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王有涛摄)

　　新浪财经讯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承办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演讲。

　　李培林：

　　我发言的题目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改革。很荣幸在经济学高层论坛上，邀请我这样一个并不是经济学专家的学者做一个演讲，当然我讲的内容对前面的内容有一些呼应。这几位学者演讲给我很大的启发，经济增长当中，常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由于出口连续十几个月百分之二十多的速度下降，大家也预期危机后也不可能，我们再恢复到外贸依存度60%的高度，消费在短期内很难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还是把眼光放在投资，更多讲到改变投资的结构。这个假定实际上意味着过去30年主要靠投资，继续发展还是要靠投资，无非要改变投资的结构而已。理论方面我就不讲了。

　　现在进到发展的新成长阶段，这个阶段使我们在过去很多延用的做法，在未来的30年可能要做出一些改变。为什么大家对消费没有信心呢？消费在短期内受到收入的约束，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而且有可能改变，第一个就是说，大众消费阶段，实际上已经到了，大众消费阶段的标志可以看到，比如说人均GDP的增长，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GDP的增长增加到两千多美元，30年过程中，GDP提高了一千多美元，在最近三四年，GDP增加将近一千美元，到今年年底GDP可以增加三千五百多美元，到2007年的时候GDP在2600美元，这样跳跃性的发展和人民币升值有关系，升值也表示着购买力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在消费中食品占整个消费家庭比重占到45%，城市家庭很快降到30%，在这样的阶段，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是一个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家庭汽车所谓大额消费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消费更多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热点的时候，这个时代到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时代到来准备不足，研究不够，我们对消费没有信心，未来30年还是要靠投资，消费不可能起来。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到中期加速阶段，我们一直有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问题，如果从产值的比例来看，从53年第一产业占53%，08年占11%，“十二五”期间，GDP当中农业比重占到8甚至6%，按照国际规律，到这样的标准，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你要看就业结构，要看城乡结构，我们远没有完成，到“十二五”结束的时候，城市化可以第一次超越50%水平，但是毕竟在同业化这样的阶段社会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还有很大的结构弹性的情况下，加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和俄罗斯这样的过程不一样的，把每一个农村从乡村变成非农产业工人代表资源效率的提高，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发展要容易，因为结构弹性。

　　第三，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变发展和增长的方式，人口结构巨大变化带来几个结果，到2016年的时候，社会消费比人口红利就结束了，2016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的局面，意味着什么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整个人口当中，比例在减少，低成本的劳动时代要逐步地走向供给，市场迫使劳动工资的提高，主要的发展方向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品牌，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更多依靠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保持我们的比较优势，不仅仅靠劳动力的低价，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工资，提高工资水平，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是你必然做出的选择。

　　第四，反贫困，现在到了新的时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30年当中，中国减困是最大的成就，没有一个国家把贫困人口这么快地减少，现在出现的问题，我们的贫困人口按现在的标准，降到3%以下，按照这个标准再减就没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没有贫困人口，主要是我们的贫困标准太低，我们必须按照联合国国际贫困标准，最起码把贫困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天不低于收入和消费一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大量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

　　第一部分，我们不是说不可能，我们有可能，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到来，把引导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引导到消费这个方面。

　　为什么现在消费不振兴呢？我们面临这方面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不仅仅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问题，这30年来，经济增长是我们最大成就的时候，发生最大的挑战和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个曲线是30年衡量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曲线，几乎和GDP的曲线差不太多，一路高昂，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30多年把基尼系数从0.2增加到0.5，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快的速度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按照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解释这个差距60%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是收入差距里边最大的问题，城乡之间的差距，到2008年由于这两年扭转这个趋势，到08年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下降，从三点几减少到三点二几倍，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民打工的收入，农民收入今年收入差距扩大到原来的三四个百分点，现在农民收入，种粮食对农民收入增长意义不是很大，主要靠现金收入，农民现金收入远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大量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我们在这方面提高消费和改变农民收入情况主要的渠道。影响消费很大的就是收费结构有关，社会的分层结构，中国城乡差距造成城乡之间社会阶层结构非常大的差异，这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左边是农村结构图，右边是城市的结构图，所谓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要把一个阶层结构从金字塔的形状改编成橄榄形，也就是从中国来说，迅速地改变，把农村的结构改变成城市化阶层的结构。一个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依靠中产阶级增长，当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多数都是从收入和财产来定义中产，社会学比较注重职业这个指标，也就是说要看是不是白领？当一个国家第三产业占了整个产业结构比重绝大多数，白领阶层在整个劳动从业人员里边占了多数，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较大的比例。按照我们现在做的，按照收入、职业和教育三项指标合成之后，我们国家在整个城乡当中，中产是占12%，在城市里边只占25%左右，要想办法通过结构的调整，扩大中产的力量，中产代表着新的大众消费的阶层，很多国家都盯着中国这个数据，特别是各大公司，中国虽然比例小，但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口绝对数是庞大的市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是社会方面的理由，民众对这个问题很看重，经济学一般不大谈道义问题，但是我们说，经济也得讲道义，现代收入分配根据我们的调查，60—80%的民众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另外这个问题也成为很多社会问题产生深层的诱因。

