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东：造就下一代能源管理体系
2009年10月1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沈阳市委、市政府、辽宁省政府研究室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在辽宁沈阳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危机 对策 改革”。图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社首席经济学家武建东。
一、引论：能源大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
奥巴马的能源变革之于传统变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催生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革命的核心就是思想大革命。为此，一个国家占领新的全球制高点的能力也就取决于它颠覆习惯的能力和思想的改变程度。对于中国而言， 这个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需要有效地调整30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诸多的经济运行习惯和结构，构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创新社会，据此才能确保中国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宏大体系付诸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改变中国公众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并力争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由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战略路线。
30年来不断增加的燃煤使用总量支撑了中国制造经济奇迹，避免了全球范围内因争夺石油而引致较大的国际政治较量甚或战争，它推动了中国商品的全球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积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结构、体系和秩序，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大国出奇制胜的成长机会和国际权力转移的特例。
从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而论，这个历史性和平大交易构造的体系主因之一就是因为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进入以纸币为主的通货时代，而且自此38年以来，以纸币换取商品的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基本守则。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买卖关系中，实际上中国是以高耗能的资源代价的商品换取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美元或欧元，在中国获得贸易顺差之时，中国也帮助美国等实现了资本顺差，这是一个中国和其它国家都能够受益的规则。这个规则得以捆绑运行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有赖于中国维持二元、抑或多元的经济体制，特别是需要中国维持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输出纸币资本的同时输出增长的国际交易体系。
然而，2008年的全球危机迫使诸多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纸币换取商品的游戏规则有巨大的缺陷，这就是纸币换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了增长。为此，在纸币换商品，还是纸币换增长的全球分工的大整合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倘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历史性大转型，纸币换增长的游戏规则应该是第一位的，这实际上就需要将更多的纸币资本投入到本国经济的增长之中，转换自身经济体系的主力结构，而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并在这个转换之中实现更高的体系竞争。为此，逐步修改纸币换取商品、特别是纸币换取能源或耗能较高商品的国际分工秩序就成为大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改造现行诸多的国际机制、制度、规则、价值和标准，再用一种共同的理念将世界重新组合起来，而气候和能源、环境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以这个问题作为解决世界分工秩序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拥有国际分工高端位置的天然优势，而这个需求置换的本质实际上是再造国际分工新的游戏规则。
因此，倡论全球气候危机的本质之一就是欧美国家推行了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再重复使用了，世界将在一个新的平台、基准上进行博弈，这就是绿色经济革命将翻天覆地改变历史的重要基因。
为此，中国适应这个变革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推行伴随式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而在于要彻底反思我们30年来的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的问题。推进能源变革的思想大革命，我认为中国较之美国更迫切，这个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要造就下一代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战略增长路线和发展模式，将中国的城市化、绿色生存方式、生产方式重组等增长兴奋点全部投送进这个新的跨产业、跨越式的大变革发展之中，这也是能源革命将再造中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应该比我们的竞争对手优先达到这个智慧的顶端。
