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在上海举办的2009’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2009第二届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活动颁奖典礼召开。图为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致辞。(来源：新浪财经 肖锋摄)

　　2009年11月13日在上海举办的2009’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2009第二届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活动颁奖典礼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活动。图为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演讲。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今天跟大家共同研讨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转型与企业战略。我从三个方面展开今天的演讲。

　　刚才的屏幕上播放了经济复苏的强劲劲头，2007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13%，但是到了2008年底GDP增长速度下滑到9%，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滑到6.1%，第二季度呈现复苏的迹象，是7.9%，第三季度是8.9%，但是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非常关心：这样一种复苏是不是可持续的？我们会不会有二次探底？经济增长会不会是W型的？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我认为关键在于扩大民间投资和消费。

　　我们应该看到这次复苏政策在保增长方面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同时在结构调整的任务也非常繁重。结构调整首先需要调整消费结构，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第二要调整财富的结构，要扩大中产阶级，因为富人是有钱不消费，穷人是无钱不能消费，而消费的主力军是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第三要调整城乡结构，这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较大成功，城镇化的发展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可能比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要大。最后一点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如果从GDP角度看我们的服务行业至少滞后是15-20个百分点，如果从就业的角度看服务行业至少滞后20个百分点，我们的外需受到很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制造业面临困难，制造业是外向型的，而服务业则是内向型的，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有新模式，企业要有新战略。面对危机的机遇和挑战，企业需要走向蓝海战略。竞争有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我们怎么样实施蓝海战略？要发挥巧实力，构建新奇特色。

　　我们现在要看怎么样实现V型经济增长。刚才讲到中国第一季度是6.1%的GDP增长速度，美国第一季度同比增长速度是负3.3%，第二季度是负3.8%，第三季度是负2.3%，而环比增长3.5%，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发达国家很多是负增长，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和中国是正增长。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四国，我们抗击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成绩都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靠经济的外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我们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呈现“五强五弱”：一个是内需强劲，外需疲软；二是投资效应强，消费拉动弱；三是公共投资强，民间投资弱。四是经济硬件设施强，社会软件设施弱；第五点是国有大企业强，民营小企业弱。由于国企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天量信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机会优势，加上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国企处于相对强势状况。比如，我们有很多地方出现地王，一些地王的背后是国有大企业，它们得到了大量银行的信贷支持。我们通常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但是目前在投资中间民间投资不够。拿广州来说，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60.3%，但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6%。现在我国出现了房市、股市和车市构成的新的三驾马车，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73.4%，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24.5%，所以称之为经济强劲因素的新三驾马车。目前，我国外需依赖型经济难以为继，不仅是由于金融危机暴露了其脆弱性和风险性，同时这种模式也给我国带来了极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随着“人口红利”所导致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消失、消费转型升级，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而为刺激外需而出台的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穷国补贴富国。如我们生产的一个鼠标价值24美元，设计者拿走了8美元，而生产者只拿到了0.3美金，这种模式给我国创造的价值太低而代价太高。

　　今年经济增长中，三驾马车中投资的贡献最大，而春节期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95%，消费的贡献只有52%，而出口对GDP增长贡献是-47%，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主导。GDP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民间投资和消费。

　　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二点怎么样改变结构失衡，转变发展模式。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模式，改变传统发展模式。首先是消费结构要调整，我们看中国居民消费只有三十几点，发达国家有59%，我们看到中国的比例比表中其他所有国家低，在GDP中消费贡献率非常低，这是很大的结构上的失衡。从经济结构上来看，美国是低储蓄、借贷消费，中国是高储蓄，外贸顺差积累了大量资本，却通过高外汇储备将钱又给美国消费，所以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经济模式完全相反。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无钱不能消费、有钱不敢消费和消费环境不优等问题。在居民消费当中，中国农民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是他们没有收入，只是潜在的需求。还有的是有钱不敢消费，社会投资和公共服务跟不上，特别是社会保障。现在我们说住房、医疗、教育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还有消费群体中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太低。消费的环境也需要优化，要进行消费引导。社会保障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而我国只有2.4%。所以许多农民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医疗保障不完善使他们不敢看病。这样消费者就存在后顾之忧。

