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以下是论坛嘉宾下午演讲的实录全文。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颁奖典礼

　　时间：2009年11月22日下午

　　地点：人民大学逸夫楼一报告厅

　　论坛第三单元

　　主持人：何志毅

　　首先邀请第一位演讲嘉宾，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发表演讲。

　　辜胜阻：城镇化是扩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2009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外需是负增长20%左右，而危机发生之前几年基本上是正增长25%左右，正负加在一起，对我国需求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虽然我们通过政府的投资和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力挽狂澜，通过强劲的内需弥补了外需衰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但我们应该看到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经济的两大失衡：外需和内需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国当前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还需要内生动力和活力。什么是内生的动力和活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没有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依然强劲。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内生的动力、活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化，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城镇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经济学家钱纳里指出，伴随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一是工业化，二是城镇化。世行的发展报告考察了大量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后得出结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措施。到去年为止，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7%，稍落后于世界50%左右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户籍制度问题，我国存在半城镇化现象。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们的城镇化实际上没有那么高，不到30%。所以，我们的城镇化率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来讲，至少滞后20-25个百分点。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按照45.7%的城镇化水平，我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未来将会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种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

　　我今天的第一个观点是，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是创造需求。城镇化在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我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即使前三季度GDP的增长速度达到了7.7%，但其中投资的贡献占到94.8%，而消费为51.9%。两者相比，消费还是短板，非常弱的。拉动消费需要有一个高消费的群体。当前，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太小，要培育这个群体取决于三件事情：一是城镇化，把农民变为市民。二是经济的服务化。服务产业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印度就是通过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达到2.5亿人。三是创业的大众化。要降低创业门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让穷人变为富人，让就业者变为创业者。在这三件事情中，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使农民变为市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城镇化和非农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收入特别是工资性的收入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收入提高才能保证消费的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9亿，城镇化率达到66%。如果这个预测能够实现2008-2025年中国城市消费增量就足以创造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第二，城镇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房地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房地产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房地产的复苏首先成为这次经济复苏的领头羊。有人认为，中国有新的三驾马车：房市、车市、股市。今年强劲的复苏背后房市、车市、股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民的市民化将引爆巨大的市场需求，其中首先就是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城镇化也可以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当前强劲的复苏背后主要是靠政府的投资，未来民间投资怎么样接力政府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城镇化与民间投资紧密相联，比如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这些地区的城镇化主要就是靠民间投资带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民间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地铁奥运支线民间投资占到95%，北京地铁4号线民间投资也占到30%，杭州跨海大桥也是民间投资占到30%，所以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合作共进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另外，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三，城镇化有利于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减少社会代价。1.4亿人异地流动的社会代价很高。1.4亿流动人口背后有近六千万留守人口，他们得不到上一代人的关爱，教育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这1.4亿异地流动农民工来讲有三个梦想：城市梦、安居梦和创业梦。这三个梦想的背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我认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三大梦想在拉动内需方面所产生的效应要比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大得多。因为现在十大产业当中相当一部分产业是产能过剩的，可能进一步加剧产业过剩。通过城镇化使农民工实现城市梦、安居梦、创业梦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是非常大的。我在北京做过调查，农民工虽然进了北京，但是他们的根不在北京，赚了钱还是想回到老家。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通过县城实现他们的城市梦想和安居梦想。城镇化可以培育新型农民，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所培养现代农民的大学校，农民工经过城镇化、工业化的洗礼，创业观念得到了熏陶，熟悉了市场规则，磨炼了意志，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他们有一定的原始资本，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创业激情，具备了创业能力。所以农民工创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据不完全统计，回乡的农民工累积已有800万人实现了创业，带动了三千万人的就业。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城镇私营企业主中间有五分之一也就是20%的人是进城农民。下面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截止到2009年上半年安徽省已经有70余万农民返乡创业，创办30多万家企业，吸纳220余万农村工就业，安徽整个农村工约是1100万，也就是说有五分之一的人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了就业。湖北通城县，多年来一直实行农民工回归工程，对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实行“土地全送，规费全免、税收全奖、服务全程”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原来我国水暖工业三大基地之一的温州梅头镇80%的从业人员来自河南固始，2005年以来由于租金飞涨等原因，不少人开始返乡创业，目前，水暖工业已经成为固始县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并使固始县城达到30万人口。浙江义乌通过农民创业推动城镇化发展，使只有2万人口县城发展成拥有70万以上城区人口、位居全国百强县第8位的中等城市。

　　第四，城镇化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培育中产阶级。当前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将减少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有测算表明，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则是培育中产阶级的产业载体。

　　我认为推动新型的城镇化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因地制宜，在中部沿海和东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中西部流出的农民工少量可以融入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但是大量应该回流进入中小城市。

　　第二，在中西部地区要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对于中西部来讲主要是依托县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东部三大都市圈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民工，但是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在中西部通过县城的发展实现城镇化。对于中西部的县城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50万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

　　第三，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土地是农民沉睡的资本，允许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制度。 “人口红利”造就了了中国这三十年的辉煌，未来要考虑怎么样在土地问题上做文章。宅基地、农民土地使用权，都是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融资的。山东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抵押土地使用权获得创业的资本。武汉也启动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成都更是通过土地确权、建市以及金融手段推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和金融改革的破冰。当然有人担忧，土地使用权抵押之后农民会不会大量失去土地。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在不完全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情况下得到妥善解决。另外，住房抵押贷款的实行也没有出现大量的人失去房子而走上街头的现象。这种抵押，只要稳步地推进，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创业的融资问题。

　　第四，制度如何设计？我们要改革金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让农民工率先市民化。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的原因，大部分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产能，却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在中等城市，我们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下面我对今天的演讲做一个简短的小结。我觉得新型的城市化的重点是解决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农民工少量可以融入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但是大量应该进入中小城市，要通过土地资本化解决农民工安居乐业。通过城市农民流动人口市民化推进农民实现城市梦、安居梦和创业梦三大梦想。要在中西部创立一大批中小城市，用人口城镇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即用“一化”带“三化”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依托县城和中小城市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民间投资，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总之，城镇化是支持我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引擎。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辜胜阻教授精彩演讲和时间把控。下面请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演讲。

　　洪银兴：

　　非常感谢给我一个机会，前面发言都是北京的，讲宏观讲得更多一点，我是地方来的，我想从地方的发展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报告的题目是后危机阶段的思考：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升级。之所以讲现在进入后危机阶段，也就是进入经济停止下滑，复苏尚未开始阶段。从经济周期分析，危机是短期的，发展是长期的。进入后危机阶段，意味着需要及时地由保增长转向求发展。上午谈到投资推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抓住后危机阶段投资的机遇，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根据我的分析，这次危机阶段刺激经济主要靠的是政府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不足，当我们进入后危机阶段后，如果企业和民间投资没有大的增长，这部分投资如果不能成为主体，我们的经济复苏还是困难的。特别要说的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在危机阶段，扩大投放的货币，如果没有企业和居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在后危机阶段就可能要停留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通货膨胀的危险。我这里特别强调，企业和民间投资对推动复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这方面我觉得存在问题。

