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7日，“2010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北京召开。图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摄）

　　新浪财经讯 2010年2月27日，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2010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许小年：大家下午好，我讲的既不是经济学预测，也不是经济政策，我想讲讲最近学习了两份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一些感受，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注意研究中国的经济政策，大家也许注意到了，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年初，过去几个月中，中央领导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讲话，一个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另外是今年2月份省部级干部研讨会上的讲话，为今后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核心思想都是一个，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加快中央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意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任务实际上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明确的提出来了，95年到现在多少时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说明过去十几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说明我们转变速度太慢了，急需加快。据媒体统计，在领导同志讲话中，用了50多个加快，现在媒体数字跟统计局的数字差不多，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既然用了50多个加快，可见任务的紧迫性，可见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我们每年，几乎每年都在讲转变发展模式。我们中央也是年年讲发展模式，却又年复一年的复制传统模式。转变增长模式为什么这么难？其中原因到底在哪里？我认为难在什么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认识上的问题，主要是对转变发展模式迫切性认识不足，在经济过程中中短期轻市场，重视年度GDP，轻长期可持续性。第二个问题是落实措施上出现了偏差，具体来讲就是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作用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十几年年年讲转变发展模式，年年都在复制旧的模式。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认识上的问题，传统增长模式的特点我们都知道，是单纯追求增长素质忽视效益。对这样的传统模式，多少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这对我们转变发展模式构成了很大的障碍。传统增长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对于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扭曲，也有观点认为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偏下，投资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同时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劳动力数字差，短期不能放弃低端出口品。刚才我们讲投资驱动必然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倾斜，发展重点是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行业既然是资本密集型，就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则长期落后。在省部级会议上领导同志多次提到来吸收富裕劳动里，而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又要依靠增加投资，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传统模式增长的恶性循环，不能解决就业，经济增长短期内就要增加投资，又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此恶性循环，掉到了传统模式的陷井中去。打破这种思路的方法是什么，不是保8，我不知道GDP为什么一定要保8，这都是广东人的惹的，“8、发”我就搞了为什么GDP一定不能低于8，谁拿过深入的分析，说中国GDP低于8就不行了，为什么一定要保8。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唯一是加快转变发展增长的模式。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我们重点转向服务业，经济增长不需要8%，5%也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维持社会稳定。我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需要什么，大家都知道需要引发来做升级换代，要靠资本和金融的操作，要靠现代化的物流，要靠管理，而研发、金融、物流、管理统统都是服务业。所以转换经济模式又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来实现。

　　这个保8本身就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模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至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式的变化已经是我们低端的出口难以维持下去，在银行信用紧缩的情况下，即使在危机过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了，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波动，不是单纯的周期新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是什么意思，他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了，因为再也不能靠银行信贷维持经济的繁荣。即使欧美国家完全恢复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不要以为危机过后照常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指责我们认为压低土地资金和资源价格等等，连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对话贸易制裁的行列，我们暂不论你对还是我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加快向国内市场的转移，势必将我国经济暴露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之下，这对中国经济是极为不利的。正如中央领导同志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这个冲击之下，我们确实要加快转变了。

　　不光是外部的形势，内部形势的变化也给我们传统的出口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更大的压力。内部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他意识到这是我的权利，我要保卫我的权利，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过去低成本的模式很难再持续下去，比如征地，老百姓意识到，政府把老百姓的地卖出去多少钱，付给我多少钱。所以政府整地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工业用地的成本过去我们出口的优势一条就是资源便宜，要素价格人为压低，现在要素价格上来了。过去企业可以不顾环境成本，现在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环境成本显性化。在成本方面，媒体广泛报道的是民工荒，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在各个地方，成本上升使我们出口企业正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出口作为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大支柱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不可以安于现状，更不能以增长模式的转换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借口力图维持现状，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是认识上的问题，阻碍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措施，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这个我们报刊上都有报道，大家不妨读一下，平常我是只读书不看报的，最近我也在看报了，报纸上有些内容还是值得一提的。如果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下面我以消费投资失衡为例说明体制改革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发展方式下，我们知道是投资过重，消费国轻，现在的情况是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你分析一下GDP的构成中，只剩下一条，就是消费。提升居民消费，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无可选择之选。投资产能过剩，出口国际金融危机，国外的贸易保护，已经没有别的路好走，只能靠消费，但我们需要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时候却发展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46%极具滑落到08年的35%，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消费占GDP比重降低了10多个百分点，需要消费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也疲软，这个数字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失去自己的目标。我们过去多年是为增长而增长，而不是味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目的本身。我们为什么要经济增长，为什么要保八，当然我本人并不赞成一定要死保八，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手段，但我们多年的强调GDP已经给我们养成了思维惯性，把手段本身看成目标，结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换句话说老百姓的相对生活水平在下降。因为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中老百姓的消费得到了越来越小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忘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消费不足的原因我大概归纳了一下，第一是收入增长缓慢，尽管每年官方的增长速度与GDP大致相当，但官方数字到底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增长，谁也不知道。收入增长缓慢是消费不振的第一个原因。第二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人们不得不自己存钱，以备不测之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第三房价保障，迫使老百姓增加储蓄，增加储蓄就意味着减少消费。现在没有房子连婚都结不了，但是现在存钱的速度跟不上房价的上涨。

