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以下是论坛嘉宾上午演讲的实录全文。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颁奖典礼

　　时间：2009年11月22日上午

　　地点：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

　　主持人：毛振华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生先生致词。

　　纪宝成：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为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型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六家单位发起并组织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创新奖以经济理论贡献为根本，以公开文献为依据，每年奖励一个已经实践检验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经济和科学类的奖项，在2008年评选出第一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被誉为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的集体致敬。

　　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目的我认为还是要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失误，也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总体而言，成就是巨大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学就是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以西方经济学界的眼光及其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当然是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学水平和成就的。但要与经济学的本质目的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学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国的经济学界是能够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分的。中国经济3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30年的巨大变迁，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功。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国计民生，而非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追求目标，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提高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我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的。

　　今天2009年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即将揭晓，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也将围绕当前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热点与重点问题发表演讲，我们将再次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辈和时代先行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如今要收获不止是一个学术荣誉和国际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着中国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成就。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朋友在此愉快，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纪校长。下面我们有请本届论坛的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致辞。

　　厉以宁：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究竟有哪些重大的影响，这是今天上午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我谈谈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从1997年到98年亚洲金融风暴谈起。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有3个重要的影响：

　　1、中国认识到必须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要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商业银行走向股份制。

　　2、中国认识到必须加快加入WTO的过程，只有加入WTO，这样才能使中国在国际化方面取得比较多的好处。

　　3、中国认识到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有了民营经济中国就业问题才会缓解，经济增长才会加快。

　　果然，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加快了，对外贸易扩大了，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民营经济发展、就业压力缓解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怎么样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比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得多，给中国的未来经济所取得的教训也大得多。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我们至少有四点共同的认识：

　　一、认识到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的重要性。如果放松了金融的监管或者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二、认识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迫切性，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将失去制高点，我们会丢掉市场。

　　三、认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单纯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靠出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必须消费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四、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是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中国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问题，调结构，不仅要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要依靠民营经济大力发展，而且也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把结构性调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改革论坛，我相信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提出自己真知灼见，我衷心希望论坛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厉教授。厉教授只有五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讲演，让我们分享到他深邃的思想。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个遗憾，我们给厉教授准备了一个稿子，是官样的文章，厉老师没有用，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我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主要的支持机构、媒体的支持机构和企业的支持机构，向今天与会的经济学家、媒体的朋友，向同学们表示欢迎，欢迎你们，谢谢你们！简短的开幕式就结束了，今天还有两个重要的活动，一是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午和下午的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以后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上午分两节进行，第一届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主持。

　　论坛第一单元

　　主持人：杨瑞龙

　　本次颁奖典礼同时举办一个中国经济学家论坛，本论坛我们邀请了国内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参加这次论坛，发表他们重要见解。

　　首先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

　　李扬：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地重大。双重意义，一是这个论坛发起者董辅礽先生是中国社科院著名的研究人员，是我们的前辈。第二，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我是这里的毕业生。借这个机会，同大家共同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投资问题。我注意到刚刚厉以宁教授说到，这次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好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不能只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要靠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们在研究上也是统一的，但是我们得了解，高投资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高投资对中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很长时间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如何从高投资到高消费？就这个问题我谈两点：一，高投资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

　　高投资，包括厉教授在内，很多的经济学家，对于高投资这个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力量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很多经济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批评的观点集中在4个方面：1、它和消费的关系，2、它和通货膨胀的关系，3、它和产能过剩的关系，4、它和经济结构的关系。认识到这样一些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所谓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的实际运行给了答案，并不支持上述观点。

　　尽管理论界一直在批评高投资，而且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几乎每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都会把抑制投资作为重点之一，投资在中国是越来越高。对连续很长时间的一个事实，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对于高投资的批评，我们感觉也没有得到非常有力的支持，比如说消费问题，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家是非常警惕的，因为在前30年里，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了增加投资而勒紧裤带。但是如今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子，如今投资并不是因为我们勒紧的裤带，我们的消费，刺激消费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消费总是上不去，原因后面还会谈到。所以目前的高投资，不是靠牺牲消费而实现的，这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通货膨胀。应当说中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象样的通货膨胀，本世纪以来，每一次物价上涨后，总有人说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周期，话音未落，物价水平也应声下落，十几年来中国没有象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和过去相比的话，根本就是小巫，从全世界的水平来比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第三，产能过剩，大家谈得特别多，大家没有仔细分别产能过剩的类型、原因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意义。至少可以分成三类产能过剩，一类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市场经济就其本来的运行特征而言就是过剩，我回想起我读研究生时，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厉以宁这些教授探讨市场经济，当时刘国光教授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供应略大于需求的经济状况，也就是产能过剩。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做对比，计划经济就是产能不足，就是供应不足，计划分配。第二种类型是周期性的，随着经济从高涨然后到衰退，供应状况有变化，经济衰退的时候产能会过剩。第三类才是真过剩。这样来分解一下，产能过剩喊了多少年了，到底产生多大的问题？中国经济依然年均9点几的速度在增长，对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我们也应当认真地分析。

　　第四，经济结构扭曲。这个论证是循环论证，投资占比过高就是经济结构扭曲，用它论证投资增长率高、不好，我觉得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总之，经济运行对于高投资问题越说越高。一个现象，经济学家论坛上我就说过，一个现象反复出现就成了规律，现象长期延续，本身没有是非，没有好坏的问题，只有研究者的理论对错的问题，适用不适用的问题。我总的判断，我们用来分析高投资、高储蓄这些现象理论是不适用的，这个话题应当拿到这个论坛上来讲，我们需要研究这样一个现象。对于高投资问题，我们需要用别的角度，不止是这样推演。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需求结构，我们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需求结构中，投资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张图刻画从80到07年中国消费投资与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非常清楚地看到，消费占比是下降的，30%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它的下降所流出的空间是由出口给填充的，也就是说消费出口要小，投资这个问题，尽管被喊得非常地厉害，相对是稳定的，从需求结构来看，高投资应当说是不高的，还要看资本、储蓄和形成的关系，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堆概念就是储蓄投资，储蓄如果说不能够被投资有效吸收的话就必须出口，中国高投资和高出口共同的是高储蓄的现象，对于高储蓄的问题研究不是特别充分，储蓄率高于资本形成率已经有十余年了，用最保守的一种估计，如果要用储蓄率和投资率来看，91年开始，中国已经是储蓄大于投资。高出口、高储蓄、高增长同时并存。这是由储蓄决定的，储蓄是实体经济现象。

　　救助措施使争论暂告平息。98年下半年采取措施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当时最严厉的措施要控制投资，但是危机使得这个措施暂缓，并且使争论暂告平息，短期内很难依赖消费促进增长，依靠出口更难，所以只能依赖投资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回升。80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促进投资展开的，但是这只是暂告平息。前几天有些经济学家在批评用投资救助经济危机的措施，说得也非常地严厉，所以对高投资的问题仍然需要研究。长期持续的高投资，不因持续的政策抑制和理论抨击而发生变化，这种现象至少值得敬畏，不要轻易说它不好，不好延续十几年，经济事实无所谓好坏，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进一步，反映了我们批评高投资所依凭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是值得质疑的。对于高投资问题，我们需要花很大的气力研究，我们以及我们的研究人员就此做过很多的研究，在报刊杂志上都有发表，我们觉得探讨中国三高，有人说五高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入手，这个发展阶段种有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而且这三个现象有可能过了这一段就不存在了，一是人口红利，二是工业化，三是城市化。这几个现象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不说千年难遇也是百年难遇的机会，中国现在正在这样的机遇期，所以出现了中国经济之迷。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我希望大家共同进行，我们继续探讨，但是在眼下，我们从政策的层面来看，特别需要做的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在承认高投资相当长时间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必须的前提下，讨论如何使得投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改变经济结构使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的问题，我觉得有如下9个问题特别重要：

