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冰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与政治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程。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体制的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反映出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渐进的道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的先后提出，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改革战略的研究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其中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思路，都未能被实践所接受，转化成为政策的是以稳健务实风格见长的理论和对策选择。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滞后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并没有因此而滞后，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只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经济改革理论和转型经济学不同，前者是以指导和应用于改革实践为目的的规范性理论，后者则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做出科学解释的实证性理论。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趋势：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转型经济学与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基本上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题②。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核心”；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70年代末期，孙冶方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范围的扩大，改革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这虽然与传统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991年，吴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拖不决的局面。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实行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双向协同”。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之间的继承性，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果。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和“天才的解决办法”。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但是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的迷信的观点，依然引起了争论。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创造了条件。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区。一些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首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产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过去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20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述下来”。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①,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①。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撑。