　　现在我们讲到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往哪方面投资呢？我认为现在依靠股票投资、资本市场的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是难以推动经济复苏的，最根本的要解决产业投资的问题，目前我认为产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和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方向不明，我们现在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热，资本市场热，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企业和民间对产业投资的信心不足，投资方向不明。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对我们企业和民间来讲，要增强信心的话，首先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特征就是怕热不怕冷，冷的时间是短的，热的时间会比较长，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热度不可小视，过去在防止经济过热，实际上把许多地方政府关在笼子里面的老虎，这次刺激经济，实际上把老虎都放出来了，现在从地方政府各种项目上的热度来讲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对我们中国宏观经济来讲应该是不要以为我们会冷得太长的时间，所以我的看法是，在危机过后，我们将进入新的增长周期，这个生产周期关键问题是要以产业投资作为方向。

　　我们在后危机阶段，作为我们的企业和民间投资，包括民营经济，应该有一个迎接新的经济周期的准备。因为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特征，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都有重大的技术革命所产生新产业在支持，危机过后必然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上的产业创新，需要新产业革命支持新的增长周期。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这方面谈得多，这场世界金融危机，我认为它是属于五十年一个周期的长周期表现，长周期一般都是以类似于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支持时间来说明的，我这里引用了熊彼特讲得三个长波的时间，三个长波一方面说明了每一次重大的产业革命能够支持大约50年的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期间发生大的危机，乃至世界性或者大的危机，熊彼特讲到第三个长波，熊彼特以后，1946年世界上第一次可编程的计算机开始的数字革命到二十世纪末互联网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产生了新经济，在这个长波中间，到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我认为从50周年长波周期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属于50周年长波的一个表现。这个问题说明了在前一个长波，也就是数字革命出现新经济这个长波到本世纪初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这个长波的特征就是产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末产生电子商务信息网络，产生所谓的新经济，整整支持50多年的经济增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由电子信息网络所支撑的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下降，我们要预见到，下一个增长周期，下一个50年知识经济增长新技术革命和在新技术革命意义上的产业创新。

　　在下一轮新产业革命有什么样的特点？南京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闵乃本院士就新一轮产业革命从自然科学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预测。第一个方面，以电流为信息载体的集成电路将于2016年达到技术极限，2019年达到物理极限，人类必须发展新一代信息载体和信息产业。这是下一届信息革命的含义。特别是奥巴马提出智慧地球，前不久温总理到无锡视察物联网的时候提出感知中国，大家都在关注物联网和传感网的问题，作为近期产生新的信息革命。第二个产业革命内容，人类生产和生活所依赖的化石能源已面临枯竭，靠石油、煤炭这样的化石能源已经面临枯竭，而且由于使用化石能源造成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已经危及人类的自身安全，人类必须发展为生产、生活提供廉价便利的新能源，提供代替石油新一代燃料和高密度储能的材料、器件和技术。这就是提出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的革命。第三，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90亿，必须增长50%以上的粮食，同时还必须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疾病传染。因此，人类必须发展生物技术和产业，以确保人类的温饱、健康和生存，人类必须发展生物技术与产业，以确保人类的温饱、健康与生存。这就预示着下一次产业革命所要进入这样一个领域。新产业革命我们要预计到下一个增长周期新产业革命创新知识密集型产业绿色技术产业作为标志，二十一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已经初见端倪，新产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危机阶段不是考虑危机怎么走过，而是下一阶段的新的产业革命的高潮怎么样准备。过去每一场新科技革命都是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因此我们不可能同这些国家进入同一起跑线，只能在发达国家之后发展新兴产业。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我们不能够再像过去新产业革命的机会只是给发达国家，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危机以后，危机前的第四大经济体进入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世界经济大国的思维，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有机会有条件参与新产业革命，过去我们错过新产业革命的机会，这次不能错过，现在讨论后危机阶段，我们应该更多讨论是如何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机会。

　　如何参与新产业革命，关键是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以创新型经济迎接新产业革命。什么叫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经济是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作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的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作为标志的经济，现在谈经济转型升级，转型最重要的就是增长方式转型，发展创新型经济实现经济转型，主要靠物质投入的推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这个创新型经济有三个特征，一是以创新知识密集产业和绿色技术产业作为标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结合，第三知识创新为主体，也就是大学、科研机构同技术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在科技大会上明确的是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但是现在在创新型经济中间，就不能只讲技术创新主体还强调知识创新主体，也就是大学，从而推动大学和企业的紧密合作。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这个问题上，更多要关注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在领先发达的地区应该领先发展创新型经济，这里概括沿海过去两次机遇，第一次机遇是沿海经济发展乡镇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第二次机遇，开放型经济，实现经济的国际化。现在这两个发展经济的活力和动力在沿海地区充分释放，优势不再明显，因此创新型经济成为第三个发展机遇。第三次机遇在江苏提出之后，江苏省委做出决定，全省抓第三次发展机遇，抓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经济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性结合，它的特征就是科技创新，包含在产业创新过程中间，过去我们在沿海，特别是苏南发展乡村企业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星期六(24.59,-0.04,-0.16%)工程师，现在已经变了，现在强调的是星期六科学家，需要科学家发展推动他们的产业经济，南京大学在南京办国家科技园，在苏州办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无锡搞高新技术研究院，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扬州光电研究院、化工研究院，一个地区都办研究院，地方政府像当年吸引外资一样吸引大学的研发机构进驻。现在的趋势是，大学的知识创新延伸到了产业创新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延伸到知识创新阶段，形成了企业家和科学家相互的合作，而且是互动，相互导向。而且我们注意到创新投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我们书本上或者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风险投资主要是靠创投公司，实际上在创新型经济中间，高科技的风险投资不能完全指望创投公司，或者完全指望现在的创业板市场，我们的企业非创投性质的企业成为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体。

　　上午谈到开放型经济的问题。我们都在谈开放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下降，很明显，一直到现在整个经济的危机已经到底，但是我们出口增长力下降还没有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不要指望我们危机以后出口会有大的增长，原因是有两条，相当数量的出口品国际产能过剩，第二国际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各个国家都在保护主义，我们过去一直讲，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打开他们的市场，问题是这些国家也有出口也有就业问题，他们的政府也要保持就业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的出口也应该是按照创新型经济思路转型，也就是要有比较优势来转向竞争优势，通过创新实现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替代。