　　1、投资应当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很多人对于投资的批评是集中在投资只注意GDP而不注意广泛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就业效益。一笔投资要修一个南北大通道，GDP上去很多，但是就业效果如何呢？应当是可以质疑的。所以我们觉得，通过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从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政府的宏观管理部门，已经把就业放在比过去更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的理想，就是就业优先。

　　2、投资需要进行区域梯度转移。投资不能像过去一样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向中部老工业区以及西部地区转移，这种转移已经发生，到09年9月份为止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原先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主要地区，上海、浙江所谓七仙女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一些西部地区都普遍地高于这样的水平，这表明我们投资自主性已经在进行梯度转移。从政策层面上应当鼓励，引导这种提督转型。

　　3、优化投资行业结构，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特别重要。这里边我们要说一个问题，当经济结构要调整，无论怎么样调整，投资构成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常常把这一点，我们在批评投资的时候忘了，要调整的话需要通过投资调整，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一个调整已经发生，这个图例、方法和前面是一样的，我们列出国内主要的行业，并且把主要行业的投资增长率和行业平均投资增长率做比较，有一些行业是在衰退的制造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采矿业等。有一些行业在兴起，增长最快的就是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等。总之，中国这样一种投资结构反映出中国还是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一是在完成工业化，二是在向后工业化过渡，在投资的行业结构调整可以看到明显的特点。投资产业和区域结构优化正在发生。这是09年1—9月份的数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比较快，从区域上来说，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是最低。这表明中国投资无论是在产业上还是在区域上，已经开始向优化方面发展积极的变化。

　　4、当我们要用投资促进增长时就发现，金融结构很有问题，中国储蓄率很高，以至于全世界都在攻击中国，中国高储蓄，美国人在讨论金融危机时，要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也承认自己的储蓄率低，但是在承认这一点之后，立刻把矛头指向我们，因为你们储蓄率太高，你们储蓄率太高，日本、德国储蓄率都太高了，高储蓄是我们的现象，正因为高储蓄，我们需要吸收它，才有高投资，是这样的逻辑关系。高储蓄在中国，中国大量的储蓄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的，银行存款如果用来支持投资，只能形成负债，提高全社会的负债率，这次危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叫提高杠杆率。这样的资金并不适应支撑这么高的投资，要支撑就降低标准，降低标准会重蹈次贷之覆辙。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投资，但是投资由于没有资本金，使得投资不能下去，所以国务院决定对于项目资本金进行调整，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动真的了，二则忧，长远来看，次贷危机不远，次贷就是降低标准，本来有行业应有防范，但是为了某个目的降低这个标准，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在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还是要使得资金在银行之外有一个迅速有效的筹集机制，这个问题已经喊了多少年，从统计来看，我们国家直接融资的比重事实上是下降的。

　　下一步发展职业融资眼睛不能盯着正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恐怕要多方面考虑，比如说发展PE，PE以前把它当做机构看待，PE本身是直接融资，就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地看到PE这两年发展极快，如果说在危机中是现金为王，投资领域中是股权投资为王，负债谁不会，银行有的是钱，谁拿出真金白银做股本投资，现在是股权为王，PE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在中国，必须要解决商业银行进入直接投资领域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通过金融创新解决这样失衡问题。

　　5、投资的主体结构。迄今为止，经济回升主要依赖政府和大型国企固定资产拉动，拉动已经到了有一点过分的程度，大型国企本业没有什么好投的，在全国造地王，中国造得不够，跑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地王，对中国经济来说必须是民营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在投资领域必须是民营企业投资为主导。但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政府及国有企业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是33.5%、50.7%和27.2%，我们可以看到，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国有，而且低于平均水平，反而下降了1.3个百分点，问题是很突出的。民间投资难以跟进，直接原因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但是金融体系的束缚，非竞争性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基础产业和基础部门的国有垄断都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原因。这些年来，才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些现象应当说是令人担忧的。结论是，要使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必须让民间资本主导投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资本主导投资就是银行的资金主导投资。

　　6、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如果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要让投资投下去之后，能够收息，能够生利，还能够还本，否则的话就是不良资产，这也是当前大家对高投资所担心很重要的内容，大量的投资下去了，不产生效益，形成未来的不良资产，会产生产能过剩，就需要我们动大手术，对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投资在领域中的转移，转到基础设施，转到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通常是不能赚钱的，不能赚钱的重要原因，是定价机制、收费机制或者被政府垄断，或者说这个机制是不能够让你赚钱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结论就很简单了，我们必须改革这些领域中的定价机制和收费机制，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飘在上空不落下去。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次危机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危机之前对于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想法是有误的，当时我们已经几乎确立了一个方向，就是把政策银行都变成商业银行或者是用商业原则经营，危机告诉我们，不仅国内需要，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大量的社会领域投资，可以在商业上不让它有可持续性，但是在财力上予以补贴，当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商业性资金和非商业性资金一结合就是政策性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最主要的是，在宣传市场机制比如美国毫不犹豫启动政策性金融的机制，政策性金融也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领域。

　　7、放松准入管制。现在用一些数据说这样的事情，目前市场的准入格局在全社会八十多个行业里允许外资进入有六十几个，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只有41个，也就是说民营资本进入，在中国是最受限制的。甚至在回报率较高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民营资本基本上是难以涉足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问题都会存在。

　　8、投资应当以促进城市化为导向。我们知道中国30年来，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两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两化同时并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两化是相互覆盖的，由于相互覆盖的话，我们就没有需要认真琢磨，工业化带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工业化，这次危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思索，也就是中国恐怕从总体上来说，工业化快要完成了，但是我们还有这么高的储蓄，我们怎么办呢？于是就应当明确地提出，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如果是城市化带动的话，投资的重点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第三产业。因此我们必须在理顺这几个领域中的制度条件、收费条件、资金运行条件、税收条件等条件，使得资金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能够顺畅运行，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相当大的欠缺。

　　9、用投资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和另一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高科技。我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次救市中，中国政府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智慧，体现出非常突出的智慧，也就是我们在推出救市方案四万亿，背后紧接着是十个产业的调整，紧接着十六个科技专项全面启动，在那儿之后不久就推出创业板，从金融上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前不久09年11月3号温总理提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里边又提出来五大创新产业，背后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于这次危机以及长期发展很坚定不移的看法，就是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且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这次危机的认识，认为它是一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上一轮科技进步潜力已经耗尽，全世界都在寻找等待着新的科技基础，等待着这样新的科技基础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亮点，都在寻找，中国政府在抵御危机一开始就在寻找，现在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寻找科技基础的目标，投资在这里大有作为。因为任何所谓科技，要想成为经济活动，必须经过一个投资阶段，所以我们觉得高新科技产业化应当成为今后投资的重点，以这样的重点，我们来落实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这样国家的战略。以上我就投资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

　　本来演讲第一单元主要讨论的是宏观经济形势，李扬院长毕业于人民大学，是我们人民大学的骄傲，我们一睹了他的风采，分享对投资的独到见解，再次感谢李扬院长。接下来我们有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先生。

　　尹中卿：

　　很高兴，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理由两条，第一我也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董辅礽先生也是我尊敬和爱戴的老师。第二，因为我20多年来在全国人大研究室工作，尽管学经济学，但是研究经济并不多，今年年初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刚刚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对中国后危机阶段一些宏观政策的思考，题目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做好加减乘除。