未来中国在世界竞争力上的领先地位应并非由于我们能够制造的商品总量而决定，而应该由我们拥有的先进的经济模式所决定。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一定走美国能源改革的道路，但也不能走脱离能源革命主方向的道路，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发动者，至少也要形成与美国的能源变革并驾齐驱的态势。如果有可能甚至应该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超越美国。
由此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热情研究迅速跨越进入全球体系运转的研究，尤为重视基本通货问题、能量问题 、效率问题、组织变革问题、全球分工问题、幸福生存等关乎世界本质问题的战略研究，并前瞻和透视这些历史主题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整体重组中的巨大利益的变化和把握中国的机遇。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我们是比较薄弱的，2007年3月我发表《中国金融全球化必由之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等文章之时，体改研究会的领导很支持这项研究，有关的体改研究会议中也多次涉及到纸币通货的管理问题，但可惜地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讨论并成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案，同时推动中国获得国际危机红利。只有中国在攸关世界体系的基本管理方式上拥有了先进的理论我们才能更好地主理全球的变革，我们才能掌握世界发展的主动权。
基于此，我在与一些全球性大公司的交流之中迫切地感觉到，这次能源大革命缺的不是技术、不是资本、不是市场，而是思想，缺乏的是将我们整个人类能够正确地带进下一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战略增长路线。
也正是基于此，以前的工业革命进程的领导者，可以是工程师团队，可以是资本团队，而这次新的能源大革命的领导者一定是思想家团队，实际上，目前掌握美国能源革命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思想家团队，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历史大体系角度认识这场能源革命，从全球最先进的能源变革的计划中整合出中国能源革命的超越战略。
二、认识国际能源革命博弈的趋势就必须理解千百年来人类智慧探索的三大战略主题
千百年来人类智慧曾经投向无数问题的求索， 但是，人类的智慧长期都在探索什么高级别的战略主题？每一个大国、强国崛起都必须求索什么命世主题？不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最有效的规划好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划好自己所在组织和我们自身的发展。
我认为千百年来人类最高的智慧一直在集中探索三个主题，而且三个话题的核心都与能源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命题应该成为建立下一代人类增长体系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实施能源变革必需借鉴的有关世界之本问题的浩大智慧。
其一是探索使用一种通货，或者说是债务凭证、金融要求权或纸币体系等将世界的商品联结起来，希望使用这种天使抑或魔鬼般的通货力量运转财富。例如：世界上第一个金属货币的通货体系就是中国的保德铜币，第一个纸币的通货体系就是中国唐朝的飞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通货体系就是美元、黄金等。以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也直接引用了历史名言：“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而我们每天都碰到它。”这个通货目前集中表现的就是货币，因此，哪个国家能够精熟的运转纸币通货，哪个国家就能够管理好世界，哪个国家就能够占在世界经济的最顶端，哪个国家也才能管理好自己的能源体系。我以为能源改革的价值需要它表达，能源的转型需要它推动。
其二是一直探索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动力之母－能量，而且希望不断使用更高密度的能量运转世界。
以致物理界曾经将其称为活力，现在英语中能量一词energy是两个希腊词的组合：εν是“在……之中” 的意思，εργοs是“功、劳动”的意思。加在一起 en-ergy 就是“加进去的功”。因此，谁能够把握能量变革，谁就能主导世界增长，谁就能够领航世界的发展，能量的变革的本质就是世界之本的变革，能量变革的实际表现状态就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是一个国家表现英雄精神的最理想的行动，也是一个国家历史上创造性最高的历史时代。把握好这样的机遇就会获得创世纪的历史收获。
其三是一直探索健康和谐生存之道，它不但希望维护身体健康，更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观点包括人与气候，环境的整合运转，而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最具统治地位的生存思想，它们对自然和谐的捍卫甚至牵制了中华民族开发矿物能源的热烈追求。因此，谁能够预防自然危机，谁就可以拥有成功者最小的代价；谁就能够拥有长期发展目标、把握公众的追求和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强者的行动的力量，这实际上也奠定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的底线，即：无论对于金融危机，抑或气候、环境灾难，预防危机总比战胜危机更伟大。
