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会于2010年4月9日-11日召开，上图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左)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右)。(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4月9日至11日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举行，有来自全球的近2000名政要、企业管理者、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与会。新浪财经独家策划博鳌夜话系列访谈，以下是9日晚间《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博士的访谈实录。

　　主持人秦朔：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4月9号晚上11点多了，博鳌亚洲论坛今天一天的议程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但还有很多嘉宾他们在打车回各自的酒店，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嘉宾其实还在外面聚会，还在探讨这一天的收获。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秦朔，今天我也很高兴应新浪财经之约来特邀主持新浪博鳌之夜这样的一个夜话。

　　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新华社特约的经济分析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博士，他在经济方面有很多见解，我们俩一起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今天博鳌第一天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郑总，今天你是下午到这儿的，我是从早晨就开始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我有一个感觉，我每年都来博鳌，以前的博鳌亚洲论坛其实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比较多的非政府性的组织，这次我看通讯录，包括我今天见到的很多人，我发现讲英语的非常多，我一看果真很多美国的来宾，而且今天保尔森在早餐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跟5、6个人一起吃早餐，一天他都忙忙碌碌在这里，已经非常疲倦。这次从你的感觉，是不是觉得亚洲论坛，好象有很多美国色彩。

　　郑学勤：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是我第二次来，你说的这个事我感到特别明显。这里边可能包括三个原因：第一，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特别重视起来，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美国人对中国怎么样运行经济希望有更深的了解。第二，特别是最近中美关系有点紧张，很多人认为在美国其实对中国的了解有误解，希望得到第一手经验，这个场合有很多高管人员、政策人员、企业家，他们能够跟他们面对面交谈，能够有更多直接的了解。第三，一些高层人员到中国能够斡旋一下中美关系，包括保尔森。

　　主持人秦朔：说到保尔森，咱们聊一下，明天大会正式开始，今天其实基本的活动，除了青年领导人的论坛、跨国公司总裁闭门的会议，然后下午保尔森跟一些商界的领导人有一个对话，然后就是晚上我主持一场“转型经济中的资本市场论坛”。保尔森其实是今天的重心，今天很多人拿着保尔森的书让他签字，比如说微软的张亚勤手里拿着一本他的书，下午2：30他跟大家有一个见面，当时主持人说他是最适合来解释金融危机的，刚好他又出了这样一本书。但是我个人的感觉，美国这么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而且保尔森的书里也讲了，这个危机的第一枪是由房地产市场打响的，而这个东西是不在我的预料之内的。当然他对走出困难有很大的贡献，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

　　郑学勤：保尔森他们几个人在拯救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如果看他的书和一系列的记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抗拒了政治上的压力，做了一些事情，当时推行的一些政策，现在倒过来说明都是对的。但是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责任，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泡沫起来，没有采取措施来控制这些泡沫，我认为他们是有责任的。

　　主持人秦朔：我看保尔森在书里也讲了这个过程，他说其实他们也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贷款者，其实个人的信用并不是很好。但是本来他们测算的是可以控制的，因为在美国整个房贷的规模里，次级贷款比例不是很大，次级贷款四分之一当成坏帐了，3000亿美金他觉得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想到后来出现了一个证券化的问题，最后都找不到了，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你也是做期权，证券化很有研究。为什么他们都是金融方面的老行家都看不出来？

　　郑学勤：这么说，这3、4年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现在已经不光是说太大，没有控制得了，现在叫互相之间太紧密了。但是因为监管部门已经很落后，很不透明，暗箱操作你都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就像你今天在主持你的节目当中提到，格林斯潘也提到这个问题，到底是有了泡沫以后你应该是戳破它好还是不戳破它好，到今天还有争论，包括像中国今天的情况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泡沫到底是去管好还是不管好，是管到什么程度好。

