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届年会于2010年2月26日-3月1日召开，主题为：亚布力10年—企业家思想力。图为分论坛商帮文化：南北企业家的异同。 梁斌摄

　　新浪财经讯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届年会于2010年2月26日-3月1日召开，主题为：亚布力10年—企业家思想力。以下为分论坛商帮文化－南北企业家的异同发言实录：

　　俞敏洪：以长江为界还是黄河为界？

　　刘晓光：黄河为界。

　　毛振华：我是湖北人，把河南划为北方，广东把韶关以北都划为北方。我今天的任务和责任还是很重的，为什么呢南北企业家对话的题目，很早在筹划这个题目的时候，几年前出的这个议题，后来我参加了一个会，上次的一个会南北企业家对话被称之为最精彩的企业家对话，刘晓光主持得非常好，这次在10周年大会的推出选题的时候，说进一步继续把南北企业家对话的题目拿出来再说，说这次讲得非常好。这次给主持人一些压力，也给在座的压力，当时参加大战的只有两位，一个刘晓光一个是翁以登，还有曾强，今天也是重量级的，我们都是重量级的企业家构成的，我很希望把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奉献给大家，我的主持人历来不够风趣，刘晓光可以调动起来，但是我希望我尽量做得好一些。南北企业家这个题目起得比较早，因为在过去的时候，跟中国的市场一样，越划越细，南北企业家可以看出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和企业家的构成，过去讲企业家，南方怎么样，北方怎么样。我今天看了一下，我是湖北人，估计算不南不北的，曾强算是四川的，你也算北方人，南方有一位曹德旺先生没有来，我们把任总请上来。今天进行讨论，希望讨论中国现代企业家群体的状态，让大家有一个了解，以及企业家未来的走势，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时间有限，还是按照老套做法，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不可以超过3分钟，每个人发言3分钟，我们可以进行3到4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你对企业家现在群体的状态有什么认识？现在企业家的群体格局是什么样的认识，因为讲商帮文化，已经在转化主题了，南北企业家对话就是好题目，再放上商帮文化，现在企业家有帮了，是商帮，所以对现在的中国企业家的群体的状态有一个认识，就这个问题请大家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也谈谈自己对生存状态怎么理解，首先请蒋总来谈，因为我跟蒋总聊过一次，我感觉他很有认识。

　　蒋锡培：在台上就听主持人的，我感觉这个题目蛮好的，无论如何，现在企业家群体也长大了，有时候还可以在一起说两句，至少反映一些现在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因为我出生的地方跟俞敏洪老师是一个地方，他在江苏我在无锡，江苏是以江主席为主发展起来的一个区，至今还有很多的经济企业；浙江是以国营经济民营企业为主，发展得很好，那个时候究竟是国有经济为主还是民有经济为主，至少争论的10几年，现在还有不同的认识和想法。据说我们这个区域，长三角就是江苏和浙江是相临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大家都很敬业，也有冒险精神，还非常的勤奋，都想做点事情，都有抱负和理想，这些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可能是浙江市场更强，另外浙江的开放意识更强。大家都知道，外部很多是浙江人，哪怕是今天开一个餐馆，哪怕今天没有本钱帮别做什么，就理发和擦皮鞋，那时候在浙江就是最经常的事情，我感觉他们很务实，走出了世界，而且成为全国商帮学习的榜样。

　　另外，商会建立得比较早，大家知道现在共产党，包括各地的政府，你一个人跟别人讨论事情，别人不一定理你，事实上以商会的形式，总商会的形式来谈就可以，省级商会如果你去的话，政府不能不搭理你，政府很重视，希望你组团去做。这样又不同于江苏，也不同于其他所有省的相关的环境和现状。退到前面来说，现在整体做商业的环境是不错的，相对于前两年来讲，可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要比以前我们顾虑得多，也要小心得多，因为一不小心，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可能就没了，还可能有外因出点什么事，所以企业家大家都很谨慎，这也是对的，没有错。

　　因此，我们生存的环境还要靠我们企业家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我们希望政府更加开明，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制定相应的中国发展的政策和路径，使得我们一门心思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更多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谢谢！

　　毛振华：蒋总说了一下南方企业家的变化，由过去传统的乡镇企业个体经济走到了结社结帮的状态，特别是浙江的比如说浙商做得很成功，通过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企业家的状态，这个是蒋总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北方企业的情况呢？任总请你说说北方企业家的状态。

