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0年6月29日，奥利弗·威廉姆森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聘请仪式暨学术演讲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伟伦楼举行。本次演讲会的主题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回顾(以及通向诺贝尔奖之路)”。图为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演讲。

　　奥立弗·威廉姆森：谢谢钱院长又一次很热情洋溢的介绍我。而且他把我说的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做的一个讲座，希望告诉大家，我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交易成本的理论研究，相信对中国会是有借鉴的意义，当然在美国，在其他国家，这些国家里面先诞生了交易成本的理论，但相信会对中国有指导意义。

　　首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去年10月9号的一张照片，当时我获得诺贝尔奖，我的家人还有我所在的学校都非常高兴，为此我们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照片就是拍下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毕竟这是我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当然是非常高兴得。

　　那么12月10号的时候，我正是在瑞典皇帝科学院那里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证书。当时，国王对着我微笑，当时我的家人，也都说看到这一幕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的欣慰。在宣布我获奖之后2个月以后，我正式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在那段时间我很忙，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有很多的一些场合要去出席。所以，那是获奖之后的几个月拍的一些照片。

　　当时知道我获得了奖的时候，我的妻子是知道了，我的儿子也知道了，当时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太激动了，当时我儿子说，要不跟家里人跟朋友举行一场电视电话会议，就是分享爸爸你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喜悦的消息。我开始是不愿意，但是后来还是安排了这么一个电视电话的会议。我的儿子当时不在美国，他在远方，他当时是打电话过来说，跟我表示祝贺，说爸爸你得奖了。当时我的同事也打电话来说，祝贺你，你和埃莉诺一起获得了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我们又接通了诺贝尔委员会负责经济学奖小组的主席，他也对我表示了祝贺。我们甚至又拨通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他也对我表示祝贺。在大家都说完祝贺之后，他们一起以鼓掌的方式对我表示祝贺。

　　其实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当时其实有人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提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真的接受这一个奖项吗？我说什么？我当然是很谦虚的接受了这一份的奖项。难道我应该是表现出任何的犹豫吗？但是不管怎么说，诺贝尔奖评奖的过程一直都是透明的，刚开始有人告诉我说，你得奖了，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因为在08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会议，诺贝尔基金会主办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经济组织。这恰好是我自己学术研究的领域。所以我的妻子对我09年能够获奖倒不觉得是非常的惊讶。因为，你想在08年，诺贝尔基金会主办了一次有关经济组织的会议，其实它举办会议不是很常见，每年一次，或者是两三年才一次，所以08年举办的经济会议，有关经济组织的话有可能有一种信号的作用。就是说在09年可能是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研究经济学组织领域方面的人。所以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在当时倒不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本身也可以说诺贝尔奖评奖的过程也是非常公开和透明的。也可以说我自己也不应该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有一个华尔街的记者来进行访问，他就说，对，教授，我就想到去年你被邀请诺贝尔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我当时就觉得你可能会因为你在经济学组织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这也是很庆幸，连这位记者当时都注意到了08年的那一次经济组织的会议。我当时就说，是，你可以把这一个消息也跟其他的同事一起分享。他说不行，这是我自己的独占的，因为我08年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当时就已经猜测到你很有可能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不管怎么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获奖之后，周围很多人都是对我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诚意，非常的真诚。当时是驻美国的瑞典大使馆，是特地为获得09年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那么在招待会上我出席了，而且也回答了一些问题。然后我还接受美国总统的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出席了奥巴马总统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晚宴，当时我跟我的妻子还是打的去的，我跟我的妻子当然都穿的非常的正式。当时连司机都说，你们夫妇两个今天穿的这么光鲜亮丽，你们要参加什么会吗？我的妻子插嘴说，我的丈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要参加总统的招待晚宴。当时司机被吓坏了的样子，当时他谦虚的说，教授我能跟您握个手吗。大家都是对诺贝尔奖有非常好的看重的情绪，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是充满了友好的善意，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猜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项的名称就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它的这个奖项在英文中是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经济学用的是复数，这就体现了北欧的一种传统观念，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派和挪威的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经济也涉及到其他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它就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特点，他是被称之为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科学用的是复数，就体现经济研究方面的多学科性。和我一起获得这个奖项的埃莉诺，她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她是一个政治学家，她有跨学科的学科性。我们两个人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奖，说不定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今后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将会有更多的跨学科的特点。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预期这种趋势，在以后更多的跨学科的研究会应运而生。接下来看看有关经济历史研究的沿革，我其实不是历史的专家，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在探讨经济学或者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我发现一些让我惊奇的东西，在30年代的情况，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沿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垄断竞争新的理论，还有后来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有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等等。接下来又产生了数理化的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在这样的背景中，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其他这些经济理论是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那么像最开始高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看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这方面别人也看了他的著作和文章，但是却反响平平，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理论，有多么大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论在今后会产生多么大的意义和影响。即使是反响平平，后来仍然有不少的学者在继续的研究这样的理论学派，有人研究了组织理论，还有人研究了契约法等等，这些都是构成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一些重要的核心内容。我们待会会详细来探讨这方面的情况。

