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资料图片)

　　新浪财经讯 “2010中国低碳经济论坛”于2010年4月10－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上图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

　　邹骥：各位下午好！

　　首先，我谈一下什么叫做低碳经济，低碳经济说得这么热，我记得我在去年的10月份，在中国能源报的一个专访上，我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面对低碳经济热潮，中国应该冷静。实际上，很多的问题出在如何理解低碳经济这个问题上。

　　接下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做了决定，要建设低碳经济了，如何去建设低碳经济，走什么样的路径，用什么样的措施。最后，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政策的问题。前面演讲的嘉宾也谈到了低碳经济的政策和建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今天很多来的是企业界的朋友，你们非常关心低碳政策，所以无论是碳市场或者是银行的赤道原则，最近我们在协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协办绿色公司年会，4月22、23日在成都开。在那个会上，我们要赤道原则本土化，会出现以我们国家著名的大河命名的新的原则，这样把赤道原则在中国落地了。

　　先谈一下怎么理解低碳经济。我想低碳经济不管是什么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现在这样的名词满天飞。但是有一条，你得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任何一个经济如果不改善民生，这就不叫经济。经济这个词，从古希腊有这个词以来，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改善民生。一个家庭的经济，要改善这个家庭的境遇，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改善国民的民生，这是最根本的。

　　我们说改善民生，前面徐局长谈到总理的讲话，讲到人民的尊严、幸福，实际上我们从民生最基本的含义，它涉及到老百姓的温饱、涉及到老百姓的安全、涉及到老百姓的机会涉及到老百姓的尊严。这几个是缺一不可的，缺一个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所以，我们讲低碳经济的时候，要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言外之意，由小平同志带领我们设定这样的总的战略，就是全民建设小康社会分三步走，2050年让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不应该变。低碳经济只能是它的催化剂助推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什么都不经济。

　　再一个，我们用一个国际化的观念来理解低碳经济，就是说有一个词叫做人类发展。今天我看到亚行的沈一扬先生也在这里，他以前是在UNDP工作，这是UNDP的发展报告。在4月15日UNDP的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将会发布，这是由我们课题组来做的。这个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低碳经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联系。

　　人类发展实际上和我们说的民生的概念是很相似的，它强调一个普遍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强调发展能力的建设，强调选择的自由。所以，我们在考虑低碳经济的时候，要站稳立场，要找准出发点，否则的话低碳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样一种理念、一种哲学、一种发展观，体现在低碳经济上面，那么我们说我们更具体的是体现在，一个是避免气候变化对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有不利影响，就会影响人类发展、影响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这是影响民生的，所以我们要减缓气候变化，去采取行动发展低碳经济。

　　另外一个方面，在避免气候变化的时候，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它可能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十一五”的前四年，大概关停并转了1000万千瓦左右的小机组，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个节能减排、提高能效。但是，它是有负作用的，比如说有40万人为此下岗，当然我们会安置他们，但是大家知道安置下岗的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另外，有人说我搞风电、生物质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际上你很难把因关停并转小电场下岗的人，直接转移到新就业的机会上，这就是劳动经济学里面讲的就业与空位并存的问题，这是在凯恩斯的时代就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它是有社会代价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利有闭的，古人告诉我们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我们要把低碳经济看成一个路径，要精心设计这个路径，要有一个平稳、健康的路径，不能因为低碳经济的热潮，搞一次大跃进、走一段弯路、上了重复的生产线，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是事与愿违的。当然了，低碳经济最核心、最普适的概念，就是得到了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概念，就是低碳生产力。低碳生产力说得最直白的话，就是我生产一块钱人民币，我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反过来说，我排放一吨的二氧化氮，我能生产多少块钱的人民币。如果就此而言，实际上这样一个概念的指标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一般来讲，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水平变化的角度看，按道理来讲，人类社会的经济应该是越来越社会、越来越健康，应该是越来越走向低碳经济。当然了，事实证明还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后工业化的这些经济，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今天还不够低碳，甚至人均的排放量还很高，是我们的几倍。那么，这里面有我们要深究的原因，但是从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上看，如果你真的发展了，你是有条件、有能力，或者你应该成为低碳经济的。就此而言，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那么我们建设低碳经济，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如果我们不主动地建设低碳经济，我们就是逆历史的潮流。