　　最后引进方面的转型。尽管我们可以指望说危机以后外资进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现在劳动的土地成本明显增加，外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规模进入，因此我们引进国外资源，也需要按照创新型经济的思路升级，一是提高外资的层次，劳动成本增加了，土地价格增加了，这个优势不在了，但是我们有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环境的优势，我们可以鼓励外资科技企业进入，鼓励他们在本土创新。

　　第二，我们现在因此国外资源也要创新，过去主要靠引进资金，我这里强调发展创新型经济不差钱，是差人才，因此我们关键是要引进创新型经济的领军人才，这是我们要抓的。

　　主持人：

　　谢谢。下一位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继勇教授演讲。

　　陈继勇：

　　各位学术界的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启发，我今天讲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也是目前炒得纷纷扬扬的，后金融时代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与前瞻。大家知道，最近两个协会的会长在台湾的中部城市台中市进行会谈，就两岸签订经济合作协定进行磋商，我昨天刚从台北回来，台湾产业界学术界、官方和民间，围绕着海峡两岸签订经济框架协定，展开热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互利共赢的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新格局。第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新高度——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三，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

　　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新中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日益凸现，08年我们应该说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的商品贸易世界第一，我们的出口贸易世界第二，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GDP世界第四。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国际上毫无疑问已经确定，根据2009年的世界贸易报告所提供的速度，2008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出口额分别是14280亿美元和256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11.8%和2.1%。两岸的进口额分别为11330亿美元和2400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量的9.1%和1.9%。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海峡两岸如何加强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摆在海峡两岸面前新的课题。尤其是海峡两岸地理区位优势，特别是大陆迅速崛起的市场，是香港、澳门可以凭借的最可靠的腹地。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有效应对，应该说为两岸经贸合作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状况。中国大陆实行特大型开放起，海峡两岸贸易开始逐渐由停顿走向恢复，并迈入迅速发展进程。其主要形态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转口贸易，90年代的转运贸易，20世纪末期的过境贸易，21世纪初期的准直接贸易，呈现从间接逐渐向直接转化的发展趋势。面对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认为，海峡两岸政治分歧应让位于两岸经贸合作，两岸应该共同携手，共度劫波。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头强劲。1978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为零，经香港转口的自大陆进口额也仅为4600万美元。08年底，两岸贸易总额已扩增至1292.17亿美元。起重队大陆出口额1033.40亿美元，台湾自大陆进口258.78亿美元。

　　由于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自大陆进口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发展，台湾持续享有贸易顺差。1980至2006年间，其顺差从1.59亿美元增加到663.7亿美元，26年间迅猛扩张了41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6.12%，顺差总额累积达到3987.23亿美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更是分别达到775.67亿美元和774.62亿美元，这就说明中国大陆作为台湾的一个腹地最大的市场，对台湾的经济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我们这两年从美国获得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775亿美元逆差给了台湾地区。

　　海峡两岸的贸易迅速发展为双方，尤其为台湾创造巨大的贸易利得，同时也在两岸间建立日趋紧密的贸易依赖度。伴随两岸贸易关系的日趋紧密和台湾对大陆贸易依赖度的迅速提高，大陆已在台湾对外贸易关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

　　02年大陆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03年大陆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05年大陆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的台湾第三大进口市场。可见，大陆经济的发展，和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可见一斑。

　　海峡两岸的投资合作情况。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为规避台湾当局的政策管制，多以迂回方式进行投石问路，投资数量和规模有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为突破口，许多台商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大量转移岛内的夕阳工业，即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80年代末在大陆的企业有一千多家。

　　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大陆因异步开放内销市场，台商投资转为大型传统产业，形成大陆生产，大陆内销的上中下游整合的本地化生产体系。台商在求发展、逐利润强烈驱动下，纷纷采取各种不同方式，扩大对大陆的投资。97年在经历大陆一连串经济改革，台商投资扩及资讯科技，大陆接单，大陆出口，出口导向产业成为主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有43500多家，实际到资240亿美元。

　　二十世纪初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活动形成新的高潮，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受海峡两岸加入WTO的刺激，以及在世界各国纷纷投资大陆的带动下，更多台商特别是台资大企业开始投资大陆，包括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保险、零售等服务业在内。台商从以往单打独斗转为集体合作，从单纯的委托加工变为邀请卫星工厂共同参与，联合上中下游相关配套产业一起投资，投资动机也改为积极的产销策略，最初跑带战略，转变为生根战略，签约期限一般在40年以上。至06年底，大陆台资企业累积7.2万家，台商数量超过一百万人，协议投资金近1000亿美元，实际投资437.59亿美元。大陆已高居台湾对外投资的首位，吸纳台资金额的投资总额超过比重超过三分之二。

　　从07春季开始逐步呈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在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场，并成为波及全球金融危机，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大陆不得不对先前实行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促进政策进行调整。

　　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雇佣、解聘、加班有了明确的规范，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大陆加工贸易企业用工成本显著上升。大陆上述投资政策的变化，使外资企业特别是依赖大陆低劳动力成本、从事简单制造加工部分台资企业感受到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部分企业开始撤资或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向印度、孟加拉等其他国家转移。09年6月，台湾方面终于开始允许大陆企业向台湾投资，从这一转变标志海峡两岸投资从单向走向双向。

　　面对大陆台湾赴台投资的新态势，08年12月和09年5月，大陆政府先后发出两个通知，明确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并积极组织大陆企业赴台考察，鼓励有势力的大陆企业与台湾企业加强合作，不少大陆企业也对赴台投资创业表现极大的热情，目前为止有十几家企业在台湾设立公司，迈出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第一步。与此同时，08年12月5号，海峡两岸三通正式启动，尤其是空中直航实现客货机包机常态化，两岸三通的实现有助于促进台商在两岸的重新布局，增加岛内母公司与大陆投资企业的整合，而大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举措，意味着海峡两岸投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台商投资大陆企业提供新的契机。

　　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规模来看，08年两岸贸易规模达到1292.2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额258.8亿美元，大陆自台进口额达到10.33.4亿美元。台湾已经成为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大陆则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止目前，大陆累积批准台资项目7.9万个，累积实际吸收台湾直接投资488亿美元，台湾是大陆第五大境外投资来源地。可见这个关系相当地紧密。

　　受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9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736.3亿美元，同比下降29.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139.2亿美元，同比下降31.6%。自台湾进口的597.1亿万美元，同比下降29.2%。2009年1—9月大陆其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764个，同比上升4.3%，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2.9亿美元，同比减少11.2%。截止到09年9月月底，大陆累积批准台资项目79270个，实际利用台资489.5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在我累积吸收境外投资占5.3%。