　　为什么要提出结构性改革呢？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国家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去年也就是一年前，11月9号国务院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案，去年的12月上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对这个方案的实施进行了部署，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一种机会回顾一下，看看一年来，我们的效果，我感觉到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工作，我们扭转了连续七个季度经济下滑的趋势，我们可以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来，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当时没有经过审核的数字，11.9是最高，经过2007年第三、第四季度，0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到09年的第一季度，我们触底回升，经过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应该说基本上走入了V形，我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V形大家都承认，但是V形前边，从11.9到6.1，连续七个季度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次增速下滑仅仅是我们30年高速经济增长一个偶然事故，他们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作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受到了冲击，我们受到了影响，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为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变动频繁、应对不当，人民币汇率升值，取消了出口退税，等政策过分集中。2008年3月提出了两防，后来又改成一保一控，后来又改成促进增长，在一年时间里，宏观经济政策经过180度的转变，有人认为这是反映了有关部门在金融危机面前监视迟、反应慢。为什么这么说，美国的次贷危机从07年已经开始发作，但是在金融危机苗头越来越明显，国外市场对我们国家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影响已经有了苗头，经济增长速度07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已经在下滑了，但是我们在2008年在部署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在防经济过热，但是这个因素我认为并不是主要的，今年3月份我们曾经提出来，造成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连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实际上用速度的减缓，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重要或者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30年来，虽然我们也强调，要从外延增长转变为内涵增长，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变为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还是粗放型的，很多地方过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只管增长速度而不管增长的质量，所以这种增长方式不转变，这样的经济结构矛盾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早晚都会有下降的一天。

　　在过去一年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一揽子计划解决了保增长问题，我们在短短的三个季度，我们就把速度拉回来，但是在解决造成这次下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结构性矛盾方面应该说进展并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在积累或者加剧原来的矛盾，我个人认为这些矛盾表现在7个方面：

　　1、国内的消费结构矛盾。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刚才李扬院长已经讲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推动，但是它是从积极的方面更多地肯定，或者从规律的角度。但是确确实实，从79年到2007年，资本的投入年均增长10.7%，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53%，2001年以来，投资率达到了43%，这是超出了我们国家历史上原来的38%，也超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我们仍然把扩大公共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应该说，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靠投资，投资靠贷款。前三季度全社会投资贷款已经达到15.5万亿，接近去年的同期一年的水平，同比增长33.4%，虽然解决了很快转化为经济增长数字，但是也加剧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做大，信贷扩张以及给地方债务埋下了附笔，同时也为长远的通胀预期也产生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消化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消费率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消费率也从59%下降到48.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居民消费从45.3%下降到36.7%，降了十多个点，我算还不止，这样的一个36.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70%左右，印度达到55%，我们现在只有36%，造成储蓄率高，1978到1992年全社会储蓄率由40%上升到47%，高储蓄率虽然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撑，但它是以降低居民最终消费作为代价的，加上我们国家一直持续低工资的政策，所以造成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能花，有钱不敢花，所以严重地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2、内需外需结构矛盾。从现在来看，从2002年到2007年外贸出口连续6年增速超过20%，长期以来我们依靠出口驱动型增长，引进外资与巨型外汇储备并行，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仅次于德国，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严重依靠出口驱动是难以维继的。特别是随着国际全球分工体系日趋落实，我们的外需萎缩，在金融危机下，日益强烈。随着我们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外贸还一直是处于下降，虽然收窄，但是在统计中间，有些产品出口数量是增加的，出口额在下降，有些产品在世界上占有率更抬高了，在国外严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需求率抬高导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所以，今年前九个月，世界上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我们国家分别遭遇了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所以，中国如何完成调整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这是我们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3、发展方式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我们知道在发展方式方面，劳动密集型、能矿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我们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和能矿资源密集型，也就是说我们的增长和发展方式是依靠高耗能、能矿资源的消耗随之而来生态与环境为代价维持这样的增长。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十五”计划唯一没有完成硬约束指标就是节能减排，虽然这次“十一五”计划给国务院每个部门提出严格的约束性要求，但是现在看来，完成“十一五”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还是不容易的。

　　4、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城镇化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进展，我们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而不能居住下来，城镇化是一种虚假的城镇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差距越来越大，二元结构不是解决了，而是恶化了。

　　5、区域结构存在矛盾，大家也知道，我们分了几个部分，地区差距在最近几年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地域结构、地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着挑战。

　　6、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矛盾。包括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像劳资关系，更多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在减低。中央和地方越来越多向中央集中。更别说我们的行业差距，我们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是很大的。

　　7、产业结构矛盾。这也是很大的问题，虽然这次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但是我们的结构调整有好多是逆向调整，特别是我们在调研中间感觉，像钢铁、水泥、玻璃，随着建设大型项目，原来已经完成技术改造好的钢铁厂反而没有活干，原来准备被淘汰的螺纹钢价格低反而活下来了，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又有了逆向的调整。

　　8、企业结构矛盾严重。政府的公共投资，主要是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民间资本在这样的领域里边是进一步收缩的，挤出效应，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李扬院长也讲到这个问题。

　　9、产业结构矛盾十分严重。我们的结构不是说真正地供大于求，而是产品结构不合适。所以，我提了一个命题，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矛盾，导致了我们经济增速的下滑，但是在解决增速下滑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把结构改革放到应有的位置上。第二，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意提结构改革，我们更多愿意提结构调整，甚至于出现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结构性的矛盾不仅有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包括生产本身的问题。通过结构调整，仅仅解决了经济总量的问题，也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更多在加减法上做问题。这些年也在强调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并没有触及到9个结构性矛盾。我认为在后危机阶段，应当把结构性改革放在应有的地位。这是我想讲得第一个问题。

　　第二，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呢？作为经济周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作为转移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不以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消失。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要恢复并继续维持危机前的高速长增长，还是以此为契机推进结构性改革，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增长方式呢？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经济企稳回升和全面复苏之后，我们是在传统经济增长路径上积极前行还是步入新的发展轨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央提出的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保稳定，这18个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目标群，在具体政策的选择上，不要仅仅讲结构调整做加减法，也要做乘法和除法，我个人认为，把具体政策的概括上来说，我提出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做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用这种加法、减法、除法、乘法一起来做，我们不是要实现很陡下去很陡上去V形的增长，而是要实现对钩的增长，宁愿慢一点要长一点要缓一点，有一个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

　　我感觉到，做好结构调整，我们要科学做好加法，注重科学地保增长，通过扩内需、稳出口、增就业，实现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一是促进内需较快增长。已有的项目要做或，同时还要统筹安排后续的项目，不能留下很多半拉子工程，只要有效益，应该把它做下去，不要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同时还要出台民间投资的促进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金融保险和文教卫生等领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二要努力稳定出口。已经发挥最大的优势，包括现在出口退税，例如援外贷款，人民币出口信贷等手段，能够使我们的出口稳定，再扩大也是很难了。三要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把扩大就业作为最主要的政策措施，提供更多的岗位，包括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的就业工作。每年有一千二百万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城市青年人，今年有630多万大学毕业生，同时还有500万已经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之后不能升学的两后生，仅仅城镇，每年940万人的就业规模是远远完成不了的，所以还需要花更大的工夫做好就业工作。

　　第二，勇于做减法，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加快虫粗，把经济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减少过剩的产能，通过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去库存化去产能化。淘汰落后的产能，特别是加快对落后产能支持力度，税费减免、以减代补加快推进企业的产业重组，推进企业的产业升级。控制和压缩高耗能好污染的企业，注重节能环保，特别是对公共投资把节能环保推进一步。

　　第三，善于做乘法。通过注重企业的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努力提高产业水平、装备水平，不断改革障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包括加强传统产业的改造，运用先进技术和实用技术提升农业制造业现代化水平，推进企业的改造。要加快科技的进步，包括加大对技术的研发、补贴，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集中力量攻关，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是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在审议这两年国民经济执行情况的时候，“十一五”期间R&D要达到2.0，但是一直徘徊在1.52，1.6都没有达到，即使这次有了16个重大专项启动，我们的科研经费研究开发费用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同时也包括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生物育种、3G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促进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三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快改革，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明年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方案，现在已经要调整，包括矿山资源等制度的改革，环境损害成本生产要素的资源价格机制，还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重税轻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深化国有大型企业的共识制改革，加快铁路，包括通讯、盐业的改革以及市政公共事业的改革。第五，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第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第四，敢于做除法。就是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保证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包括着力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包括要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也包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主持人：