　　任志强：您看节目单上没有我，突然把我给揪了出来，还搁在中间了。

　　曾强：你再不来三分之二的人都走了。

　　任志强：中国历史上南方以个人发财为主，北方都是傻大汉，靠抢劫为主。你看我们的历代王朝，元朝，清朝，打，打完了以后，你们做完生意，抢来归我就可以了。你看北方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不管是清朝，元朝都是以国家经济为主；南方的岳飞不是以国家，就是以农民，个体、村发展起来，最后被政府给收编了，最后变成了国家的武装，这个是南北方巨大的差异。从今年看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先从中国的北部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靠苏联打败关东军，先建立了根据地，然后从北部向南部逐步发展，建国之后南部还有一些没有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苏联160个项目的支援项目都集中在北方了，因此前30年我们主要依靠北方的工业和南方的农业和小生产，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改革开放以后，北部地区还是国有经济占通知和领导地位，所以可以看到东北经济改革和工业改革和振兴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我们看胡润的富翁表，大部分是南方的汉子，北方是靠掠夺，黑社会的名单上大部分都是掠夺。环境特点决定了，北部的个体户，私营经济，民营经济这几条发展都晚于或迟于或者是落后于南方。所以最早的傻瓜瓜子，一系列都是从南方开始的，还有什么一大堆，从南方开始个体户，所以开始雇一个人，后来雇7个人；南方开始私有经济的时候，北方国有企业还在垄断地位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看北方大部分城市里，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和领导地位；而南方私营经济开放。所以我们说南北之间的差异，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的差异，这边3个人，2个国有企业；这边4个人，都是个体户。所以南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气氛，对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尊重程度远远好于北方，北方是官僚。刘晓光是北京纪委的副主任当官，典型的国有企业做法，国家机关，领导人到企业当领导者，北方是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占领导地位，官气十足的做法。所以北方都是依赖于大国企和依赖于政府的勾结等等，南方突然发现他们不灵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互相勾结，组成商会，帮会，徽商派，浙商会，温州派，闽商派。我想这是最典型的两个特征，从历史到今天仍然如此，谢谢。

　　毛振华：温总是很雄辩的，我听任总讲了很多事，他的立场和观点经常变化，他这样说了很多次，我也没有搞明白，国家有一部分股份，我是公共公司。

　　任志强：那是我的胳膊腿，脑袋是百分之百的，刘晓光就管我的脑袋。

　　毛振华：你来数数看你的看法？就将北方的企业家，不讲南方的，是不是官商？

　　刘晓光：讲得基本对，上午我聊了一会，京帮就是官商，但是我们不要再讨论历史上的商帮问题，没有意义。现在的阶段我们有没有商帮的概念，特别是什么，涓涓细语把它道出来，总结特点，互相借鉴，共同的提携和相互发展。这次去达沃斯我有很大的感受，去达沃斯就想怎么挣钱，怎么分，跑。到了达沃斯就想谁跟我是合作者，找一下。我们要重新改变思考设计世界，档次完全不一样，这跟中国企业家的素质，中国国民的素质，中国经济的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反过来再讲，就是南北企业家的差异。我感觉南方企业家有很多我们要学的地方，但是北方企业家也有很多南方企业家要学的地方。刚才我跟振华讲，应该互相挑挑毛病，北方企业家怎么看你们南方企业家，你们又怎么看我们，这就有意思了。但是我感觉南方企业家确实有值得我们学的东西，“信、坚韧、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我很震惊，我看很多温州人，晚上加工服装，白天开餐馆，跟西班牙打架，号称是虎头帮，很有耐力。在美国墨西哥的边界上，有一个餐馆是温州人开的，就像在沙漠里长草了，不死。所以，南方企业家也是有一些特点的，北方企业家大气，战略意识很强，具体的操作细节精神能力不如南方，当然跟体制有关系。国有企业官办的色彩比较多，另外改革开放的程度还是比南方要差一点，因为中国改革的试点定在南方，无论是深圳、上海、厦门、青岛这些沿海城市，改革第一拨在南方起来的，我特别希望听到南方的企业家怎么看北方的企业家，北方的企业家怎么看南方的企业家，我们共同的优点是什么，共同的不足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互相借鉴，共同提携，使中国的商业进一步发展。

　　毛振华：翁总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你是香港最早的总商会的，中国的商业首先是从香港到广东过来的，是从走私和仿造开始的，温州也是仿造的制造业，现在的南方有什么变化，另外刚才提的问题很好，你怎么看南北企业家的差距？

　　翁以登：谢谢，其实刚刚您说的大概在4年前，我跟晓光在南北论坛上的确是非常激烈，而且题目也比较新鲜。可是我个人认为，南北企业家的异同的题目其实是亚布力10周年，头10年的题目，下10年就不应该有这个题目了，我认为下10年基本上应该讲东西，讲怎么国际化，怎么样跟世界经济融合。刚刚晓光说的，他在达沃斯发现了一些外围的合作伙伴，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想讲一讲是不是南方企业家对未来中国10年的经济，对国际发展有优势；还是北方企业家跟外国人的一些交流或者管理，或者是一些合作有一些优势。你也知道，这个题目所有的东西不可以一概而论，只是用一些典故来讲讲而已。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也不是能够完全的代表南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历史是有一点不同的，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地历史，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可是无可否认利丰集团，它当时在广州番禺开始，1937年搬到香港去，叫百年家族，冯先生的祖父创业，现在他是第三代，我想基本上最快的发展就是最近这20年，最近这10几年在香港的发展。