　　主持人秦朔：在今天一天的讨论里，我听下来主题，青年领导人论坛和跨国公司总裁会议，这两个我都进去听了一下，他们讨论的跟这次博鳌论坛的总主题很吻合，就是绿色的复苏，都是讲低碳的经济，以及跨国公司怎么样更好的承担对于环境的责任，然后在整个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我们要用一些低碳化、轻量化、减量化的方法，使得成本能够降低。但是这一天的热点还是在房地产、资本市场、激励政策如何退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是最近一些热点。我想请教你，像今天我主持的那场论坛，很多人都说中国做得比美国要好得多。保尔森为了想让他的法案得到通过，都单腿下跪到众议院的议长面前。他就说要做成一件事太复杂，要过很多关卡，而中国一揽子的拯救计划，快速的见效，这是不是意味着通过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式的发挥政府强力的一种策略证明比他们更有效呢？还是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郑学勤：在美国这样的模式适应不了，即使是金融危机之后，它还是会走这种模式。这么说中国经济危机避免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确实是政府金融风险控制得比较好，包括泡沫，包括贷款，包括各种各样放贷、信贷问题。但另一方面，你要看到中国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金融并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并没有跟国际接轨，所以相对隔离，比较好管。即使这次美国金融改革，不断在争执金融改革应该要怎么改，但是看目前的方向，他们还是要盯住市场化，不能放弃市场化这个原则。就像今天刘二飞和李小加在争这个问题，即使市场化之后，到底在什么程度上你去控制这个市场脱缰之马的时候，哪一个关键点是脱了缰了。如果你管得太早，也许把经济就拉下来了，就像中国管房市一样，如果管得太狠，也许就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如果不管，明显就是有泡沫。

　　主持人秦朔：你谈到房地产，特别有意思，今年我为什么主持金融，去年我主持房地产，我发现太受争议了，所以今年换成金融，但发现还是脱不了房地产。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又是和房地产相关联的，最近又是关于中国房地产是不是存在泡沫，是不是泡沫破裂，导致中国整个经济进入危机。最近美国的一个公司发布了一个报告，对中国红色警告，影响很大。今天其实我注意到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普遍似乎是认为，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来讲，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要大得多得多。有人说股票市场没什么泡沫，房地产市场泡沫很重，您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郑学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老百姓没有其它投资机会，不进股市就进房市。股市经过6000点降到3000点，很多人吃了亏，不会轻易掉进去。但是觉得房市在中国的环境下，总归会往上涨。美国人评价中国的房市是过头了，因为他是用美国的情况衡量中国，中国房市的泡沫明显感觉有，上海的房子现在大概是芝加哥的三倍，一般人负担不起好一点地区的房子，但是它不至于像美国的房地产拖得那么狠。在美国的放贷当中，很多是借贷，中国炒房子都是自己的钱，这里面有风险是谁的风险？大部分风险不是在国家银行的风险，其实是在买房人本身的风险，因为万一房价一旦跌下来，你投进去1000万，跌了300万，就损失了700万，这样的情况完全可能出现。

　　主持人秦朔：但是我最近也注意到，这个报告，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完全充满泡沫所不同的，也有另外一个报告，说中国的房地产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认为中国目前房地产调控的主要压力不是市场自身的动力，而主要是民众的需求很强烈。我看到过一个统计，做了一个测算，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现在房地产总的存量是140亿平方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以前住宅很小房子得到慢慢改善，同时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到城市，进到城市即使不买房租房，也是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按照中国现在正在制定十二五的规划，制定未来很多年的规划，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在20年左右差不多的时间里，按照一年一个百分点城市化率的提高，估计还有3、4亿人进入城市。假定他们是男女都结合成一个家庭，也差不多要有2亿户，一户假定是80平方米，那就是160亿平方米，那还没有包括城市自身的新婚、改善住房等等需求。他们这样一测算，发现只要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是在持续的，中国人改善性的需求是能保持的。中国长期的问题可能还是供不应求的问题。您把中国和美国做一个比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究竟处于还会有一段？还是说现在已经是就要走下坡路了？

　　郑学勤：我觉得中国房产还会上涨，不一定是说直线上涨，不下来，但是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不断朝上涨，因为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要有一个统一规划。就像您说的，这4亿人你要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都放在现有的城市里，房地产肯定会涨。像韩国一样，韩国是60%的人在汉城，房子贵得不得了。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取经适房的政策是成功的，都是失败的，因为国家不可能负担得了这么多住住房，除非把房子造出去或者扩大城市，但是扩大城市也不能像美国那么扩，因为美国城市扩大以后，现在就造成一个能源问题，因为你得开车。其实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上谁都没碰到过的问题，不能照搬人家的经验，要有自己的智慧，你到底想出一个什么折中点，既保证耕地的情况下又能够保证基本住房，当然不能像美国人住那么大。

　　主持人秦朔：前段时间我碰到万科的董事长万石，他说我们要提高容积率。因为耕地不能动，但是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空间尺度给得太松了。其实看在亚洲区的城市，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城市，一般容积率都很高，都是往上生长。所以他跟我说为什么要搞产业化，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把房子盖得更高。