　　尹主任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工作，掌握很多信息，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接下来有很多的专家很多的思想，吃饭是硬道理，接下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院长讲话。

　　刘迎秋：

　　我接着前面两位专家讲一点内容，我讲一个题目，“调整财政投资方向，提升民间投资有效接续能力”，也是李扬副院长讲话内容的继续，我主要想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阶段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必然性，短期内不会改变，李扬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阐述。

　　第二个观点，在特定时期，政府主导型投资有其合理性，但是不能常态化，我要批评的是政府主导投资长期化的倾向。

　　第三个观点，调整财政投资方向，把提升民间投资接续能力作为着力点。

　　这张表刚才李扬展示过，蓝线是资本形成率，粉红线是消费率，有一个交叉，消费率持续下降，资本形成率高位有向上倾向，今年和去年、前年这几年相比，这是一个交叉点，我估计去年是升高的，今年会特别高，超过50%。

　　第二，三大需求。资本形成、消费和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出口是有贡献的，但是也有过非常高的时期，但是最近是下降的，今年是负的。消费的贡献率也是下降的，投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有必然性。

　　78年到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率还是不一样的，这是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长期高于GDP的增长，也说明民众消费品，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投资主导型，这是不可改变的，理由有几点，就不再多说了。一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相对糕点之前，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之前，中国广大民众高储蓄倾向不会改变，因为有后顾之忧。问题是，高储蓄就一定高投资吗？也不一定，如果我们有出口的需求，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又不足，高储蓄不一定带来高投资，但是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找到了这样一个出路，既有一定的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座每个人都有体会，又有外部持续的需求，导致中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格局，一直到现在。以后还可能不可能呢？我以为，只要我们把出口技术结构做得比较好调整的话，仍然是可能的，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外贸逆差，低储蓄、低投资、外贸逆差、财政赤字、印钞或者货币输出实现它的国民收支帐户的平衡。

　　为什么这种方式还要持续呢？在农村人口占绝大比重，低收入产业后备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外延性投资机会收益通常会高于内涵型投资，只要这样一个产业的后备军的存在，只要农村人口大量存在，外延型的投资收益表现大于内涵型，这就是比较成本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第三，目前为止宏观产业布局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无论总体经济生长和国民经济升级换代，作为历史性的过程都需要投资的拉动，我国际在中国，不像前一段像他们所说在一千到三千美元是结构调整剧烈时期，我估计中国可能是人均收入五千美元时或者这之前，都是结构剧烈调整时期。这样子的话，投资的拉动始终不可或缺。

　　特定时期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有合理性，但不能常态化。这一点容易理解，厉以宁教授讲到，97年的金融危机我们遇到以后，98年3月份提出来启动内需16条，核心就是增加政府的支出，包括两方面，一是正常管理的业务支出，另外就是建设性的投资支出。大家注意到了98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挖开了，天安门广场换大理石，长安街换沥青、人行便道地砖等，这两个东西在当时并不坏，但是要挖开，这是什么主意呢？朱镕基总理说，我们不是搞凯恩斯主义，非常有趣的是，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举过一个例子，怎么样扩大有效需求呢？就是在市政府门前挖一个沟，这是雇一批人，再雇另外一批人把沟填上，创造有效需求也就是市场需求，结果怎么样？解决了危机的问题。那一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挖也是带这种特殊性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那次有差别，那次主要影响出口和香港的回归，这次的危机对我们的加工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危机来了以后，国内的物价持续下降，也就是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愿意花钱，还必须选择政府投资，四万亿的启动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长期搞一年、搞两年，还要搞三年，这样就多了。在总需求仍然不足的时候，在物价CPI或者PPI仍然是负增长的时候，政府增加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在中国，不挤出但是有排挤效应，也就是我们最近一年多，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50%多，但是民间投资十分疲弱，银行不给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贷款，所以当前的投资高增长是政府主导的高增长，不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共同的增长，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挤出的问题，而是排斥的问题，这个东西是不能长期的，至于企业的分类我就不再说了。

　　第三个观点，要调整财政的投资方向，把提升民间投资接续能力作为着力点。我们目前遇到了M1、M2高增长，投资高增长，但是物价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接近于零，0.5，PPI生产资料的价格这个指数是5点多，物价是负增长和M1、M2的高增长，投资的高增长是不对称的，出现了三个脱节，货币的投放与运用脱节，前向投资与接续投资脱节，国家主导的投资和民间投资脱节，民间投资没有得到有效的启动，虚拟性的投资与实体性的投资脱节。这三个脱节是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严重的问题，于是我就考虑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需要调整财政的投资方向，要把提升民间投资的接续能力作为财政投资的着力点。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商业银行能否把资金带给民营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行政是有命令的，但是据我调查，商业银行不愿意贷，也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商业银行还是用自己的理性判断选择自己的贷款，把贷款放给大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得不到贷款，投资三脱节的现象还会延续下去。怎么办呢？应该调整投资结构，特别是财政的投资，不计成本的投资要调整。

　　第一，要调整确定四万亿的财政投资计划，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小企业上，调整的方向应当是从侧重于基础产业直接实体性投资转向侧重于加工服务业的引导性投资，不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普遍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申请符合我们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目录技术升级改造贷款等提供全额贷款贴息，建立以财政为主的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金，直接为这些小企业服务。

　　第二，适应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产品更新技术升级、企业重组提供一定上调幅度的贷款，按比例减免商业银行的营业税。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放宽管制，积极推动社区和村镇银行发展，尽快取消以国有银行参股20%以上的前提设立条件，在这个过程清理和规范地下钱庄，对符合条件登记注册为村镇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行业协会。

　　第四，借鉴深圳创业板经验，总结已经运行企业股权柜台交易，尽快探索建立区域性小型资本市场，为微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便利。

　　第四，加大骗贷恶意逃费债务的企业惩罚行为。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格局必须尽快改变，财政的投资要求铁公机和国有企业这一类行为转向投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这样适应中国投资主导型增长方式要求，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地较快地发展。

　　主持人：

　　谢谢刘院长。接下来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

　　刘元春：

　　前面发言的都是我所敬仰的前辈，他们已经将我的时间占用了，首先表态的是，我自告奋勇将自己的题目修整一下，我会在10分钟之内，把我的演讲完成。

　　我原来所准备的题目叫以进为退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这个题目实际上基于前天在这里所发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对于今年宏观经济总结，明年宏观经济展望的话题。我想我修整的题目，把我们所做得以进为退的政策选择背景给大家交代一下。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宏观经济到底何去何从？争论已经很多，对于我们的政策如何进行选择，争论得更为激烈，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到底怎么样调整？大家存在很多的争论。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很多人谈到一种观点，叫非阶段论。认为我们目前的经济已经是微循环，言下之意，我们已经超越传统周期性调整的模式，我们完全可以从衰退直接到高涨的阶段，第三季度我们已经接近9%的速度，第四季度同比增长会超过10%甚至达到11%，明年经济增长完全就可以重现07—08年的状态，从九十年代到目前学界经常会谈论的一个话题是，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所出现的大缓和的趋势，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很多人抛出一个理论就是超越周期，当我们这个理论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们永远逃不掉的就是经济周期。

　　我们这次讨论危机调整过程中间我们又犯了同样的老问题，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能够超越危机调整四个阶段，一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开来，特别是第三季度数据出来之后，这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数据，大家可能会知道，第一个就是美国GDP近年环比增速达到3.5，第二黄金价格超越一千美元，第三道琼斯指数重返一万点，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保8没有任何的悬念，因此这样一种乐观情绪在世界蔓延开来，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回顾任何一次经济危机调整的态势，我们都会发现，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所面临的这一次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就逃不过危机调整的几个阶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29年、33年大危机，罗斯福上台，新政实施之后，35年经济出现缓和，36年的经济好得不错了，经济政策一调整，37年马上又迭回低谷，很多史家谈论29、33年大危机的时候，到底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大危机还是二战挽救了大危机，政策调控的持续性是大家关注的一点。