　　社会学里边有一项调查，调查人民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把社会分成五层，主观上的选择，经济社会地位的认同，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规律是有差异的，和实际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不是直接的相关，巴西是收入悬殊的国家，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收入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他们主观的认同度差不多，有60%认为自己是中层，印度的结构和这个差不多，一到中国会看到，差异非常之大，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认为中层不到40%，认为是中层和中下层是55%，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是印度GDP的两倍以上，印度的贫富差距和我们一样，非常悬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看到，在孟买中心有2.4公里的贫民区，但是印度认为自己中等是57.7%，住在印度贫民窟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的，但是在我们的样本里边，北京市的处级干部认为是中下层，说明什么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是绝对的客观差距问题，很多是主观认同，不是低收入人不满，很多很好的人也不满。

　　北京市和香港收入客观差距是差不多的，北京市人不满意程度比香港高很多，给了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理由之后，在经济上要有解决的理由，扩大消费，是受到钱的影响吗，国家很有钱，94年到08年税收总量从五千多亿增益增加到5.4万亿，年均增长1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居民储蓄94年到09年3月，两万多亿到24.1万亿，已经相当于当年GDP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年均增长18%，这么多的钱上哪里了，为什么不消费？银行利率使劲往下降，逼老百姓花钱，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花，国家只能依靠向老百姓举债发行国债，把这个钱由国家投资，85年到08年，我们的居民消费率竟然从52%下降到35.4%，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不用说远远低于美国的70%和日本的6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三亿人一年消费十万亿美元商品，我们13亿人一年消费1万亿，市场差别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经济学的规律，在我们国家也是显现得非常明显，根据08年全国抽样调查，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趋势非常明显，越低收入消费越高，增长收入的钱，增长到谁的手里，对消费的拉动是不一样的，消费结构还受到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计算投资和消费，比如说住房，住房你会看到，按照在各个不同家庭结构里边的比例，住房在高收入家庭也是高的，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家庭住房就是消费，高收入里边住房就是属于投资的需要，另外影响现在消费就是教育，越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比例越高，第二医疗也是同样的，消费里边恰恰是由于这方便刚性的需求而限制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的消费，所以调查所谓银行储蓄目的排在第一位很多年都是家庭子女教育。老百姓是为了规避未来消费的风险，所以说要存钱，而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化的原因，美国就说信贷消费，我们就说非要把钱存起来要下辈子花，这里边和资源配置制度是很多的关系。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改变发展的方式，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如果说不能够继续延续这种投资，始终在30%以上的投资率，必须使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拉动经济的因素，才能维持我们未来30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的增长，消费调节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我们知道投资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有具体的人管投资的，政府部门里边没有一个部门管收入分配，其他的指标、就业指标每个部门是一个政绩指标，收入差距扩大了找不到任何的责任人。调整收入分配，一是增加政府提出来，在初次分配里边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当中居民的收入比例，这个比例十几年来一直下降，第二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收益增加的比例，这个比例在最近这些年不断下降。第二，再分配里边要运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调节。另外发展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特别转变认识，慈善事业很多税务部门老是认为，只要慈善事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这个钱要往社会发展方面投入的，个人投得收入关心钱投得效益，捐多少钱，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这个钱转到税库里再放到口袋里边，中间流失很多，而且没有人关心投资真正的效益。要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突破口，彻底解决农村对中国消费带动意义过低的情况，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把改革深入的方向引入到社会领域，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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