　　我们说完房地产以后，其实还有一个事是大家很关心的，今天晚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在最近的大半年时间里有一些新的质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去年10月开始有了创业板，现在已经有60多家创业板的公司，这样就使得过去所谓叫多头资本市场，从主板到创业板，有场外市场，真正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有了股指期货。股指期货这个事差不多20年前3·27国债事件之后停掉以后，现在刚刚又恢复。但是也有人说现在股指期货定的标准很严格，看的感觉好象监管者就是要让股指期货不死不活，不死不活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就稳定了。我不知道您觉得目前出现的资本市场由创业板到股指期货，到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方面改革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郑学勤：你说得很对，就像今天论坛上也有人提出，现在西方在逐步控制卖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对卖空机制、融资融券，意识到双边市场的重要。股指期货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即使开步起步的时候限制比较多，要有50万的限制，但是根本的地方是，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要和国际金融体系接轨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体系不懂得利用杠杆率。有时我们讲笑话，中国人守着金库做穷人，2万亿外币守在手里，这也不能用，那也不能用，钱就看着它贬值，浪费钱。但是美国人有一分钱要当作一块钱用，一块钱当作10块钱用，这是杠杆率。中国的金融体系跟外国一接轨，第一，你不懂得怎么用信用。第二，不懂得怎么用杠杆率，这样就很吃亏。股指期货其实是第一步，慢慢可以看到债券、货币，特别是货币，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国内如果没有一个货币衍生品市场，很难实现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因为那些小的企业不太有能力抵御汇率的波动。我认为这是一大步，在国外非常惊讶中国能够在这个时候把两样东西同时推出来，充其量不过推个股指期货而已，没想到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一块儿出来，可以看到中央的决心和力度，确实是在一个阶段上来看问题。

　　主持人秦朔：但是最近我们跟一些期货公司在谈，从他们的开户情况来看，发现大家还不够踊跃。原因是什么？大家觉得政府最终的态度，他们觉得现在好象有一点点暧昧。因为在这一次不断的把保证金的比例提高等等，特别是现在从4月10号要推沪深300，近期跟远期的保证金比例，远期又有进一步提高。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股指期货在中国会不会不温不火？

　　郑学勤：这是过虑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智慧的做法，是以退为进的做法。我们在金融界里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金融衍生品。但是出了金融界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多人认为这是赌博，认为用杠杆就是赌博。你能够站住脚、坐稳了，股指期货衍生品合约根本是什么概念呢？你对市场有一种看法，你只要用少量的钱就可以把你的看法变成资本。这种力量根本挡不住，期货公司一开始当然期望值很高，觉得上来以后，等了三年，开始应该翻本了，但是现在上来，这么长时间才4000人开户，觉得没有赚钱的机会，有这么一种想法。不过我觉得只怕你太火了，不怕火不起来。

　　主持人秦朔：所以，要是有先见之明的人还是先知三日富贵十年，可能还得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早点进入。

　　郑学勤：这么说吧，现在进去，由于入市的比较少，流动性比较低，市场如果比较窄，你必须很小心，因为价格发现什么东西不是像正常的市场运作那么好。但是人会逐步逐步适应，不管你采取什么策略。这么说吧，在美国，相信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即使你用的策略对，你要相信市场是正确的，只能相信你的策略是错的，这样逐步逐步市场成熟起来，你的交易策略也会慢慢成熟起来。

　　主持人秦朔：我刚才主持的这场“转型中的资本市场”，我听下来也特别有意思，我们这边请了台湾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也请了香港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加跟薛琦，他们在一起谈论一个话题，未来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在两岸三地的市场中间出现一些可以打通的产品。比如三地都发一些ETF的基金，现在薛董事长告诉我，现在已经有一些通过香港到台湾买台股，他说台股现在市盈率大概是15—20倍，而且股息很高，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概很多公司的分红可以分4%—6%，那是非常高的，现在的利率只有1%左右。您觉得人民币的国际化，两岸三地形成一个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真正能够打通，如果按照您的判断，还需要多长时间？

　　郑学勤：要看它打什么产品。一般来说外地的产品，因为这三个市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打通了以后，如果政策上货币上能够获得允许，应该很快，当然也可以用本币交易，应该很快。但是要融合成一个综合性的市场，不是很可能，至少台湾市场和上海市场融起来有一段距离。

　　主持人秦朔：今天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请了一个富达投资的老总，他非常有名。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已经功成名就，他当年做股票的时候，他是反向投资的，但是他连续多少年都是一直超越市场的平均水平，而且连续超越。这个人已经退休了，功成名就了，著书立说，突然去年跑到香港，又成立了一家公司——富达国际。他在那儿看好中国的市场，今天我还问他，你觉不觉得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泡沫。他说不觉得存在泡沫，而且他还相信人民币会升值。这个老头很乐观，这种情绪，从你接触境外的投资者来看，普遍不普遍？

