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文

　　一

　　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呼吁关注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那是1980年代早期。在1984年9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那之前，中国学术界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收入分配上，而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这篇文章或许是国内发表的鼓吹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如果从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了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除了表面上的这些区别，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观察一个社会最出名、最成功的那些人主要在做什么：如果他们是在做企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就快，就比较发达；如果这些人聚集在政府或军事部门，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慢，就不发达。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分配问题。或者简单说，国家的经济成长发展，就要靠市场，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推动力量、组织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的成长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成长、经济发展的过程。由此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政府——当然最初是从农村中聚集了一批人做企业后——下海做企业，到现在，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硕士开始选择创业或经营企业。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时代的进步，人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现在比较成熟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的体制变革，越来越走向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创业环境越变越好，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所以，如果我们看1980年代的那代企业家，他们文化程度比较低，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他们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当时整个市场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只要大胆做，就可能赚钱。到了1990年代，这个情况就有所转变，直到现在，仅仅是胆大是不行的，现在需要有更宽的视野、对未来的把握、对客户需求的理解，这些变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统一的竞争平台，不论你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市场上打赢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对市场本身的把握。

　　应该说中国的企业家，在这十几年的进步相当快。1990年代的那些中国企业，很难有心里真正踏实的，新的企业不断出现，同时又有很多在不断消亡。经过三十年，现在真的是“剩”者为王，那些存活下来的，经过市场竞争、淘汰，应该说已经有相当的竞争力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学习非常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蛮强，但是，它们之中又分成好多层次，我们有一些特别杰出的企业家，他可以适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他们不仅善于在中国制造，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很成功的典型，像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而大量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做得很好，但缺少这种国际参与的实力。他们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二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我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是很自然的、完全独立的、单单的作为学者的职责，不刻意，也不复杂。

　　因为我身处校园，我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而作为一个学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社会的现实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同时要对社会保持一定的批判、批评精神。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家都是一样的。当然无论你的批评也好，你的建议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所以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始终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需要一些呼吁去改变这种不利于企业成长、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政策、法律和其他体制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企业家本身在成长当中是有很多缺陷的，因为他们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甚至可能出现违法的行为，所以就需要有人去不断地去敲打他，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善意的角度，不断地去提醒这些企业家始终记住，他们本身的价值，就是给消费者和社会创造价值，他们始终不应该偏离这个方向。而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他们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精神，不能去守成。所以我们看，不论是技术的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的重组，这些实际上都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结果。

　　在现实当中，企业家会犯错，也会面临很多诱惑。比如说，做这个生意能赚钱，做那个生意也能赚钱，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这种短期的诱惑，赚了大钱却忘了长远目标，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火一阵子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作为学者，就要去提醒他一个企业必须有的使命和理念。只有把握住这个使命、这个理念，才能做一个持续成长的企业。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房地产最赚钱，炒股最赚钱，于是很多企业都去做了地产、炒股。但柳传志他就把握住了方向：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电脑的，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始终别忘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经受不住诱惑，红了一阵子，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另外一些诱惑，可能比这个后果还要更严重：一个企业本身是要创造价值的，但是也有企业被诱惑着去分配别人的价值，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寻租，它会使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发生偏离。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去提醒他们，真正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创造价值上，而不是去分配别人的价值。

　　当然，如果社会的体制和法律比较健全、比较完善，那么企业要成功、企业家要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别人创造价值。消费者认可你，买你的东西，你才能发财，企业才能成长。如果体制不完善，有很多的漏洞，特别是政府有很多权力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赚钱的最好办法，不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而是搞“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中国的情况是，个人的行为不仅和自己的理想、理念有关，又与社会的环境有关。有时候很难谈清楚，谁是谁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我们看待企业家的行为，一定要放在整个中国的变革这样一个历史当中。在政府管得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去和政府周旋，否则没有办法生存。关于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我很早就写过文章，都写了十年，说的总是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跟政府的关系，这其实是企业家一个最大的痛苦。包括现在都是这样，但所幸的是，我们越来越往市场方向走，越往早期看，个人的成功越依赖于他和政府的关系。但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到现在，和政府搞好关系未必就一定能成功，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所以，企业必须将精力转向怎么做好产品，怎么使客户满意上。如果仅仅是政府满意，客户不满意，企业是无法活下去的。

