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意味着G8不再能主导全球的经济事务，G20于是应运而生。这一新的全球治理架构的诞生，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对旧有秩序和原则的重大改变。人们期待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确定是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希望看到新的原则，但对新原则的内容仍未达成共识。一切有待探索。让我们听一听国际经济组织、央行行长、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的见解。

　　主持人： 亚洲开发银行总干事Rajat Nag

　　讨论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胡安•何塞•达布

　　美国副国务卿Robert Hormats

　　印度Bharti企业集团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工商会联合会会长Rajan Bharti MITTAL

　　法兰西银行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

　　英国标准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斯通

　　劳伦斯·格林伍德：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我们这个会议开始了。就像过去一两年当中，每次来到博鳌亚洲论坛我都非常高兴，亚洲开发银行非常高兴多年来有机会在财务支持和研究工作上与博鳌亚洲论坛合作，今天要谈的问题是从G8到G20，在布什总统当年宣布2008年召集G20峰会的时候，他看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当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20财长会议和央行会议等类似会议机制大概有二十年历史了，像中国、印度、南非等多年来都应邀参加G20的央行财长会议，但第一次召集召开全面意义上的G20峰会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发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在全球治理当中出现了全新的组织结构，给我们游戏规则带来什么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参与带来什么变化？迄今为止G20峰会非常成功，帮助我们协调一致地协调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也促使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非常感谢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支持，至少我们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以避免未来的危机。

　　虽然有这些成就，但我们想移除对于可持续复苏的障碍还是任重道远的，一方面要实现可持续复苏，另一方面避免未来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还在进行，看到货币汇率机制之间缺乏协调，贸易谈判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局，还有食品安全等问题，G20能不能解决？因为八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困扰，G20和八国集团一样面临各样的问题，而且要确保国内有足够的支持来建立起国际上的共识，达成相关的国际协议，争取各国国内的支持也许是治理全球问题最大的难关。在G20当中，亚洲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有六个成员国，而且G20有一半成员都是亚太地区的国家，没有亚洲的参加不可能解决任何的全球问题。比方说失衡的纠正，因为亚洲是顺差方，还有气候变化，我们期待亚洲做大幅度的减排，还有贸易问题。全世界的生产中心基本上都在亚洲，所以亚洲在这方面是举足轻重的。还有大部分穷人生活在亚洲，脱贫扶贫也发挥重要的作用，G20发挥什么作用解决全球的难题呢？今天想探讨这个话题，我们有一组非常出色的嘉宾，有央行领导、商界领袖，他们一起从多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会一一请嘉宾发言。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2002年起一直担任现职，也是央行任职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之一，他可能是亚洲或者世界上唯一一个工程师背景出身的央行行长，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背景，他作为央行行长和实体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

　　周小川：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段会议的讨论，谈到G20我们要记住的是，一开始G20的机制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机制，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启动的机制，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亚洲的经济体，所以亚洲的经济体参与到财长会议当中。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俄罗斯、阿根廷，使他们也出席到央行财长的会议当中。所以G20的初衷要讨论如何克服危机？如何实现复苏，如何推进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及金融机构的改革，实现公司治理，并进一步发展金融行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G8和G20的定义，目标是不一样的，G8解决了很多政府和安全的问题，G20从一开始就是专注于经济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政策等等。

　　后来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到200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倡议来提升G20的部长级会议，把升级成为一个峰会。这样能够在所谓全球治理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G20仍然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G20也非常多的专注于如何克服金融危机，为金融危机找到解决方案，如何在各国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当中做到协调一致，首先G20的经济体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执行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以及成功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帮助全球经济走向了复苏的轨道。

　　在G20峰会的讨论当中，峰会的讨论也涉及到了退出策略。当然，要进行退出的话一定要协调一致，但这样的协调绝非易事，因为不同的国家处在经济复苏的不同阶段，本身可以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就是好事，在我们看到复苏迹象之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峰会公报把很大的注意力转向了改革。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文件，首先是强有力的、可持续，更加平衡的发展文件。当然，这在整个增长的框架当中实现发展，这样的框架帮我们指明了决策人要注意的很多重要的议题，让大家携手一致，为未来的增长模式奠定基础。