综上所述，世界上独握通货、能量、和谐生存之道三大资源和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介入下一代能源管理革命的领航之列，可惜这样的国家并不多，而且集中在主要经济体的国家之内，它包括中、美、欧、日、俄、巴西、印度等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之中既会有我们的对手，也会有我们的竞争者，更会有我们的朋友，决定未来大国之间互动水平的就是能源、环境和气候的管理和消费方式，如何立身期间发挥创新的作用就取决于中国对能源权力的正确把握。
我认为实际上所谓的能源权力就是个人、群体和国家控制和影响其它主体行为的能力，这个能源权力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战略把握和控制能源变革的力量；其二是物质力量；其三是行动创新和体制转型的能力；其四是信用投放力量；其五是需求的力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个能源的权力体系之中并不占优势地位，所赖资源有限，这就更需要我们国家在战略上把握要害，超越我们的伙伴、竞争者、甚至对手，优先达到能源领域的大创新之中，为此，应该鼓励整个社会探索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主题。现代化军事体系引进中国百年之后，中国可以产生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指挥的优秀的军队；现代科学引进中国百年之后，可以推动中国在原子武器和运载技术方面进入先进国家之列；同样，现代能源技术引进中国之后，我们应该再造辉煌！
三、合理地评价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能源体系
我们这个世界的增长正在成为人类慢性自杀的温床，因此，推动这个变革就必然产生先后和不公平性，但是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根据联合国人口计划署的统计，1700年左右世界人口大约有6亿，这个时期世界能源生产方式面临两个选择，其一是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生产方式，这就需要继续沿用人力、畜力等传统能源路径转向以机械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其二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系统，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更换了我们人类的能源系统，这个人类第一个以矿物能源为主的工业结构的调整也被称为工业革命。
这个工业革命至今形成了人类历史上顶端的成就，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其一，它造就了巨大的能量，每年全球约需要30万亿千瓦时的电力能量，2008年全球消耗了106亿标准油的能量，如果中国能源消费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全球能源消费就需要提高到150亿吨标准油的能耗。
其二，它造就了巨大的污染，大气中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已超过万分之三、四的含量，并且每年还在增加。
其三，它造就了巨大的人口增长，全球人口1650年5.5亿，1750年7.3亿，1850年11.8亿，1950年24亿，2008年67亿，2050年预测80亿人口。
其四，它造就了城市的集中发展，工业革命真正区分了城市和农村的功能，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0万个城镇，而2%的城市地区排放了全球80%的污染。
其五，它造就了巨大的商品，全球2008年的GDP为60万亿美元。
其六，它造就了强制性增长模式，也即矿物能源使用以物质力量或文化方式将集中化管理体系和单向等级制管制强加于需求者，单向运转的能源体系是世界上最为集权和浪费资源的体系。
由此，200多年以来，这种以矿物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系统导致了人类与气候环境互动的灾难，经过我对全球发电总量等数据的比对推算，2008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了400ppm,这个水平接近了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界定的危险气候变化底线445-535 ppm的临界点，达到这个水平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将接近3度，由此，全球范围内将发生重大的气候和环境灾难。
这个变化对中国而言，意味着2009—2018年间将单独或多集合地发生干旱、洪水、冻土变化、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周边洋流变化、南北极冰川融化，粮食减产、重特大疾病发生等灾难挑战。为此，我认为2008年不但是全球发生金融灾难的一年，这个危机充其量百年一遇；同时，2008年也是发生了气候、环境和能源综合灾难的一年，这个危机是千年一遇。因此，我们正面临一个复式的全球危机，这个危机包括两个部分，其一就是经济危机，其二就是气候、环境和能源危机。
由此，延循传统的危机管理战略已经无法使人类成功地跨越这场综合性的危机，必须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创新大危机的管理战略，这个出路只有一条，我认为就是更换我们人类的能源系统，建造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的人类的能源生产方式。
四、加快造就全球下一代的能源体系已无可选择
工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造了以矿物能源为主的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其中19世纪以煤炭为动力的革命，造就了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雄的世界；20世纪以油气为主的动力革命，造就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发展的奇迹。目前，全世界每年大约需要消耗1.06×10 18cal的能量，倘若以这个体量的传统能源消耗持续运转，综合性的气候和环境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它表明依靠传统能源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清洁能源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为此，21世纪迫切需要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革命造就全球下一代的能源体系，而信息革命面临的最深刻挑战就是逆转目前的传统能源的消耗方式，以清洁能源建造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这个转变有三个使命，其一就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是以发展智能互动网为基础提高能源效率；其二就是要逐步更新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体系，采用就在自己本国国内、低污染、能够大量获得、可以良性循环的清洁能源体系；其三就是要建造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互动的能源运转体系。