　　另外一个方面从阶层结构讲，要扩大中产阶级的群体。中产阶级是同时具备高消费倾向和强消费能力的群体，因此是最能稳定并扩大内需的消费主体。现实中，中产阶级是汽车、住房等消费品，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消费者，中等收入群体在推动消费升级方面也有显著的贡献。我们现在中产阶级，2008年是22%-23%，美国达到80%，新加坡是90%，德国是50%。我们的消费贡献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财富的分配结构不合理，中产阶级比重太小。研究也表明城镇化、服务业、创业与中产阶级关系很大，城镇化使农民变为市民，服务业可以使蓝领变为白领、金领，创业可以使穷人变为富人。我们有一个统计，在中产阶级职业构成中，个体工商户占40.6%，私营企业主占10.5%，培育中产阶级要靠私营企业。另外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就业比重也是相对低的，我们要营造中小企业发展良好的环境，让更多人群创业和就业。

　　今年以来我和200多个企业家进行了直接沟通，大家现在的创业激情不太高，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迹象，这是和金融危机有关的。金融危机使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这并不可怕，关键是需要更多中小企业生长出来，更多人来创业，弥补这个空缺。我们在城镇居民中间，创业依然不到5%。75%的大学生有创业的意愿，渴望创业，但是有行动者只有1.94%，而发达国家达到20%。返乡农民工有7000多万人，但是创业农民工不多。所以我们的社会要营造好的创业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创业，这样才能培育中产阶级。我认为我们国家有三次创业高潮，第一次是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等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92年小平南巡以后，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创业为特征的精英创业；第三次是加入WTO以后的伴随新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海归创业。当前，在就业压力下，像淘宝网上开店每个月有20万人，这次金融危机引爆了电子商务。美国911以后大量人不敢出差，所以美国电脑生意非常火爆。这次金融危机也引爆了电子商务。危机使像安徽有30多万农民返乡创业，吸引了200多万的富裕劳动力就业。当前，政府需要积极引导新一轮的创业浪潮。

　　我们应该看到收入分配格局也不合理，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GDP以两位数10%增长，但是财政收入是20%的增长，从劳资两个方面看财富不断向资方面集中，从城乡收入看城乡收入不均。现在劳动者报酬只有GDP的39.7%，发达国家是60%。1996年至2005年，中国的企业、政府、居民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占比从69.5%下降到58.4%，1979-2006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6.03%下降到11.03%。从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垄断性因素造成的。从城乡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在1978年时候城乡收入之比是2.17，现在超过3.32。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我们占总人口比重2/3的农村人口只占消费的三分之一。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均衡共享是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日本曾经施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将近1个亿的中产阶级，就像换了一个国家。

　　接下来一点是城乡结构的改变，我们要大力发展城镇化，我们现在只有45%，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接近50%，高收入国家是77%，中等收入国家也达到了54%，巴西也达到了84%(我们知道，城镇化过度是一种所谓的拉美化现象：即大量的农民集聚在城市，把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的差异搬到了城市，所以在巴西的城市贫民窟非常可怕)。但是我们现在是城镇化滞后，同样带来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每年农民工往返产生的巨大经济成本、六千万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现在我国有2.25亿农民工，而跨省的农民工有1.4亿，加起家人要超过3亿。而市民的消费大约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将这部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可以减少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引爆内需。具有规模、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是10-30万人口的城市，对内需扩大的效果好很多。在50万-100万人口的中等县建立中小城市，在50万人口的小县要把县城做大，建成扩大内需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新政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前土地银行董事长说，如果让农民使用土地权融资，可以使农民工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借助土地金融实现创业，让农民安居乐业。我在北京调查了农民工，他们觉得不可能融入北京这个大城市，他们赚钱以后要去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这样一种现象引发我们思考，下一轮房地产发展应该是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潜力非常大。