　　第二个重要的文件，G20的领袖们决定，金融稳定论坛升级成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也是吸取了各方面的专家和经验，包括金融市场代表人士的参与，FSB会成为金融市场改革、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包括对于银行业的资本要求，还有高管层的薪酬问题，反周期的问题，治理的问题，以及各行各业的一些标准。比方说保险行业的标准，FSB在推动两套不同的国际标准之间的趋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G20在全国经济当中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治理作用，而G20主要是专注于经济问题的，而不涉及其他领域的议题。就博鳌亚洲论坛而言，今年的主题是“绿色发展、绿色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G20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G20和UNCC之间有一定的不同意见的。也就是说在峰会之后，G20更多地在讨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如何能够为碳减排做出贡献。虽然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大家的意见有分歧，但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在G20框架之内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频繁，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就绿色发展而言，现在G20将会就减排工作的资金支持方面做出更多的讨论，来应对气候变化。总而言之，G20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危机后的标准、标准趋同、绿色发展和其他的一些议题，我们希望G20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能够进一步的发挥作用。

　　劳伦斯·格林伍德：非常感谢周行长，下面有请胡安·何塞·达布，他有多项责任，他的工作领域负责的区域包括东亚，他也主持了世界银行增加放贷，帮助一些国家渡过难关，而且胡安副行长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他在萨尔瓦多曾经陷入经济困难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国家的财长，并且成功地把萨尔瓦多成为继中美之后经济管理最好的经验，他既有政府工作的经验，也有多边的管理经验。

　　胡安·何塞·达布：谢谢对我的介绍，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之中，我们看到由于金融危机，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加了6400万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谈G20，而且也要谈世界银行的其他一百多个成员。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蒙古总理、老挝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这些贫困的低收入人口对他们的关注是一个重点。确实，危机已经在恢复，但还是比较脆弱，而且在很多地方失业率高居不下，在某些国家通货膨胀也是风险。在亚太地区，这个地方正在由于中国，还有东亚占到全球复兴的1/3，虽然他们占到全球GDP的10%，今年的增长率差不多有8%左右，作为周小川行长讲到了G20的作用，我觉得G20就是在解决金融危机方面，还有在经济恢复方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觉得世界其他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这种恢复必须是一种可持续性的，而且必须有民间企业来推动。

　　上一次G20峰会中，国家通过了重要的决定，20国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应对，比如说包含性，以及他们所做决定的效果问题，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到很多国家经济恢复的成果，而且不光要考虑我们自己，要考虑到下一代的利益，必须要有新的增长点，不能依赖美国消费者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还有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应该成为新经济驱动的力量，我们世界银行会支持这样的工作。

　　世界银行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资源支持这方面的工作，世界银行过去一年中拨出1000亿美元，主要在基础设施，提升社会竞争力，还有社会保障，帮助中小企业等等，还有对南能合作提供了框架合作协议。我想，我们正在分析这些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而且我们考虑中小企业金融，还有公用商品，能源效率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考虑，我们也应该及时关注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所以10天之后我们将世界银行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如何在世界银行内部改变代表性，更好地反映新兴国家情况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增加中国的代表性和声音，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问题。所以，世界银行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继续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吸引更多的国家参加我们的过程，并且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劳伦斯·格林伍德：我想罗伯特·霍尔迈茨是美国负责农业和能源方面的美国副国务卿，他在政府和企业工作过很长时间，他现在正在准备美国参加G8和G20峰会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以前和他一起同事过，他是非常合适讨论这个话题的美国人。