　　在座的可能不知道，利丰集团有三块，有利丰贸易，物流和零售，利丰贸易公司大概占集团85%以上的销售额，是最大的一块；利丰贸易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比任何日本的贸易公司和别的贸易公司都大。三个礼拜之前，我们还拿回来达沃斯全球采购的订单，不是独有的，但是是一大块的生意。所以利丰怎么发展呢？利丰的发展跟香港的发展差不多，是中国人，南方人，是广东人，可是完全是国际化，所以，话讲回来，刚刚我说的南方跟北方有什么优势，在金融风暴之前，有一些中国的公司想走出去，这个想法也有5、6年了，可是金融风暴之后我认为是真的有机会了。以前可能是一个梦想，某些人柳传志、或者是海尔他们到外面去比较成功，现在我认为很多中国企业都可以到外面去。如果你要到外面去，有什么特点？外国公司的管理还有跟他们联络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外国公司透明度比较高，而且他们在管理层，不光是团队，管理层强调和谐。中国的历史传统，可能领导希望在管理层方面不这样。我意思是北方公司跟外国接触的好处是北方比较规范，因为外国公司比较规范。可是南方人跟国际公司适应的好处就是，南方人比较灵活，比较勤奋，而且我认为在享受生活方面，可能南方人在这方面比较好，因为在外面清晰多了，这方面比较有优势，我就讲这点。我的主要意思是，不要讲南方北方，我们应该讲中国以后10年要跟国际打交道，怎么样到芝加哥管理芝加哥的团队，那时候你是南方北方都不管了，不管你出身，很多外国文化在中国是不成功的，他们要自己检讨，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真走出去，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文化，不光是管理学院拿EMBA等等，就是一个文化，既然我们的文化有差别，南北要知道怎么样配合外国的文化，谢谢大家！

　　毛振华：翁以登先生讲的是整个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转型和发展的方向，提得很重要的，但是还是有点跑题，我们还是要研究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包括这个框架之下的南北企业家的问题，刚才讲了，北方企业家是以国家资源为主，以官为主，南方是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是自己结合，自己走出去，还是有一个差距，我想俞总，他是南方人，在北方法家，现在是南北通吃，学校遍布全国，而且也上市了。你说说看？

　　俞敏洪：首先我认为在现在的大环境下面，讨论南北企业家的区别和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企业家的协会都是全国性的，不再分苏商，浙商，京商等等，不再分了。其次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很会做生意，中国只要给点机会，做生意的人就很厉害，比如说明朝后期，皇后就自己忙着玩，老百姓做生意也不管。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整整差不多30年，20多年，30年不让做任何生意，所有的苗子都去掉。但是一开放，老百姓说可以做生意了，这么多企业家就出来了，现在中国的财政60%的都是来自民间的。再说一句话，中国给老百姓做生意的充分的市场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是在控制老百姓做生意，表面在鼓励中小企业化，他不是让你们做，而是让你们做，而是他把资源放在另外人的手上。我们讨论国进民退，他把资源和权利倾斜了国有企业多，民营企业表面上是发展，但是速度就超不过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进入了本来根本不应该进入的，比如说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这是严重错误的。当然还有很多领域不应该进。

　　我再想说一个所谓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很多企业家都不能叫企业家，当然我不是说任总他们。

　　任志强：我们肯定不可以算。

　　俞敏洪：大家知道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控制着金融和物流的行业，现在没有四大家族，但是大家想象，有多少人是有强大的政府支持的，比如说政府官员的子女，他们做了大量的生意，而他们的生意做得比我们要赚钱多得多，但是他们是靠调动权力和资源来做生意的，我们这些人是没法调动权力和资源的，就导致一个结果，结果是民营企业家其实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用心做生意，所有企业家都得花至少三分之一的力量也去想办法调动权力和资源，我估计蒋锡培你的权力可能不止三分之一。

　　蒋锡培：没有。

　　俞敏洪：你在南方可能好一点，我这里可能好一点，因为我是搞教育的，因为我没有动用太多的土地方面的资源。这样一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到今天为止不可以算真正的企业家群体，不是纯粹的企业家群体。所以大部分积极性就没有长远的眼光，原因很简单，反正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稳定的企业，不是它不想做百年的老店，而是环境让它想到能赚钱就赚钱，直接导致晓光所说的，到达沃斯以后就发现企业家之间的思考和方位和区位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的思考方位是改不过来的，因为大环境改不过来。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背后有权力和资源的人控制的企业和资源越来越多，发生聚积的效应，把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挤到边境上去了，我们还可以活，但是越活越艰难。我认为讨论南北企业家的问题，不如讨论如何让政府给企业家，给中国做生意的人真正一片天地，为什么说南北有区别呢？区别就是南方政府给企业家的天地相对比较宽一点，主要是这个原因。北方政府领导的企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整体比南方要差，这也是近几年国家为什么把南方的政府领导调到北方当领导的一个原因。从企业家本身来看，我感觉南方的企业家做事情比较精细，但是南方企业家常常刚开始没有政府的背景，特别是原来的时候，做大了很容易被政府欺负，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沈万三，这个是明朝，做那么大的生意，本来是一片好意，给救援商做城墙，倒过来就被他们给弄了，因为你是一个民营企业，你给我们造城墙，以后是不是有钱做军队啊；比如说胡雪岩也做得生意很好，最后也到官方手里了。我不认为政府有本质的改变，政府给了我们30年的时间，以后还会给我们300年的时间，已经好多了。北方的企业一开始跟政府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往往最终陷入这样的危机情况比较少。北方做企业的人，因为做企业家已经成功了，由于市场意识，商业意识不如南方人充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不如南方人多，这个是跟经验有关系，因为北方人在冬天这样冷的天气里做什么生意啊，就是围着大炕吃吃西瓜，南方过了长江和黄河就没有暖气了，城市老百姓有空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年纪，在18岁都是在当时零下十几度的情况下，房子都是一吹风就进来的这种环境，我们能不吃苦耐劳吗？这几个方面一比，北方企业家不精细，但是大气，南方企业家就是精细，但是不大气，最完美的企业家就是像我这样的。为什么呢？在南方长大，知道南方怎么回事，又娶了北方的老婆，这是最好的企业家。娶北方女人，你可以彻底理解北方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这样的，我就讲这么多。北方企业家应该娶南方老婆。