世界上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得成功，并缔造人类新的生产方式，而且经过这场竞赛的强盛国家必将把握未来世界经济的制高点，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占领这个全球能源变革的制高点，对中国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和深刻的挑战。
五、纵观清洁能源计划发展的国际路线图
国际能源署的田中仲男告诉我，目前国际能源署正在成员国内部协商2050年时实现清洁能源计划的路线图，其目标是计划到2050年实现能源消费的50%来自可再生能源，25%来自核能，另外25%来自矿物能源的清洁使用，但是这一部分必须实现碳封存和捕获。
我判断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把这个时间表提前10年、甚至20年。这个路线图一旦付诸实施将更换目前人类使用的主力能源系统，三、四十年彻底颠覆全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巨大的转型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六、中国能源变革的时间表
面对全球能源变革，我们必须找寻到将能源变革从挑战变为机遇之路。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我认为中国应该优先更换传统的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更换的代价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遇也是难得的，在发达国家能源改革路线图成熟运转之前，提前占领全球能源经济的制高点是极其必要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能源变革必须在2018年以前有中期主体突破，2030年前实现长期变革，这也应该是中国能源改革的一个被动时间表。为此，我们必须推翻目前能源使用的五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人类的主力能源，这种能源系统以石油、煤炭为基础已在地球上维系了300年之久，而今则需要实现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为主力能源。第二座大山是以不平等的等级制为核心的国际能源分工体系，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分工体系，也是推翻新兴国家经济发展之路上的一座障碍。第三座大山是以金融体系来简单定价远期能源商品的能源霸权体系，如以美元定价的石油期货等的能源商品体系。第四座大山就是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互动的强制性的能源利益体系，这主要指的是现有的单向运转的能源网络，包括电网、水网、气网等，而今后随着双向化的互动能源网络转型，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重新分配利益。第五座大山是以使用矿物能源为乐的定势惯习和社会心理。据此，我们更需要正确认识奥巴马主导的能源变革。
七、美国的能源革命正步入不归路，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寻宝期
1.奥巴马降低赤字压力催生能量成为新的“通货”。
2009年2月26日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3.6万亿美元的2009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该计划2009年度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目前计划超过了1.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这实际上也等于预计了美国2009年的GDP将达到14万亿美元左右。或者说，保住了这个GDP的规模，美国就不会崩溃，美国的危机就会实现转型。这份预算案还包括了被美国舆论称为最具雄心的世纪提议，即奥巴马政府决定推进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和气候改革计划，强制污染方排放自负。奥巴马计划在首个任期结束前的一年，即2012年开始出售这个污染排放许可。
在该预算案中奥巴马宣称，本届政府计划到2013年将预算赤字降到5330亿美元，这意味着奥巴马任期的4年内美国将减少1.2万亿美元以上的赤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减赤创举，几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此，只有通过资本和资源的国际大重组才能实现这个套利，这也就需要美国政府必须加快推进以能源为主的产业革命以扭转全球经济衰退通道。因此，美国的能源产业革命已经步入不归路，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历史上的新的寻宝期。
目前美国能源变革的突破方向之一就是需要将能源提升为能量通货，这将直接导致能量升级为一个价值概念，成为将世界的商品联结起来的国际通货，具有与货币体系等同的本位通货作用，可以运转世界财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从纸币一元本位制的时代进入纸币通货和能量通货协调发展的二元本位制时代。而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标志着美国正逐步进入纸币体系和能量体系双通货本位制的时代，它的营建意义重大，可以弥补美元纸币体系的不足，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创新的金融资源，能量通货和纸币通货合成运转可以提前帮助美国渡过本次经济危机，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赐予美国的良机，2012年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的运转应该是这个能量本位制度成形的基础。