　　罗伯特·霍尔迈茨：感谢主持人，我与周小川行长一起参加会议非常高兴，这个论坛对我来说，尤其是一起讨论非常复杂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论坛。现在我想讲一点，可以说现在代表着很大的机会，就像世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一样，建立一种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也是建立机构，处理新的世界问题的最佳良机，我们正在部署新的世界经济地理，与十年、二十年之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多级经济次序，有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崛起，他们从金融、贸易等其他很多角度来说，正在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国家在很多地方，与G7国是不一样的，G7是20、30年以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现在G20里面有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议题，也有很多国内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二点，很多大国，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过很多资本，这一点跟二、三十年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发达国家出口资本，改变了体制的性质。第二点，跟美国的作用是有关系的，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还是，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我们的领导力。在领导他们的同时必须倾听别人，我们不光要注意、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也要关注、理解新兴经济体的优先和联合，用一种合作的方式一起配合合作，用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创造出共赢的局面，以确保其他国家为这个系统的成功做出他们的贡献。因为未来全球的体制不光是对美国、对欧洲或日本，同时也会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经济繁荣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其他国家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不光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本身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讲到在G20应该做什么的框架下，我觉得G20应对金融危机做得非常好，周小川行长讲得非常清晰，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现在正在着重解决经济恢复的问题，重要通过金融稳定局采取活动。我们现在怎么继续？需要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比如说环境方面、金融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敦促那些国家取消对有关矿物燃料补贴，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环保带来的挑战。在其他领域需要采取措施，不能把竞争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二十世纪、三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采取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在贸易方面、金融方面，在政府的采购方面都不能采取自我为主的保护主义的做法，我们必须是进行一体化的市场整合，一体化供应链的方式。比如说在北京、以色列、硅谷，我们必须以统一的方式做研发，也就是说财政、市场、研发的一体化，我想这是世界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减少，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政府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认为在G20的框架之下，我们要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在增加的现实，而且必须加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在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是否是一种新的世界现象，还是一种以前出现过的现象？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经济的架构，出现了新的经济地理，我们有新的机构出现，像G20、金融稳定局等机构出现，我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也要进行改革，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声音，这些新兴的国家还有传统的大国和新兴的经济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来确保全球的经济体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不光会影响全球经济，同时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稳定、繁荣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谢谢。

　　劳伦斯·格林伍德：请印度工商会的会长拉贾·巴菲·米塔尔，这个协会从销售、电信、农业方面都非常活跃，他非常忙于管理自己的企业，同时他在工商联合也非常活跃，在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非常活跃。

　　拉贾·巴菲·米塔尔：谢谢，我觉得刚才几位同事已经讲得非常好，我们从G8过渡到G20，作为一个企业公民，我跟高层、官员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金融飓风打击了世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都在讲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过去我们非常关注的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稳健程度，我们看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保证自身的利益。另外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亚洲国家——中国走在前面，印度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因为我们要解放思想，亚洲国家的成就得到全球的认可，在未来要想从G8时代过渡到G20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朝前走？全世界都在慢慢走向经济复苏，许多国家已经把目光关注到亚洲，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复苏，尤其是印度GDP增长也会慢慢复苏。中国当然了，在过去几十年发展非常迅猛，未来依然这样。我们在看局势的时候，不仅要看发达国家为整个世界做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什么情况，同样也要关注一下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早年创建的多边机构当中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代表、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们看到G20峰会论坛是非常重要的平台，成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看看在全球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问题都在国际化平台上通过探讨来解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像G20和世界贸易组织都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2:02:58] 现在我们要关注自己本国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重新坐在一起，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讨论，我们知道WTO谈判的成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要探讨农业问题，非关税壁垒的问题，要找到解决办法解决这些国际性的问题。今天上午都在探讨建立起国际性的基金组织，我们讲环保问题，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等，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认识到，在这种平台上发言的时候，发达国家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体制不断地变化，像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也同样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到最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这样的企业是走出国门到非洲、中东、拉美在做大幅度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印度企业还会走出国门，到海外收购企业，这也是非常独特的。现在我们印度在外国投资总额大于英国企业在印度FDI的投资，整个投资模式、投资趋势发生转变。我们跟海外的企业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我自己认为印度应该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在安理会里面有一席席位。

　　劳伦斯·格林伍德：下面邀请法兰西银行副行长皮埃尔·兰度发言，他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有很广泛的经验，他在MF、世行等多边机构有着非常丰富的多年工作经验，而且他自己是亲自参与了G8和G20的发展历程。

　　皮埃尔·兰度：谢谢，我非常荣幸跟在座嘉宾坐在一起，尤其是周小川行长，因为我们都是央行领域的同事，我觉得很少能够像周行长这样拥有工程师的背景，只有欧洲央行的行长有这样的背景，我自己没有。我觉得谈到G20话题的时候，首先我要讲这是非常成功的组织，就像刚才周行长讲的一样，他在应对金融危机，在建立全球的信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不断地发展、扩大G20的作用，能够在全球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成功之处，我们发展金融监管的改革，就像周行长讲的，我们创立了金融稳定局，发达国家都派代表参与了金融稳定局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惊讶地发现，有时候要一起合作，有时候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方法、统一的语言，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展望未来，我觉得未来有巨大的挑战等待着我们，明年由法国主办G20峰会，我们会密切准备峰会，就跟过去两年一样，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慢慢地走出金融危机在实现复苏，在全球资本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性，所以现在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长期的问题，我们要试图了解一下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实现G20国家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有一些长期的问题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我就讲两点。