　　毛振华：从我这里看，你还是有点以偏盖全。

　　俞敏洪：没有任何人的观点不是以偏盖全的。

　　毛振华：苗总做的成功，没有官方的背景，也没有官方的权力，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看法你同意吗？

　　苗鸿冰：有点同意，讨论我本来想跟你对着干，但是你说得有道理，没法对着来。我是做时装的，这个行业特别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做外头衣服的人北方的人多，做内衣的贴身的都是南方人。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内衣需要呵护的感觉比外衣更严格，所以很细腻，按照北方话来讲，叫“活儿特细”做外边的你稍微糙一点可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反映出来，这个是行业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还有这些年来，最初做加工型的南方的企业特别多，但是现在做品牌的企业，北方反而越来越多了。在北方来讲，可能适合于做外头好看，面子上好看的事，北方人做得多一些，可能里头细节的需要呵护的，贴身的关爱的东西，南方人确实做得比北方人好很多，这一点可能是南北里头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

　　当然了，还有，女人选衣服的感觉不一样，南方人女士选时装的感觉非常在乎自我感受，而北方人绝不是自我感受，是别人的感受。比如说很多领导人穿我们的衣服，要镜头效果，因为有时候，很多女领导干部到了一定级别以后，她穿衣服已经不是给自己看，是给别人看，给媒体看，给电视里面的视频看，所以她一定要色彩亮丽和华丽，又不可以不时尚；南方人很在乎时尚，搭配自己很舒服，甚至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北方人越贵觉着越好，南方人是价格合理最好。

　　所以南方和北方不太一样，这个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我感觉确实是南方人很细腻，他对活细的东西严重得很深，北方人就活比较糙，南方人活细得让人舒服，北方人活糙的让人大气，从这两个角度是这种感觉。

　　毛振华：你把缺点都变成优点了。

　　任志强：北方人是做战袍的，南方人不是，南方人是过日子，过小日子。

　　毛振华：曾总你是南北融合，你说说你的看法？

　　曾强：中国今天社会和经济主要是四个字概括，东、西、南、北。过去30年，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的争论，皇权几千年的国家，突然出现了跟皇权金字塔相对抗的一个西方的市场化，所以东西化的政治体制是在过去30年间形成的，是信共有制的社会主义还是信西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第一步。作为企业家来讲，中国几千年来讲，从上世纪发芽了一下消失了，7、8年以后又重新起来，所以中国就出现了所谓10年前的南北企业家之分。这个分别特点非常的明显，南方企业家的企业家基本是靠制造业、靠精细、靠擦着地皮走，应该说北方企业家基本上从天上走，靠关系、靠上层建筑，公有制转让私有制之间瞬息出现的巨变，所带来的权力换来市场的特权，之后再靠一些眼光，就刚才苗总说的，南方企业家可能针脚比较细腻，北方企业家大的外表比较细腻。

　　现在我们做统计，虽然我是学数学的，但是我相信南方一块钱和5毛钱流通的票子，可能远远超过北方的一块钱和五毛钱。因为我记得原来在粮票当中，北方最低的粮票是一两，但是上海有半两，北京人如果出去吃饭，不带着几百块钱的票子的话，就没法下馆子，南方可能几十块钱或者是几块钱都有可能。所以我感觉南北之争，在10年前出现过，当时大家都摸着黑，10年后大家都是企业家了，到亚布力一见，都感觉南方企业家是干活把腰扭了的人，北方企业家都是世界好几个来回了。10年前确实这样，但是亚布力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得南北企业家出现了一次融合，就像浊水和清水在一起就是不清不浊。10年前这个命题，南北企业家是存在的，今天南北企业家我认为由于亚布力的出现，这个论题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但是我比较赞成翁先生的观点，北方企业家可能在上层建筑，天马行空，资本，互联网，地产这方面比较擅长；南方企业家可能在制造业，精加工，内衣这方面比较擅长。但是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个南北企业家联手走向世界的局面，今天金融危机带来了三个绝好的时机，应该说带来中国企业的三把悬剑，一个是南方的出口业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订单在去年一下就消失得很多，南方企业破产非常多；第二就是人民币的汇率一定要增长，而且要升值；第三，购买中国制造的订单的买主，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三把悬剑，插得最深的是南方的企业家，如果是北方做资本的，做品牌的，和南方做制造业的，做管理的结合起来，去联手收购品牌公司，比如像著名的Kmart，像美国的一些公司，在资本和品牌上和大的威势上，也许北方的企业家可能更高一点，因为他们行走在天空，如果和南方企业家一起走向世界的话，我感觉可能是一个南北通吃的局面，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毛振华：通过大家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的基本走势，南北企业家都在成长。我感觉这个题目下来，要回到第二个主题，就是商帮文化，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走到现在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什么走到商帮，商帮是以什么形式来出现的，在亚布力论坛上也产生过几个小帮，这不是南北企业家的概念，就是互联网这圈人，他们也是很紧密的文化，现在在全中国满大街可以看到的就是浙江商会，什么商会，福建商会，这些都是比较厉害的，最近我们在北京还搞了一个湖北商会，湖北商会选了半天也没有选出什么，最后拉我去做监事长，我说我现在想当老师了，想让我当监事长，为什么呢？还是没有发现太多的好的企业，有名的企业还是比较少。企业家商会的领袖没有几个。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要这部的把商帮的经营变成很大的凝聚力，我们来北京，他们来的人太多了，好多人想到经济舱来，但是他们不愿意，折腾半天，还是浙商会的会长打了电话说换了一个飞机，浙商这么厉害，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感觉。再一个话题，大家从自己的感受来看，你个人对商帮文化的作用和走势如何看，简单一点，每个人两分钟，从晓光开始，这样转过去。