　　总之，科斯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这个市场和企业的活动应该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去探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在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其他也有不少学者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切斯特博纳，他有一个著作，讲组织理论，非常有影响力。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看他的书就可以发现，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晦涩很难懂，但是如果一直读下去，体会了他的意思，就会很赞赏和钦佩，他所提出的组织理论，并且把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联合研究这样一种创举。虽然他本人对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专业的兴趣。但是像克尔利维里(音译)，他提出了契约法，1931年的时候，当时在上世纪30年代，实际上到现在，契约法仍然是被看成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有了争端，有了冲突就去法院诉讼，法院有知识对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解和掌握，知道适应什么样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做一个决定，这是传统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很盛行的。但是我想指出两点，实际上一旦出现诉讼这种情况，或者是真正的情况也就意味这契约双方的关系已经被破坏，或者是中断了。契约交换的双方他们之间有不可调换的矛盾。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0年—1960年，我们再次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交易成本基本上没有人关注，更谈不上有所谓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了。有的时候有人偶尔会提交易成本，在解释一个具体的现象的时候，会偶尔提及交易性成本，但是总得来说，这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甚至有人在当时指出交易成本是非常奇怪的的说法，这个名称本身就有很多谬误。

　　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还有法律现实主义在40年代，在60年代这段时间之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陷入了一个举步维艰的境地。在60年代后期，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传统的标准的理论，也就是交易成本为零，这种假设开始逐步破产，所谓的零交易成本的逻辑的推理，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当时也有一些学派对这样传统的标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像高斯就表达了这种观点，指出了外部性的税的问题，这样的话，还有阿罗在1969年的时候也提出了纵向一体化，或者是整合的说法。这些都大大的推进了交易成本为零这种假设标准看法破产的过程。他们挑战了所谓的零交易成本所谓的传统的观点，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大家都意识到这种新的解释，这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溢出的效应，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当然了，那个时候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也让人多少意识到了交易成本并非为零的现象。

　　我们看到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希望能够逐渐的接受交易成本是正的，而非零，或者是负的这种说法。当时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机会，当时我是在学习的阶段，我也做了很多相关的阅读，可以说我是一个学徒。从60年代、70年代以来，有关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的理论是逐渐浮上水面，也出现了很多想法，这是很自然的过程。现在交易成本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可操作，可运作的一个框架，而不再像以往非常非正式的一种理论。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交易成本理论成为比较正式的学术理论，这方面的挑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之后会跟大家稍微详细一点的解释。