能量通货一旦与纸币通货体系成为一种并列的通货，就会在世界经济重组中发挥重大功效。根据我对2008年全球发电总量的估计，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超过了400ppm，也就是说大约每1ppm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应着1500亿美元的全球GDP。如果各国央行管理纸币通货体系的运转，那么也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制管理国际碳权利交易。美国目前正在加快建立全球温室气体的监测系统，设计商品进出口的碳权利管理系统，也公开了要通过碳关税等形式管理新的全球商品交易体系的战略意图。而目前，中国一些公司填报出口单据时已经要加填碳指标了，这应该是全球碳权利管理的前期筹备，传统的国际经济体系运转方式发生转型性变化已经为期不远了。
2.国内立法开道，国际上施压欧洲并求援中国。
奥巴马上任之后，其气候和能源改革的战略布局通过立法途径大刀阔斧的推进，这也反映了作为法学院毕业生和前议员的奥巴马的改革特色之一就是立法开道，这也是历届美国总统最有魄力和最有风险的改革手法。
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民主党在议会两院占有优势，立法开道有政党保障。其二，它说明奥巴马改革择选了从国内法到国际推广的路径，有国内立法作为衡平基准，奥巴马可以在全球推广中纵横捭阖、灵活应对。其三，危机时代，利用立法开道可以将气候和能源变革作为一种历史潮流，使其效果发挥尽致。从这个意义而言，奥巴马的气候和能源改革更追求前所未有的创新行动，并在两党辩论中不断妥协，以形成立法成果，这实际上使得奥巴马的气候和能源变革将更多地具有实用主义的内涵，而较少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这个大辩论之中，民主党的戈尔的激进的气候和能源主张和共和党的金里奇的固步化石能源的主张剧烈碰撞并得到精巧平衡，奥巴马团队坐享最大赢家，并可以成功地建立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这个法案从草案提出到在众院通过，只花了3个多月，速度惊人。美国的构想是先国内法再解决国际法的美国利益的创造，从而确保美国最高的利益。
这个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定了碳减排的目标，规定美国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83%，据此法案中制定了详细的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这就等于美国确定了与欧洲不同的2005年为基准减排年，由此改变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框架的基准—欧洲原定的基准年是1990年，借此美国正在把握全球气候和能源变革的体系架构图和时间表。以美国现在的国际攻势和压力，欧洲将最终同意美国将减排基准年推后到2005年。
通过这个法案，奥巴马政府已经修改了国际气候能源变革的主要规则和运转路线，如果美国成功完成这个立法，奥巴马就会在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提出代表美国最大利益的全球气候解决方案。
目前共和党以金里奇、巴顿为代表的议员和部分民主党议员对这个法案有不同看法，主要包括，其一，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等国气候和环保标准可否与美国同步。其二，这个法案是否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其三，这个法案会否影响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造成美国有关产业转移到能耗标准更低的国家。其四，美国如何分配排放配额更合理。其五，美国如何解决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其六，如何解决美国出口清洁能源技术等等。
为此，这个法案如获得参议院通过，有赖于两党和美国各有关利益集团的妥协和交易；有赖于奥巴马政府以碳排放指标免费对美国消费者的赠与，这实际上也是检验奥巴马对公众的政治行贿能力；有赖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目前美国迫切希望得到中国气候和能源变革的合作，这个合作我们不能夸大，但是有必要正视。
首先，美方希望中国明确表达一个没有拘束力的战略远景，就是坚持推进低碳经济到来，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第二，美方希望中国能用数字表达2020年以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措施。即建议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延续“十一五”的减排水平。第三，美国提出，哥本哈根协议虽没对中国提出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要求，但希望中国仍做出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第四，美国希望中国采取的减排行动要经得起验证和核实。美国目前实际上已在尝试建立新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卫星监测系统。第五，美国希望中国承诺当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履行与他们共同的义务。美国提出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护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中美互利的气候合作体制。