　　刘晓光：好像北方没有这些，都是南方有温州帮，福建帮。

　　毛振华：宁波帮，汕头帮。

　　刘晓光：北方没有这个帮，这是第一点。

　　毛振华：山西也是有山西帮。

　　刘晓光：现在也有，内蒙古也有，但是北京不明显。有两条，第一条可能有需要，一帮温州人在北京，可能需要沟通信息，互相提携，救危解难，互相支持，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犹太人，犹太帮，那时候打拿坡仑没有钱了，犹太人写条筹资。温州人和汕头人很像犹太帮。第二，帮现在的形式就是商会了，温州商会，汕头商会，我看他们有商会，很多很小的地方也有很小的商会。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好像没有这个。

　　毛振华：很多商会叫北方湖北商会，北方浙江商会，北方福建商会。外地没有湖北和北京商会。

　　刘晓光：我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北京人更开放，融合，不管你是山西还是湖北帮，温州帮还是什么都可以融合，更开放；第二，北京的情况太复杂，有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有各企业的上市公司总部，有全世界的大公司。

　　俞敏洪：主要是在北京做生意的企业家并不是北京人，所以没法变成北京帮，我们在座的都在北京，我们几乎来自全国各地，这个企业一定是以家乡为主的，除了四人帮以外，一般的帮都是以地域为主，乡土观念中国人比较重视，可能有乡土关系大家愿意在一起帮忙。但是北京怎么样形成帮呢？

　　刘晓光：从专业角度来讲，做IT的，做证券的是这样。

　　苗鸿冰：帮的问题，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几年为什么很多的商会都出来，我感觉大家干了一段时间可能有情感的需要，比如说民营的企业家，我们没有上级的主管部门，大家找一个倾诉自己的情感和互相交流的场所，大家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关心，我担心什么呢？当商会强势到一定程度，今天听晓光讲了一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个浙江村，最后军队包围才给解散了。现在你再这样发展下去，生意现在可能没有人说这件事情，万一有一天，怎么样了，大家要注意，别商会的生意太大的时候，会招来麻烦，招来麻烦我感觉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是我对商会的一种看法。

　　任志强：这个可能和文化有关系。北京是一个移民的文化，大部分北方人的移民文化，从游牧民族开始到移民文化，有移民文化的特征。移民文化就一定要靠五湖四海，没有五湖四海就生存不下去。第二个特征，现在北方的官方文化，不需要以地域为主，是以系统为主，所以以系统为主，我的手可以随这个系统伸到任何一个地方，想拉大门就可以拐弯把它打开。南方为什么要靠地域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系统，没有系统就要自己建立一套系统。实际上各地的商会，比如说温州商会，浙江商会，江苏商会，它在每个地方有北京会，都是它自己建立起来的，而官方已经有这些系统了，所以不需要。它一定是五湖四海的，为什么呢？五湖四海是把腐败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唯一办法，没有五湖四海只可以在一个圈子里头，比如说中央党校开始学习了，东南西北都来了，这叫同班同学，但是不是以地域划分的，有温州，有江苏，有山东，有湖北的哪都有，这一个班撒到全国各地区，每个角落都有它的人，容易潜伏。

　　所以，南北方文化之差，其中很重要的和现行的体制产生了结合和矛盾，按道理说，北方的四合院是典型的自我封闭，圈起来，外面没有窗户，窗户朝院子里，又是门闩，又是门杆，都是自我保护，防止外来人保护。这个是典型的。但是四合院延伸起来就是胡同的，利用胡同把所有的四合院联合起来，不同的四合院东南西北都有。所以你看看，北京的四合院八旗子弟的不是在一块其中，王府不是集中，而是东南西北交叉的。因此，北方有亚布力，亚布力是不分东南西北的，也不分行业特征。我们有阿拉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香港的台湾的也有，也不分行业，不管什么行业都有。按行业各种联盟，商会也不分南北，做起生意就不分南北。所以北方人为什么做得大气呢，它可以和五湖四海的移民联系在一起，不分地域。南方相对来说，更愿意和我有蛛丝马迹的联系的人进行联系，所以南方的腐败的官一揪出来还是和地域有关系，而北方的腐败官发现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地域关系。你搞分析就可以出现，这是制度造成的结果，所以南北之间的差异，要说和文化没有关系，还有点关系，从历史上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到现在为止，南北方差异之中，我更认同是北方企业家的一种五湖四海的未来的发展战略，只有这种战略才有可能像翁先生说的和不同的国际相结合，和不同的文化相结合。你们去北京，很少有人说北京人排外，但是去上海，一定说上海排外，他们总说上海话。广东人已经学从广东话到普通话过度，说明已经接受这个东西了，但是这种文化最终要为中国进入全球化，或者是企业进入全球化，先进入全国化，然后用全球化，这样一定要五湖四海打破一定的地域界限，最后形成的是和国际发展速度跟得上的公用的文化，这就是共识的问题。