　　这里我想说一说我个人的参与，我对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参与和贡献。

　　那么当然我觉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如果一帆风顺就很好了。比如说一个人一开始就想当医生，最后他真的成为一名大夫，一开始就想做生意，真的成为了一个大商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但是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是比较多的波折的，而且我现在做的事情未必是我小的时候就想做的事情。所以的话，我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时候，不断都在调整，而且的话从事过多种工作。当然，这也有好的一方面，比如说你如果要听我的建议的话，尽管我是换过不同的工作，转换过不同的研究的领域，但是的话，始终有一个无形的手指引着我走到今天的位置。我的本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那里就读的。我当时是既学商业方面的课程，也学化学工程方面的课程，这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是由于学化学工程，却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化学本身是比较复杂的一门课程。但是在商业方面，在经济学方面，似乎人们倾向于把任何的问题进行简单化的处理，比如说编制出一些听起来过于简单的假定、假想，但是经常忽略了摩擦的存在，但是化学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去勒斯坦副读MBA，后来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斯坦福大学也是我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我一开始学商科，后来去斯坦福学经济学了。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的博士学位也是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斯坦福求学期间有三位人士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和影响。他们对我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三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读到博士，很高兴我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我求学期间我结了婚，而且跟我的妻子有了几个孩子。

　　然后，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式读书是1960—1963年，当时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真正是多学科领域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学。而且，我所碰到的老师也好，还有我的同学也好，他们都非常的优秀，尽管很多人都非常的年轻，但是，都是属于年富力强的，在学术上也是最旺盛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一起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的火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大学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活跃的头脑，但同时要有一定的纪律性，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规。而且老师和学生也都是遵循这一条校规。可以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们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他的教学的特点就是鼓励人们一定要用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其实这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传统。此外，卡内基梅隆大学还始终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保持一个活跃的头脑，如果你的头脑不活跃，不善于去分析，不善于去解开谜团，怎么能够发现背后真正的真理呢。

　　就卡内基梅隆大学来说，他也一直鼓励学生去问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鼓励学生要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发现问题要有这种热情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当时在卡内基梅隆读书的时候，跟我有接触的老师，大概是15位左右，这些人都是50、60年代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其中米勒、卢卡斯，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能够想象吗？当时教我的老师，25%的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还有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肯门作为我的同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可以想象在这么优秀的环境和团体当中学习，我本人是受益匪浅的。

　　接下来我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我要教书，教什么课程，其中教的一门是工业组织，另一门课程是应用福利经济学。我从校园出来，又走到另一个校园去成为一名老师。这里我充分领会到了教学相涨其中的重要性。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固定的很成行的个人的理论。那个阶段我是一个白纸，那时候我一边教书，一边自己继续学习，而且是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一样的去在教学当中去学习。这其实真的是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因为既然你是一张白纸的话，你不带偏见，自己做学习和研究的时候不带偏见，你还愿意对以往一些理论提出自己的质疑，同样也会把这种思想感染给你的学生。那么我当时教学还有研究主要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工业组织。因为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业也是发展的非常快，是风起云涌，我当时就觉得研究这些工业组织会非常有意思。

　　我也教授应用福利学作为我教学的补充课程。接下来我在1965—1983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有着独特的教学氛围，是非常开放的，而且有大量的跨学科的交流。而且宾夕法尼亚大学有非常强的创业的精神，我在那里也参与了一些活动的组织，让人觉得很兴奋，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开设了新的研究中心，研究组织的创新，非常具有积极进取的一个学术氛围。我也组织了一些学术会，在得到了肯萨若(音译)的协助下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探讨经济组织。

　　那么我在1966年—1967年期间，也作为美国的反托拉斯主管的助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作为一个美国的司法部的华盛顿反托拉斯的副负责人的经济助理，在那个期间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接触了很多人，他们都是非常有名，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们当时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工作的时候，似乎深受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我是个年轻的小孩子，在给他们做助理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很聪明，很有才华，都是才华横溢的律师，像托尼是副主管，如果大家关注美国最高法院的发展的话，就会意识到这里有一个人，布鲁亚(音译)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后来在美国法院坐到了大法官的位置。但是我发现，他们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所信奉的原则，让我深感不安。那么像托尼(音译)就曾经这么说过，他在纽约的律师协会做演讲的时候就指出，我看到非传统的东西，看到一个契约型的组织，有非传统的安排的话，我就有非常强烈的疑心。这是民法或者是普通法系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任何脱离常规的东西，就自动会生成这种假设，认为那个是错的，是坏的。当时经历了一些组织上的变革和创新，在他们看来都不是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些变革，对于组织而言，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应该是得到重视和鼓励的。但是在反托拉斯部门，他们这种成见还是比较深的。