　　另外大家所关注的就是79年、80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当时也是在80年的时候，经济出现反弹，大家有乐观的情绪，但是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微调之后，81年，美国经济又出现第二次探底。

　　第三个例子就是98年，日本经济，日本经济也是在98年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些复苏的迹象，99年进行大调整，实际上所带来的是后十年的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0年时候的调整，导致2001年再次探底。这几次历史如果我们要承认我们目前面临世界性的危机，超越阶段是不可能的，微循环是很表面的一个论调。

　　我们经常还会看到一种现象，我们老是把自己与美国进行比较，中美比较一种学术偏好，这种学术偏好有几个，有人就谈到美国退出的时点决定中国退出的时点，特别是利率政策，但是我们想，中美发生了这次经济危机，虽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所发生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是从金融到实体，中国是从外需到房地产内部的调整，是外部冲击加上内部周期性力量以及政策性力量三重力量叠加所产生的08年这一次探底，逻辑完全不一样，就决定了我们治理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但事实上，布莱克的宽松政策，形象地说用直升飞机来撒钱，我们采取天亮的信贷政策进行刺激，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后果和后遗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治理方式退出的时点选择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走出危机实践要借鉴，在美国的刺激方案里边，八千多亿的刺激方案里边所提出很重要的就是新能源、新产业、新技术，走出危机，提出的口号就是新技术复苏和绿色复苏，因此在中国现在很多学者大力倡导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对于危机的认识，我们并不深刻。很多学者认为，任何一次危机都是新产业、新技术带动危机走出来的，这个论断是谬论。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同样会看到，任何一次大危机，不是技术革命挽救了它，而是技术革命之后的后遗症的一种反映。29年、33年，世界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呢？不是的，而是29年、33年之前，发生了技术性的革命。另外，我们会看到70年代，我们的石油危机很严重，但是不是这次危机就带来了能源技术的革命呢？也没有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是用自己一种良好的愿望，引导一种目标的选择，引导一种政策方式的选择，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谈到，上一次在人民大学论坛上也谈到了一个观点，在第三季度报告里边谈到，中国加强技术革命，加强新能源建设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亦步亦趋跟随美国实施我们的新能源战略、绿色复苏的战略，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陷井。八十年代的日本中后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警觉。

　　对于这样一些背景性材料的分析，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政策到底怎么样选择？我们就提出来以进为退的观念。这个观念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进行阐述了，因为前天在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阐述了一下，同时今天给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参会朋友，把我们的报告赠送给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观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详细地参阅，谢谢大家！

　　主持人：

　　人民大学一年发布四次宏观经济报告，每季度一次，前两天刚刚发布了年末宏观经济报告，也发给了各位朋友和老师，大家有兴趣的话看一下，有问题给我们提出批评。

　　论坛第二单元

　　主持人：陈东升

　　下面进入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主要以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分配，包括土地和粮食安全改革课题为内容，下面抓紧时间，第二单元第一个讲演者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

　　张维迎：

　　收到邀请，非常荣幸，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前几天在社科院也开过一个会，中国国内市场潜力有多大？这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过去一百几十年里有两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从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应该从二战之后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变化。应该说这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很不一样，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第二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收益国，主要表现在很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平均而言，我们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如果按照不变价算的话。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的6倍多，导致的一锅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远远低于中国，美国只有84%，日本16.3%，英国是15.7%，法国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国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国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点难以想象。我想刚才几位演讲人都谈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讲，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未来一轮经济增长不可能再继续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来年高速出口导向，未来可能是能够保持出口与GDP同步增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讲我们要像过去每年出口二十几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国内市场潜质有多大？第一个就是经济规模。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者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我们可以排序来看，中国GDP的排序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江苏第三。和世界经济体进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为一个国家来排的话，广东排在世界第18位，广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当于土耳其的67%，广东的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瑞典、瑞士、沙特。山东和江苏，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爱尔兰、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兰、葡萄牙、哥伦比亚，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上海第七位，辽宁第八位，GDP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大于新加坡、乌克兰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宾，湖南的GDP大于联合国联合酋长国、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这是从经济规模来看。

　　另外从人口来看，两百年前英国崛起十个亿，占2%，一百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世界人口16亿，美国将近九千万，占5.8%，现在世界有68亿人口，中国是13亿将近14亿，我们是一百年前美国崛起时，我们人口差不多，两百年英国崛起的时候我们人口比它还要大，大1.3倍。

　　中国好多省在国家排人口规模相当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广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我们看到大的国家，人口规模都比中国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们中国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刚好大于蒙古。

　　这两组数据我想告诉很简单的一个意思，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的潜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中国的各个地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发展贸易潜力有多大？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权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护照，需要关税、过关，还有很多非关税的限制等，否则的话，国内贸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欧盟在一体化，东亚要一体化，一体化无非就是说，把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

　　很奇怪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国际贸易觉得比国内贸易交易成本还要低，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为什么同样的生意和外国企业做，费用、交易成本比中国国内还要低。当然就有一些硬的东西，好比说山东和南韩做生意，运输成本比东西运到西北要便宜，中国任何一点运输的时间和二十年前相比减少50%到三分之二，过去大体需要3天时间到达的地方，现在就要1天的时间或者1天半的时间，过去三个小时到达的地方现在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发国内贸易方面，我们面临的障碍不是过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问题，仍然是软件的问题，有多少软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导致的，有多少是企业行为方式导致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发展，相互之间的交易贸易的话，由于国际贸易，不可能持续高增长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给弥补上的。

　　我说的这个和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不是一个概念，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消费、投资、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费，我说的不是这个概念。相信市场的决策，消费不是人为做上去的，好多语言的错误，没有需求的话，储蓄在那儿，需求在那儿，如果不在那儿需求不会在那儿。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怎么样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企业更多的自由，使每个人每一个企业在中华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迁移，包括城市化等，对未来的20、30年不应该有大的担忧。

　　233年前，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他就非常惊叹地写到，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所长李培林教授讲演。

　　李培林：

　　我发言的题目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改革。很荣幸在经济学高层论坛上，邀请我这样一个并不是经济学专家的学者做一个演讲，当然我讲的内容对前面的内容有一些呼应。这几位学者演讲给我很大的启发，经济增长当中，常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由于出口连续十几个月百分之二十多的速度下降，大家也预期危机后也不可能，我们再恢复到外贸依存度60%的高度，消费在短期内很难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还是把眼光放在投资，更多讲到改变投资的结构。这个假定实际上意味着过去30年主要靠投资，继续发展还是要靠投资，无非要改变投资的结构而已。理论方面我就不讲了。

　　现在进到发展的新成长阶段，这个阶段使我们在过去很多延用的做法，在未来的30年可能要做出一些改变。为什么大家对消费没有信心呢？消费在短期内受到收入的约束，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而且有可能改变，第一个就是说，大众消费阶段，实际上已经到了，大众消费阶段的标志可以看到，比如说人均GDP的增长，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GDP的增长增加到两千多美元，30年过程中，GDP提高了一千多美元，在最近三四年，GDP增加将近一千美元，到今年年底GDP可以增加三千五百多美元，到2007年的时候GDP在2600美元，这样跳跃性的发展和人民币升值有关系，升值也表示着购买力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在消费中食品占整个消费家庭比重占到45%，城市家庭很快降到30%，在这样的阶段，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是一个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家庭汽车所谓大额消费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消费更多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热点的时候，这个时代到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时代到来准备不足，研究不够，我们对消费没有信心，未来30年还是要靠投资，消费不可能起来。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到中期加速阶段，我们一直有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问题，如果从产值的比例来看，从53年第一产业占53%，08年占11%，“十二五”期间，GDP当中农业比重占到8甚至6%，按照国际规律，到这样的标准，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你要看就业结构，要看城乡结构，我们远没有完成，到“十二五”结束的时候，城市化可以第一次超越50%水平，但是毕竟在同业化这样的阶段社会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还有很大的结构弹性的情况下，加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和俄罗斯这样的过程不一样的，把每一个农村从乡村变成非农产业工人代表资源效率的提高，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发展要容易，因为结构弹性。