　　最早的商帮文化，比如说成都的什么会，它是在世界环境不同的时候形成的自我保护，这个自我保护就像蒋介石都不可以统一的军阀。

　　毛振华：商帮文化的形成和融资和信用有没有关系？

　　任志强：如果按国际来说，是有一定规则的，是透明的，这种东西就不需要。中国为什么现在有，中国是因为现在不透明，第一不透明，第二有限定性条件。比如说异地贷款的问题，有资本金限制，国外可能没有资本金限制，美国做地产没有资本金限制。这些东西你要进入世界，你就不可以以中国特色对付世界，在局部的时候温州可能有钱庄，地下钱庄就需要信誉，为什么不需要信誉，没有信誉就给你杀了。政府没有信誉就把你关起来，那个就砍脑袋了，所以砍脑袋的信誉一定要比关在监狱里的信誉好。你到澳门赌钱，放贷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跟着你，不行就宰了你。所以信誉不可以靠背后的东西维系，一定要靠主动的，我一定会还你钱来维系。你完全用潜规则这些文化和世界文化在一起是有难度的。

　　毛振华：北方商帮要想发达，就要更与国际接轨一些。

　　曾强：南北方的商帮，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的本性形成的，一个是南北的建筑。北方的文化是通过组织来形成的，比如说协会，商会，信息协会，房地产协会，各种协会，所以到北京，北京会是最多的，最火的酒店和餐馆就是各种组织请客吃饭。他们寻求是通过组织来形成的；而南方没有这种组织，而且他们是这个组织当中的末梢。而且南方是以做生意为主，他认为形成丐帮或者是帮派还有可能形成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在信誉上能够获取他们想要的经济利益。我为什么说南北是由于人的本性来形成的呢？人在第一个轮回的时候，0岁到12岁的时候，生理上需要依靠的人是他们的父母；第二个轮回，12到24岁的12年，需求主要是靠老师和同学；到了第三个轮回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在南方和北方当中，北方是寻找组织，24岁毕业以后要寻找组织，分配到什么行业，什么公司，国企，民营是寻找组织；南方是寻找某种家族，有血缘上的关系，到了第三个轮回以后，生理上，南方的生存是我要挣钱，北方的生存是我要当官。当官的文化是排斥性的，一个萝卜只有一个坑，所以你不能形成帮派，形成帮派之后，每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只有当你成为某条线的时候，才形成正常的帮派。而南方是商业上，只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跟权力是不一样的，金钱是相吸的，权力是相斥的，南方就出现了以挣钱为核心，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地方帮派，而且特点是一个越小的地域，形成的关系越亲，形成的特点是区域性地区的老乡形成了非常精细的行业的分类。比如说一个缝纫机，张村去做缝纫机的板，李村做缝纫机的针头，赵村去做缝纫机的线，可以把缝纫机拆了，变成最大化，这就是南方偶合的血缘关系；而北方，只有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组织上一条线的时候，才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方面，其他人在这个坑上都是竞争的，所以是相斥的。最终的特点是北方是以组织方式形成的，南方是以血缘地域方式形成的。

　　毛振华：北方的企业家是这么看商帮的作用和走势的。

　　俞敏洪：我认为中国的帮派和团队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处于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从社会因素来说，一个人打天下和一帮人在一起互相帮忙，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社会因素，还有政治因素。为什么说南方的帮派，商帮会比较多，原因就是因为它离中央政府比较远，离政府比较远，离政府越远的地方越会有某种不安全的因素，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因为中国2500年的历史，做生意的人这30年靠共产党都起来了。北京之所以不可能形成帮派，就是离中央太近，想找到人立刻就可以找到。北京的企业家不需要一个帮派帮忙，比如说我打一个电话，我给任大哥打电话，他可以做什么就做了，不会说因为你是南方的就不忙你，尤其是北京城里不会形成一个帮派。当一个地方商业环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帮派。比如说上海就没有上海帮，因为张海的商业环境相对比较发达，解放前上海是被老外管着的历史，有点半殖民地的意思，所以上海就没有产生这方面的意思。

　　为什么北方的其他地区，比如说东北地区，除了刚才您所说的打砸抢的黑帮以外，商业上也没有讨论过比如说黑龙江商会等等，它是跟地域的个性有关系，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北方人就是彪悍，个人强大的个性。因为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中间，个人如果不彪悍生存就很难，既然自己很强大，他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个性更加独立的状态。

　　所以北方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大气，一帮人小气，这是北方人的特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彪悍和强大，几个彪悍和强大的人凑到一起去，这个事就没法干了。南方人就比较文弱，比如说我，比如说蒋锡培，一坐到这，体型就没法比，两个人站在一起，才可以比得过一个人的体重，所以不拉帮结派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前提条件。未来形成一个朋友圈也好，地域圈也好，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不管中国的经济多么发达，政治多么开明，未来有多么多的机会，商帮还是会形成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平稳的话，商帮会有渊源，时间越长，会越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东西。