　　比如说当时有一个案子，我当时作为一个助理，我也想说服他们，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效果。我想利用这个工业组织的一些理论和证据来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看法，我在极力这么做。但是我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助理而已，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我的一些经历，在60、70年代的经历，这些经历结合当时的学术界的发展，交易理论的发展，自然而然让我就意识到传统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组织形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对组织的形式进行分析，在组织理论方面，得出富有见地的结论，需要我们采用建设性的方法，来去研究正的交易成本，这必须要值得人们的重视。这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刚才我讲了，我在教学的时候，也在学习，这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效果。我也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当时其实是有一个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系统性的来研究相关的理论和观点。而且通过这样做，我们还开发出了一定的模型，但是当时还没有接触到组织理论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自己既然没有深入的研究组织理论，我们如果能够开一些研讨会，把那些对组织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人请到我们的研讨会上进行交流的话，就可以在经济学和组织学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所以就怀着这两个目的，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

　　还有另外一个探索，当时我还是比较矛盾的心态，因为很具有挑战性，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就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学和政策学的结合，那么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那就是把经济学和组织学，还有公众政策加以结合，那么当时也开了一门课，开始上课的学生很少，就是一个小班的教学，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各种各样的组织现象，看学生对这些组织现象有什么样的见解，他们会指出这些组织现象不同寻常的地方。通过这种思想的碰撞，其实我也获得了很多的启迪。比如说我的第一本书，基本上就是关于市场和等级化的，在那本书里面，我就是提出了一个组织框架，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自于当时我在教学的时候，在课堂上听学生，还有通过研讨会听学家对组织方面的非常规的评价，因此获得了很多的启迪。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发展大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选择经济学理论，而是逐渐过渡到契约的经济学理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0、40年了，我们看到在以前就是在对契约进行分析的时候，都是认为契约的双方它们是达成了一致，它们是走到了相同的一个地带。那么我看到传统的契约学，实际上和组织学对照来看，有新的现象，那么实际上契约的实施更多是在事后，之前通过契约的安排，往往在契约达成之后，往往是不奏效的，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事前的事无巨细的规定，而是取决于事后的契约双方的理性的选择，或者是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还有各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大家都希望理性，但是我们的理性受到我们的知识、信息等等的约束，是有限的理性。

　　另外一个应该进行修正的，就是有关人们对于自私自利行为的分析，这就会让人们有一种战略的行为，但是在当时人们似乎不太关注，你会发现口是心非，甚至有人对合同产生了争端，甚至违约，甚至不遵守合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知道合同签订了，很可能最后有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双方说双方对契约产生了争议，甚至事后双方不欢而散，甚至不遵守合同，这也是让人担心的。1985年的时候，萨门(音译)参加阐述过这个问题。他当时说，作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我们希望多个领域都做出贡献，但是在他看来，所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作为一种个体，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以及你如何对人的行为去做研究，要用一些什么样的研究的方法，也就是他是说，其实在任何的事情当中，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人为的因素会对交易，对成本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有关治理的想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说传统的治理是什么样的治理，人们会认为就是人去管另外一群人，后来人们认识到，其实等级制度，本身也是治理替代的模式，等级制度和治理模式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是有着不同的导向。比如说，你可能会认为，是政府它是一种治理的模式，但是的话，是不是说到治理，或者说要修正市场失灵的行为是不是只能靠政府呢？显然不是，其实你也可以靠市场，可以靠层级制度，或者是等级制度。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分析的单位，你知道，就交易成本理论来说，我们很显然是把一笔一笔的交易看成是一个最基本的分析的单位。为此的话，你需要知道，每一笔的交易来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参数，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内容，你必须要逐一的去进行分析的。