　　第四财富的积累向国有部门倾斜，而国有资产不能用于私人消费的，决定消费的两大因素，第一是收入，第二是财富。

　　如果上述的分析基本上可以，那么将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的对策就有了。第一是要减税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要财政政策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让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充实保障体系，别在建铁公机了，这些效益以后究竟是什么？这些钱用在哪里？用在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用在提提升消费，财政有钱就更多的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实和建设。第三就是要增加土地的供给，平抑房价，北京的房子我是买不起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个靠工资过日子的还可以买的起房子。最后是资产的再分配，就是在财政的分配上要向个人和家庭倾斜，其实土地所有权落实到个人，以及直接向老百姓转向国有资产，除了这些政策之外，城镇化是拉动财政的另一个有效措施，城镇化产生积极效应扩大城镇化。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创造新的需求，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不到50%，估计这个数是准的，因为没有人关心，凡是有人关心的数都有点看上去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了。46%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信心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城镇化为依托，将增长的需求拉动从投资和出口转到消费上来。所以我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个信息，就是要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居民消费，要想提高城镇化程度，仅发城镇户口是不够的，农民城镇户口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但还是不够，要提供负担的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没有这些东西，农民进了城也住不下来，住不下来城镇化就无法提高。如何为农民提供负担的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这就要是解除管制，开放投资机会，鼓励社会投资进入。

　　我想谈一下房地产市场，现在房子连城里工薪阶层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农民工了。为什么我们房价这么高，原因多种多样，很重要的一个是房价和地价有关，土地一级市场受政府垄断。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严重依赖，所以源头理顺我国房地产市场，降低房价需要推进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改革，切断地方财政和土地的联系。前端联系日子还要过啊，怎么办？地方财政的改革比较要进行。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大量改革工作要做，仅仅靠政府打压、提拉房价，解决不了房地产的问题，只能越搞越乱。

　　那么为了推进城镇化，作为促进消费的手段和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我们是不是把方向搞反了，应该是跟着农民进城，而不是下乡，这样的政策要重新的检讨，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政策应该是向前看的，着眼于将农民转变为市民，转变小农经济。我觉得我们的政策需要检讨。在提升消费方面，在把经济增长重力从投资转向消费是需要制度改革，抑制投资也是这样，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投资过重，消费国轻，现在我们要提升消费，抑制投资，这需要制度改革，因为我们投资过重也是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这个制度不改变，投资饥饿症就会经久不衰，永远也赶不走。我们投资的热情来自哪里？来自GDP挂帅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这是我们投资过重的一个制度根源，除了这个，还有人为压低的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能源价格，鼓励大家上项目，降低资本、要素成本，鼓励投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只要我建一个大厂，地方政府税收立即见效，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对投资乐此不疲，多多益善。这个厂赚钱不赚钱没关系，但他收税，税收马上有了。各地政府、各级政府都热衷于招商引资，实际上我们国家资金并不缺乏，资金多的是，看看居民储蓄有多少，但还在招商引资，我说引什么资啊？你本质就有很多资金，但那是老百姓的，他引来的是外面的资金。投资饥渴症，就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症状就是过渡投资。我们看到各地的地王，他搞杂了不用自己买单，后面有国家撑着，这和民营企业是不一样的。政府主导和审批制所创造的大量的机会，也是吸引着人们不断的去增加投资。过渡投资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病，单靠政府发文限制和严格审批是治标不治本，我们需要的是抑制这种过渡投资的疯狂需要的是综合性的制度改革。首先要改变官员的考核体系，不要再考核GDP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我提一个建议，咱们考核民众满意度行吗？民众满意度怎么考核？我说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每家安一个互联网终端，到了年底，地方官满意不满意，一二三四五平分，每个老百姓凡是到了年龄的公民，在网上按一个按键，该三分的三分，该五分的五分，汇集起来，让中央看一看，这个县长、省长、市长过去一年评分多少，技术上完全可以这么做，没有什么难度的，不能再搞GDP，再搞GDP就是传统模式。从GDP评选转向群众满意度，启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建立土地市场，用市场平抑低价。现在地价高了下不来，因为源头政府控制，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解除对资金对能源的管制，建立要素市场，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取消审批制，或者取消名为核准制、备案制的审批制，让市场决定投资方向和规模，让企业和投资者承担投资收益。我居然听说有不予备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应该取消，你如果不取消，就来寻租，能控制投资吗？根本控制不住。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要通过制度改革，改变我们传统的增长模式中的一系列的弊病，单靠政府没有用，单靠号召没有用，要靠制度变革。传统增长模式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服务业的落后，服务业的落后我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讲，中国服务业占GDP不到40%，美国是80%，日本65%，连印度都有50%，我们服务业不到40%，同样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体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府的管制，重要的服务业像交通运输，空运、海运，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是国有为主体，电讯服务业全是国有，金融服务业国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等这些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提升中国经济素质、提升中国经济效益的服务业都处在政府严格管制下，人为制造壁垒，因此要政府放松管制和解除管制。依靠市场和民众的力量，尽快发展我国服务业。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困难重重的攻坚战，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难在什么地方，这下面是我讲的，难就难在每项改革都设计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在众多利益中最大的就是政府资金，政府各国部门一改革就涉及到部门利益的重新划过，如同中央领导同志所强调的需要下面是领导原话，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我觉得讲的非常清楚和非常到位，我们发展模式十几年转不过去原因都是制度的障碍，现在要加快一定是要紧紧的抓住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再往下怎么做，我借这个讲坛，建议建立成立独立的国家独立改革委员会，每个公民都有权对国家事务做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一项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为什么？以摆脱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你现在让各个部门设计改革方案，你想想，你设计改革方案，如果他写他怎么写，他一定先把自己的利益写进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领导的和各个部门、地方政府没有关系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国家改革委员会广泛采纳各方意见，研究设计领导同志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方案。

　　如果这个委员会征求工作人员，本人愿意成为第一个报名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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