　　不过目前，大陆对台湾地区商品全面开放，但是台湾方面却未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仍然禁止大陆多种商品输入岛内，占台湾全部进口商品的20.3%，其中包括农产品(12.76,-0.23,-1.77%)834种，工业品1360种。由于这些不合理限制，影响两岸贸易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台湾和内地两岸的经贸关系做一个总结，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特点及趋势：贸易规模应该说从78年以来迅速扩张，台湾对大陆顺差持续增长。贸易关系日趋紧密，大陆成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商品结构不断调整，总体趋势迈向多元、互补。

　　总结这30年来，两岸投资合作方面的特点及趋势，我们认为是发展历经三波热潮，投资规模持续扩张，投资领域趋向多元，产业层次逐渐提高。投资地域分布集中，有向内陆扩展趋势。投资经济效益明显，台商普遍增资扩产。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新高度—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背景、主要内容、联系与区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已使其连续十七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存在的巨大市场商机，大陆已经成为台湾厂商全球化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两岸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两岸经贸开放，有利于台湾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给予厂商更大的经营空间，进一步促成两岸与跨国企业进行三方合作，让企业根据全球竞争策略，进行生产与营销等活动的全球布局，对台湾经济的发展将有极大的帮助。两岸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对台湾得利绝对是利大于弊。

　　另一方面按照全球区域化的盛行，进一步调整原有国际贸易秩序以及各国的经济版图。特别是今年在亚洲地区成立各种区域整合架构，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中蒙与韩国分别签订了三个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更使台湾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威胁。

　　台湾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有帮教的五个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只占台湾对外贸易出口贸易0.2%，到2010年，2011年，东盟加三全面开始实施，如果台湾不和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极有可能被边缘化了，而且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已经说明台湾现在已经被边缘化。

　　尽管两岸现在均为WTO成员，但是彼此间的经贸合作尚存在很多限制。作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地区和大陆签订经贸合作协议，有助于台湾降低该种威胁，帮助台湾更好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并进而吸引跨国公司以台湾作为进入东亚的经贸投资平台。

　　尽管双方在协议名称还未有最终的确定，但是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论证和谈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已成为两岸开展经贸合作的一项开拓性工作。今年11月11日上午举办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两岸有关研究机构九个字研究报告的模型设定、前提假设、各种模型情况对两岸经济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协议的框架，早期收获的各项关切事项进行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共同结论和建议，考虑在进一步确认和完善之后，对外公布。

　　我们提出的是商签这一协议，既要符合两岸经济合作的需求，符合两岸贸易的投资特点，也要符合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这一协议主要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等领域。商签协议的步骤可以先建立框架和确定目标，然后再协商具体的事项。主要内容是关税减让，两岸的金融合作，关于两岸人员往来更为便利化。

　　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对大陆经济的影响，主要进一步增加大陆对台湾的出口，加强大陆在东亚的地位。对大陆投资及经济的影响，有利于大陆吸引更多的台资，增加大陆就业率，促进大陆弱势产业发展。对台湾贸易的影响，增加台湾的对外贸易，避免台湾边缘化。

　　实施主要的政策建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逐步有序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协定。二是尽快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第三，兼顾双方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官方的观点：一是采取多步到位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模式。第二，早期收获。第三强化后续监管机制。第四，通过专业调整，切实掌握台湾产业，主要是农业和传统产业。第五，重视并强化后续辅导与产业创新，弱化ECFA签订对台湾造成不利的影响。第五，积极洽签其他FTA，强化台湾的外资吸引力，创造台湾的新契机，主要是三不三要。两岸经济合作的签订，放弃政治分歧，着眼长远利益，携手共进，复兴中华。

　　主持人：

　　本单元最后一位研究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

　　我本来是报告了一个题目讲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想法，但是后来我看到邀请函上写着，今天发的这个奖是企业理论方面的创新，要求每个人联系企业这个领域来谈，我做了一些调整，我这个题目想回答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重点在哪儿？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增长点在哪儿？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来讨论。

　　说到企业理论，我们在相对独立理论创新上，也就是我们最早的很多理论方面的理论创新，企业方面的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过多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并不是说没有受它的影响，而是说我们在相对少的深入地读了他们理论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些概念和企业的形式，我们没有真正在了解企业理论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创造了很多改革国有企业的形式和提出了很多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在那个阶段所探讨的企业改革形式已经完成了。我们说到企业微观机制和体制的时候，我们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说两个东西，一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理论都可以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企业本身的产权理论等可以回答。比如说解决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内部积极性等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企业就是把生产单位和市场划一个界限，把它割裂开，在企业内部搞一个层级式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的监督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监督是不可行的，没法监督，最终的结果表现在年终的产量上，但是企业相对来说是可以监督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积极性很好解决。接下来我们想解决的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经理人的积极性问题，不是职工的积极性问题，解决的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的问题，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道德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逐渐探讨，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承包形式，资产经营责任制和承包还有股份制等，我们都借鉴了，我们都尝试了，后来我们采用了集大成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的层次上，我们也做到这样了，也应该可以起作用，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企业表现是不是真的特别好呢？内部的管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产权相对明晰了，也是最大化的实现利润，经营的也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我们研究企业的时候，还忽略了一点，有人提到，但是我们往往还是忽略了，企业外部竞争环境。这个竞争环境可以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企业的进入机制，为什么说只有你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中，这个领域来呢？我不能呢？如果说人人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置上，某些类型的企业可以随便进入，对另一类型的企业交易成本非常高的话，实际上还是没有自由进入的，既没有自由进入也没有自由退出，还包括产品的充分竞争性，产品市场的完善程度，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程度，我办企业，土地是不是可以得到？或者说他可以得到的情况下，我也就能够得到，现实中可能就不是。还有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当然还有劳动力市场。只有三个层次，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充分竞争外部环境，合起来形成企业良好发展，并且产生宏观效益。

　　现在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积极性，国有企业也好，合作企业也好，私人企业也好，但是宏观效果并不是一定就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我们企业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没有完全成功。

　　国有企业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就是放权让利的特点，到了逐渐一步步深入，到了九十年代，企业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他所需要所有的自主权，同时他还可以获得和上级的承包关系，和国家政府的承包关系得到他自己经营好了的应该得到的激励，这时候我们企业还有什么错误吗？看上去这个体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自主权不是真实的。在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经理首先是有了用工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招工和解雇不称职的员工，到九十年代后期之前从来没有看到企业家经理人员使用过这个自主权，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从直接来看，作为经理我犯不着，因为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也犯不着砸了我职工的饭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当然也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在这个时候解雇了工人就意味着真正砸掉人家的饭碗，对于有社会责任，或者说安定要求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行的，因此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和企业开始减员增效的改革，合在一起导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失业。接下来我们发育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同时也建议企业在恢复的情况下，实现再就业。因此，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次改革中，逐渐发育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企业经理人员都可以随意没有什么障碍地使用用工自主权。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的配合，没有竞争的环境，内部的治理结构也好，管理机制也好，在微观层次上解决是不管用的。