　　帮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不要把它放在政治里面，把它放在政治里面很麻烦，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就喜欢和官方联系得很密切。比如说我团队中间的人，凡是纯粹南方的，我说的南方是长江以南地区，只对你每年给我多少钱，完成多少业绩感兴趣。北方不一样，在团队中间的北方人，除了钱以外，需要职位，有时候宁可钱少一点，但是职位给我，让我有一种荣耀感，这就是南北的区别，北方人更重官，南方人更重商。

　　北方刚才任总说的是铁蹄彪悍，一打一个国家打下来的，比如说清朝，和元朝，包括李世民都是，但是不要忘了，国家推翻都是被南方人推翻的。毛泽东推翻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是南方的，孙中山推翻了清朝，洪秀全也是南方的，毛泽东是南方的，朱元璋也是南方的，南方人很容易遇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团结起来，这个是南方人的特点。为什么我说南方人的商帮要注意政治影响力的问题，就是不可以把做生意的方便变成政治上的方便，南方人现在有这个倾向。倾向是什么呢？弄弄就是一帮人想办法进政协和人大，他倒不想当市长，但是进政协，进人大，南方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的市政协和人大，省政协和人大，里面的企业家绝对比北方要多得多，这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任何国家都是经济势力推动政治的改革，英国也是，美国也是。但是中国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特殊，必须是跟政治合作，才可以做得更好。

　　毛振华：你已经4分钟了。

　　俞敏洪：下一个主题我就不说了。

　　毛振华：蒋总是全国常委？

　　蒋锡培：我不是政协委员，下次你选我有可能。我感觉成立商帮等等肯定是外部环境和内在需要结合起来的，现在大家明白，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地方型商会就是这几年的产物，以前的行业协会还是地方商会哪一个不是领导来做的。全国工商联，工商联主席也是国家领导人，中国企联也是王晓宇当会长，所以这些领导人某种程度做商会的会长，为我们做生意的人说话，有这样的平台组织，很多人都赞同。另外，你去外面做生意的话，你总商会的会长，行业商会的会长，别人也认，这些东西都是跟自己的发展生存需求有联系的，如果没有作用，我肯定不浪费时间。尽管现在很多企业做大了，有一些问题完全不需要商会去解决，但是做大了给你这样的平台，让你当会长和副会长，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认同的表现，他也要去做。而且你做到了，你也可以为兄弟们挑挑头，你也可以帮大家提携提携，共同发展，这一点确实是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结合起来的。

　　至于说南方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商会比较多，各位刚刚也讲到了，很多意见我非常认同。因为离北京远一点，离政治中心远一点，而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国有企业都是中央垄断，另外北方也有大的国企，再加上外资企业，中央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跟开放是分不开的。外资企业享受的政策就完全不同，它可以3年量减半，它到中国来办企业的时候，很多中国的领导人都跟它说好话，因为考评机制不一样，这一点外方资深有这个实力，同时外部组织也强大。那时候江浙一带的企业怎么办？它就需要有组织。这样的一个组织运应运而生，江苏商会，特别是浙江商会，他们为参加商会的组织的人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一定程度上，商会出面，政府一定搭理你，个人出面，除非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实力才可以。我感觉目前情况下，无论你需要不需要，假如说暂时没有这个需求，参加商会一定程度上也没有错，多少对你有好处。有好处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做企业的，有名有利的多做，对你一定没有坏处。参加商会，你即使贡献一点时间和财力也没有关系，你也一定有更好的口碑，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可能不只参加一个协会和商会，有很多是兼着行业协会的会长，哪怕是地方商会的会长，副会长。我其实也参加了非常多的商会。

　　而且，如果自己愿意的话，可能有50个，100个，都会找你。总的来说，无论你现在有没有，或者是已经有省一级的，地一级的商会的话，参与参与都没有坏处。

　　翁以登：我以前是香港总商会的总裁，我对商会比较了解，特别是在国外。国外的商会形成一般都是为帮助整个商界对付政府的一些政策，所以比如说在纽约和英国或者是西班牙，每个地方大概最多一、两个商会，所以香港一开头商会也不多，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团结或者为社交，主要还是跟政府有一个商界的声音。你说的在中国南方的商会，可能跟环境艰难有关系，特别是如果他们到海外，如果有一个温州同乡会，浙江同乡会，上海同乡会，因为他们在海外，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比如说潮州同乡会，黑龙江同乡会没有像浙江同乡会那么发达。这是南方的一个传统。

　　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同乡会在中国南方呢，可能跟海外当时有关系，当时一个村的人都移民到外面去了，这可能有关系。现在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商会是会越来越发达的，因为我记得1998年朱总理在招待会上说了，中国商会的地位要提高，意思是把国家的一些权也许移到商会。11年已经过去了，我认为过程进展不是太快，可是无可否认，这个政府不光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现在真的是听商界的声音比以前多了，而且国际化，比如说要跟别的国家谈判，美国的WTO的谈判，商界的参与非常之深，他们告诉美国的白宫，我们需要什么一、二、三、四、五条，这点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中国的商界也认识到了。五年前，我们在深圳，跟工商联主席见面，那时候理事会还投诉，说为什么有一些法律在中国定了，根本没有争取业界的一些意见。工商联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和渠道，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商会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可以有正面透明度的影响一些政府的政策。