　　第三，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变发展和增长的方式，人口结构巨大变化带来几个结果，到2016年的时候，社会消费比人口红利就结束了，2016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的局面，意味着什么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整个人口当中，比例在减少，低成本的劳动时代要逐步地走向供给，市场迫使劳动工资的提高，主要的发展方向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品牌，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更多依靠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保持我们的比较优势，不仅仅靠劳动力的低价，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工资，提高工资水平，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是你必然做出的选择。

　　第四，反贫困，现在到了新的时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30年当中，中国减困是最大的成就，没有一个国家把贫困人口这么快地减少，现在出现的问题，我们的贫困人口按现在的标准，降到3%以下，按照这个标准再减就没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没有贫困人口，主要是我们的贫困标准太低，我们必须按照联合国国际贫困标准，最起码把贫困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天不低于收入和消费一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大量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

　　第一部分，我们不是说不可能，我们有可能，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到来，把引导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引导到消费这个方面。

　　为什么现在消费不振兴呢？我们面临这方面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不仅仅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问题，这30年来，经济增长是我们最大成就的时候，发生最大的挑战和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个曲线是30年衡量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曲线，几乎和GDP的曲线差不太多，一路高昂，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30多年把基尼系数从0.2增加到0.5，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快的速度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按照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解释这个差距60%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是收入差距里边最大的问题，城乡之间的差距，到2008年由于这两年扭转这个趋势，到08年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下降，从三点几减少到三点二几倍，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民打工的收入，农民收入今年收入差距扩大到原来的三四个百分点，现在农民收入，种粮食对农民收入增长意义不是很大，主要靠现金收入，农民现金收入远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大量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我们在这方面提高消费和改变农民收入情况主要的渠道。影响消费很大的就是收费结构有关，社会的分层结构，中国城乡差距造成城乡之间社会阶层结构非常大的差异，这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左边是农村结构图，右边是城市的结构图，所谓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要把一个阶层结构从金字塔的形状改编成橄榄形，也就是从中国来说，迅速地改变，把农村的结构改变成城市化阶层的结构。一个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依靠中产阶级增长，当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多数都是从收入和财产来定义中产，社会学比较注重职业这个指标，也就是说要看是不是白领？当一个国家第三产业占了整个产业结构比重绝大多数，白领阶层在整个劳动从业人员里边占了多数，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较大的比例。按照我们现在做的，按照收入、职业和教育三项指标合成之后，我们国家在整个城乡当中，中产是占12%，在城市里边只占25%左右，要想办法通过结构的调整，扩大中产的力量，中产代表着新的大众消费的阶层，很多国家都盯着中国这个数据，特别是各大公司，中国虽然比例小，但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口绝对数是庞大的市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是社会方面的理由，民众对这个问题很看重，经济学一般不大谈道义问题，但是我们说，经济也得讲道义，现代收入分配根据我们的调查，60—80%的民众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另外这个问题也成为很多社会问题产生深层的诱因。

　　社会学里边有一项调查，调查人民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把社会分成五层，主观上的选择，经济社会地位的认同，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规律是有差异的，和实际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不是直接的相关，巴西是收入悬殊的国家，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收入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他们主观的认同度差不多，有60%认为自己是中层，印度的结构和这个差不多，一到中国会看到，差异非常之大，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认为中层不到40%，认为是中层和中下层是55%，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是印度GDP的两倍以上，印度的贫富差距和我们一样，非常悬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看到，在孟买中心有2.4公里的贫民区，但是印度认为自己中等是57.7%，住在印度贫民窟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的，但是在我们的样本里边，北京市的处级干部认为是中下层，说明什么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是绝对的客观差距问题，很多是主观认同，不是低收入人不满，很多很好的人也不满。

　　北京市和香港收入客观差距是差不多的，北京市人不满意程度比香港高很多，给了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理由之后，在经济上要有解决的理由，扩大消费，是受到钱的影响吗，国家很有钱，94年到08年税收总量从五千多亿增益增加到5.4万亿，年均增长1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居民储蓄94年到09年3月，两万多亿到24.1万亿，已经相当于当年GDP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年均增长18%，这么多的钱上哪里了，为什么不消费？银行利率使劲往下降，逼老百姓花钱，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花，国家只能依靠向老百姓举债发行国债，把这个钱由国家投资，85年到08年，我们的居民消费率竟然从52%下降到35.4%，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不用说远远低于美国的70%和日本的6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三亿人一年消费十万亿美元商品，我们13亿人一年消费1万亿，市场差别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经济学的规律，在我们国家也是显现得非常明显，根据08年全国抽样调查，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趋势非常明显，越低收入消费越高，增长收入的钱，增长到谁的手里，对消费的拉动是不一样的，消费结构还受到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计算投资和消费，比如说住房，住房你会看到，按照在各个不同家庭结构里边的比例，住房在高收入家庭也是高的，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家庭住房就是消费，高收入里边住房就是属于投资的需要，另外影响现在消费就是教育，越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比例越高，第二医疗也是同样的，消费里边恰恰是由于这方便刚性的需求而限制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的消费，所以调查所谓银行储蓄目的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都是家庭子女教育。老百姓是为了规避未来消费的风险，所以说要存钱，而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化的原因，美国就说信贷消费，我们就说非要把钱存起来要下辈子花，这里边和资源配置制度是很多的关系。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改变发展的方式，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如果说不能够继续延续这种投资，始终在30%以上的投资率，必须使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拉动经济的因素，才能维持我们未来30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的增长，消费调节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我们知道投资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有具体的人管投资的，政府部门里边没有一个部门管收入分配，其他的指标、就业指标每个部门是一个政绩指标，收入差距扩大了找不到任何的责任人。调整收入分配，一是增加政府提出来，在初次分配里边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当中居民的收入比例，这个比例十几年来一直下降，第二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收益增加的比例，这个比例在最近这些年不断下降。第二，再分配里边要运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调节。另外发展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特别转变认识，慈善事业很多税务部门老是认为，只要慈善事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这个钱要往社会发展方面投入的，个人投得收入关心钱投得效益，捐多少钱，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这个钱转到税库里再放到口袋里边，中间流失很多，而且没有人关心投资真正的效益。要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突破口，彻底解决农村对中国消费带动意义过低的情况，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把改革深入的方向引入到社会领域，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志毅教授讲演。

　　何志毅：

　　我讲演的题目是社会责任，企业外部性问题解决的中国之道。有三点：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博弈，二是企业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思路，三是中国环境中，企业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市场经济产生了以后，推动社会极大的进步，但是也引发了非常多的问题，解决这种问题有两套基本的思路，一是革命的办法，以马列主义为首的，上一世纪苏联建国以后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15个社会主义国家，占全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积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改良和改进。今天主题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博弈，而不是说回到计划经济，回到公有制，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这是很重要的观点。今天讲到这个话题，那不是回到过去吗，不是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企业主体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企业的社会化发展，企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得到不断地强化。表现为企业与社会的博弈中间渐渐地处于强势地位。1932年时有一本书《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经济领域中的权力集中类似于中世纪教会宗教权力的集中以及国家政治权利的集中，现代公司的出现导致了经济权力集中，这种经济权力可以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提并论。在未来也许能看到，现今以公司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不仅仅可以与国家平起平坐，甚至可能会取代国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1932年时的观点。