　　郑学勤：很普遍，至少在美国很普遍的认为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多余地可以做。他是根据美国的情况来衡量中国，中国现在的很多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同一个公司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潜力。即使是市盈率比较高，特别是现在有些PE运作，可以迫使这些企业慢慢改进，这是一方面。另外，有些新的领域没有发展起来。再一个，外国普遍认为中国市场的有效率不高，还是有很多地方有潜力，包括股息分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运作。如果这些地方都能够改进好，就是现成的公司，我们不讲经济本身还在往前发展，能够把市场本身整好，这里也能挤出一定的盈利。

　　主持人秦朔：博尔顿的观点，包括今天晚上刘二飞的观点，他说中国还像少年、青年，尽管有很多问题、缺点，但毕竟还是在长身体的时候，这肯定也是最主要的海外的资金特别看好中国的一个原因。

　　郑学勤：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中国股市看好有一点是，比如以前做老鼠仓或者做各种各样，股市里到处都是这样，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黑市，类似这样的东西，这里有很多负面，但是政府并没有真正下手去管。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政府和美国政府差不多有一个意思，老百姓的钱在里面，这个东西不光是涉及到你们在那儿玩，也不光涉及到集资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将来这些人的钱能不能传到下一代，能不能养老的问题。只要政府下手管，你要是犯了法，就治你，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没有什么裙带关系，我来整你，这个股市肯定能搞好。

　　主持人秦朔：我今天在会场内外也接触了一些朋友，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阿里巴巴的CEO在一起吃饭，他讲从他们那一端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包括中小企业，他觉得还是很蒸蒸日上。今年他们做了一个过去没有做过的事，它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是他把今年的股东大会放在深圳开，为什么放在深圳开？让这些投资者见见他的客户，见见珠三角的企业。从企业来讲，他们对自己的增长，对自己的潜力都比较有信心。但是比如说现在从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来看，觉得中国经济的问题特别突出，尤其是贫富分化。你可能也读过这样一件文章，对于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高薪的问题，大家的情绪越来越厉害，认为必须要降薪。这样一种贫富分化的情况，跟整个中国经济在金融化这方面发展得过快，会不会有一点点原因呢？

　　郑学勤：金融方面的拿钱太多，一方面确实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有一点被过分的夸大。美国比如工资拿的最高其实不是金融界的人，是石油公司的那些老板，他们每年的奖金要比金融界的人高得很多。在美国跑金融界，基本上有一个原则，你能够赚钱就可以提一点，你赚了100块，你提走10块，股东至少还拿了90块，所以股东谁都不提意见。这么多年来，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最好的一个理工学院，去年一年把里面的毕业生收了50%到金融界里面去，这也确实是一种控制。但是美国政府没有下手管这件事，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来管，法律没办法管。但是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到底是不是还要通过市场经济走原始积累这一段？还是像罗斯福新政，通过一些政策，强制做一些财富分配。中国和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有一个好处，虽然发展中国家都有贫富差距，但是中国有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有意识控制这个问题、管制这个问题，但是在其它国家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现象。包括亚当·史密斯自己也说过，一个国家太多穷人不可能繁荣起来。这确实是应该政府出一些政策来控制贫富不均衡，因为到底不是想重新跑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很少有贫富差距这么大，包括欧洲的福利，包括日本、德国，都基本上至少要照顾到穷人，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要大家生活得有尊严，要幸福。

　　主持人秦朔：今年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尊严”，政府所做的一切应该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金融界的高管，比如他们的收入就是他们经济才能的一种体现，还是他们觉得很心安理得？因为我们最近接触了一些做人力资源的公司，特别是做招聘猎头的公司，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单子，在金融、地产领域里面不同层级的高管收入，他们同时也列一些制造业，最后我的感觉，可能道理上容易理解，但事实上不容易理解，比如现在在中国有一些做制造业的工厂，做加工业的工厂，管一个厂管一万人，甚至一万五千人、一万八千人，这样的厂长一年就20、30万，副厂长一个月就1万多，20万年薪都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一个金融类甚至地产类的企业，都用不了到中层干部，远远超过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也是理所当然，制造业一年只能赚5千万，人家赚5亿，你一年赚5亿，人家赚50亿，那人家工资是你的10倍、50倍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个问题好象是金字塔式的，工业资本就比种田的人要更有优势，商业资本就比工业更有优势，然后是金融资本、寡头金融资本，做投行的就更加在塔尖。

