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财经》记者 刘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在那之后,改革金融监管一直是国际金融讨论中的重大议题,也将是本次多伦多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6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就金融监管改革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与构想。
王庆华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共识是,金融监管的缺失是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回溯历史,可以看到有关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次危机之后,都有人呼吁加强监管,但在危机高潮过去,市场恢复稳定和信心后,人们又会把教训抛到脑后,认为监管扩大了投资成本,从而又发出放松监管的呼声。“像经济危机一样,监管改革也有周期,”王庆华说。
因此,优秀的监管者应当不仅能在危机之后提出改革建议,更重要的是,要在市场开始狂欢时保持克制和冷静,采取审慎的、逆周期的监管措施。
王华庆说,中国银监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提出了一系列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措施:要求商业银行增加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0%以上;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增加附加资本,资本充足率达到11%以上;对资本质量和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一级核心资本要达到80%以上;限制银行次级债发行规模,明确银行互持的次级债不能计入资本。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现在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王华庆说。
据王华庆介绍,银监会还实施了动态拨备、杠杆率、更加严格的流动性比率和科学的薪酬机制,对房地产贷款采用了审慎的贷款价值比(LTV)和债务收入比(DTI)等比例控制,以降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这些逆周期的审慎监管措施,有效约束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
王华庆认为,逆周期的监管政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对于监管改革,王庆华认为,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监管架构的调整。事实证明,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融监管架构,金融稳定与监管架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美国复杂的、叠加式的监管架构并未有效防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英国的统一监管架构并没有表现地更好。
据王庆华介绍,IMF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一国金融稳定的关键不是监管架构,而是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责任感。一国的监管者如果能独立、负责任地做出监管决策,就会增强金融中介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降低风险溢价,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监管架构与监管独立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各国也往往会利用监管架构的改革来提高监管部门的独立性。
王华庆说,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以及监管协作框架下的主监管制度。实践证明,这种监管架构符合中国金融发展现状。此次危机也表明,保持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适度隔离,有利于防范危机的发生,尤其当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他说,银监会始终坚持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防火墙”建设,取消了银行对债券发行的担保,严查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加强银行债券包销的风险控制,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王华庆认为,西方在本次危机中的一系列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比如,过度的混业经营增加了机构的复杂度,提高了杠杆率,降低了资本监管的约束力,是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银监会一直以来都在审慎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综合性试点,做到“能进能退”,明确规定银行控股的非银行子公司,如果一定期限内达不到同业水平,或者不能为银行主业带来经济增加值,就应该制定具体的退出计划。
又如,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过度的资产证券化打通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弱化了银行贷款审查的激励机制,模糊了自营和代客业务之间的界限,使得银行不再坚持“客户为本”的理念,诱发和加剧了金融危机。而银监会坚持审慎推进资产证券化,明确禁止过度复杂的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及无稳定现金流资产的证券化。
“我们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监管者,我们独立的、负责任的‘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政策,将会推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体系。”王华庆说。
谈及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时,王华庆说,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进入新的阶段,全球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全球合作。他认为,《巴塞尔协议》是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典范。
他表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中国参加了G20的金融监管政策多边对话与磋商,积极参加世界银行和IMF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对照《巴塞尔协议》中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开展监管有效性的自我评估。王华庆透露说,中国将按照承诺,积极推进国内商业银行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王华庆还谈到当今全球金融监管的局限性。“总体而言,全球监管合作还主要停留在母国和东道国协调合作上,还主要停留在资本监管的框架里,还不足以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和金融交易的积聚化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两大发展方向,跨境大型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中心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大型金融机构的相互进入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会推动各国监管当局的互动和监管规则的统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将会推动全球共同接受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参与制定和严格遵守全球共同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王华庆说。
“金融始终不能、也不应该抛弃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宗旨。”王华庆说。有效的监管将会推动金融回归其简单、透明、有效的本质,回归其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本质。他认为,这需要监管者具备贯穿经济周期的智慧和政治勇气,用理智和有效的措施告诉市场,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回报,就一定不能忘记人类的美德:勤劳、节俭、储蓄,而不是过度的借贷、杠杆和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