　　但是，低碳经济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低碳经济要放在一个具体的背景里面，放在你现实的国情里面去理解和设计，去体会。否则的话，低碳经济就是一句空话。什么是我们最相关的国情？刚才张坤民教授已经谈到了，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刚才谈到，如果把经济发展阶段粗分为农业的社会、工业化的社会和后工业化的社会。农业社会是一个低碳的经济，但很显然我们不会去追求那样的一个经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当然现在大家判断我们是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是工业化的高级的阶段，这是经济学家们最近在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在争论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处于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当然还有后工业化的社会。

　　刚才我谈到了，后工业化的社会是有条件形成低碳经济的，但是由于人们理念的滞后，由于一些固有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导致了在后工业社会里面，依然是高碳，我们要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

　　说一下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全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正在大兴土木，新盖房子、新起楼盘、新上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的设施投资。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大量需要原材料，哪个原材料不是高碳的？不是高排放的？而且，这样的情景我个人判断，再过10年、20年，恐怕依然如此。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城市化。昨天晚上我和美国议员的一些助手们一起吃完饭的时候，我说中国之所以现在还很高碳，而且要继续走一段路的话，是因为我们还有7亿的农民。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有充分的电力的供应，没有足够的安全饮用水，家里面没有抽水马桶，没有上下水，他们的道路还不那么完善，他们不是去一个Shopping  mall购物就可以看到，而是来北京当景看。他们是要有相应的能源服务、城市设施供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这恰恰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压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发展阶段的国情。

　　刚才张教授谈到了能源禀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不公平，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埋足够的煤和核燃料，中国是使用煤炭比例最高的国家，一次比例达到了70%，从来没有降到60%以下，而且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煤是世界上碳密度最高的燃料。所以，说起低碳经济我们并不轻松。看我们的技术体系，中国在共和国技术史上，从60年代，从我们60年代初期的156个重点项目，到1979年引进宝钢，到后来引进诸多的国外生产线，还有我们引进的海外采购，都会看到我们在制造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至于我们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的制造技术和世界上先进的制造技术相比差距越来越短，有一些已经超过了国际的领先水平。但是，我们的设计能力很差，我们的研发能力就更弱，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或者是快追上了，突然裁判吹哨，说比赛重新开始，我们重新进入一场竞争，现在进入低碳时代了，我们要用低碳的技术。当我们听到这样号令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手里有多少的低碳战略储备技术？非常少，我们有这个研发能力和设计能力吗？我们刚刚建成的生产线，是不是要推倒重来？这个生产线可能刚8年、5年，现在宣布你要遵循新的标准，你要采购新的欧洲的、北美的，人家已经储备好的战略技术，人家要到你这里来商业化，CCS打算到你这里来试验，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这都是挑战，技术的体系不是说出来的，写文章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技术是吹牛吹不出来的，要么你有钱买，要么你自己发明出来。什么时候技术走到了领先的地位，你这个国家和经济体，才是真正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经济体。不用说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人口众多，这意味着就业的负担众多，我们农村里面富余的劳动力是3亿多，城镇里面是3000多万，每年新增8、9百万的劳动力，我们都去做CCS，那么这个低碳经济就会变成了娱乐活动。我们开开会，然后媒体上曝曝光，回家以后一切如常。我之所以谈这些，不是说我们不要搞低碳经济，我们要搞低碳经济，但是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从实实在在的国情出发，去找我们低碳经济的路线图，这样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才是脚踏实地的。否则，我们的低碳经济要么由于大跃进要走弯路，要么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的困难，要出现一些新的不必要的挫折。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课题组最近研究的一个成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的排放情景，我们看到如果把中间的基准线压下来，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出巨大的努力的。刚才张教授谈到了我们研究的成果，要想达到峰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要有技术的支持、资金的支持、额外的成本的代价，可能很多的人士在媒体上见到以前我们的报道，我们提出要建设中国的低碳经济，按照我们刚才这个路线图，大概在六大部门，就是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化工及石油化工，这六大部门排放占到中国工业排放的70%，全国排放的50%。我们筛选了88种技术，其中我们看到至少有60种技术作为我们骨干支持的路径，否则实现低碳经济就是一纸空文。而在60多种技术里面，我们大约有42种技术是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我们要做好一种选择，要么我们去买跨国公司的技术，花巨资，这不是白给的。要么我们自己研发，我们就提出了技术需求的清单。中国政府在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兜里面装的就是这张清单，但是你想要来，别人不会给。