　　我更想讲的是，整体的经济发展，整体的工业发展，一个新的特点。我们知道，在本世纪以来，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我们的沿海经济增长越来越快，快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开始出现了成本提高的趋势，成本提高除了有土地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从03、04年开始，我们见到民工黄，非熟练的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短缺现象。这种短缺，我们就要看，有人说这是结构的，其实缺的是技能，任何社会，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贫穷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缺技能的，永远有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是人力资本比较强的，只有出现了非技能型的人才短缺才有经济发展转折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经济发展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就像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结构一样，因为农业中有源源不断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原来的产业里，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零，因此任何一个为正数的一个工资率都可以把它吸引出去打工，这样我们持续了很多年，我们当时我们统计局的领导也说过，在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涨，这是正常的，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是从03年以来，我们的农民工工资就持续上涨，而且越涨越快，说一个大家很难解释的现象，去年已经遭遇了金融危机，而且已经像东莞这样的地方已经出现很多农民工失业的情况下，去年农民工工资上涨率还是接近20%，真实上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民工工资把它作为非熟练工人的代理，他的工资上涨，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逐年下降了，还是正的增长，但是增长率越来越慢，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保持一定的速度甚至逐渐加快的情况下，一定有供给赶不上需求的时候，出现这个的时候，工资率就会上升，上升就意味着刘易斯式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转换，大家注意到不是转变，而是说开始转变了，从这儿开始，他以更快的速度逐渐改变二元经济特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判断，是不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了，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大家用拍脑袋觉得说，不太可信，因为我们还会在很多的贫困地区看到很多的农民没有就业，这一点最有价值，它提示了我们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除了规模有意义之外，因为前不久我参加一个会议，刘伟教授主持的，中国叫未富先老，中国的经济叫未富先强，第二天我遇到美国经济学家说了一个词，他说得更准确，中国经济叫做未富先大，这可能比未富先强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经济规模使得我们产生很多不同之处，不同之处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所谓的大国经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区域差异性，其实就是我们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看法的根源，当你在沿海地区或者把沿海地区当做中国的整体平均起来做出一种判断的时候，人们抓住中西部的现实的状况，就会否定你的观念，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区域差异性也就意味着说，他给我们提供未来的增长机会。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实现以前发达国家甚至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没有达到长期的高速经济发展速度，我们有更大其他国家的差距，差距产生后发优势，技术上的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上的不同以及管理经验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我们用更廉价的优势，需的别人已经得到的创新的产品和生产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把它搁在国内来看，当我们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发达，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土地成本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产业升级必然会发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新的阶段上，但是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其实还有机遇，带有双重的后发优势，一个有发优势和国际先进水平还大，第二个后发优势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然还很大。

　　实际上提供了经济发展机遇，因此我的判断是，这些天如果让我说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一是城市化，二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赶超。但是，中西部地区是不是赶超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赶超了，我们从2003年以后，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是快于沿海地区的，作为结果来说，我们按照分省计算人均GDP基尼系数来看，03年之前一直在提高，也就是地区差距在扩大，03年以后，差距开始缩小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更加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忧，我们有一个假设，因为我们研究经济，我们看到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最有优势的地方和作为后发后起地区，能够接下来干的事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说日本人说过的所谓验证模型，验证模型不在国与国之间转递，而是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但是问题是，过去这些年里头，我们看到不是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发展了重化工业，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看数据是说，中西部地区在过去许多年里头，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目前资本密集程度在制造业中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因此他走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说的企业改革，如果把它放大到宏观含义上来讲，外部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自由的进入，生产要素市场还没有去掉扭曲，产品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今后要做的事是，我们应该把区域发展战略扭回到比较优势上，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建议我们对这个单元的四位嘉宾再一次表示感谢！

　　论坛第四单元

　　主持人：刘迎秋

　　下面进入第四单元，第四单元有四位专家演讲，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给我们做讲演。

　　刘伟：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11月份年底我们国内论坛比较活跃的时候，前天我刚在这个会场，出席过一个论坛。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理论创新奖颁奖和论坛活动，既然是讨论理论创新大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出发，对中国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哪些要求，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更关注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的增长率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地放慢，但是我说，我们不能由此忽略了，这场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如果我们应对不好，可能比这场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还要严重，还要深远。现在讨论这场危机原因文献很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大体上是这样子，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当中运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进行置换，寻求经济当中均衡增长，这样的状态越来越困难，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从50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20年高速增长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成本迅速提高，包括石油等，73年之前讨论每桶原油(77.47,-0.58,-0.74%)价格一块多美元，当时讨论能不能逃过三块美元，土地、劳动力成本经过战后二十几年的发展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问题，通货膨胀不再主要是需求，而是成本推动，至少在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传统的凯恩斯的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进行置换，有了严重的困难，因为过去运用凯恩斯的政策，如果失业率高，我刺激需求，拉动增长，我换来的是失业率降低，我付的代价通货膨胀上升，反过来如果说通货膨胀高的话，采取宏观政策紧缩需求，紧缩需求结果通货膨胀降低，付的代价是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凯恩斯当年的置换。

　　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主要的物价上涨原因是来自成本的推动，这时候物价上升的同时，需求并没有活跃，因此置换不出什么增长速度的提高，置换不出失业率的降低，这就是所谓当时滞涨。怎么办，西方经济学可以说，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和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尤其货币主义的政策，被人民特别地青睐，所有政策主张聚焦在一点，经济恢复均衡增长，如何实现降低成本，用这种方法降低成本最简单，短期最容易见效就是运用货币政策降息，也就是降低利率。意味着降低使用货币资本的代价，这样的话成本能够降低，这样一降低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成本降低，鼓励投资者投资兴趣，增大投资需求，加快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降低成本，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尤其降低成本推进型的通胀的压力。这样既降低通胀压力，又带来经济增长，实现了7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这段时间西方经济又一次比较持久的高增长。但是注意到没有，如果说传统的凯恩斯在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进行置换，七十年代以后的宏观办法在什么中间置换呢？实际上在扩大经济规模的数量，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降低投资项目的质量进行置换。降低利率实际上降低对项目的盈利能力的要求，我是10%利率的时候，显然8%、9%回报率的项目就不合格，不能立项。但是我如果把10%的利率降到5%，7%、8%、9%原来不合格的项目就变成好项目了，就可以立项了，投资数量能够增大，所以付的代价是，增大投资项目的数量，但降低了对投资项目质量的要求。这样极大的刺激投资需求，投资需求越来越旺盛，早晚有一天市场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旺，拉动着资本的价格早晚要逐渐地上升，重新调整利率，原来低利率下是好的资产，低利率下是有利可图的项目，现在统统变成了不良资产和泡沫，这是从七十年代以来政策主张累积的矛盾。