　　中国研究企业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现在几百万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或者号称企业家，但他们的素质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的。比如，李东生和TCL走向国际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建立一个跨文化的企业，能够有效地管理；但是对于在地方做地产的企业来讲，那他面临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怎么从政府手里拿到地。所以在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在关心着什么，他需要什么。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场合，问题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在理解企业家阶层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人说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之间互相是“鸡同鸭讲”，我不这么认为。

　　中国对于企业家阶层，特别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要创造企业家阶层，创造企业家阶层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社会，为了这个民族。因为企业家不是发挥简单的调配作用，而是要帮助建立市场的秩序，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客户与生产者之间都变得更加信任。当我们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怀疑它，当我们放一个贷款的时候我们对它充满了信心，这是我们企业家要做的事情。在过去的250年里面，经济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如果没有企业家在市场秩序的努力，没有使这个社会达到比较高的信任，就不会有分工、就不会有交换，也就不会有技术进步。所以，现在，我们考虑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层面的事情。我们怎么让更多优秀的人去做企业，对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一定是成功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至于舆论的评价，哪儿都一样，有褒有贬，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政府和企业间关系还比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当然应该讲在一个相对成熟健康和民主的社会，人们相对会比较擅长欣赏别人，会更多地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积极地评价一个人的贡献，而不会去以某一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对整个的阶层评判。确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另外一种风气，大家似乎很喜欢去妒嫉别人、诋毁别人。但要看到，我们取得的进步已经很大。想一想二十五年前，当我写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的时候，“企业家”基本还是个贬义词，现在我们至少不再把它当成一个贬义词，很多人还愿意自称企业家，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

　　关于这个群体本身，是否一定要具备很深刻的思想，或有很强的思想力？我想这要看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只是开一个饭馆，可能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他能够服务好客人，让客人满意就行。但如果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做一个在全球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话，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因为他面对的客户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兴趣、口味都不同，那么，怎么去把握未来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一个人要把握未来的话，没有相当深刻的思想是很难的。

　　中国有思想的企业家，应该说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的一些理事会成员，有相当一批都很有思想。他们的思想有的体现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判断，有的则很清楚地体现在对某一行业走势的判断，也有的体现在他们内在的很高的人文素养、管理智慧，以及对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的把握上，比如中国企业怎么在西方企业主导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等等。这很好地体现了“让企业有思想，让思想能流传”的这一宗旨，而这应该也是亚布力论坛延续十年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的环境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确实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是有思想就能成功，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踏踏实实实地干。企业家可以有思想，但企业家毕竟不是思想家，他的主要职责还是做企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人谈起来头头是道，但企业可能做得并不是很好。

　　中国的企业家，他根深蒂固的很多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或者说他们“管人”的思想中，好多东西在我看来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但是他们在“管事”方面，则更多地学习了西方的东西。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才得以形成，其中必有人类共性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跟西方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而也正因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才会看到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过去人家发达我们落后的状况在慢慢改变，我们在一步步追赶。如果本质有差别的话，就可能没法解释这些问题，也没法比较和追赶。所以，在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与现代西方的管理科学、管理实践的成就，很好地融会贯通起来的人。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还相当短。对他们来说，要在二三十年的短期时间里，适应这么多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很多中国企业的经历都与环境息息相关。企业的领导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消费口味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但现在，时代对他们在大胆经营、体制创新和把握市场、技术走向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企业家们坐在一块，讨论的问题总关乎技术、行业的变化，关乎具体事情的运营与操作；而中国的企业家坐在一块，讨论的大多是政策问题，抱怨很多，比如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贷款得不到，产权安全得不到保证等等。这里并不是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而只是为了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环境和人的互动过程。企业要生存，就得适应环境，但是要发展，就必须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看得更远。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企业家绝对不能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要努力改变环境。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做房地产，万科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功？它一开始就没有从政府处获得低价土地的优势，这迫使它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客户满意度上：我拿的地价比别人高，只有我的房价也比别人高才能赚钱。那么，怎么使房价比别人高，而且还要让买的人认为物有所值？所以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设计上，使买房人满意。相反有一些能够很廉价地拿到土地的人，从来都不太注意怎么去使客户满意，在短期内他可能会大赚一笔，但最后还是会在竞争中消亡。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摧毁它们的反而是自身的优越条件。因为长期生活在温室的人，对突然变化的环境，总是难以在短期内很快适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中国企业家身上最为脆弱的地方。

　　而要成为最有思想力的企业家，这种脆弱性是他首先要看到并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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