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聚焦资产泡沫与金融监管对话”于2009年12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此次会议。以上为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表示，金融危机之后，G20、美联储、英国金融服务局，包括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很多过去的金融监管规则进行了修改，越来越多引用行为金融学的原理，而越来越多地放弃了原来市场有效原理及基本假设。目前，行为金融学已经对现实的金融监管体系渗透得比较深了。

　　谢平认为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监管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按市场有效性的原理，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是不能管的，但是现在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将之作为监管的内容之一。前提假设是认为金融高管为了个人的高薪，有可能做出非理性、风险比较大的行为，使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最后由投资者和存款者承担。

　　以下为谢平演讲实录。

　　谢平：朱民也是讲故事的好手，我对希勒教授刚才的发言确实认真听了，而且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学术信息。实际上行为金融学我最早也是看了希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后来又看了社科院的一本学术综述才有所明白。而且我记得最近一期的美国经济展望杂志上，就是美国经济学会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不仅有很强的心理学试验给了支持，而且最近好像在神经学方面的试验，也给了他们一些支持。

　　我现在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主要就是行为金融学怎么样跟金融监管有关系。实际上我觉得希勒教授刚才最后的那三个PPT里面，专门讲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在G20和美联储还有英国金融服务局，包括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很多过去的金融监管的规则进行了修改。实际上这里背后隐含的经济学原理是越来越多的引用行为金融学的原理，而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一些原来市场有效原理和基本假设。特别典型的一个含义就是对金融机构高薪薪酬的监管。按市场有效性的砝码原理来讲，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薪酬是绝对不能管的，但是现在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都把这个作为监管的内容之一，显然他的假设是认为这些金融高管为了个人的高薪，有可能做出风险比较大的行为，有可能做出非理性行为，使他的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最后由投资者和存款者承担。举这么一个案例就可以看出目前行为金融学已经对我们现实的金融监管渗透得比较深了，而这些金融监管的具体政策，逐步地应用，对我们整个市场，对我们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业绩也会逐渐产生影响。比方说刚才希勒教授关于最后的银行资本的问题。

　　希勒教授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说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出面监管，然后他认为有很多风险可以通过现在还没有发明的宏观的经济工具给予对冲，而不是我们平时仅仅看到的市场上的才能对冲。我觉得这种思想尽管目前各国运用上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这个思想我记得他在世界经济新秩序当中和非理性繁荣的书中都有提到过。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也在寻找，不仅要加强监管，而且在寻找在宏观方面有什么很好的金融工具，能够对冲人类出现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工具还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希勒教授给出的工具和一些指数，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出来了。我现在的问题也有，现在从行为金融学的逻辑出发，现在看来非理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非理性的人，我们假设有三种人，一种是散户，也就是金融机构的消费者、存款者，市场普通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第二种是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要非理性了怎么办。第三种人更有意思，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金融监管的人，如果他们也是理性的人怎么办。这三种人因为他们所处的职务不同，这三种人有可能都有狂热、信心夸大，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我们现在看样子，应该按照行为金融学的假设，因为在座在场的很多人都已经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很多年了，这种假设是正常的，而且在希勒教授刚才说的几种动机当中，我又添加一种动机在中国，我特别想问希勒教授的是，这些非理性的人，同时都有政治动机怎么办，都想当官怎么办。这是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对这些投资者，对金融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的发言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