　　到了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无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努力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过去降低使用货币代价来降低成本，酿成了泡沫，现在怎么样避免这个泡沫呢？也就是说，要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提高企业效率这样的话，增大产出，改变成本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话，甚至可以说是绝对地降低成本。做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走出这场危机，根本摆脱这场危机的困扰，重要的方面，从中长期来说就不仅仅是对总需求的增长和扩张，拉动增长，从微观上从企业创新这个角度入手，真正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成本能够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情况下，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提高，降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成本，这是我们能够走出根本摆脱这个危机一项根本的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场经济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更多关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仔细想一想，真正要实现在危机下摆脱它对我们增长的影响，更根本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体制创新的问题，包括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整个宏观的制度创新，目的是什么呢？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在这两个创新的基础上，真正解决微观层面成本和收益产出的对比关系，进而解决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当中的结构感到。

　　去年诺贝尔奖得主怀疑中国增长可持续性，怀疑东亚，九十年代末他写得东亚奇迹的破灭等，他否定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在这方面，他发现东方包括日本、韩国，企业制度里边，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不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他认为东方的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特别大，银行掌握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银行这个资源给谁不给谁，作为落后国家一般有所为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集中力量在一定时期里确定一些产业和企业迅速做大做强，让他能够实现重点超越，这些国家都有系统所谓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无外乎两个内容，一是产业结构政策，也就是明确一定时期扶植哪些产业，另外产业组织政策，明确一个在产业里边，在一定时期扶植那些企业把它做大，有了产业政策要求金融按照政策金融，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进行信贷计划的编制，如果这些银行家不听政府的，政策金融的要求怎么办呢？东方还有一个传统，叫做恳谈制或者劝说制，政府找你谈话，一直谈到你理解政府的意图为止，你理解了你要回去贯彻，回去贯彻政府不放心，还要窗口指导，看你是不是这样干。东方企业制度上面，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大，银行的钱给谁不给谁听命于政府，政府想获得最稀缺的资源——资本的话，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游说政府，找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两个字行贿，这就有问题了，最稀缺的资源，也就是资本，现在不按照效率原则分配，不是哪个企业有效，我就给谁，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哪个企业行贿力度大就给你，最稀缺的东西按照腐败指数分配，不按照效率原则分配，当然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

　　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个虚假的繁荣和企业帝国，这是没问题了，一段国家时间对资金需求上来之后，资金短缺的时候，再怎么样行贿，搞不到新的贷款，难以做到以贷还贷，做不到效率，怎么办就破产，破产之后主贷款银行连带破产，出现这样一个局面，破产一批企业，倒闭几家银行，倒闭几家银行抓住一批贪官，到银行一问，为什么这么干，政府让这么干的，形成这样一个怪圈这是克鲁德曼很早做出这样的推理。后来用了各个国家投入产出的数据，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数据，他做了一个验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要素效率的贡献确实不大，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他由此得到这是一种泡沫的东西等。他的怀疑，有没有道理，价值观上、意识形态怎么样认识，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数据运用的年限上再做讨论，这里给我们一个警示，尤其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真正实现持续有效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最要紧的恐怕还是掀起供给革命，真正在供给方面，供给方面更多盯住成本，盯住效益，不仅是宏观的问题，微观的问题，企业制度的创新问题，就有了特别重要的宏观意义。我记得厉老师有一本书，入选了广东经济出版社前几年选得一套十本影响中国经济的十本著作，我记得有光远先生，比较年轻一点就是厉先生和吴敬琏先生两本书，一共是十本，厉先生的书很多，你写了那么多书选一本书做影响中国经济十本著作，哪本好，厉先生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非均衡中国经济这本书谈了一点，不是谈均衡和失衡问题，最要害的一点是，在原来体制下，中国经济在制度上没有趋于均衡的可能，不是现实宏观经济失衡，最可怕的是制度不收敛，中国的有效增长问题，中国的均衡问题的实现也好，很要紧的是改造这个制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制度改造实际上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这次金融危机，全世界各国联手对经济干预之后，对市场自由化、分散化会有所怀疑，由此不要怀疑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我想这恐怕是很根本的，如果动摇和怀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想增长问题和改革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伟教授，非常精彩的讲演和分析，从利息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到企业的创新。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华生教授做精彩的讲演。

　　华生：大家已经听了一天了，我估计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好处，学生在这儿，听了一天，各种意见都有，已经听得比较糊涂了，好消息是，我自己也坐在下面听了一天，如果政府的决策坐在下面听一天，也糊涂了，经济学家都巧言如簧，每个人说得很有道理，他们意见又不太一样，如果听完我说的话之后，我估计更糊涂了，因为我跟前面的观点又不一样。在复杂现象体的时候，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如果取得一些共识。这一点我们过去的领袖犯过很多的错误，有一个是有可取的，就是抓主要矛盾。

　　当年不小心搞成一个股市理论家，主要就是因为股市争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股市的主要矛盾是股权分置，现在回过头来说，中国经济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本来我是准备了一个大题目，我想大家看文章，本来这个题目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演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经经过几次的演变，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近年来，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想实行现代化的转型和当时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市场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在有些领域也有过渡的情况。但是现在这个主要矛盾，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目前经济形势，包括今后三十年的增长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我今天想用简短的时间，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

