并非显而易见。而对于科斯来说，一个人常见的偏好似乎是做他自己的主人(科斯，1937)。这就提出了由一个集团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概念上似乎讲得通，而且也被历史经验所支持。正是通过基于他对大量历史分析的解释工作。诺思把委托人以及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当做了制度变迁背后的驱动力(在前述松散型生产制度衰落的过程中，委托人就是商人兼制造者或新生的资本家阶级)。

　　来自驱动等级制进化的力量是委托人的自利，这种思想的第二个重要含义是：一旦我们把特殊主体(在此时是委托人)归之于制度变迁的始作俑者，于是，我们就不能合理地把主体的目标同变迁的原因分离开来，正是前者引致了后者。把这一点放在企业框架中；那么，同样地我们不能首先解释企业的存在(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然后再讨论企业的目标。存在与目标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委托人的目标导致了企业的存在。由此，分析的目标变成解释激励当事人各种因素。也正是这一点回答了有关企业目标的问题。

　　其他被提出的问题(皮特里斯，1991，1993)是：从概念上和历史上，我们可以根据委托人试图通过寻求利益最大化以扩大自己的收益来解释制度的变迁，包括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与进化等。这涉及了代理人(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其他委托人(厂商)之间的对立(参见代理、市场与阶层)。在这个框架中，委托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去除对于增长的限制，这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达到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都可以发现这些限制：它们既是管理上的，又是技术上的。在这个框架下，许多重要的制度变迁都得到解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这种研究与诺斯的研究存在着有趣的共同点。

　　[国家理论]

　　交易成本研究对于公共等级制，即国家的问题又会怎样呢？科斯(1960)、皮特里斯(1991)的研究认为，按照交易成本减少来一般化新古典关于国家的研究(这基于市场失灵的例子，如公共产品，外部性与垄断)是可能的。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把私人部门(市场与企业)内部化到使新的交易可以同样便宜地由私人部门实施。由此，又观察到制度混合是最适的，即它减少了交易成本。虽然，这会因忽视代理(委托)的问题进而倒推的问题、也是生产成本的问题而招致批评。但运用前面所提到的框架，国家也可以根据委托人要加强他们系统性决定的利益而进行努力来得到解释。诺恩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其新古典的国家理论中，诺思假定统治者试图最大化租金，并且从属于这一点去减少交易成本。统治者也面临对手的竞争，这使得他们要给权力集团以特权，而这又产生了由特殊利益“捕获”国家的条件。这解释了经济史中无效率产权的产生和持续存留。虽然有他自己与新古典的关系问题，但诺思还是继续考虑在分析中涉及意识形态的需要，进而使他的方法远离传统的推理和交易成本类型的推理。这里，我们没有足够地空间去讨论诺思杰出的贡献。不过，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研究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类似性，包括新自由主义关于自我寻求与捕获的注意，以及关于自利寻求原则，捕获与正统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诺思自己指出了上述类似性，这种类似性显示出经济学现在变得多么激动人心。至少部分地，这是由于交易成本学说。

　　三、政策含义与未来

　　TCMH理论的杰出贡献并不像它的追随者所相信的那么多，即解释了企业、解释了法。观察到了假定交易成本不变，经济学家就先关注于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一旦人们认识到交易并非无成本，则大量可能的新研究途径就出现了。例如，由于交易成本过度，潜在的有益性交易可能并不发生。国家可能由于其产权结构并不有助于交换，进而无助于贸易和增长而失于发展。除企业与国家以外的制度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推理得到解释。宏观经济(市场与政府)失灵可以按照交易成本得到解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诚然，交易成本方法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甚至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不该无视那些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TCMH研究对于有关产业竞争的公共战略和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战略意义广泛。传统的产业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政策含义习惯上认为：寡头和独占是市场失灵的形式；政府干预，例如通过强大的反托拉斯政策，是为了抑制垄断力，增强竞争的要求，TCMH研究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大企业是来自交易成本减少的行为，那么效率就是结果，而这就应被公共当权者考虑。TCMH研究也与企业的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相关。它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关它们该卖还是买、合并还是分散、使用U型还是M 型组织、进口还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等行为前提条件的解释(尽管这并不容易得以应用)。它认为市场与等级制的某种联系(例如网、战略联盟、子契约等)可能是恰当的。这在有一定争议的前提下可能是战略管理最激动人心的潜在发展。此时虽有有趣的贡献，但似乎还在等新的迈克尔·波特的出现。TCMH方法中出现革命的可能性还大大存在。

　　又见  大型公司及其控制  产业经济学   科斯，R.   企业增长与网络

　　制度经济学

　　企业的管理理论   马歇尔，A.   新古典经济学   威廉森，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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