　　郑学勤：我觉得在中国情况有一点特殊，中国的证券界或者是金融界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靠垄断赚钱的。我举一个例子，证券商和期货商，中国的期货商其实赚钱很少，因为它是竞争，因为它没有国家做它的后盾。但是券商等于是输了是国家赔，就像2005年，国家给它垫了，赢了就往自己腰包里装，这个其实要改。

　　主持人秦朔：你说到期货，我前一段时间碰到做期货很大的上海海通证券的人，他说现在期货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盈利。

　　主持人秦朔：那是因为他们做股指期货，即使是盈利的公司，他们老总收入也不是很高，这是真赚来的钱。但是中国比如银行、券商，如果是国营企业，有国家垄断性质，其实不应该拿那么些钱，特别是跟其它制造业相比，好象有些过分。

　　主持人秦朔：因为银行很多是靠垄断性的，靠息差。

　　郑学勤：别人不能弄个银行跟你争，就是这个道理。在同样的环境里，有人就是借着这股风，比方说说西方拿那么些钱，我们也拿那么些钱。其实在西方，我跟他们这些人经常有接触，这些人对钱的概念，远远不像中国的这些人那么追究钱，他们好象对钱很麻木，最后钱拿多拿少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是虚荣心的问题，他本事没我大，拿的钱比我多，我为什么不能拿这么些。而且很多人拿了钱以后，最后都是回馈社会，等于是做募捐，做什么东西，或者是赚钱到一定时候就不赚了，也有这些人，当然也有很贪婪的。

　　主持人秦朔：回到我们讨论的最后，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属于增长期，相应的资产价格处于主升浪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候资产往往是会享受更高的溢价，估值会过高。但是今天台湾交易所的薛琦讲的，如果能够把享受更高溢价的一种资本，能够更好的转移到一些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发展的，比如像他讲到很多例子，比如做一些实业、高科技、IT产业，这样经济体就能够更加可持续。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这么多钱，你还自己不知道怎么投，很可能就挥霍这些资本，这方面从美国、日本到台湾地区，应该说都有这一类的教训。

　　郑学勤：市场越是上升的时候越有泡沫，IT很多都是靠泡沫集资来的钱弄的。但是就像台湾后来有一位老总补充，这个东西持续不了，你要靠培养人才，培养市场，培养经验，然后才把这个维持住，就像台湾股市从12000点跌到2000点，跌了80%，并不是像薛总说的，拿这个钱变成真的钱了，其实并不是这个过程，忽略了当中有一个波折的过程，想靠泡沫，想靠货币增值来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这不大可能。而且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关于汇率的问题，比如台币也好，日币也好，是国际流通的，如果台币涨了，日币涨了，我拿日币可以到美国银行去换，中国人民币并不流通，如果人民币明天涨了20%，谁吃你涨的幅度？只有中国央行。你拿到美国银行，人家不买你的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区别，当然现在很多大企业，他们觉得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在国外实力增加了很多，但这个区别和日本当时升值的区别有一个区别，因为它已经国际化，它可以到美国银行去换。

　　主持人秦朔：讲到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个讨论有一个共识，中国这一轮在金融危机里边能够逆势而上，最后有点独领风骚的味道，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相对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过去的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也是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些基本的保证。而不能说现在表现突出了，这时就觉得我就是应该贵一点，我就是应该高一点，有一点泡沫也无所谓，您这方面给我们最后再来小结一下，我们的夜话可以告一段落了。

　　郑学勤：包括这次格林斯潘提出来防止以后金融危机的办法，就是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这个里边中国有一点过于守钱守得太多，没有充分的利用资本。

　　主持人秦朔：我们的杠杆率太低。

　　郑学勤：杠杆率太低。这个里边找出一个平衡点，逐步的在不冒风险下的平衡点，当然不能一步采取像西方那样，可能完全不要金融危机了，他倒没有金融危机。这20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带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些杠杆率的运作，所以这种模式是不是应该改呢？现在看来也是应该改。中国是不是要发展，朝那个方向的趋势呢？关键要找出一个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特别是中国的人才能够接受得了的一种运作形式，这不是抽象的说你需要有人来。

　　主持人秦朔：今天谈到最后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中庸之道。我下午看了温总理政治工作报告的英文版，其中提到要把市场机制跟宏观控制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走出一个平衡、健康的、可持续的道路。

　　各位网友，刚才我跟郑博士就今天一天论坛的心得、感受跟您做了分享，欢迎您明天也继续看这样一个博鳌的夜话，明天我相信还会有新的一期嘉宾带给你更多新的分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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