　　从短期来说，今天谈到得很多问题，昨天我在上海的会上我也讲，现在说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包括内源资源价格的低下造成我们不是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包括城市化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国进民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看一看中央的文件里面都有，现在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当中首要原则提出来就是要增长内需，而且是注重发展消费需求。第二条原则是关于资源节约型，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变。我们运行四年下来，我们今天讨论是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否则的话我们重复这些话，“十二五”规划再把这些话写进去，不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实际上这四年来，实际走成的路和我们说得路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实际做成的是速度挂筛，“十一五”完成最好的就是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五年的任务，我们现在早已经在做“十二五”的事情，因为“十一五”计划提出到2010年GDP增长指标是26万亿，大家知道早在07、08年就被超过了。其他的指标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相同的情况。领导人，包括政府也不是说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除了速度挂帅以外，还有稳定第一。我们很多改革，我们说了很多，为什么没有做？可能和稳定有冲突。经济的运行和政府的运作有它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现在要搞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刚刚开始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很多意见都是很正确的。在速度挂帅，稳定第一的基础上，兼顾其他，这是我们实际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想真正转变我们的实际运行模式，不是文件里边，包括论坛上讨论的东西，恐怕我们还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从当前来说，我们大家比较统一的意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需求的下降，中国政府应对得非常好，今年的GDP有望超过8%，不但没有下降，还在大幅度增长。现在实际上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发展改革都是实践问题，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践科学，这样一个宏观设计的计划，下面应该怎么办？这个月底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要口号应该是什么？主要宏观经济着力点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是我们改变宏观经济刺激制度方向的时候。是淡出的时候，这个时候淡出我们才主动，才能够软着陆。因为我们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赤字财政和发票子搞建设，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一剂毒药，特殊情况下使用它就像鸦片镇痛一样是需要的，但是经济一旦有条件，就应该退出，退得越早越主动越从容，这是当前恐怕要研究的中心，在这个问题上，我列举了8条为什么现在要转向的理由？只有退，所谓退最担心的就是怕牺牲一点速度，我们已经把“十二五”计划大部分速度都已经完成了，按照现在的趋势，09年不是8%的问题，恐怕要超10%，如果没有打的变化。速度稍微降一些，使得“十一五”计划剩下最后一年，我们制定除了速度以外的重要指标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能源资源价格，中央启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基本上是调价，这还是价格改革，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参加调整价格都有改革的意义，改革30年后，调整价格已经很少改革的意义，现在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赢得这一年多的时间，真正起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变革。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这个口号和步骤的提出，会有效地消除现在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可以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有效地遏制资产价格上涨的势头，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以后明年年底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怎么办？早有一句话与时俱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明年出现更大的膨胀怎么办，美元贬值以后，国内的双重膨胀怎么办？审时度势，现在的政策争论的中心在当前而言，对于“十一五”计划完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前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别急急忙忙到时候出现某种概率的时候，那样损失就大了，我们本来提出来除了速度以外的主要指标都完不成。

　　第二，这是短期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主要制约究竟是什么？从现象入手首先就是消费不足地很多专家讲得意见我是赞成的，我们不能希望渡过这一段危机依靠国外的需求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是不可能的。国内需求靠扩张性的赤字财政和发票子拉动投资是不能持续的，靠消费需求中国人现在这么点水平怎么会没有消费需求呢？我们同学马克思早就回答了，消费需求不足一定是财产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肯定也切中我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消费需求不足就是我们财富分配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当中的分配严重地不平等，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最不平等的大国，最不平等的有影响的国家。农村人的收入大致是城市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按照很多专家的估计不到五分之一，使得我们的基尼系数逼近0.5%。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这个格局不可能改变消费格局。消费需求在下降，谁在下降，做研究拿数据，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在GDP的比重改革30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真正下降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从改革初期差不多占到30%，下降到08年只占8%，这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除了开出的几年之外，主要是落在城市居民头上，没有落在农村居民头上。这是造成的基本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我们过去30年最辉煌的成功空前未有的工业化，毛泽东那一代人所希望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在这30年当中不能说完成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在实现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我们的30年最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消费不足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脱节。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脱节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消费需求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单纯讲城镇化、城市化还不够准确，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按照统计数字40%多，还不算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是低一些，比同类国家也要低一些，每年差不多0.8%到一个百分点增加城市人口，再过20年、30年有70%多60%多的城市人口这个速度不算太慢，问题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是畸形和扭曲，进入城市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五六千万的儿童家属在农村，还有他们应该赡养的父母，我们现在面临是扭曲和畸形城市化留下将近三亿人的欠帐没有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我来看，扭曲和畸形的城市化。

　　中央提出来要在二三十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和谐社会的矛盾，我认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开始编制“十二五”计划，整个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十二五”计划当中提出来，要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当时这个问题我和林毅夫教授曾经有过争论，我是反对的，我也给领导同志写信，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农村是我们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开，正在离开还在不断离开的地方。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的看法是，“十二五”规划以及其后五年规划发展的重点，如果借用这个话的话，重中之重要进行新城市建设或者说新城镇建设，新城镇建设的核心是要实现有市民的城市化，我现在的城市化有城市化，我们的城市扩大了几倍，城市建成区扩大了几倍，但是市民没有增加，像深圳这些地方，有户籍的市民只占人口的少数，大多数人不享受。

　　我觉得实现这种城镇化，以新型的城镇化为核心，才能带动，包括从人口、土地一系列制度相应的调整，要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我这个地方讲得土地不是城郊农村的土地，靠把城郊农民的土地变成所谓置换搞城市化，中国要实现城市化得把全国的土地变成城市，我讲的是农民工的土地，这样才能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映，根据这样基本的矛盾启动一个新型城市化纠正畸形和扭曲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就业问题，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包括城市里面高房价的问题都能解决。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为什么能解决，怎么样解决的？因为回城的知青下放户没有工作，农民工的家属都进城了，第三产业的比重一定就上来了。

　　主持人：

　　我理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退出，实际上就是把资源配置基础权力交给市场，我理解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主要矛盾，扭曲的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矛盾。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给我们做精彩发言。