　　然后的话，还要去发现障碍，什么叫做发现障碍呢？我们传统的认识是认为既然是做契约，或者是做合同的双方的话，它们是有一种相互的依赖性，正因为它们有相互的依赖新，尽管有可能会产生争端，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想办法去发现障碍，去克服。当然，这也就无形当中意味着交易成本最终还是会上升的。

　　然后，我们还要分析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所说的交易成本分析，交易指的是刚开始是非常简单的交易，是现在现货市场上一笔一笔的一次性的交易，但是后来的话，人们都认识到，这一笔一笔的交易，这一个费用是太高，为此他们会愿意签定合同，从而进行一种长期性质的合作，就是说现在的交易可以说是从短暂的一次性的变成了长期的多次反复性的一种交易。

　　那么这里的话，很显然是对于交易来说，大家都有一些理想化的一种想法。比如说交易的双方都是有高度的理性的，而且都能够得到彼此之间的协助。而且，大家所交易的不管是产品，还是资产也好，还是设计也好，都恰好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的。然后这些的资产，即使这一笔的交易结束之后，以后还可以再利用。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当中，经常是非理想化的，比如说在双方的交易，这一笔交易很有可能是一种特定的，比如说为了完成这笔交易双方是要投入一种特定的资产，这种资产仅对这次的交易有意义，但是在今后的交易当中，这个资产就变成没有意义了。为此的话，双方在这里下了很大的赌注，都希望我特意性的资产，起码在第一次的交易当中，要能够派上用场，能够满足第一次交易的特定的需求。

　　同时大家要意识到，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签署的是长期的合同的话，也许能够确保这样的交易会重复的发生。但是，也有可能最后是双方即使把这种长期的合同，也都是进行解除，因为有已经找到了解除合同之后，自己保全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把第一笔的交易当中所使用的资产变卖，或者是把它转为其他的用途，他事先做好了铺路的话就可以中止一份长期的合同，同时他能在市场上找到另外的交易的对手，但是他最初的合作伙伴他可能不知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合同的中断对另一方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的话，很显然人们会变得聪明，双方都会变得更加的聪明。为此，就已经在合同当中一早就约定，如果是有一方违约，或者是中止了和约，对我造成了损失，我应该怎么办，应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补偿。如果双方不能够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在合同当中不能写进去，当然应该在合同当中指名，由哪一个仲裁机构，甚至是法院的机构来做出最终的裁决。

　　这当然就意味着双方是在签定合同之前去解决这些障碍，否则的话这个合同就订立不下来，但是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是要投入精力和人力，因此交易成本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成本会变得非常高。

　　为此的话，如果是其中的一方对这种问题过于的担忧的话，他也许就会倾向于，我们不在市场上寻找交易伙伴，而是在自己内部消化，比如在企业或者是组织的内部找一个合作伙伴，从而很好的降低违约的可能性，从而也降低交易的成本。所以，这也就产生了是市场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而且的话一个企业要从市场上寻找伙伴，还是要从企业的内部去寻找合作的伙伴，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有不一样的考虑。

　　那么这一张图显示简单化的市场交易的流程，下面是一个复杂的，有等级制，或者是分层级制度的市场交易的过程。

　　如果买家和供应方出现的矛盾，他们可以通过谈判，但是谈判有时会非常僵硬，没有办法达成妥协，只能去法院。这是外部的。但是在一个组织内部，是统一的产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行动者，新的行动者希望能够解决争端，考虑到怎么组织的利益，而不是组织内部两个部门的矛盾任其发展。这就是一个组织的适应性的过程，考虑到相关的投入，像中间的界面大量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它进行的。

