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论坛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论坛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

　　刘鹤：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感谢朱民，也感谢我的朋友Stern Brentford勋爵，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非常遗憾，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在LSE学习，我在哈佛学习过，可能我需要在LSE进修一下，未来希望有机会。因为我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愿意用中文来发表演讲，不是用英语。请了解我的处境，谢谢！

　　首先，我想说非常感谢Stern Brentford先生的发言，Stern Brentford先生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也是我本人的老朋友，实际上他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多次见面并且多次访问中国，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Stern Brentford先生对中国发展模式就提出了很好的忠告，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口太高，投资太高，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建议受到我们高度重视。最近几年Stern Brentford先生又围绕气候变化对中国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我们认为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有好处的，特别是在刚才他的讲话中提到了很多非常正确的思想，比如中国的低碳技术，中国的煤炭，中国的能源，中国的交通，以及我特别欣赏他提出的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我想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对此表示非常的欣赏。

　　因为我这个发言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想说几个我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我想说六个观点：

　　第一，我们认为目前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及早的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谓共同的责任就是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涉及到人类的发展，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都责无旁贷。我们说区别，我想就我个人理解，主要有两点区别：

　　第一，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未来可能要走的路也不一样，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种积累性的二氧化碳这种作用，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有区别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未来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本身可能是动态的，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全球的制造基地，未来10年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可能中国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同时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消费国。很多生产能力随着比较生产优势的变化，会转到周边国家，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究竟我们已经定的额度，我们应该怎么分配，我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就世界而言，从今后长期的角度来看，可能主要有两个挑战，第一个确实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长期造成的挑战，这个时间可能是30年，可能是50年。但是这个威胁我们是明显感觉到了。第二个挑战，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看到国际市场可能出现中期的低迷，而这种低迷是由于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不好所引起的，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就是巨大的国际市场，究竟从哪儿产生。我们知道过去美国的消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现在美国的消费负债模式已经明显不可持续，未来巨大的世界市场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挑战像刚才那个说的可能是5-10年的时间。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想法。

　　第三，在这两个挑战中，我认为中国都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关键在于中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的调整结构，使得经济增长走向一个新的轨道。中国前一段，大家清楚我们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内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判断，这个会议并不来自国际的压力，而在于我们自己认识到目前的增长方式确实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感到国际市场在相对的低迷，我们看到了能源环境在逐步的恶化，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种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序推动城市化进程，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走低碳技术的道路等等等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不但有可能创造世界新的巨大的需求，而且有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是我说的第三个观点。

　　第四，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以及中国走低碳技术、节能环保的道路而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制造一个新的利益轨道，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创造新的利益机制，使得企业的主体，市场主体能够走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很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说是决定性的。当前我们需要加快推动价格改革，使得我们的价格真正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和外部性。我们需要加快税制改革，使得那种粗放的消费，粗放的生产付出更大代价。我们需要加快金融改革使得服务业、中小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得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总之，当我们说到低碳经济，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我们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需要加快改革，如果我们不建立新的利益轨道，我们只是在空谈，这是我说第四个观点。

　　第五，像刚才Stern Brentford先生说的，中国在未来创造世界巨大市场，以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中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相互的理解，我在这儿也想介绍一下，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具有独特的文化。而这种历史，这种文化使得中国的决策的路径，以及中国的政策方式，实施方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这儿，我特别想指出，有这么几个特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引起重视：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进行战略思考的民族，因为历史上灾难很多，也经历了很多别的国家没有经历的事，使得每个中国人考虑问题是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思维是比较理性的。

　　第二，我想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是喜欢留余地的，不想走向极端，而且中国人一旦承诺了事，就一定会办。高度重视自己的承诺，把这个信用、诺言变得看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第三，像开会以前，我跟Stern Brentford先生讨论的，中国喜欢听朋友的话，但是不太喜欢听不太善意的指责，也不太喜欢屈从于外部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把事情办的更糟。

　　第四，实际上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有非常快速的调整能力，不断的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我想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而互相信任基于相互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这一点不但中国是这样，我想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想创造一个比较好谈判环境，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可能回到文化，回到历史，回到相互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

　　第六，事务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好的愿望，不仅取决于目标的确立，目标虽然是理性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我感觉到可能取决于路径的依赖。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搞经济的人，另外取决于足够的激励，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路径选择，有足够的激励的话，可能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好的达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建议，刚才我跟Stern Brentford先生，我也非常坦诚说了我的看法，我建议除了政府作用以外，我们可能还是要相信我们创造一个外部环境，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创新，通过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来推动这种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全面的扩散。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的全球共识，包括社会共识是非常乐观的。我不持悲观的态度，我相信事物的发展和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料。虽然现在困难很多，挑战很大，但是未来的前景非常光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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