　　杨瑞龙：非常感谢承办方，我代表学生感谢给我们演讲的嘉宾，这些嘉宾的演讲给我们大开眼界。

　　本来我想讲几个问题，讲几个问题效果很大，我讲的问题是国企改革，选一个和获奖者的理论有关联的一个问题，临时改了一下PPT文件，删了很多，讲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创新意义。大家知道，这是本次获奖者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获这个奖呢？借这个问题我阐述一下我的看法。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就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从转变角度来说，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资源配置从等效规则转向产权规则，本质上资源配置权力从政府转向微观主体。怎么样实现这个转换呢？中国就采用两条途径，一条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条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从改革之初，从农村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如果要引入市场的话，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把它改造成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就明白的。但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改革，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尽管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国有企业要改革，变成市场主体，从意义有的理论存量上来说，不能足以支撑国有企业改革，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在经济学的假设里边，采用个体主义的成本分析方法，用这种方法讨论一个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看不见手的理论，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当市场是完美的时候，给定每个人有权力追求利益的时候，只要给个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条件，人民对利益的追求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沿着这个理论，毫无疑问公有产权没有效率，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公民的悲剧，一旦产权归属不清楚，一定造成产权的问题，如果延用这个理论，只能搞私有化，这个理论不支持我们，在国有制为主的条件下面走市场化道路。另一个理论是否支持呢？西方经济以前长期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完全采用的是西方经济不一样的方法，它假设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假设下面，采用了整体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当你采用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时候，就会发现私有制一定会导致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剩余价值理论我就不多说。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认为，公有制一定要取代私有制的，公有制解决社会人利他的问题，公有制比私有制更有效果。沿着这个逻辑往下走的话，如果采用公有制的话，也就是说商品货币存在没有必要，尽管后来我们变头变尾，如果这个主心骨不变的话，要在公有制条件下面找到一条市场化途径的话，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任何改变所有主体背离公有制原则，背离公有制原则，必然背离社会主义原则，这是过去两大块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很早就要搞市场经济，你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市场机制，要有市场机制一定要有市场主体，要有市场主体，一定要产权，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改革的主导方向，东欧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就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的改革路径，他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突破、无法逾越，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董辅礽先生79年发表经济研究著名的论文，他认为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核心的命题就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提出来了命题，但是怎么样改？怎么样为它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改革理论一旦找不到理论，正义性就存在问题，一旦正义性存在问题，任何的改革主张都会在各种各样的纷争之中夭折，找到一个理论根据是相当重要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八十年代中期有一篇著名就是短期经济学，没有为我们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根据，但是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由于政企关系的复杂关系导致软约束，国有企业的软约束是导致计划经济表现为短缺常态的原因。到底怎么样改？董辅礽先生也提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短缺经济学告诉我们，不改不行，怎么改呢？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面，两个理论都清楚的话，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诺贝尔经济学评奖意义上的创新意义，他为中国找到了国企改革寻找基本理论根据的理论，在国有企业改革改造当中，在国有的框架里边，讨论既能够确立产权又能够适应市场化的理论根据，我们可以通过政企分开，政治分析，通过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的改变实行政治分开，通过政治分开，适应政企分开，为国有企业改造提供理论根据和前提，在国有控股条件下面，由于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可以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或者多级代理条件下面，找到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主体。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面，我们引入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国有控股条件下面，我们找到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路径。中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最具有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走不通，在政治经济学也走不通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让我们能够吸收两个理论有用的东西，找到一条在我们现阶段可接受的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据和框架。所以，由于这个理论根据找到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此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进入市场主体重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假定没有八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没有办法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如果找不到一个微观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放到历史变迁理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话，意义确实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我们改造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证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中国改革历史阶段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和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可能成为中国整体国有企业可借鉴的模式，但是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当前背景条件下找到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产权制度开启了大门，远没有完成，怎么样完成呢？肯定要实施分类改革，国有企业改造，对今后的改革当中一部分企业是这种模式，大部分企业走向市场，完全放开，有一般公共企业国有国营国有控股体现社会目标等等，这是我的整体构想。所以，我的结论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在现有的理论找到我们的根据，我们必须直面面世，照办照抄马教条和西教条都是不足取得的。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西方早就说过，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我认为开启了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之门，当时背景找到了理论根据，才有今天进一步的改革，这可能是这一次几家联合搞这样一个论坛的用意，我们不是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是特别的东西，五十年以后中国搞一个奖，诺贝尔奖，中国的改革当中就要评出对中国改革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具有了这样的特征，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杨院长，他是东道主，他掌握的时间非常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教授给我们做精彩的讲演。

　　马建堂：一会儿中国经济学界2009一件大事就要拉开帷幕了，我要节省10分钟，我争取10分钟把我要说的话说完。

　　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现象，发生了若干的案例，这些案例引起了很多的关心、讨论，问题就是国进民退问题。国进民退问题引发的这些讨论，我想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第一，告诫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国有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的环节，它提醒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重组，它提醒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但是，国进民退这些现象，大家讲了很多，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中粮参股蒙牛集团，山西的煤矿行业整合，但是中国经济从总体上讲，从趋势上讲，存在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大家谈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我选取了05年以来几个指标，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我给老师和同学们报告一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的企业单位数占的比重10.11%，到去年这个比例是逐步地下降，没有一个年份是上升的，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占的比重下降为5%。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是32.80%，到去年下降为28.34%。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5年占的比重是48.05%，去年下降为43.75%。利润总额，国有及国有控股在05年占的比重是44.04%，去年下降了29.66%，税金总额05年的比重是48.50%，去年是38.10%，从业人数2005年是27.17%，去年是20.30%。

　　私营企业在工业主要指标中的比重，也是05年和08年的数字。企业单位数私营企业占的比重05年45.55%，08年上升为57.70%，现价比值05年的比重18.99%，去年26.88%，资产的比例05年是12.39%，去年是17.59%，利润总额中的比例05年是14.33%，去年是27.16%，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05年24.54%，去年是32.50%。

　　非国有企业，所有的企业把国有及国有控股扣除之后叫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企业单位数05年占的比重89.89%，去年95.00%，产值比重05年66.72%，去年是71.66%，资产05年的比重51.95%，去年是56.62%，利润总额05年55.96%，去年是70.34%，就业人数05年是72.81%，08年是79.70%。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下面讲一个案例，讲我自己从事过的不太成功的案例。我在青海工作了五年，有三年的时间在推进这件事情，在青海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煤田，进入了若干家企业，我们想把它整合一下，心理目标是这样几个，第一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企业太多了，煤炭的利用率肯定不高。第二，把青海的煤炭工业链条做粗，产业链拉长。找谁牵头整合呢？当时我们第一家瞄上的对象是某省非常有名的国有大企业，有实力、有资金，可以把股份买过来，第二可以把产业链条正常，可以发展煤化工行业。但是这个企业开价太高，最后没有进来。我们就在现有已经进入的若干家企业想找一两家，把若干家整合在一起，从小矿主变为股东，在已经进入这几家企业选了两家企业，算是实力比较强的民营企业，北京一个媒体曾经批评过我，说我让民营企业整合国有企业，到了最后到我离开，这件整合也没有最后完成。

　　我在这里说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个人在地方工作这一段，现在地方政府推动整合，做大做强，真正在那里所有制挂帅吗？一定要找一个国有企业吗？不是的，要找一个什么人呢？找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找一个能力比较强，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强，融资能力比较强，往后发展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说，中国的整合，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唯成分论，媒体不要形成唯成分论的思想，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这方面关注得不够，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谢谢！

　　主持人：

　　谢谢马建堂局长，他确实节省了5分钟，他从实践的角度，讲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这次会上讨论得不够多，但是议论也比较多，就是国进民退。他的描述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确实存在国有企业发展问题，也存在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健康地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也发挥非公有制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使中国经济或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感谢马建堂教授。

　　全天的学术讨论一共四节，加上开幕式，厉以宁教授所做的讲演一共是四节半，应该说圆满地结束了，下面我们大家休息几分钟，接下来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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