值此全球危机和美国众议院专门委员会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之际，无论是与美国国会打交道，还是在世界上推行变革，奥巴马的能源新政都需要中国帮忙。面对美方此时的求助，中方应该积极予以回复，具体问题上可以从容协商，同时也应该直接向美方提出技术转让的大清单，创造技术合作的巨大舞台，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塑国际协议制定的时代规则。由此应该加强中美多层次的气候和能源对话，消除隔阂、歧见，在开放中推动中国能源产业迎接全球能源变革的挑战。
八、抓住机遇，中国应该占领新能源变革的全球制高点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1月7日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二00八至二0一五年)》，到2015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将达到33亿吨以上，石油产量将达到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将达到1600亿立方米以上，地面抽采煤层气将达到100亿立方米。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将超过35亿吨，2008至2020年累计需求超过430亿吨；石油5亿吨，累计需求超过60亿吨；铁矿石13亿吨，累计需求超过160亿吨。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我认为自2009年到2015年的6年之中，中国GDP的总量至少需要增加15万亿元人民币。由此，以现有的中国发展速度，6年期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亿吨煤炭的消耗量。这也将使国际减排计划的大部分努力付之东流，必将成为全球减排的骨鲠咽喉，同样也可能引爆国际碳排放管理和气候和环境保护主义大战。由此，中国不但将成为碳排放的受害者，也将成为国际碳排放管理制裁的目标国。
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推进能源变革，中国这个能源消费总量就可以通过能源效率的改革获得约束。中国也可能以大约35亿吨年消耗煤炭为基数，辅之以其它清洁能源的消耗，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为了保持未来6年的增长，我们还可能创造性地降低煤炭消耗量以实现增长的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加快探索下一代的能源、下一代的能源的管理体系和下一代国际碳排放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建立新竞争力的核心。近30年来，全球经济改革的旗帜乃由中国高擎，但是，能源变革的旗帜却正在由发达国家竞举，未来能源变革的大旗不能仅属于奥巴马的美国，中国必须在其他国家适应能源变革之际速领航能源革命的创新方向，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制高点型的能源优胜发展战略。
以下是中国应该把握的新能源制高点的核心领域，通过这些关键领域的发展应该彻底颠覆中国的内需市场，充分利用纸币通货投放的国内外的巨大市场回旋余地，实现能源革命、技术革命、通货革命和资本市场革命的整合，推动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推进绿色建筑。
建筑能耗大约占了中国整个能耗的40%到50%，如把每年新建的10到15亿平方米的房屋更换为绿色建筑，相当于中国每年可以减少3亿到5亿吨的煤炭开采；如改建房屋大规模地使用绿色建材，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年有100亿到200亿平方米房屋的绿色建材内需市场，而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将直接拉动新兴的绿色建筑企业。如成功推动绿色建筑的转型，每年对GDP的贡献大约可达到1-4%之间，一、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有望保持10%左右的发展水平。
如果2050年前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中国现存550亿平方米的房屋改造为绿色建筑，将创造世界能源变革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将超过摩西出埃及的辉煌，而且，奥巴马奠定的任何能源变革都无法撼动中国绿色建筑创新王者贡献的历史地位。
为此，我建议加快确立2018年中国绿色建筑的中期发展规划和2030年的长期发展规划，同时2012年前应该尽快确立强制性推广绿色建筑的国家法律。绿色建筑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核心突破口，运转这个力量也是我们巨大的内需机遇，把握住这个战略机遇我们就拥有了立于能源革命不败之地的看家本领，不认识这个机会就会使中国的能源革命走弯路。
2.发展可再生能源。
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海洋人工岛综合发电，以可再生能源置换传统能源体系的运转。近几年，我国风电发展迅速，4万亿振兴计划尤其侧重了陆上风场的建设，这个战略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将我国电能的主要需求地－东部地区和风能的主要聚集地－海洋风场有机的结合起来。
中国有将近2万公里的海岸线，又毗邻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海上风能得天独厚，具有成为世界海上风能利用国的优越条件。为此中国应该加快投资15000-20000万亿人民币，用5-10年的时间，营建3000个左右近海人工岛，建造12000-15000台10-80兆瓦的高温超导发电机，这个发电比例相当于中国现有发电总量的50-70%，同时结合水下潮汐发电等综合管理和全球卫星导航、即时监控、近海电缆传输等系统建立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利用体系，改造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一举改变北能、西能东输的问题，由此，也应该尽快调整中国铁路、公路的布局体系和产业发展计划。为此，我认为应该确立2018年中国风电规划。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大力推进其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3.发展互动电网。
