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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演变趋势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28日 13:21  新浪财经
金碚: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演变趋势
  2009年10月28日-29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在上海联合召开。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所长金碚。(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09年10月28日-29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在上海联合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演变趋势。

  从美国房地产次贷业务开始诱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尽管因其主要爆发于金融领域而被称为“金融危机”,但却深刻反映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产业经济中所存在的深刻机制缺陷,即反映了各国产业发展的创新机制、成本控制机制和市场渗透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似乎发生了不知向何处去的困惑,尽管所有的人都在呼吁“创新”,但却因创新机制缺陷而看不明创新的方向。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采取超强度的刺激政策和救市措施以遏制经济大幅度下滑势头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实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调整,竭力寻找新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创新突破方向和新的产业增长空间,希望形成带动经济强劲增长的新的产业增长引擎,并使本国产业能够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条件下保持相对竞争优势,以缓解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和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为了实现经济战略调整,各国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反思现行竞争规则及国际贸易规则的有效性和有利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倾向于传统意义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规则;发达国家则会更倾向于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规则中加入各种非传统因素,以抵消日益削弱其传统竞争优势的传统规制对其的不利影响。因此,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一方面表现出历经30年改革开放而显著增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因而能够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2009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外向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持续提高的势头);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也在危机冲击下更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经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也将实行重大的发展战略调整,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演变将呈现显著的新态势。

  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基础:工业化推进中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中国工业化的路程还远未走完,中国不可能以不发展工业的方式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中国现阶段一切重大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于更发达工业生产能力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因此,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显著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包括资源密集型产业将以显著快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向更有效利用资源(即更节约资源)和更清洁生产的方向升级。同时,能源替代(新能源)也将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发展。实际上,中国工业近些年来正在走向更节能、更清洁的道路,中国对世界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所作出的贡献为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明。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将更趋明显。中国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选用更节能、更环保的技术并保持竞争力的水平。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提高,甚至导致出现“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的现象,表明中国新能源产业增长和节能技术应用的微观动力机制正在形成。

  二、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要素基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比较优势的现实依托。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各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仍将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前提,而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不断升级将成为中国产业新的比较优势。这将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升级。无论是从发挥比较优势还是从实现就业目标的要求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具有发展的必然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众多人口作为“负担”的状况将越来越弱化,而人多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优势,包括形成更大市场空间的优势,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以个人计算机产业为例,可以明显反映中国如何依靠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从低端产业链向高端产业链的逐步推进。美国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全球产业创新》报告中的研究结论是:从1990年以来,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世纪以来,中国从生产和维护工程环节大规模进入该产业。现在,“该产业创新活动的全球分工又如下特点:元器件层面的研发(概念设计和产品规划)在美国和日本进行;新平台(尤其是笔记本电脑)的应用研发在台湾进行;成熟产品(主要是台式计算机)的产品开发以及大部分生产和维护工程在中国进行。”

  三、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支撑基础:雄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高储蓄率的支撑。

  目前,经过数十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投资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正在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往的瓶颈约束状态变为超前发展状态;同时,中国持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资本积累及巨大投资能力,成为支撑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强有力的独特优势。为应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实施经济刺激计划,超常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前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中国正在经历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次投资高潮,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基础设施的实力,各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瓶颈现象将得到根本缓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大幅度加速,从而明显改善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和生活条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更大改善,中国正在成为基础设施条件最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甚至可以同一些发达国家媲美,因而对国际资金、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吸引力将明显增强,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和区域优势极大改观,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夯实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物质基础。

  四、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分工基础:制造业精致化和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在资源条件改变和全球化竞争中贸易伙伴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告别“粗放制造”、“低价竞争”、“快速扩张”的时代,形成“精致制造”、“清洁生产”的战略机制、工业素质和企业文化,才能进一步夯实制造业竞争力的微观基础,真正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金融危机使得从未经历过严重经济危机冲击的中国企业普遍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精洗”,也给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提供一次特殊的战略调整机遇,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向精致化方向转型和发展。同时,制造业产业链的不断分解,并在信息化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包括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中国产业竞争力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五、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机制基础:有效竞争规则和新的成本优势机制的形成。

  产业组织结构的不断演变和形成新的成本控制机制,是中国产业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一。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将形成一批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在非常时期发挥功能和优势的特殊性质,所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的全球性战略举动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竞争新格局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次金融危机是对中国企业的巨大冲击,但也是一个生动的“课堂”,特别是对高度开放和竞争性的企业,对于发展历史还不长的民营企业,更是一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经历。在这一时期,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将越来越成熟和强大起来。“竞争力来源于竞争”这一铁律,将以新的方式向中国提出挑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更大提升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和有效竞争的格局,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竞争中依靠自身努力提升内在的和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第二,形成新的成本优势机制,即从主要依赖“血拼”方式维持产品低价格优势,转变为更有效发挥综合优势,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获取较高水平的投入-产出关系和产品性能-价格比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优势。

  六、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未来风险: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新挑战。

  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的极大变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会,但中国产业向制造业以外的海外领域拓展,可能付出较大“学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真正实行了较彻底的改革开放的领域主要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因此,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目前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其他产业大多改革开放滞后,缺乏市场竞争经验,国际竞争力不强,所以,当这些产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时,难免不敌强大对手的竞争,屡遭挫折和失利。这些行业只有在不断地历练中才能逐步培育起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即使是工业企业的海外拓展也将面对着许多不熟悉的情况,当涉及各种法律、政府管制、当地文化等复杂关系时,中国企业因缺乏经验而经受的风险性会明显增加。

  在国际化过程中,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形成,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网络经济的加速发展,将会深刻影响世界的竞争规则。希望在电子信息和网络经济方面有新的实质性突破,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动向之一。据报道,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1月28日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础设施。奥巴马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21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有分析认为,IBM公司的这一构想极有可能上升至美国的国家战略,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竞争规则、贸易规则、政府监管规则(包括税收制度)等,都越来越暴露出难以适应高度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经济活动。世界经济活动的实体形态正在从“原子型企业”越来越演变为“网络型企业(或企业群)”,而且,网络化的产品和服务形态越来越普遍。对原子型企业行为的监管与对网络型企业甚至网络型企业群行为(以及网络化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显然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样,被监管的企业与实施监管的政府机构,都会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各种法律的和行政的规则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又要求实现世界各国规则体系的一体化或者可相互“接轨”。因此,各国新规则的制定或现行规则的改变将受到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因为,旧规则的改变和新规则的制定都将对各国、各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在产业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中,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总之,应对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所产生的风险,将是中国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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