　　另外，我们40%到45%的中国政府宣布的指标，我们做了一个独立的评估，那个指标不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我们没有参与。但是，研究这个我们发现，这40%到50%的指标期间，正好处于增量成本急剧上升的临界区域。所以，我们要是再高一些，我们会多付出很多的增量成本，一年300亿到800亿美元，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不要忘记我们7亿农民，如果一年300亿美元大概是2000多亿人民币，2000多亿人民币分给农民解决他们的社保问题，一个人不到300元。就是一个人得不起一场感冒，一场感冒吃点抗生素不够。我们也考察了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当然要想实现这样的技术路径，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政策选择的方案。要想实现一个技术的路线图，你是需要一个政策的路线图去支持它的，否则技术的路线图设计得再好，就是技术，它可以被束之高阁。那么，技术的体系要想取得变化，必须在政策体系上做出调整。

　　实际上，国家提出了40%到45%的目标之后，中国在排放的问题上，有一个浮动的上限了，无非你这个上限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实际上这个上限给我们了一个前提，你有可能搞排放贸易了。刚才杨行长提了一个建议，要搞排污权交易的建议。我支持他的建议，我想再加一句话，为什么搞这个？搞这个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比如说我们40%到45%的目标，你用这样的经济手段，你的代价要小得多，如果你用行政手段压下去，你可能花的钱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基本的环境经济学的原理。那么，经济手段有两个手段，一个是环境费税，一个是排污权交易。在短期内排污权交易不是很成熟，但是要积极地试点，要分小步渐进式的征一些碳税，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要慎重，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和普遍的价格上升。一个低碳的经济没有一个低碳的税制，这个低碳经济要成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建议在短期去引进小额度的渐进式的碳税。但是它控制的是成本，并不控制总量，给企业一个激励，让企业选择我是交税还是花一点钱治理，我减排了就可以不交税了，那么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比较，如果你的减排成本高于税率的话，你宁愿交税你就交税，如果你的减排成本低于这个税率的话，你宁愿去减排。这样，我们刺激那些资金的钻孔精英，让这些发明家去发明。

　　排污权交易控制的是成本？它控制的是排放总量。我们说中国越往后走，总量控制的要求会越严格，那个时候就必须引进排污权交易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需要有能力建设、严格的监管、非常精准的测量。刚才徐局长也谈到了温室气体的核算与测量的问题，要摸清家底。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严格的检测，没有严格的执法，那个时候你去交易的不是排污权，而是一纸空文。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做能力建设，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基本政策路线图，而这样的政策路线图，就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分解现在的40%到45%的指标。如果我们还依然沿用“十一五”时期按照行政区划往下分解的道路，这就会大大限制我们未来引进经济手段，特别是不利于我们引进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个长期的制度。因为这样我们就把一个碳市场给割裂了，山东省的排放权是很难卖给将江苏省的，它只能在省内交易，这个时候交易的机会大大下降。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碳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把排放指标按照行政区划去分，我们的建议是按照产业部门去分，然后分到企业身上去，这样还有利于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你省长、市长去担这个责任，说你不达标就摘你的乌纱帽，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是他排放的。而且，这个时候把他变成的运动员，同时他又监测企业，他又是裁判员，角色混了。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解读，政府要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排放的指标放到企业那边去，因为排放主要是企业排放。那么，这个时候企业你是运动员，你们下场踢球，你们可以在不同的俱乐部里面转会，但是政府要做一个严明的执法的金哨，要做一个裁判员。这个时候，政府的职能和企业的职能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的指标的分解是后面孕育着角色定位，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变革，分解指标的方法要有一个变革。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创新的思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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