　　首先是全球需求在未来十年如何促进、如何刺激全球需求？我可能讲得过于简单了，在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重大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东方国家就是在生产，西方国家就是在消费，这样的趋势、模式在过去是一直持续的，因为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像过去那样，拥有那么强劲的需求，有时候是由于价格飙升所导致的，而且在未来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财政紧缩，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出现大幅度的缺口，一旦出现消费缺口，这个缺口怎么填补？对于全球和各个国家都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周行长讲了，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在我们国家，消费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衡量指标，周行长也讲了，现在中国更多地是重视储蓄，注重节俭资源等等，我们要想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解决办法协调在一起，这样可以在全球经济体制当中获取到新的平衡。我们看到中国、印度等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发展得非常好，他们实现了5%-10%的GDP增长，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未来全球消费需求来自于哪些国家和地区？这是G20峰会上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不仅仅是探讨微观问题和决策问题等等。

　　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发展。不同国家都处在不同的发展程度、发展阶段，我们应该直面这些不同的发展问题。危机爆发之后的后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拍胸脯说，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是最稳健的，我是最有信心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摆在桌面上探讨，我们是相互依赖的。就像世行的领导讲的，我们应该密切合作，携手起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往后看，要往前走找到一个办法携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G20峰会上应该讨论的问题，我非常期待在G20峰会上探讨这些挑战，而且和世界各国的代表从全球角度谈这个问题，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2:09:32] 劳伦斯·格林伍德：最后一位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格里·格林斯通先生，他自己有非常独特的角度跟我们分享。

　　格里·格林斯通：我觉得任何一场讨论当中任何一个人发言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可以吸取借鉴刚才发言人精彩的观点。刚才我们应该认识到G20集团的形成首先是发源于一场危机，大家经常会忘记一点，就是危机的严重程度。在当时危机的时候，六个月当中国家贸易总额下跌了40%，导致全球好几十万失业人口。举办的伦敦峰会，大家认为会出现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伦敦峰会之后各国政府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也是全球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重要前提。我们要保证未来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不会由于微观的实体经济而出现危机，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防止危机再次发生。我觉得未来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中国、印度、韩国、印尼，他们都有代表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能够跟全世界的发展协调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考虑未来几年如何保持协调一致解决问题的态势。我觉得如果我说其实是亚洲推进了危机也是不为过的，现在亚洲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了信贷。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当时变得过于强大，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不应该让美国消费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消费者，当时美国没有实施审慎监管，英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他们监管不利导致有些企业的做法太过火了。我自己作为全球一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我自己对于政府机构、监管机构的失败，我是非常愤怒的，他们的失败导致各国经济体出现了几十亿、几百亿的损失，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全世界都是相互依赖的，中国、印度等国家要关注过度消费的问题，如果亚洲国家容许西方国家过度消费，他亚洲国家也要保证措施，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监管不利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我如何看待G20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他们应该直接发挥话语权，增加透明度，不断改善风险管理的文化。我记得去年在伦敦跟王岐山副总理吃午餐的时候，他跟我的分享，最大的教训之一，他学到风险管理，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官员跟伦敦当地的银行家讲到风险管理问题，显然我们必须要提高金融风险，很多国家大刀阔斧增加金融监管，但各国的努力必须协调一致，在一致的顺序加以推进，不能让各国不顾于他国的协调，自行其事。G20不应该是空谈的场所，应该有更多的组织机制，使之发挥作用。 

　　无论对于国家机构和跨国机构、多边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对于他们的成员国都发挥重要的影响，我们希望G20也有类似的发展。而对于为了预防下一场金融危机，我们这些组织架构要有充足的资源和人力的配置预防下一场危机，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我们要让这些经济体贡献于全球化，把风险管理植入到体系当中，能够从上一场金融危机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可以预防下一场危机的余生。如果我们这个周末的讨论起到这样的会议作用，我们也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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