　　我也联想到，司马迁列举中国一系列的大商人以及从事的行业，甚至组织富裕的程度。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巨大的商业组织和巨富的商人，企业富可敌省、敌县，现在出现富可敌国的企业，美国商务部在95年时就统计过，如果把各种组织都看成经济单位的话，世界上一百大经济单位里边50%以上是企业，虽然国家GDP和企业销售收入不是绝对可比，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08年沃尔玛总销售收入3511亿美元，大于GDP3380亿美元的阿根廷，在国家中排名第30位，更早一点，美孚石油价格比较高就往前排，石油价格一低沃尔玛排在前面，可以排在国家GDP收入的第22名。2008年中国的情况，中石化销售收入是1.23万亿元，可以排在第九名的四川省1.25万亿元之后，最大的利润企业是中石油，1144亿的利润，仅次于1295亿财政收入的黑龙江，黑龙江排在第16名。民营企业500强总销售收入35512亿元，平均每户70亿元，资产总额2538亿元，每户平均50亿元，纳税是1350亿元，每户平均是2.58亿润，每户平均是3.05亿元，最大的是沙钢，仅次于太原市1468亿元的GDP，利润是62.27亿元，税收是55.56亿元，现在的企业富可敌国、富可敌省、富可敌市，和社会的博弈中间具有很强大的地位。

　　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引发哪些外部问题？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家和兴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者来看，自由经济和灵活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只要追求自立个人和企业追求价格信号的引导，使各种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供求关系客观要求进行合理配置，达到优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这种优化状态重要标志是企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也就是说，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与收益实现内联，不存在所谓的成本外溢或者收益外溢等外部性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企业资源积累，规模的扩张，影响力扩大，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价格机制的支配，一些大企业在实现规模化、社会化后，相当程度上反而开始影响支配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表现企业与社会的博弈处于强势地位。社会群体对企业地位而言不具备谈判力，因此打破成本与收益内联的理论构图，突破主流经济学家一再强调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遵守的社会、经济、法律、秩序要求，产生的收益归自己，成本归社会所谓负外部性问题。

　　企业产生哪些外部性问题：一是商业诚信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中国的三聚氰氨事件上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1958年美国发生毒流感事件，毒死八千个儿童，1960年美国食品药物法通过后才解决。2000年日本血印牛奶的问题，导致一千多人生病，雀巢牛奶1974年产生重大的问题，导致整个社会对它的批判和抵制。在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基本上花了两百年的时间，才基本解决。

　　二是劳工问题。从市场经济一诞生就很严重，19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态调查时就非常凸现，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甚至导致15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走另外一条道路。美国在1936年通过的美国劳工关系法，英国是在1970年通过平等工资法，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

　　三是贫富悬殊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有很多的解决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通过社会公益和福利、慈善解决。这个问题在1889年以卡耐基为代表的美国商人基本上解决了理念和实践的问题，1889年卡耐基写了一本《财富福音》这本书，说因巨富而死的人是耻辱的，富人是上帝的财产托管者，和穷人是兄弟，不提倡简单平均分配，提倡做一些公益的事业，包括解决公益事业的方向，不能平均捐给穷人，捐给教堂和学校和图书馆，捐给医院和运动场所，捐给游泳池等，今天的比尔盖茨和美国巨富在饯行卡耐基当时提出的理念和方法。

　　第四是环境问题。英国的雾都1857年很严重，这个问题到八十年代基本解决，1848年发生烟雾事件，在一万六千人小镇引发5911个人生病，17个人死亡的现象。后面还有环境、资源、问题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问题。这都是企业引发的外部性问题。

　　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里边，解决外部性社会问题主要有三种方案，一是以福利经济学派的法律解决之道，二是产权理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的制度解决之道。再一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道德解决之道。

　　各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另外各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一样碰到企业外部性的问题，收益归自己，成本归社会，尤其我们在前30年鼓励经济发展时，国家给了企业很宽松的环境，给了很多的政策，比如土地、税收、外汇红利，劳动力等问题，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输送很多的红利，外部性的问题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而且是很严重，今年出现了一个名词叫群体性事件，湖北一个厨师跳楼其他人和他没关系，大量人到街上闹事，随着企业成长导致等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外部问题，也会参照西方社会解决的办法三管齐下，以税收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再一个界定产权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办法，再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

　　美国在新政时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过程，在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曾经把个人最高所得税从24%提高到79%，工资所得税从14%提高到45%，遗产税从20%提到45%、60%、70%、77%，又有所下降。在中国前面两个办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更为重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只有30年的历史，我们取得比方国家两百年取得的成就，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积累人家两百年发展中间所积累的各种问题。人家是两百年中不断碰到问题，慢慢地解决，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是在30年中间把两百个问题全部堆在一起，而且交织在一起，所以很难解决，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牢固，如果我们过度运用法律的手段和制度的手段解决的话，很可能会扼杀中国的经济活力，甚至导致回归到原来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上。

　　第二，中国是具有两千五百年儒家传统和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理想的国家，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不深刻，最近我越来越多地理解了。所谓社会主义，我们不讲它的具体表现形态，首先是一种理想，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多体现了一种理想和理念，核心是追求终极的社会公平，如果说中国或者中国人还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应该在社会各层面更自觉地追求社会公平，企业家也不例外。

　　第三，企业的自律，表面上看是依靠道德进行自律，更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减少政策法律等，包括社会舆论等，更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

　　第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和国际上都一样，大量的人才朝企业里面聚集，今天资助这个会议的陈东升先生就是代表，他既是博士，又是大企业家，很多的人才向企业聚集。典型的例子，最好的学生读工商管理，更好的学生在工商管理学院读金融，金融毕业以后最好的行业是投行，投行最好的地点在哪里，在华尔街，这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原因。精英站在自己行业的立场和自己企业的立场上对付整个社会，尽量放大杠杆率，搞了一套衍生工具，不要说一般人看不懂很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监管部门看不懂，经济学家偏一点金融的也看不懂，导致了社会很大的灾难。前一段我读我军著名中将刘亚洲一篇文章，部队人才下降，十步有亮点，二十步必有芳草，现在看一百个没有一个好看的。这次八一建军节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组织了政治局学习组织一个决定，部队从国民教育引进人才，13.5万大学生进入部队，这些人很大程度上跑到企业里了，而且大量往金融部门聚集，所以必然富有社会责任。因为你是社会精英，在国际上也很明显，我参加了很多社会责任组织和跨国大公司副总裁分管基金会的总裁坐在一起，我感到真的是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是从内心有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贸易壁垒。

　　第五，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从道德层面做的，媒体、政府、NGO一起推动，尤其是中国政府很强势的，很有治理能力的，中国外部性的问题为什么解决得这么好，和中国的强势或者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国家里，企业发展到现在，引发这么多问题早就开始大乱了，中国没有乱，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媒体，NGO都要一起，包括商学院一起做这个努力，中国是有条件的，不仅仅是靠企业自律。

　　最后，中国国际形象的需要。我们走到国际上非常没有面子，一开国际会议就是受批判的对象，中国企业不负责任，拿出资料、照片几乎无可辩驳的，请你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间，拿历史数据做比较，你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内心深深受到触动，中国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需要企业家自己努力改善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商学院的教育有缺失，全球都一样，在两方面，一是过分教枝节学科和知识点，不是整合行的企业管理的综合解决之道。第二，过多教了工具和技巧，缺乏了伦理道德和责任的教育，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商学院的教育的思考，中国商学院教育里边首先要加大理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教育，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最后一位讲演者北京大学教授朱善利。

　　朱善利：

　　首先感谢大会组织委员会给我一个演讲的机会。

　　我今天在这儿报告的题目是《土地制度改革和粮食安全》。报告内容是我们承担一项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我们按照研究计划，我们在全国南方、西部、北部、重庆、河南、浙江、广东等地方做了一些调研，我们调研主要是在农村，我看到中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方面，各地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也发现潜在的问题，也就是粮食安全的隐患。我们看到在农业化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不少专业户，种茶专业户、养猪专业户等，种粮大户并不是特别多，重量收益比较低，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养殖方面的比较收益比较高，和我们国家目前土地制度有关系的。