　　另外一点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从GDP角度看，服务业滞后15-20个百分点，从就业角度看至少滞后25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不到40%，巴西达到了58%，美国是78%，香港现在是90%。我国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是结构转型的非常好时期。服务业是创造中产阶级的产业载体，也可以培育大量的中产阶级，可以提升消费，引导消费升级，实现从过高的外向依赖转向内向依赖。印度快速发展服务业，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印度目前中产阶级人数达到2.5亿，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要有新的模式，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现在这样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型。

　　后危机时代，我们企业面临着扩大内需机遇、国际化机遇，市场化机遇、信息化机遇、自主创新的机遇、绿色经济机遇和政策扶持的机遇。这次危机是企业的信息化非常好的机遇。电子商务，成本低廉效益高，潜力巨大。还有国际化机遇使企业能够走出去。今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但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总额却同比增加40%。我们要引进来，特别是服务外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来料加工的20倍，而能耗是制造业的20%。还有绿色经济发展的机遇，可以发展新的能源和环保产业等等。另外，我们看到金融体制改革、创业板推出为中小企业带来机遇。同时，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市场开拓难度提高，低成本竞争战略失效、转型升级的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加剧等挑战。所以外部市场条件、竞争环境和科技条件的变化，就要求企业以变求变，要转型。同时，企业要实施蓝海战略，寻找新的空间。比较来看，红海领域竞争激烈，而企业通过开辟新的项目中14%蓝海业务投入能够带来60%利润。现在企业的竞争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国企取得了大量超额利润，但是民企主要集中在红海领域，竞争激烈，利润微薄。从红海走向蓝海，要开拓市场的空间，创造新的游戏规则等等。要产业升级首先要消费升级，我们看到历史上我国消费升级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的机遇。如第一次消费升级带动了轻工、纺织业的发展，第二次消费升级带来了家电、钢铁、电子等行业的发展，当前的住宅、交通、教育、娱乐、通讯、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将带动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等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将会给我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从国外看，比如汽车行业50%至60%的利润是在服务领域中产生的。例如在消费信贷方面，美国贷款买车达到80%，德国是71%，印度也是60%-70%，而我国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5%。有很多新型的产业也会创造很多机遇，如节能环保产业、休闲旅游等。

　　另外企业要实施巧实力战略。实力有三个概念：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企业文化等软实力，还有现在强调对软硬实力进行策划整合的巧实力。以格力为例， 2008年以来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利润增长60%，今年前三季度销售下降了，利润却增长40%以上，主要是附加值大，利润空间比较大。第三种是轻模式战略，要轻装上阵。

　　下面我对今天的演讲做一个总结。我们发展模式转型第一点是实施城镇化战略，未来20年、30年中国高速增长，城镇化把农民变为市民是保障这个高速增长的很重要的因素。要通过创业让中小企业快速长大，通过经济的服务化产生更多白领、金领，从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通过劳动所得提高收入水平，培育中产阶级群体，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第三点，要有高消费人群，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业和社会性投资支出，让人们解决后顾之忧，有钱敢消费。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最终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对我们企业战略来说应该有五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从低成本靠价格的优势走向差异化战略。改革开放30年辉煌，农民工收入与市民相比差距很大，利用人口红利这样一种低成本优势打造了中国辉煌的出口。但是低成本优势将难以为继。二是实现多元化向归核化的战略转变，做强主业。三是要实现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从做大向做强的转变。四是跨越式的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怎么做快向做久转变。五是从粗放型战略向集约型转变。企业战略转型的路径，一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变新，二是通过创造环保价值变绿，三是延伸产业链变长，四是聚焦精品和精细变精，五是优化管理做强做久，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给企业转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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