　　最后，中国特色一定会出现，中国特色出现，在香港，人人都要做商会主席，中小型企业商会有20、30个，每个协会有10个人，人人的名片都写着我是某某商会的主席。如果在中国这样发展是非常恐怖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团结的现象，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现象。可是说到未来，最重要的还是像任总说的，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团结对付外面，怎么样应对外面国际的环境，商会的历史我就讲到这里。

　　毛振华：我一看时间不多了，尽管今天时间很短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大家的讨论尽管看起来很零乱，但是我们上面基本上讨论了商会的形成，商会的现状，商会的走势，不同的阶段不同区域的企业家对商会的看法，但是有一条，中国商会发展走到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要一起走出去，来应对将来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共识，不知道我说的能不能代表大家。现在还有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把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提一个问题，第二让谁回答。上面的同志最多5句话来回答，不要有更多的分析。

　　问：我解释一下，因为我是北京浙江商会的，北京浙江商会形成三界了，我三界都是常务副会长，我解释一下商会为什么形成。1995年的时候，北京的浙江人在北京南城搞浙江村，温州村，结果当时北京市政府把浙江人作为一种异类的东西清扫，北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这个时候浙江省的省长专门跑到北京求情，希望在军队出动之前把人先撤了，结果人没有撤军队就进来了，推土机就进来了，把房子都推倒了。后来浙江人感觉到必须要做天下，因为浙江人人多地少，所以大家感觉需要一个团队来为企业家说话。因此1994年底，我们开始成立商会了，1998年的时候北京温州商会也成立了，1998年北京浙江商会作为北京正式批准的第一家省级商会。

　　毛振华：让他说完，因为你说得很重要，你的话题就说完了，不可以提问题了。

　　问：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经济周刊的，第一个问题南方民营企业家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互动模式？我想请俞老师谈。

　　俞敏洪：我是北方化的南方企业家，所以我回答不了南方企业家是怎么跟政府打交道的这个问题。

　　蒋锡培：第一，政府讲的话都要听；第二，政府官员不管位置多高都尊重他；第三，一定要规范，不要给他什么尾巴可抓。

　　问：我来自政府，现在我管经济工作，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的通过中介机构，比如说一些协会和商会来做工作，刚才听了企业家的谈话我感受很多，我想请问任总，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推动中介机构的发展，特别是各种协会，南北协会，成为政府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志强：台湾有一个市长电话，这是由中介机构规范训练以后来完成的，由四家中介机构竞争，竞标以后，现在你打台湾所有的市长电话，都是中介机构来替你做。关键的一条是，我们的政府要相信中介机构是好人，而不是要推翻政府，你才可以相信让中介机构替你干政府应该办的事，或者是本来不应该政府办的事，没有这个信任机构，你是做不到把政府工作社会化。

　　问：请问毛振华，我想问一下北京湖北商会下一步有什么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毛振华：这个我会后回答你。

　　问：我们有一个问题，刚才各位谈话中谈到了，中国企业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去国外做一些收购和并购，我想问曾强先生，您认为中国现在的企业，如果做国际并购，最缺的最弱的短板是什么？

　　曾强：这个事我和老王还是挺有发言权的。西方出现了大的衰退，所以收购西方的低估资产是非常好的机会。

　　第二句话他们现在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短缺和市场用户的短缺，而中国恰好提供了资金和市场，所以我们把这个维护好。

　　问：我是来自义乌的，我们义乌政府曾经带领我们企业到迪拜，到各个国家去参观，我感觉南北企业家怎么样进行结合，因为现在义乌政府带领一个地方的企业去，像翁先生说的，未来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或者是碰撞，但是未来任总，曾总？

　　曾强：成立一个亚布力并购协会。

　　任志强：义乌的政府太小气，没有联合，为什么阿拉善能够做出去呢？就是因为阿拉善已经把这个打破了。

　　问：义乌政府率先走出去了，未来希望通过南北企业家怎么样推动政府，或者是让政府带动企业家？

　　曾强：这个问题真的应该搞一个跟各地方商会和行会在亚布力进行论坛。

　　问：问总，你刚才说成立很多协会，招了很多会长，副会长这个会长，那个会长，多了以后会有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我想这怎么健康发展？

　　翁以登：如果有一些比较有势力的，还听会员话的，收集他们意见的一些商会存在的话，我认为这对影响政府可能是最有效的，一旦分散了，有100个商会在一个地方，政府利用这个机会，但是不听某些意见，这是更糟糕的；如果垄断式只有两个商会，又不听会员的，自作主张，跟官商勾结，那就不同了，那就要设立别的商会，这是我刚刚的意思。

　　刚刚我说达沃斯在国外的机会，我认为很多啊，比如说利丰现在收购做了几个彩购的公司，几个外国中介人采购公司，他们做的就是出口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物流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第三个就是贴牌，零售，很多很好的品牌在外面，做得奄奄一息，这种在中国是很有机会的。

　　毛振华：好的，谢谢各位，我主持当中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更要谢谢大家，大家对我们都有很好的启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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