　　受到土地经营期的限制，农户在土地开发大多数是短期行为，农户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比较收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在经营，为什么会出现小产权房，就是因为在土地上面盖房子就是小产权房，但是卖得收入相对来说要高，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政府合法征用土地行为导致农田被逐步侵蚀。我们住在城市比较多，城市发展把农田侵占了。我们现在不谈城郊的问题，城镇的农村来讲，在国家严格金质奖基本农田用于非农用途的法律约束下，即使农民不改变土地的农用性质，仍然不能保证农民将耕地用于种粮食，除非种粮食的比较收益要高于土地的其他经营性收益。我们知道种粮比较收益来源于土地的规模经济，到世界各个国家来看，种粮食一定是规模化经营的，目前土地制度阻碍土地向农户手中集中，经营期不利于集中发展，农户通过流转的方式实现所谓适度规模经营。合同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通常是两三年、五年，承租人没有办法对土地做相对长期的投资和规划使用，有些农户即使在短期也不愿意把土地转包给别人，一是没有在非农产业经营的能力，只能靠自己经营承包地获得收益。到城市里边，经营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不在乎把土地转包出去获得那些微薄的收入，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这些人不愿意放弃土地，因为社会保障没有解决，仍然把土地作为自己的保障，即使在城市里边取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但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土地。

　　没有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无法使用机械化等设施提高农业生产力，无法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基本设施的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在小面积经营的情况下边，养鱼、种茶、种树、种药材经营方式比种粮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农田一旦变成养鱼塘或者茶园再变成粮食土地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如何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保证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我们提出来以下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解决思路：

　　第一，配合城乡统筹战略实施，深化土地综合治理，增加农用地的面积。

　　第二，在全国规划农业发展站，使耕地受到永久保护。为了弥补农业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弃工业化而牺牲利益，需要大规模占用农地，发展工业的区域给予农业带的农民以经济补偿，为此需要在全国实行跨省的土地交易，实施全国范围的耕地占补平衡。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户承包地流转，实行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

　　我们分别对三种方案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第一，深化土地综合治理。主要为了增加农耕地的面积。我们国家正在逐步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土地统筹是城乡统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国家整个情况，农村建设用地远远超过城市的建设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统计的资料，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大约是2.7亿亩，一千八百万公顷，农村建设用地总量是城市建设总量的4.6倍，其中村地空地占村庄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占农村建设用地中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宅基地。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能够顺利实施，而且又是有效实施的话，农村进入城镇，本来可以节约一部分住宅的占地，我们国家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间，土地不仅不会减少还有可能增加，农村建设用地远远大于城镇，农村建设用地中间，大多数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农民在城市里面城市化，会节省占地，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间，城镇化并没有我们的农业不同步，第一产业就是广义的农业，产值占到11%多一点，但是中国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占用宅基地，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和城市都在占有耕地，耕地面积不仅没有缩小，都在扩大。

　　通过土地整治的方式增加耕地，河南周口进行调查，周口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周口市是农业市，农业大省河南省的主要粮产区，主要是通过对砖瓦窑厂、工矿废弃地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整治运动增加耕地面积，五年净增耕地二十多万，保证工业化过程中间对土地需求的增加，又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周口耕地后备资源在全国处于中下游的水平。但是我们要在全国像周口那样做所谓通过土地整治增加耕地面积，需要破解土地整理资金短缺这样一个难题。由土地整治潜力的大多数是农产区，以种粮为主的地区，难以依靠自身的财力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整治，需要全国统筹解决。我们国家为了防治工业发展占用大量的耕地，大家知道国家采取所谓占补平衡的政策，耕地被占用之后，另外找出另外一个地方补足。目前土地政策不允许跨地区跨省实施战略平衡，比方说北京占了地不能在北京以外其他地方补足。在实施过程中间，占补平衡的范围就更小粮食重视了，往往是在一个地市甚至在一个县内实施占补平衡，一个地区和省内解决占补平衡，国家工业和农业发展都是没有效的，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周边需要占用比较多的耕地，但是能够用于补足的耕地非常少，我们建议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土地占补平衡，通过土地跨地区交易解决土地综合治理中资金缺乏的难题，像珠三角。

　　第二，长三角发展水平比较高，土地用于工业发展价值就高，华北和东北适合大面积粮食种植，比较收益比珠三角和长三角做粮食收益要高，除了国家对于种粮者财政支持外，大量占耕地地区减少的耕地通过粮食产区综合治理方式增加耕地，加以补足。但是前者给后者给予补偿，补偿的份额按照占用耕地的数量以及土地可以养活人口向国家缴纳土地占用费，社会保障资金和社会发展基金。国家再将这些资金用于耕地不足的地方，耕地的治理费用、社会保障、社会发展基金，这种做法实际上借鉴国外有关土地开发权的思想。

　　规划农业带，确保量产区耕地不被残食。由于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等限制，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大面积的大范围的种植粮食，因此需要在我们国家规划农业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为了保证农业带持久稳定的发展，需要采取以下的措施：农业带选择在气候、地理、土壤等条件适合农业生产地区。第二，农业带限制非农产业的发展，鼓励粮食种植，对工业发达地区也要要求发展粮食种植，把适合大规模种植粮食不具备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也要占用农田发展工业的格局必须要改变。第三，国家对于农业带的发展，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财政资金来源可由占用农地的地区来支付。第四，农业带的官员不应该把产值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把耕地保护，维护粮食安全等作为主要的业绩考核指标，我们国家以GDP考核地方干部这个做法引起好多的问题，河北的汉川，地方官员号召机关里边喝酒，一年喝到几百万，湖北号召当地公务人员包括老师抽本地的烟，派人到办公室检查，发现办公室的烟头不是本地烟减少财政拨款，我们认为这是国家采取GDP考核指标导致的结果，国家改变以GDP考核干部业绩的做法。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实现粮食种植规模化经营。我们知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我们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很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去年创新奖给了杜润生，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土地承包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人均耕地占有量很小。有农户1.93亿户，耕地总面积1.3亿公顷，户均耕地只有0.68公顷，户均耕地0.2公顷以下占到300.35%，在0.2到0.6占到50.04%，户均耕地在3.4公顷以上仅占到0.45%，粮食不能大面积进行种植的话，没有办法提高重量的比较收益，只有放弃粮食种植，经营其他高收入的经济性作物。随着经济变迁，也考虑到农村的比较收益发生变化，鼓励农户自发有偿自愿的原则实行土地流转，去年的会议当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现行的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流转后种粮大户相对来说比较少，从事非粮食作物的经营户比较多，因为流转规模不是太大，在不大的规模上面只有选择高收益的一些经济性作物才能够产生比较高的收益，种花卉、药材、养鱼等相对收益比较高的是农户的首选。沿海的地区，甚至把原来稻田灌进海水养螃蟹，为什么？养螃蟹在当地的收益是很高的，一旦把沿海灌进农田，土地不可能作为耕地在用了。

　　所以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粮食安全很难有效保障，所以，我们说在适合种粮食的地区必须进一步采取促进土地大规模流转和集中，保证经营者获得至少其他农产品相同的收益。限制土地流传和规模化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所以改革的方向明确所有权，降低交易成本，要朝这个方向来走，要对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土地要不然国有要不然私有，可以进行土地国有和私有的试点，土地国有政府进行拍卖和租赁，在私有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土地的流转，做到土地的规模经营，以保证土地经营的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土地私有和国有比目前土地的集体所有更有利与土地的流转，因为前两者的交易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土地规模用于粮食种植获得比较收益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户不再将自己的社会保障建立在所承包的土地上，才能使土地制度有根本性的改变。必须要尽快招手推进，否则粮食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中国的物业化和城镇化也难以向前推进，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不仅难以进行，还可能丧失。

　　主持人：

　　感谢刚才各位四位老师教授的精彩的发言和讲演，也特别感谢上午八位教授和专家的精彩的讲演和发言，特别感谢同学踊跃参与。

　　下午还有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颁奖典礼，请同学们继续参与会议。

　　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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