目前中国单项运转的电网大概每年损耗2000亿人民币，如果单项运转的电网、水网、气网，通过加载数字设备和新增其他的传感器设施变成互动网络，每年可以创造巨大的效应。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提高传统电网体系的能源效率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挑战，它将推动传统电网体系升级为信息化的水平，有可能造就一个与传统电网体系规模相当的创新架构。这将是一个比3G业务更加宏大的产业空间，比3G业务更能够推动内需体系发展的战略力量，这是一个比3G业务更应该迅速投入应用的国家创新业务。
倘若2009年就启动国家互动电网的改造，每年至少可拉升国民经济一到两个百分点。因此，互动电网改造应该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先头部队。 它可以重组从发电、输电、变电、用电，以及我们客户本身的能量管理控制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效益最大化，也可以造就世界上最大的传感器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智能电网“PRT” 产业。与此同时，我建议3-5年内，中国还应该营建10-20条超导电缆系统，此后可以在城市中心地带营建5万公里的超导电网解决配电网的升级问题，并逐步在10-20年内将我国的骨干电网更新为超导电网。
4.清洁煤技术的利用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特殊专利和发展权力。
改造以燃煤为主的生产方式应该成为目前中国能源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将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分期转型为煤的气化使用，实现世界上最大的煤能源体系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能源现代化最小的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清洁能源结构。
这个任务应该有三个重点：其一就是大力发展煤燃烧的直接洁净技术；其二就是煤大力发展转化为洁净燃料的技术；其三就是强制性发展从工业废气中捕获、储存二氧化碳并通过加氢还原来生产甲醇等化工再利用技术。
目前中国每年需要消耗27亿吨标准煤，如营建与国家电网同等重要的输气管网，煤炭将在产煤区直接气化，或将煤炭从生产区运载到水资源较好地区，甚至直接从海上通过海水的淡化技术整合尔后气化，然后输送到通达全国的输气管网。倘若我们每年推进一两亿吨煤气化的产业改进，10-20年之内，可将中国使用的煤炭大部分通过气化的方法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发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这样，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会通过煤气化路径获得重要的突破。
倘若我们实施这个以气化煤为核心的发展，将可以造就中国最强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它可以启动一个总投资需要5-8万亿的投资空间，带动5万亿以上的信贷扩张需要。由于中国煤炭产量具有每年提高4-7亿产量的能力，这也将修正全球能源的结构和需求。因此，气化煤的大型工程应该成为2009年中国能源改革的重要目标，它不但可以极大的扩大内需，而且可以减少中国的原油进口，把握住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能源价格体系。
5.发展太阳能技术。
中国在储能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太阳能电站建设方面我们也落后发达国家。但中国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二个高日照地区，具备发展大规模太阳能电站的条件，应该比欧洲营建的超级智能网选取的“撒哈拉沙漠”更有优势。
如果我们能够在青藏高原建立大规模的电站体系，那中国获取可再生能源的机会比其他国家领先得多，为此，建议中国选择青藏高原等多个地区加快营建太阳能特区，并同时确立太阳能技术立省、立市、立区和立家之策。太阳能技术利用具有巨大的转换空间，中国应确立成为太阳能大国的技术路线和技术体系。
6.发展电动交通技术，推进整个中国生产体系的智能化、互动化和节能化。
中国应该发展包括中低速的磁悬浮列车在内的电动车辆，其中可超越电动车阶段直接营建智能车辆网络。它包括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车辆基站和网络系统三部分。终端汽车应该逐步实现以工程塑料和碳纤维等材料取代钢铁材料，其它包括营建无限车辆管理网络、智能导航和智能交通系统、以传感器为主的防撞装置、雷达系统等智能车。我们城市交通应增加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的建设，北京在试点这个计划，现有高速列车系统也应逐步提高智能控制系统。中国的电动体系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车辆转型体系，对持续推动能源革命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中国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互动化和节能化。
7.发展生物燃料。
美国能源部实验室正在推进生物燃料的研制工作。生物燃料包括速生草类、藻类和废弃植物，需要解决与煤炭或汽柴油的配比利用使用。这个能量源虽然不可能取代矿物燃料，但是应该予以关注。
8.发展天然气水合物和其它未来能源利用的研究。
天然气水合物也叫可燃冰，2008年中国已成功采集了样品。可燃冰一般在深海和高原地区存在，1立方米的可燃冰相当于164立方米的常规天然气。如提炼技术过关，我们将获得世界上新的矿物能源。目前美日韩德等都有重大国家计划在推进研发，其中美国已经完成实验井的建设，我们应该加快这一新的矿物能源的研究。
结语：从新能源来看，在一二十年之内，我们应该以世界上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效率创建震撼世界的能源系统。而这个能源系统的更新会拉动国家许多产业走向创新化，所具备的巨大产业能力也可走向世界。
中国应该格外珍惜这个工业革命200年以来赐予我们的历史机会！为此，我建议中国应该加快确定2018年能源变革的规划和2030年能源发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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