　　关于交易价格还有契约的履行。我刚才提到了一些问题，罗瓦尔契约法的理论就指出，一个组织无论是层级还是混合，都实际上是有内在的契约在作为一些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交易成本这个学科成为正式的一门学科，还有像博弈理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比如有人就指出，毫无疑问数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最为通行的语言，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这些经济学的学生，都是在学习交易成本经济学。我希望有一个情况不会出现，因为阅读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确比较难，比读通行的传统的有很多插图和注解的经济学理论的著作要难得多。像要阅读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这样的著作难度很大，比读那些中庸的经济学著作难得多。但是这些中庸的经济学忽略了很多微妙的地方，比如说包括有限度的理性和真正的是没有预见到的偶发情况，而且中庸的经济学理论忽视了社会还有内部的这些微妙的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逐渐的可以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让它取得完全正式的对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因为一个学科要取得完全的正式的地位，需要能够进行扩展，并且能够和现实现象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做到这一切都有非常大的难度。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是实务型的经济学家，可能在所谓正式或者官方的方法学方面很欠缺。但是作为务实的经济学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作为务实的经济学家，要开展务实方法的应用。这个务实的方法论或者方法学，在很多人都已经指出过了，务实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包括四个方面，要简单，要专注于研究的重点，要找出内在的逻辑，用文字、用土药、用数学，要能够说得通，要能和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凭空的想象无数模型的构建。要能够进行预测，也就是说可以提供客观的、前沿的方法，帮助我们把事物进行区分和辨别。

　　2006年弗里德曼再次对他的研究生指出，他就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纯粹的分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更需要更多实证的证据研究，实证的研究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会占据一段主要的地位。弗林德曼还有很多其它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在辩论凯恩斯的东西是不是适用的。在我看来，实际上我当时也是在弗林德曼的研究生班上深刻，我作为旁观者看到他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弗林德曼当然是一个非常善于雄辩的人，而且他不同于其他对立的人的一点是他掌握了数据，而其他人没有。2006年的时候弗林德曼重复了1963年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大会上的观点，他就指出，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之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有一定的影响力，不是因为我做了纯粹的分析，而是因为我提供了实证的证据。

　　在我看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实政方面取得成功，在过去30年中，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一手的数据，而且是微观分析的数据。现在交易成本里经济学现在已经是站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我想提醒大家，基本上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像格林斯潘、库尔马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没有人反对这一点，威尔斯坦在01年的时候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之所以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因为它提出了或者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的发展的确在经济组织方面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也提到其它的一些问题，也是相关的。其中之一让我比较吃惊，关于纵向的整合、纵向的一体化。当时我做了一个项目研究，这个项目我就非常惊奇的发现，居然存在着纵向的整合，这是一个根本模式的变化，而且还有一系列相关的现象。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也就是进行契约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的东西真是没有办法动摇的。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说明和解决。

　　比如说组织科学，彼德·安德森曾经说过组织科学应该怎么研究呢？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非常学术、高深莫测的方法研究组织科学，而不是用一种大家都听得懂的大白话去描述商业的契约这种行为。其实他认为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出来，也就是说如果双方不能完全信任就存在着风险，大家都可以计算得出来。所谓商业的契约不仅仅光指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因为还有的涉及到一些比如多年来人们所形成的商业的惯性、商业的习惯、一些风俗，其实应该也算是合同或者契约的一部分，也是你研究组织科学的时候所应该要考虑的。比如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有所谓明显的规则，同时也会有潜性的潜规则，这都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能遗漏的。所谓更正式的规则就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面的，它要引用哪一部法律的条文，而且要写引用，一旦有争端应该要进行裁决的机构，比如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谁，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也是涉及到治理的一部分。

　　此外，说到新制度经济学，除了讲这种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惯例，还有是企业自己内部的一些规则，企业自己所受到的限制。同时还不要忘了大的政策或者是政府的环境影响。我们知道制度环境很显然对企业是有重大的影响，这里制度的环境还不仅包括是国家所能够创建的那种环境，其实任何一种制度的环境都是分层次，国家创建的政策环境是最高层次上的。

　　最后一页给大家指出来我现在自己也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比如是签订很多契约如何来把交易成本正式化，以及相关交易的集群化，还有如何解释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的一些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